二手时间[荐书联盟推荐]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全新力作

《人民日报》、央视《第一时间》、北京卫视《北京您早》、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总编辑时间》推荐

窦文涛、梁文道点评推荐

豆瓣特别受关注非虚构作品，评分9.2，上市不到两个月时间，累积近万人想读

新浪中国好书榜2016年2月榜、《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榜、《深圳商报》月度好书榜2016年1月榜领衔图书

瑞典笔会奖、莱比锡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

历时二十年采访，聚焦苏联解体后，再现转型时代普通人带血的历史

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辑、副台长吕宁思倾力翻译

《二手时间》是2015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著名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全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

S.A.阿列克谢耶维，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事件。著有《二手时间》《战争中没有女性》《锌制男孩》《切尔诺贝利的回忆》等。

曾获得包括瑞典笔会奖、德国莱比锡图书奖、法国“世界见证人”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在内的多项大奖。 2013年和2014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入围最终决选名单，2015年获奖。作品已经以43种语言在47个国家出版。

吕宁思，电视主持人和制作人、写作人和翻译人。现任凤凰卫视资讯台执行总编辑、副台长；南京大学客座教授，西华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凤凰卫视新闻总监手记》和《总编辑观天下》等。曾于三十年前翻译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2015年再版）。

她的复调写作，称为我们时代里苦难与勇气的一座纪念碑。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苏维埃人是存在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见到了他们……这部复调写作的杰作，混合了民众的声音、报道的谈话、电视的片段，每种声音都反映了某种真实。一种迷人的魅力就此显现……这本书像河流一样厚重、有力。

——《费加罗报》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杰作《二手时间》在试图滤去20世纪苏维埃人作为人类的特殊经历，然后质问我们：如果乌托邦引来了灾难，贪婪的资本主义模式把我们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破坏了环境，造成了精神的虚无，还留下什么路可以走？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来不只是写她的同胞。她关照的是我们所有人。

——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词

写别的民族的故事，需要厉害的作者。这种写作者少之又少。我们可以回想起那些光辉的报道，比如基塔·瑟伦利和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但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可能是描绘时代本身为成功的一位……在她用三十五年写就、几乎耗其一生的作品《乌托邦之声》中，她创造了一出关于20世纪超大乌托邦的神剧。这是一部独特作品。之前的“伤痕文学”从来没有把那个社会描绘得那样栩栩如生。

——瑞典《每日新闻》

参与者笔记

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街上的噪音和厨房里的谈话（1 9 9 1 —2 0 0 1 ）

红色装饰内的十个故事

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

兄弟和姐妹，刽子手、受害者和选民

耳语和呐喊……还有高兴

孤独的红色元帅和三天就被遗忘的革命

施舍的回忆和欲望的感觉

另一种圣经和另一种信徒

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

苦难中的甜味和俄罗斯精神的焦点

杀人者自称替天行道的时代

一面小红旗和斧头的微笑

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街上的噪音和厨房里的谈话（2 0 0 2 —2 0 1 2）

没有修饰的十个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玛格丽塔和阿布尔法兹

后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

与幸福很相似的孤独

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又为这个想法而恐惧

扎着辫子的老太婆和美丽的姑娘

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

生活就是婊子，白色小瓶中的一百克粉末

难以污名的死者和寂静无声的尘土

狡猾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另类生活

勇气和勇气之后

一个小人物的附录

译后记

1 9 9 1 年8 月1 9 日，我照例来到区党委。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各个楼层所有办公室的收音机都开着。女秘书告诉我，“一号”（第一书记）让我去他那儿一下。我过去了。“一号”的办公室开着电视机，音量很高，他一脸愁容，坐在收音机旁边，一会儿调到“自由电台”，一会儿调到“德国之声”和B B C ，有啥听啥。桌上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他对我说：“只有瓦连尼科夫让我尊敬，毕竟是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这时，第二书记和组织部长陆续进来了，我们开始谈话。“太恐怖了！会流血的。血流成河。”“不会所有人流血，但必须有人流血。”“早就该挽救苏联了。”“会堆尸如山啊。”“瞧吧，老戈玩砸了，终于有正常人出来了，将军登场掌权了。胡闹该结束了。”最后“一号”发话了，决定不开每天上午例行的工作会议，有什么可报告的？任何指令都无法执行了。当着我们的面，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你们有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接着谈戈尔巴乔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被逮捕了？结果呢，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戈尔巴乔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国去了，不然还有哪里可去啊？

