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时代慢思考

1.曹林的作品是客观冷静观察中国现实的窗口，从这里走进真实的中国。
2.聚焦曹林，聚焦这个时代！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委、知名时事评论员，在国内数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多家电台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客座讲授新闻评论课程。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国内知名新闻媒体大奖。作品以尖锐、理性、客观和视角独到见长，代表作为畅销时评写作参考书《时评十讲》、时评著作《不与流行为伍》等。

慢不是速度，是有品。祝“吐槽青年”的评论之路越走越“慢”。
——网络大V“巴松狼王”、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杜少中

当下评论和评论者不少，有思想、合逻辑、语言好且年轻的很少，曹林其人其论应当是很少中的一位佼佼者。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尤其喜欢本书中的教育评论。我很担忧未来年轻人中理性思考和评论者愈来愈少，曹林及他的评论让我少了一点忧。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

浮躁世事，过眼烟云，曹林和他的慢评论，才是对世界的最长情。
——《潇湘晨报》前副总编辑、知名评论员杨耕身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快有快的好处，慢也有慢的价值。否则，人没有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思考没有了，评论还有什么意义？《快时代的慢评论》的背后，正是新闻评论的价值追求和战略定力。
——人民日报评论部专栏编辑室主编范正伟

第一辑 这些年听过的雷人雷语 /
官员的雷人雷语是中国舆论场中的一朵奇葩，所以雷，在于其反常识、反理性甚至是反人性的。当你惊讶于某个官员一句雷死人不偿命的雷语后，没几天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官员又会曝出一句更突破你想象力的雷语。雷语各有不同，但共同的是话语背后权力的冷血、傲慢、嚣张、自负、把公民当屁民、不把民意当回事。评论无法对这些反常识的雷语无动于衷，这些年的评论记录了这些层出不穷的雷语，可悲是评论员和舆论的愤怒群嘲，并没有让雷人雷语绝迹。嚣张的权力不被关进笼子，雷人雷语会不断刷新着雷的记录。
讨论人治时别用伪问题掩盖真问题 /
法治权威永不能靠知错不改维护 /
每一句雷语后都有一副冷血面孔 /
“百姓要为呼吸新鲜空气买单”别成糊涂账 /
“免费开水使国资流失”让人目瞪口呆 /
“公务员无房影响反腐”是绑架财政 /
结婚不买房，到底谁在耍流氓 /
“大多数人是好的”是正确的废话 /
东莞不哭：恶搞背后的舆论潜流 /
惊闻“政府不吃亏”成为炸楼理由 /
“公平导致公务员热”怎么也说不通 /
告诉他“为何老百姓不公布财产” /
别用“钱少为何不辞职”去呛公务员 /
强力反腐改变了民间的“笑贫不笑贪” /
官员竟反问“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 /
不必轻易把一家之言当“风向” /
“财产不公示”给官员制造无数障碍 /
第二辑 突破想象力的官场怪象 /
腐败发展到了敢公然开房受贿的程度，乱花钱乱到了花千万改陋室的程度，造假严重到了用绑假桃花办桃花节的程度，特权发展到了贪官能带薪坐牢的程度，机构臃肿到了出现“马上就办办”这种奇葩机构的程度，人大弱势到了需要向媒体求曝光的程度。比这些官场怪象更奇怪的是，舆论觉得很奇怪，而官场并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记者大惊小怪了。官场与民间舆论场仿佛是两个找不到交集、彼此无法理解的地方。
