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从供给侧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即从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转为市场制度主导经济发展；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调整，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本书阐述了对供给侧改革的深入理解，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背景，提供了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方法，描绘了从制度、管理和政策层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手段。是理解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必备读物。

本书重点探讨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思路和对策。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并非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改革体系。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需要将理论、实践和政策相结合。本书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将供给侧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供给侧改革涉及供给主体、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存量调整和培育增量等，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发挥企业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同时兼任多个学术团体职务，被多个地方政府聘为顾问。博士研究生期间师从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期间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

“正确的方针，应当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供给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供给侧发力正在成为当前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仍继续存在，但总的看来，形势正在好转，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供给侧改革正是要从供给侧入手，抓住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摸清情况是前提，明确目的是基础，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实际上是强调改革方案一定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明明白白写清楚政府和各相关部门要做什么，如果没做到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各项改革措施有力、有效、有持续性。”
——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前 言
第一章 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
一、理解供给侧改革的几个要点
（一）供给侧改革的含义 /
（二）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
（三）供给侧改革的特点 /
（四）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
（五）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
二、避免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解 /
三、供给侧改革包含结构性改革 /
四、供给侧改革要利用供给侧力量 /
（一）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企业的活力 /
（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三）资本积累和资本运用效率 /
（四）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 /
（五）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
（六）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
五、供给侧改革有经济学方法论基础 /
六、供给侧分析框架与需求侧分析框架形成鲜明对比 /
（一）需求侧分析框架 /
（二）供给侧分析框架 /
小结 /
第二章 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
一、供给侧改革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 /
（一）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递减 /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 /
二、供给侧改革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 /
（一）中国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 /
（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的阵痛表现 /
（三）推进结构调整、应对结构调整阵痛要靠供给侧改革 /
三、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 /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是吻合的 /
（二）解决各种问题的出路唯有改革 /
（三）正视推进全面改革的新挑战 /
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一）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二）提高各主体的供给能力是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前提 /
（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决定一国的竞争力 /
五、供给侧改革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一）供给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久远 /
（二）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经济学理论 /
六、供给侧改革有丰富的国内外实践经验 /
（一）美国、英国的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实践经验 /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
（三）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
小结 /
第三章 反思需求管理政策 /
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
（一）“三驾马车”是什么 /
（二）“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
（三）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
二、“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
（一）“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问题 /
（二）用“五个相结合”弥补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
（三）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
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投资依赖症” /
（一）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经济会带来“投资依赖症” /
（二）中国已出现明显的“投资依赖症” /
（三）从根源入手摆脱“投资依赖症” /
四、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低效增长症” /
（一）不可忽视的“低效增长症” /
（二）“低效增长症”的主要表现 /
（三）痛下决心加快治理“低效增长症” /
五、需求管理政策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 /
（一）资源环境形势日趋严峻 /
（二）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 /
（三）资源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 /
六、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经济泡沫 /
（一）投资拉动带来了经济泡沫的累积 /
（二）正视经济泡沫累积带来的风险 /
小结 /
第四章 从供给侧寻找新动力 /
一、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体系 /
（一）一般性动力 /
（二）特殊性动力 /
二、供给侧“三大发动机”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
（一）用“三大发动机”取代“三驾马车” /
（二）“三大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
（三）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 /
（四）从两个层面实现增长动力转型 /
（五）转型要依靠“三大发动机” /
三、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 /
（一）改革是最重要的动力 /
（二）改革释放红利的机制 /
（三）改革通过多种途径释放红利 /
四、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 /
（一）“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结构优化释放生产力的机制 /
（三）中国还有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
五、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一）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 /
（二）要素升级既重要又紧迫 /
（三）要素升级面临的障碍 /
（四）推进要素升级要采取综合对策 /
六、通过创新驱动寻找新动力 /
（一）创新驱动刻不容缓 /