我们就这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和电话旁边，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谁在掌握权力呢？大家都在焦急等待。实话告诉您，那时候我们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鲁晓夫被推翻时那样。又开始回忆往事……当然现在的谈话有了新主题——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都是小商小贩，但是他们不需要精神啊。我记得前几天遇到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个小伙子退役后直接就到我们区委了。当司机关系广路子多，他开心死了。但改革开始后，允许搞公司了，他就从机关离开去做生意。这样一来，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剃一个光头，穿皮夹克和成套的运动服。我明白那是他们这种人的标准服饰。他吹牛说他一天赚的钱超过区委第一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牛仔裤。他和别人合伙租用了一家普通洗衣店，在那里仿制名牌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工艺很简单（真是穷极智生）：把普通廉价牛仔裤扔进氯漂白剂溶液中，里面加上碎砖头，煮上几小时，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渍、图案，就成了抽象艺术。烘干后再贴上“西部牛仔”的标签就成了。我忽然间产生一个念头：如果一切都不变的话，这些个牛仔裤的“倒爷”很快就会来管理我们的，他们可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啊！会由他们来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工厂建在地下室里，产品就这样出货了！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我来说一百万和十个亿是一样的），还是国家杜马议员，在加那利群岛有一幢楼，在伦敦也有一幢楼。沙皇时代，在伦敦居住的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现在变成了这些人，我们的“新俄罗斯人”……牛仔裤、家具和巧克力大王，还有石油大亨。

晚上九点，“一号”再次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开会。地区克格勃局长报告形势，他谈到人们的情绪。按照他的话说，人民是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没有表现出愤怒，所有人都讨厌戈尔巴乔夫。除了盐巴，市面上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伏特加根本买不到。克格勃人员在整个城市奔走，到处记录人们的对话。人们一边排着队抢购，一边还在争吵：“政变了！国家会怎么样啊？”“你家里还能翻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空床了吧。还有伏特加。”“自由就是这样结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有谁还想嚼口香糖，还想抽万宝路香烟啊。”“早就应该这样啦！国家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是犹大！他想把祖国拿去换美元。”“看来要流血了。”“我们不可能不流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党，我们需要牛仔裤、漂亮的女内衣和香肠，而不是坦克。”“想要过好日子？去你的吧！别想了！”（沉默）

一句话，人民在等待，等着看我们怎么做。党委图书室的侦探小说到晚上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拿走了。（笑）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读列宁著作而不是侦探小说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还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发布会，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还在那儿为自己辩护：“戈尔巴乔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的眼睛都不敢跟人对视……看到他胆怯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这不是能够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们是侏儒，是平庸的党务官僚……靠他们哪儿能拯救国家！哪儿能拯救共产主义！他们谁都救不了……从电视屏幕上看，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的海洋！在火车总站和城外的火车站，人民都在涌向莫斯科。叶利钦站到了坦克上，向人们分发传单。“叶利钦！叶利钦！”人群像唱圣歌一样齐声高喊：“胜利了！”（她神经质地摩搓着台布的边缘）