垃圾短信为什么会躲着高官走 /
“开房”才让“受贿”成为新闻 /
无比天真的“红段子抵制黄段子” /
“千万改陋室”后的权力烧钱癖 /
百万攀亲张艺谋 /
平民“自证活着”与贪官“带薪坐牢” /
假桃花节后，假的不只有桃花 /
组织市民雨中起舞：弱智的遮羞设计 /
考中央公务员奖6万的醉翁之意 /
“刷绿漆”背后的粉刷政治学 /
贪官装傻尿裤子不能仅当笑话看 /
“马上就办办”后病态的叠床架屋 /
“应酬多脂肪肝高”只是公众的自慰 /
一个“走路死”足以让所有繁华坍塌 /
每个贪官都曾有个完美的任职评价 /
第三辑 别把两会当“二会” /
每年全国两会之际，网络舆论场都会在围观和吐槽两会中开另一种形式的两会，网友喜欢把两会称作“二会”，觉得有些代表委员的提案方案太二，觉得一些媒体不报道严肃议政而去追星的行为很二，觉得一些明星代表委员不务正业的表现很二，觉得相关政府部门不敢面对尖锐提问的躲闪很二，觉得每年花那么多钱集中开会却收效甚微很二。其实，很多人对两会存在不少误解，包括代表委员不一定了解两会的意义，写这些评论就是教代表委员们别二。
代表委员不必讳言当“政治明星” /
高官退休才放炮晚不晚 /
舆论不要逼代表委员说假话 /
采访两会的媒体记者太多了吗 /
打捞两会上那些沉没的声音 /
为什么没高官参加代表就不积极 /
“一边倒赞成”未必就是好声音 /
别以明星脑残粉心态跪着写两会 /
终于有委员对警车开道感到不安 /
崔永元为代表委员议政树标杆 /
承认改革阻力是消除阻力的前提 /
跨界炮轰可以，但一定要用脚调查 /
动辄提议立法，偷懒的拍脑袋议政 /
港澳台代表风头被盖，政治进了一步 /
看一个代表，就看他的投票史 /
小组讨论不是跟中央领导的合影机会 /
农民工代表，你不必屈尊受人“接见” /
为何不能给作报告的总理一把椅子 /
第四辑 失去年轻人就是失去未来 /
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的惨败，让人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失去了年轻人，就失去了未来。其实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失去了教育，就失去了未来。中国当下最大的社会问题应该就是教育，我们常常反省自身与国外的差距，我们崛起了，变阔了，但人的文明程度并没有随GDP数字那样立刻高起来。看到外国出了个乔布斯，立刻有学校说要砸5000万培养乔布斯，羡慕其他国家出了无数诺贝尔奖，也想砸钱去批量生产诺贝尔奖得主，这种土豪思维下教育岂有前途。
中国最缺的不是官员而是名校长 /
“砸5000万培养乔布斯”暴露出的浮躁 /
不要歌颂对抗高考体制的孩子 /
不要过度阐释“小孩想当贪官” /
缺乏成人示范，班级民主不过一场游戏 /
教育别被“4个孩子进北大”遮望眼 /
“记领导人名字”向学生传播何种暗示 /
为何不能把“向耶鲁捐款”看成荣耀 /
大学与学生的距离，远不是网语能弥合 /
上了发条的社会，不断前置的起跑线 /
为什么陆步轩会说“给北大丢脸了” /
高考应全体裸考，加分已失去正当性 /
“千万别报体”背后的勤劳而不敬业 /
葛剑雄“公开是在救自己”说的是实话 /
第五辑 媒体不能成霉体 /
媒体报道社会问题，其实，媒体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我写评论批评同行时，有些同行会批评我“同行何苦骂同行”“同行相煎何太急”，甚至有人说“媒体已经被人瞧不起了，我们媒体人自己还骂自己”。我回应说，如果媒体人自己缺乏自我净化和自我批评的话，就更被人瞧不起了。媒体是社会公器，也是商业机器。媒体是利益集团的监督者，但自身也是利益集团，需要自省。
事实不清时耐心等事实是最好的姿态 /
新闻敲诈背后的灰色生存心态 /
“面露淫光”的网站编辑们 /