（二）创新驱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
（三）创新驱动要靠改革 /
（四）创新驱动关键靠人 /
（五）创新驱动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
七、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一）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源性因素 /
（二）思想通过各主体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 /
（三）开启“第三次思想解放” /
小结 /
第五章 推进供给侧改革 /
一、供给侧改革三十六策 /
（一）六大主体对策 /
（二）六大要素投入对策 /
（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一——四大制度变革对策 /
（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二——四大结构优化对策 /
（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策之三——四大要素升级对策 /
（六）六大存量调整对策 /
（七）六大增量培育对策 /
二、在全面改革基础上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
（一）推进全面改革 /
（二）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 /
（三）2016年的重点改革领域 /
三、推进改革本身的创新 /
（一）改革要有新观念 /
（二）改革要有新理论 /
（三）改革要有新策略 /
（四）改革要有新突破口 /
（五）改革要有新招数 /
四、推进全面创新 /
（一）为何要推进全面创新 /
（二）如何推进全面创新 /
小结 /
第六章 做好供给管理 /
一、调整存量：“去产能”是重中之重 /
（一）中央经济工作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 /
（二）“三去”是一场存量革命 /
（三）“三去一降一补”可扩展为“六去” /
（四）去产能是重中之重 /
（五）“去超建”同样刻不容缓 /
二、培育增量：重点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
（一）培育增量的重点内容 /
（二）产业转型升级是供给管理的重点 /
（三）从“供给侧”寻找发展动力：以汽车业为例 /
（四）做好煤炭主产区的转型升级工作 /
（五）推进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 /
三、降成本：应对“高成本时代”带来的挑战 /
（一）“高成本时代”悄然来临 /
（二）企业“高成本”之困 /
（三）应对“高成本时代”的挑战 /
四、补短板：重点补好生态和农村贫困短板 /
（一）补好生态短板 /
（二）补好农村贫困短板 /
五、配套政策：十方面工作重点转变和五大政策支柱 /
（一）十方面工作重点转变 /
（二）五大政策支柱 /
六、地方对策：地方政府如何做好供给管理 /
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反思需求管理政策
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三大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三驾马车”是什么
首先，“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总额。GDP核算有生产法或部门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生产法核算公式：GDP＝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核算公式：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或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支出法核算公式：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或GDP＝最终消费支出（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含政府投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即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之和。
其次，“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需求侧因素。准确地说，消费、投资和出口应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最后，“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短期因素。“三驾马车”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凯恩斯理论主要分析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也说了，“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 the long run，we are all dead），所以他不太关心长期问题。事实上，拉动“三驾马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等）也都是从短期考虑的，即主要解决短期的就业创造、GDP增长等问题。
（二）“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第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三驾马车”主要是结果，而非原因：消费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个人收入，个人收入形成消费；需求意义上的投资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变成投资；出口也是由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形成的。有了好的就业、收入和保障后，消费无须多虑；有了较高的利润、产权保障和投资机会后，企业投资自会进行；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出口就不难。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一定来自于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及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只有将制度理顺和技术进步后，各经济主体自会积极行为，竞争力自会提升，收入、利润等自会相应增加，“三驾马车”也会自动前行。也就是说，“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好的制度、人的积极行为和技术进步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第二，“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动力。“三驾马车”虽然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刺激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一紧缩，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而且，由于“三驾马车”容易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在短期增长后需要消化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的中长期动力只能来自于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只能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如产业转型升级）等。
第三，“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独立动力。“三驾马车”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比如，消费的扩大依赖于消费税收、消费信贷、家电下乡等政策，投资的增加依赖于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出口的提升依赖于出口退税等政策。事实上，各国在经济危机或经济下行时期，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三驾马车”就动不起来。
（三）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由于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供给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见效，并且主要依靠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三驾马车”则可立竿见影，并且政府大有可为，所以政府常常将本来是非常时期的刺激政策当作常规政策来用，而且会形成很大的依赖，以致欲罢不能。
但是，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如下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一是强化了GDP导向。“三驾马车”本来就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拉动“三驾马车”的政策无疑都是冲着增加GDP去的。而社会需求是多元的，且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社会公平和幸福指数等，因而过分依赖“三驾马车”会使政府和社会掉入“GDP增长至上”的陷阱。
二是固化了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主体应是企业和创业者，政府主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但由于“三驾马车”发挥作用对政府政策有很大的依赖，如果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则必然固化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必然会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而非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压力。