这桌布就是中国产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商品。中国就是成功处理紧急状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哪儿？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曾经大喊 “叶利钦！叶利钦！”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他们以为我们将要生活在和美国德国一样的国家，其实是生活在哥伦比亚了。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人们背叛了它……一千五百万党员当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对方就有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了，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人，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早上看门人打扫院子时，收集到很多党证和共青团员证，用很大的玻璃纸袋装着交给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送到哪儿去？没有任何上级指示，上面没有信号，死一样的沉寂。（她陷入沉思）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一些人离开了，改变了他们的国籍；另一些人改变了信念和原则；第三种人改变了家里的东西，改变了东西的质量，把旧苏联的产品扔掉，所有都买进口货。“倒爷”啥都能整来：水壶、电话、家具、冰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散装零部件自己组装。“我有博世洗衣机。”“我买了西门子电视机。”人人谈论的都是松下、索尼、飞利浦……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人们在头脑中还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红本党证藏起来，用各种形式保存着。不久前，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从墙壁的夹层中找出列宁半身像给我看。他们都在保留着，以为说不定突然间又可以拿出来了。共产党一旦回来了，他们就会第一批戴上红色领结。（沉默）我的书桌上放着几百份退党声明，很快就当成垃圾运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烂。（她在桌上的文件夹中寻找什么东西）我保存了一两页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我，要我把它们送交博物馆。他们会来的……

1 9 9 1 年8 月1 9 日，我照例来到区党委。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各个楼层所有办公室的收音机都开着。女秘书告诉我，“一号”（第一书记）让我去他那儿一下。我过去了。“一号”的办公室开着电视机，音量很高，他一脸愁容，坐在收音机旁边，一会儿调到“自由电台”，一会儿调到“德国之声”和B B C ，有啥听啥。桌上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他对我说：“只有瓦连尼科夫让我尊敬，毕竟是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这时，第二书记和组织部长陆续进来了，我们开始谈话。“太恐怖了！会流血的。血流成河。”“不会所有人流血，但必须有人流血。”“早就该挽救苏联了。”“会堆尸如山啊。”“瞧吧，老戈玩砸了，终于有正常人出来了，将军登场掌权了。胡闹该结束了。”最后“一号”发话了，决定不开每天上午例行的工作会议，有什么可报告的？任何指令都无法执行了。当着我们的面，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你们有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接着谈戈尔巴乔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被逮捕了？结果呢，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戈尔巴乔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国去了，不然还有哪里可去啊？

我们就这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和电话旁边，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谁在掌握权力呢？大家都在焦急等待。实话告诉您，那时候我们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鲁晓夫被推翻时那样。又开始回忆往事……当然现在的谈话有了新主题——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都是小商小贩，但是他们不需要精神啊。我记得前几天遇到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个小伙子退役后直接就到我们区委了。当司机关系广路子多，他开心死了。但改革开始后，允许搞公司了，他就从机关离开去做生意。这样一来，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剃一个光头，穿皮夹克和成套的运动服。我明白那是他们这种人的标准服饰。他吹牛说他一天赚的钱超过区委第一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牛仔裤。他和别人合伙租用了一家普通洗衣店，在那里仿制名牌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工艺很简单（真是穷极智生）：把普通廉价牛仔裤扔进氯漂白剂溶液中，里面加上碎砖头，煮上几小时，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渍、图案，就成了抽象艺术。烘干后再贴上“西部牛仔”的标签就成了。我忽然间产生一个念头：如果一切都不变的话，这些个牛仔裤的“倒爷”很快就会来管理我们的，他们可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啊！会由他们来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工厂建在地下室里，产品就这样出货了！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我来说一百万和十个亿是一样的），还是国家杜马议员，在加那利群岛有一幢楼，在伦敦也有一幢楼。沙皇时代，在伦敦居住的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现在变成了这些人，我们的“新俄罗斯人”……牛仔裤、家具和巧克力大王，还有石油大亨。

晚上九点，“一号”再次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开会。地区克格勃局长报告形势，他谈到人们的情绪。按照他的话说，人民是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没有表现出愤怒，所有人都讨厌戈尔巴乔夫。除了盐巴，市面上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伏特加根本买不到。克格勃人员在整个城市奔走，到处记录人们的对话。人们一边排着队抢购，一边还在争吵：“政变了！国家会怎么样啊？”“你家里还能翻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空床了吧。还有伏特加。”“自由就是这样结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有谁还想嚼口香糖，还想抽万宝路香烟啊。”“早就应该这样啦！国家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是犹大！他想把祖国拿去换美元。”“看来要流血了。”“我们不可能不流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党，我们需要牛仔裤、漂亮的女内衣和香肠，而不是坦克。”“想要过好日子？去你的吧！别想了！”（沉默）