对“治污怎么能干”的官话不能当头棒喝 /
骂媒体最安全，媒体伦理便成焦点 /
谣言不死，因有人靠谣言活着 /
环保局局长戴不戴口罩都会挨骂 /
“扶老人”是怎样成为大新闻的 /
民工致信铁道部，别忙着先站队批判 /
“无门图书馆”书没增加，更让人尊重 /
传统媒体的自杀与他杀 /
别臆想出“良民证”这个稻草人去狂殴 /
“住人井”中的伦理困境 /
不要动辄说“中国人如何如何” /
警惕缺胳膊少腿的“残疾新闻” /
看到“某某潮”后别跟着一起瞎高潮 /
清理报刊亭中“悲情想象”的诱惑 /
媒体须节制在打拐中的激情 /
第六辑 杂七杂八和胡言乱语 /
胡舒立在接受颁奖时称，在中国做记者是幸运的，因为新闻素材取之不尽。胡舒立这种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值得同行学习，做新闻的人需要这种乐观的韧性。提起在中国做新闻，很多媒体人讲述的都是消极、悲观、无力、无奈和不幸感。掌握一定话语权的记者都悲观无力，其他人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份需要积极乐观的职业。
应该允许新闻发言人说错话 /
舆论硝烟中党报党刊的反逆袭 /
做官其实真的越来越容易了 /
落马贪官为何成最弱的弱势群体 /
别惊讶于官员竟那么支持八项规定 /
奶粉问题倒不必上升到国耻层面 /
经受住监督的吴晓茅带来的教训 /
你永远无法说服那些骂赵雅芝的网喷 /
杨卫泽们为什么那么恨网恐网 /
别靠“美国人也乱扔垃圾”滋养自尊 /
复旦投毒案的仇恨需在沉寂中化解 /
“良心大厨”不是一碗心灵鸡汤 /
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 /
花了钱也要守规矩 /
为什么对“旭日旗T恤”愤怒不起来 /
第七辑 职务写作不说假话 /
这一辑里选的都是给报社写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在中国当评论员，最难写的就是这种规定动作和职务写作，体制内的人说真话并不容易，但又不能说假话。我一直坚守一个原则，即尽可能说真话，绝不说自己都不信的话，绝不创造性地说假话。很多人写社论都是当应付，我还是想争取读者，以对话的姿态写社论才会有人话。不能以这样的心态写社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也不信；不管你看不看，反正我写了。这样当然就没人话。
60岁风华正茂，一份成熟大报的担当 /
历史铭记2008 /
从容向洋看世界 /
2006：新闻的力量 /
2008：坚守价值勇于担当 /
2010：在理性的公民身上发现公民社会 /
2011：微时代中那些令人难忘的微进步 /
2012：我们都是这个时代列车的乘客 /
我眼中的2013年中国年度汉字：网 /
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 /
重塑“劳动最光荣”的价值共识 /
远离互联网幻觉，立足现实理解改革 /
离开国家认同，改革寸步难行 /
当积极公民才无愧这个改革时代 /
诚信不是奉献而是资本 /
用敬业精神追梦，以实战状态接班 /
主席小举动何以引发大反响 /
这一年，高速前行的中国学会了慢 /
用国家公祭的重量将历史刻在人心 /
我们欠春运服务者一声谢谢 /
让心灵在家的港湾里诗意栖息 /
第八辑 评论记录灾难史 /
在中国做评论员需要很强大的内心，一方面是要用这种强大的内心去面对各种喷子，一方面是面对灾难。中国多灾多难，有天灾有人祸，一般人可以选择不关注这些灾难，而媒体人和评论人不可以。评论员不仅要关注灾难，还要在公众陷入恐惧或灾难情绪之中时，作出冷静的判断。写了10年评论，评过无数灾难，对灾难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这从我这10年写的灾难评论中可以看到我的心路历程。这些评论，既是对灾难的记录，也是个人面对灾难时心理不断成熟和理性的记录。
这一次政府学会了与谣言赛跑 /
人命关天，携手抗灾优先于一切 /