四是容易形成经济泡沫。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采取超发货币、放松信贷、影子银行、发行债券和增加投资等手段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会对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造城运动”和开发区建设等情有独钟，最后形成经济泡沫。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发展需求侧的短期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时期的重要政策选择，但一定要认清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长期动力，过度依赖它会有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正确的选择应是：让其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的特殊时期发挥应有的应急作用和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一旦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就要及时摆脱对它的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二、“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一）“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问题
一是过分强调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大需求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的供给不是狭隘的产品供给，而是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力量，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升级甚至制度创新等。许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动不动就是“三驾马车”，我们不能说这么做完全不对，但存在明显的缺陷。
二是过分强调短期的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短、中、长期相结合的，短期趋势是建立在中长期趋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清楚了，则不必太在意短期的趋势，“管你短期东南西北风，我自气定神闲”。如果只关注短期数据，我们就会随着波浪起舞，其结果是晕头转向，不知东西。
三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运用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四是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在2008年以来的反危机过程中，政府明显运用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危机来了，经济增长下滑了，失业率增加了，就开始强调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建设、大规模印钞票来实现稳增长目的。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方面经济快速复苏和反弹，效果立竿见影；另一方面经济开始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银行坏账、债务负担、产能过剩和市场化倒退等。
五是过分强调宏观总量的分析，相对忽视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总量是个体的总和，只有看清了大多数个体的行为状态，才能科学地把握宏观态势。
（二）用“五个相结合”弥补需求管理理论的缺陷
当然，凯恩斯理论不是一无是处，但我们一定要看清其内在缺陷，有针对性地弥补其缺陷，努力做到如下“五个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形势和展望未来。
第一，将供给和需求相结合。除了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外，还要重视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新增长点形成和制度创新等供给侧因素的作用。
第二，将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不仅要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而且要分析未来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必须先把未来3～5年的大趋势看明白，才能更好地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
第三，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相结合。要善于运用多学科的思维来分析和观察现实、预测未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存在相交叉的地带，比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和推进绿色发展等，就是两种因素相交叉的领域。
第四，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相结合。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使政府和市场职责分明，各得其所。属于市场职责范围的就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领域则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第五，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一定要找到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所谓微观基础，就是来自企业和个人的行为选择。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要通过引导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行为来发挥作用。
（三）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人们对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分析经济增长（如GDP增长）时，三大需求或所谓“三驾马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成为主要工具或视角，而供给侧因素或供给侧力量则较少考虑。其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需求管理理论契合了政府的需要。需求管理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干预工具，因而为各国政府所喜爱。而且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为使用者带来了权力，也带来了直接利益，一旦用上就很容易上瘾，难以摆脱。
二是需求数据容易获得，较方便做研究。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清晰，衡量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统计数据较容易获得，为政府和研究者所喜爱。而供给侧因素则相反，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争议也较大，评价指标体系不明确，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而被很多人所忽视。
三是教科书上的供给定义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既然供给只是生产者的商品供给，那么在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生产产能常常过剩的情况下，增加供给似乎已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或制约因素，只要考虑需求拉动就可以了。而实际上，商品供给只是广义供给因素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形态，远不能代表供给侧因素本身，新需求是要靠新供给来创造的，供给才是原动力。同时还要认识到，不好统计的因素常常是更本质的因素。
三、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投资依赖症”
（一）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经济会带来“投资依赖症”
投资是需求管理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中国经济近年来最为倚重的马车，而过分倚重投资拉动经济会带来“投资依赖症”。
近年来，中国经济对投资甚为纠结。一方面，必须对过去多年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偿还压力、资产价格泡沫、资源环境问题等进行处理，以致对继续高投资心存戒惧；另一方面，为了稳增长、保就业、控风险，又必须依赖投资。明明知道高投资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大，但又不得不依靠它，呈现出“投资依赖症”（或“投资饥渴症”）的某些特征。
依赖症本是医学概念，其原意是指病人为了获得某种身体和心理效果，对某种药物或行为存在依赖性渴求，以致成瘾成病。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作为生产投入的基本手段，作为政府调控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最关键的是，投资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一旦形成某种格局，就存在“路径依赖”。不论是从其重要性来看，还是从其权益属性来看，投资都容易出现“投资依赖症”。
对投资的作用和“投资依赖症”，不同学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派观点认为，投资不是消费必须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不存在“投资依赖症”，其代表人物是林毅夫等；另一派观点认为，过度投资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很多，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正确动力；还有一派观点认为，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不是来自需求侧的投资和消费，而是来自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有些争论是因为对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投资有不同类型：既有需求侧的投资（投资需求），也有供给侧的投资（投资行为、投资资金）；既有政府投资，也有社会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既有理性投资，也有非理性投资。这种划分可以澄清很多争论。例如林毅夫侧重从供给角度理解投资，他认为，经济增长本质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必须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以投资为载体；消费很重要，但消费必须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能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现在发生危机的国家多是过度消费造成的，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投资过多而造成危机的国家。但批评者多是从投资需求角度批评林毅夫的，当然林毅夫本人也没有分清“需求侧投资”和“供给侧投资”。