一句话，人民在等待，等着看我们怎么做。党委图书室的侦探小说到晚上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拿走了。（笑）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读列宁著作而不是侦探小说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还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发布会，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还在那儿为自己辩护：“戈尔巴乔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的眼睛都不敢跟人对视……看到他胆怯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这不是能够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们是侏儒，是平庸的党务官僚……靠他们哪儿能拯救国家！哪儿能拯救共产主义！他们谁都救不了……从电视屏幕上看，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的海洋！在火车总站和城外的火车站，人民都在涌向莫斯科。叶利钦站到了坦克上，向人们分发传单。“叶利钦！叶利钦！”人群像唱圣歌一样齐声高喊：“胜利了！”（她神经质地摩搓着台布的边缘）

这桌布就是中国产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商品。中国就是成功处理紧急状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哪儿？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曾经大喊 “叶利钦！叶利钦！”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他们以为我们将要生活在和美国德国一样的国家，其实是生活在哥伦比亚了。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人们背叛了它……一千五百万党员当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对方就有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了，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人，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早上看门人打扫院子时，收集到很多党证和共青团员证，用很大的玻璃纸袋装着交给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送到哪儿去？没有任何上级指示，上面没有信号，死一样的沉寂。（她陷入沉思）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一些人离开了，改变了他们的国籍；另一些人改变了信念和原则；第三种人改变了家里的东西，改变了东西的质量，把旧苏联的产品扔掉，所有都买进口货。“倒爷”啥都能整来：水壶、电话、家具、冰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散装零部件自己组装。“我有博世洗衣机。”“我买了西门子电视机。”人人谈论的都是松下、索尼、飞利浦……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人们在头脑中还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红本党证藏起来，用各种形式保存着。不久前，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从墙壁的夹层中找出列宁半身像给我看。他们都在保留着，以为说不定突然间又可以拿出来了。共产党一旦回来了，他们就会第一批戴上红色领结。（沉默）我的书桌上放着几百份退党声明，很快就当成垃圾运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烂。（她在桌上的文件夹中寻找什么东西）我保存了一两页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我，要我把它们送交博物馆。他们会来的……

……

参与者笔记

告别了苏联时代，我们也告别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我试图听到这出社会主义大戏所有参与者的真实讲述……

我们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个疯狂的计划：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实施了，这算是它唯一做过的事情。七十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一种另类的人：苏维埃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剧的人物，另一些人把他们称为“苏联分子”。我觉得我懂得这种人，熟悉这种人，我和他们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就是我自己，是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父母。几年来，我为此游历了整个前苏联地区，因为苏维埃人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土库曼人、乌克兰人、哈萨克人……现在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和其他人类混淆。在芸芸众生中，你会立刻发现我们这类人！我们这类人，全都有社会主义基因，彼此相同，与其他人类不一样。我们有自己的词汇，有自己的善恶观，有自己的英雄和烈士。我们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我写过的故事中，这些词汇常常萦绕于耳：枪毙、屠杀、消灭、抹去，或者一些苏联特有的消失方式：逮捕、剥夺十年通信权、放逐。如果我们还记得，不久前有几百万人被杀戮，人的生命又价值几何？我们是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种族，一切都来自于那个被称为古拉格的地方和那场恐怖的战争，还有集体化、没收剥夺、大迁徙……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曾经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那时我们很少谈论。而今，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的生活开始被所有人关切，它曾经是怎样一回事并不重要，只因为它曾是我们的生活。我写这本书，是希望通过一点一滴，通过一鳞半爪，发现家的故事，寻找社会主义的内核，比如社会主义在人的灵魂中究竟是怎样的。我总是被狭小的空间所吸引，一个人的空间，只有一个人。实际上，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发生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书中有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而不是普通苏联人民和平凡的苏维埃人物传记？其实说到底，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要么是出于爱，要么是由于年老，甚至只是为了兴趣，想要解开死亡之谜……我找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执着于理想，将理想深深根植于自己内心，决不妥协——国家成了他们的宇宙，取代了他们的一切，甚至生命。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幸福，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人类其实都愿意单纯地生活，哪怕没有伟大的思想；但这在俄罗斯生命中却从来没有过，俄罗斯文学也从不是这样的。举世皆知我们是战斗民族，要么打仗，要么准备打仗，从来没有其他生活。我们的战争心理由此形成，就是在和平生活中，也是一切都按战争的思维。听到密集的鼓点，看到挥舞的旗帜，心脏就快要跳出胸口……人们不仅不会在意自己的奴性，反而甚至会钟爱自己的奴性。我还记得：放学后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去开垦荒地，我们鄙视那些不去的同学。我们会为了自己没有参加过革命、没有经历过战争，而难过得哭出来。回首往事，难道我们真的这样过？我真的曾是这样？我和我的主人公们一起回忆。他们当中有些人说：“只有苏联人能够理解苏联人。”我们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共产主义记忆的人，因为同样的记忆而惺惺相惜。