这里不拟对这些争论进行深入分析，只是想由此引出对“投资依赖症”的较准确理解。本书的“投资依赖症”是指经济对投资需求、政府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的过度依赖。
投资需求是指整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对投资品的需求，是中间性、生产性需求（与消费需求作为最终性需求相对应），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决定，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额之和，财政收支、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是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政策变量。而供给侧的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得经济效益而垫付货币或其他资源用于某项事业的经济活动，由收入水平、储蓄率和投资率等决定。
“投资依赖症”主要指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依赖，具体表现为对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业投资需求的依赖，进而表现为对促进这些投资的财税货币政策的依赖。从投资主体分类，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社会投资由于受预算和投资责任的约束，依赖症的表现程度有限，所以“投资依赖症”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投资还可分为理性投资和非理性投资，理性投资因受预算和投资责任约束而难以表现为病症，而非理性投资则因为“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追求短期效果而成为“投资依赖症”的主要表现形式。
（二）中国已出现明显的“投资依赖症”
中国已出现了较明显的 “投资依赖症”，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投资需求过多，投资率持续超过警戒线。从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来看，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一般在20%左右，新兴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率在40%左右。如果投资率长期维持在50%（警戒线）以上，则意味着经济增长对投资过度依赖。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率基本正常，如1995年、1996年、1998年、1999年的投资率分别为33.4%、34.7%、35.8%、36.6%。进入21世纪后投资率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62.3%，2009年达到66%，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五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警戒线。
其次，政府投资的比重偏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金三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上升，从1992年的27.8%上升到2005年的28.5%；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从1992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5%；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居民购房的快速增长，居民投资占GDP比重也呈上升势头，从1992年的6.7%上升到2005年的9.2%。2005年中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0.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成为中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最后，非理性投资较多。非理性投资是指“预算软约束”、缺乏投资责任约束的投资和追求投机效果的投资，没有准确的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反映在负债上），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大致符合此标准，故以此大致代替说明。据审计，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7.9万亿元，截至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达到37.23%。201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36 528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86 013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致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
（三）从根源入手摆脱“投资依赖症”
“投资依赖症”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缺乏约束的投资主体和赶超发展的意识。在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下，在投资缺乏预算硬约束、投资失败责任缺乏追究的机制下，在赶超意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政府及其干部、企业及其管理者为了追求政绩和业绩，不计后果和可持续性，疯狂地进行各种投资，以实现自身的目的。
“投资依赖症”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如造成产能过剩、增加债务负担、推动通货膨胀、引发金融风险、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加“寻租”机会以及扩大贫富差距等。
解决“投资依赖症”的根本出路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树立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市场的观念，放弃赶超发展意识和GDP崇拜，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全面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硬化政府和国企投资的预算约束，强化投资责任追究。总之，要主要依靠供给侧改革的效率提高而不是粗放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
四、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低效增长症”
（一）不可忽视的“低效增长症”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不多见。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需求管理政策和大规模投入带来的，或者说主要表现为粗放增长，经济运行的效率并不高。正因为如此，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新一届中央领导更是反复强调要追求有效率、有效益、没有水分的增长。但低效增长问题已积重难返，需要深入研究，找出其病根，并持续做出改革和转型等努力，才能逐步解决。
按照生产函数和增长经济学理论，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可通过两大基本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劳动、资金、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则是我近年来反复强调的经济增长供给侧 “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含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等）。同时，政府也可以从需求侧入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来加快经济增长。如果从经济效率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分类，可将经济增长分为低效增长和高效增长。一般来说，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常常表现为低效增长，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拉动的增长常常表现为高效增长。
低效增长是经济增长中的一种现象，不是所有的低效增长都有低效增长症。之所以成为低效增长症，主要是由于制度和体制的原因，使得低效增长持续时间过长，进而带来很多后遗症，如资源能源消耗多、环境破坏严重、资金利用效率低等。低效增长既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 （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也表现在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偏低。衡量低效增长的指标很多，如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用水量）、单位GDP地耗（建设用地）、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和资金利润率等。
客观来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完全是低效增长，其中部分增长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1978～1998年间，劳动力转移（结构优化的表现之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1%。
（二）“低效增长症”的主要表现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低效增长或粗放增长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我国现有统计系统对经济效率的指标统计还很不健全，仅从现有有限的效率指标来看，虽然近年来一些效率指标有所改善，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更是有不小的距离。
能耗过多。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提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年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 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 000元GDP。
地耗过多。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5年保持增长。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2013年据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介绍，上海市全市建设用地的产出率大概是纽约的1／29、香港的1／14。“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最高，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是200亿元，而中国台湾的新竹则是513亿元。”
投资效率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

自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改革”后，此词很快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词。这绝非偶然，因为它挠到了中国经济的“痒痒”，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全社会对深化改革的热切期盼。
（一）
推进供给侧改革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不可低估。
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是故意造新词，没有多大意义，其实不然。确实，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新词，但供给、供给侧（SupplySide，供给边或供给端）问题、供给管理并非新词。需求是自然存在的，供给是需要人为努力的，需求往往与政府政策相连，供给侧与制度关系密切。将供给侧与改革连接在一起就具有了新的独特意义：从供给侧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即从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转为市场制度主导经济发展；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调整，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这种体制、模式和动力的变化，其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有可能探出一条新路。放眼全球，各国仍在迷恋需求管理政策。美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直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深陷其中，以致近期退出障碍重重。日本的所谓“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印钞经济学，最近更是将利率降为负利率，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带来了新的麻烦。欧盟主要国家也是频繁运用发债、低利率、放宽信贷等需求管理政策，近期的欧洲资本市场也做出了无力的回答。许多新兴经济体大多还没有摆脱“吃资源”的老套路，以致大宗商品价格一下跌就陷入困境。当然，美国、德国和韩国等近年来在放松管制、反对垄断、减轻企业负担、发展信息技术、发展新能源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推进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培育新兴产业等供给侧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新亮点。在此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若能尽快摆脱对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赖，在供给侧改革方面探出一条新路，则不仅会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闯出新天地，而且会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新贡献。
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是自信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每当遇到经济下滑，我们大都采取了需求管理政策。其中，自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尤为典型。客观来说，以4万亿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达到了短期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也带来了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和企业高负债、影子银行过度发展、银行不良资产累积、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用需求管理政策维持高增长并掩盖、拖延和累积问题，还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容忍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面对并解决多年累积的存量问题、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显然，我们选择了后者。选择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我们准备承受阵痛、壮士断腕、除旧布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自信的表现，也是有长远眼光的表现。
中国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拟推进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生态改革、党建改革、军队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除了促改革外，我们还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保民生、建生态、反腐败等多重任务。在多重任务中，在各项改革中，针对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有必要推进一些精准改革，即那些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能缓解当前紧迫问题和矛盾的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精准改革，因为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化解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时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只有通过供给侧精准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未来的健康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二）
我对供给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
记得小时候就无意中关注过供给侧问题，知道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也就是需求）很多，需求好像无须人教，不成问题，但要得到想要的东西必须有钱，钱必须去赚，赚钱必须有本事，要有本事就必须去读书或学艺，而这正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供给侧问题。
读大学后开始关注“三农”问题，最初研究农业问题，随后研究农村问题，后来聚焦农民问题。在思考农民问题时，一方面要考虑保障农民的各种权益（即需求侧问题），另一方面要考虑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竞争力（即供给侧问题）。
2006年我公开发表的《加大供给政策推进力度》一文实际上是在2001年写作完成的。当时中国经济开启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学界出现了经济是主要由内需拉动还是应更多地发挥企业作用的争论。受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吴敬琏老师一篇文章的启发，写作了《加大供给政策推进力度》一文。此文提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必须充分认识供给和供给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加强供给政策的推进力度”“供给是指所有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给因素或供给力量（广义供给），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如企业和个人等）、生产要素（如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结构变动（如工业化和城市化）和制度创新等”。
2009年在需求管理政策大行其道之时，我发表了《保增长不能忽视多方面供给力量的作用》一文，文章提出：“当前，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内各界正在为保增长而不懈努力。以往我们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三大需求是重要视角，供给侧因素则较少考虑。而供给是与需求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所有能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给力量，包括经济活动主体、生产要素、结构变动和制度创新等。目前阶段我国保增长不仅要重视需求侧力量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要重视供给侧力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2012年在政府再次强调用需求管理政策实现稳增长时，我发表了《供给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文。文章提出：“需求拉动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限制，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因此，稳增长应逐步摆脱对需求政策的依赖，更多地发挥供给政策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主要强调需求管理和需求政策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许多人分析宏观形势和提出宏观政策建议，言必称凯恩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消费拉不动就使劲地拉动投资。其实，供给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供给政策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但国内有效需求最终取决于各主体的供给能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供给能力决定一国的竞争力，不要低估供给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2012年以来，我在上百篇文章和采访中反复论证和强调：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只是GDP支出法核算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只是需求侧的短期动力，只是多种动力中的一种，只是经济下行或经济危机时期用以抚平经济波动的非常举措，不能作为常规性政策使用。若非要当常规性政策使用，必将带来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债务负担增加、金融风险加剧、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副作用和后遗症。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必须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我提出了供给侧“三大发动机”的新概念。“三大发动机”包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正好对应着新一届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三个方面。其中，制度变革是指改革，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和信息化等。“三大发动机”是通过效率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因而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