父亲曾经回忆说，他自己是在加加林飞上太空之后信仰共产主义的。我们第一个进入了宇宙！我们无所不能！爸爸和妈妈也是这样培养我们的。我也曾是十月党人，佩戴着一个十月革命徽章，先是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而绝望，是后来才出现的。

……

人们阅读报纸杂志，沉默不语。扑面而来的是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怎么能如此生活？许多人把真相视为敌人，也把自由视为敌人。我的一位朋友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虽然我们每天看到他们，但哪怕天天见面，对于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对于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却居然敢于去教诲他们。一旦我们知道了一切，一定会感到震惊。”我与他经常坐在我家厨房讨论，还跟他争论。这是在1 9 9 1 年……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我们都深信明天，明天自由一定会来临。一切都是从虚无开始，从我们的愿望开始。

……

是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曾经十分幸福，但那时候的天真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那时觉得，选择已经做出，苏联共产主义毫无希望地完败。一切才刚刚开始……

二十年过去了。“别拿社会主义吓唬我们。”现在的孩子们这样对父母说。

在与一个熟悉的大学老师谈话时，他对我说：“九十年代末，学生们个个笑逐颜开。在我回忆苏联的时候，他们都坚信一个崭新的未来已经在自己眼前开启。但今天情况又不同了……如今的学生们已经领教和体验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不平等、贫困、厚颜无耻地炫富。他们清楚地看到自己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从一个被掠夺的国家那里，父母们一无所得。于是学生们的情绪激进，梦想进行革命。他们穿红色T 恤，上面绘有列宁和切·格瓦拉的画像。”

社会上又出现了对苏联的向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十九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一半认为斯大林是“最伟大的政治人物”。苏联的一切又都成了时尚。例如“苏维埃餐厅”，里面满是苏联称呼和苏联菜名。还有“苏维埃糖果”和“苏维埃香肠”，从味道到口感都是我们从童年起就熟悉的。更不用说“苏维埃伏特加”了。电视上有几十个节目，互联网上也有几十个“苏联”怀旧网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从索洛夫卡到马加丹，居然都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广告词上承诺说游人将会得到充分的劳改营体验，会发给你劳改犯的服装和干活用的锄头，还向游人展示经过翻修的劳改犯居住区，最后会组织游客在劳改营钓鱼……

老式的思想再次复活：关于伟大帝国，关于“铁腕”，关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苏联国歌回来了，共青团之歌还在，只是改名为《我们之歌》，执政党就是复制版的苏联共产党。总统大权在握，如同当年的总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东正教……

在1 9 1 7 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就曾写道：“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对于艺术家来说，街垒是个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陷阱。它会使视力恶化，瞳孔变窄，使世界失去色彩。那里只有黑与白，从那里分辨不出人形，只能看到一个黑点，一个目标。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街垒上面，我也想离开那里，学会享受生活，让自己恢复正常视力。但是，数万人再次走上了街头，手携着手。他们在外套上挂着白丝带，那是复兴的符号，光明的象征。我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在大街上，我遇到了身穿印有铁锤镰刀和列宁肖像T 恤衫的年轻人。但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