之所以长期以来反复论证和强调供给侧动力，与我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理解有关。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和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例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亚当？斯密（A？Smith，1776）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师从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学了多年的发展经济学，发现发展经济学家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例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我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学了多年的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发现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家也多是从事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一书，提出了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人本发展理论主要体现了供给侧改革思想。人本发展理论是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满足人可以说是需求侧的，其余都是供给侧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属于供给侧；制度、资源或生产要素、分工（对应着我提出的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影响人行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手段。
（四）
本书重点探讨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思路和对策。
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并非单项改革，而是一个改革体系。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需要将理论、实践和政策相结合。尽管有关供给理论、供给管理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供给侧改革才刚刚破题，改什么、怎么改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本书拟在这方面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本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重点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涵义、实质、特点、内容和着力点，提出了对供给侧改革可能形成的误解，探讨了供给侧改革与结构性改革、供给侧力量的关系，从经济学的顶层分析方法中找到供给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对供给侧分析框架与需求侧分析框架进行了对比分析。
第二章“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从六个方面讨论了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和意义，得出：供给侧改革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基本手段，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供给侧改革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有丰富的国内外实践经验。
第三章“反思需求管理政策”，首先分析了“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然后分析了“三驾马车”需求管理理论的五大缺陷，最后从四个方面得出供给管理政策带来的后果：带来了“投资依赖症”，带来了“低效增长症”，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带来了经济泡沫。
第四章“从供给侧寻找新动力”，在分析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包含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在内的动力体系基础上，分别从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三个方面，得出供给侧“三大发动机”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还从通过创新驱动寻找新动力、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两个方面分析了供给侧的新动力。
第五章“推进供给侧改革”，主要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对策，包括供给侧改革三十六策、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改革本身的创新和推进全面创新等。
第六章“做好供给管理”，按照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方面做好供给管理。从调整存量来看，“去产能”是重中之重；从培育增量来看，重点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补短板重点是补好生态和农村贫困短板。同时，还不能忽视“去超建”。
本书的创新点体现在：①区分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管理、供给政策和供给侧力量等概念，提出供给侧改革涉及供给主体、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及其影响因素、存量调整和培育增量等，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发挥企业的作用、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②摆脱“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束缚，从整个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学基本原理厘清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将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超发，促私有化、促公平竞争、促企业家精神、促技术创新；③将供给侧改革纳入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之中，全面对比了供给侧分析框架和需求侧分析框架，提出了长期总需求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了影响供给侧改革的所有因素，区分了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将环境、企业家才能和政府管理也纳入生产要素之中；④将供给侧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义，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⑤对“三驾马车”是什么、不是什么、副作用和后遗症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投资依赖症”“增长低效症”等新概念；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提出了供给侧“三大发动机”理论，指出要从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个方面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⑦根据前述理论框架和中国实际，提出了推进供给侧改革的36条对策，强调要对改革也进行创新——创新改革理念、创新改革理论、创新改革策略、创新改革突破口、创新改革招数；⑧指出供给管理除了“三去一降一补”之外，还要加上“去超建”（去基础设施领域的超前建设、超大建设、超量建设和超标建设）等。
本书思想得以形成并得以及时出版，必须感谢张培刚、吴敬琏两位导师的培养和指导，必须感谢高世楫研究员的帮助和支持，必须感谢我的妻子林雨和女儿李欣霖的理解和支持，必须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编辑的高效和负责，必须感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参考报》《环球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北京日报》等报纸，以及《半月谈》《时事报告》《紫光阁》《改革》《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发展观察》和《中国经济报告》等杂志记者和编辑的辛勤劳动。但文章则由我全部负责。
由于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宏大且较新的领域，现有研究无疑还存在很多欠缺和问题，如理论分析比较粗糙、有些地方逻辑不够严密、对现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分析不够、对策研究比较薄弱、数据没有及时更新、文字不够精准等。这些欠缺和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努力予以弥补和解决，也有待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李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