收买得了工程监理，但收买不了地震 /
集体哀痛中的中国无比坚强 /
不苛责不添乱不轻疑 /
节制我们的“象征癖” /
从今天开始保护孩子不再受伤害 /
把自己作为一个人融入救灾 /
汶川后玉树，这一次行动无需任何呼吁 /
微博让灾难中的人们更像公民 /
适当的节制和静默有时更有力量 /
煽情退场，回归一个专业有序的救援 /
宽容对待救灾背后的网络杂音 /
别借别人的灾难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
不要仅把地震和救灾当成一个热点 /
哀悼雅安，建震不倒的房子胜过一切 /
舆论不要配合恐怖分子传播仇恨 /
对不起，孩子！ /
避免幼童闷死悲剧更需爱的伦理 /
对矿难，我已无话可说 /
灾难报道为什么不会说人话 /
不能让对踩踏悲剧的健忘再跨年 /
城市应该让生活更美好 /
第九辑 围观名人窘事 /
名人常常成为舆论焦点，民众喜欢围观名人，评论需要拿名人当典型，名人的小问题常常被放大。这个问题上名人不必抱怨，当你从这种名气中获得了无数商业利益时，也要承受这种名气带来的围观困扰。看点名人不快乐的事，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是很正常的大众心态。名人被万众的鲜花掌声追捧时，千万不能沉浸于幻觉中把自己当成上帝，当你倒霉的那一天，那些追捧的力量会立刻变成狠踩你的力量。
卖力的春晚毁于用力过猛 /
那英的“泄密”击中了公众的焦虑 /
高晓松醉驾被拘何以成大新闻 /
马化腾“为谁说话”不是问题 /
“张艺谋回绝伦敦”迎合的大众虚荣 /
冯小刚与评论家要互相理解 /
黄海波嫖娼不可能得到主流认同 /
没提案的刘翔与想参政的陈一冰 /
张绍刚是畸形电视文化的牺牲品 /
“冠军逃课”何以引发舆论围观 /
倪萍委员不必跟媒体闹别扭 /
正常的柴静生子遭遇不正常的舆论 /
效忠祖国还是效忠耐克 /
柴静花自己的钱做了人大代表该做的事 /
姚明面前，无比矮小的中国大学 /

自序
10年中青报评论生涯：拒绝被贴标签
近来微信上盛传一篇《中国100名意见领袖名单大全及简要评点》的文章，作者按自己的偏好列出自己所认为的百名意见领袖并作了点评，评价标准是：发表文章的数量，对其名字和相关问题的网络搜索结果的质与量，其意见对特定问题、制度或人群产生的影响力或推动力，在一个行业的影响力，外媒对他的评价和传播频率，其文章或意见的公允度和公信力，主流媒体对其采访的次数和深度，平时在网上和其他媒体上的活跃度，公众对他的认知度和信任度，等等。名单包括左、中、右和其他立场的舆论活跃人物。
本人荣幸忝列其中，对我的点评是：他恐怕是100人中最年轻的，从学生时代开始写政论和时评，及至今天，几乎每篇文章都能掀起一个舆论热潮，他一定是年轻人的偶像。——这个评价中多有溢美之词，实不敢当。不过却也说出了一个事实：我在中青报发表的评论常能引发业界、学界和舆论界的讨论。我自认评论写得并不好，但我对中国问题有着一定的评论敏感，评论所涉及的话题和观点常能成为讨论的热点。比如《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中国没有鹰派，只有咬自家人的鸟派》《谈论韩寒是一件危险的事》《中国应该如何深层“去周永康化”》《2013年度人物我选“中纪委”》《反新闻规律的“贪官新闻”》等评论都成为公共话题。
有人喜欢我的表达并认同我的观点，给了我很多美誉；也有人很不认同我的观点，正如我的微博和评论下的跟帖和留言评价不一一样。我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有人骂我“公知”，有人骂我“五毛”，有人说我是“汉奸”，有人攻击我是“愤青”，还有“体制婊”“人格分裂”之类的骂名。网上还流传着一个某些极端网友排的“汉奸榜”，我名列其中。常有人问我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拟或中左或中右，我是很反感这种站队的，我不左不右拒绝站队，只依据事实说是非作判断。有人说我是体制内媒体的评论员，难免会为体制辩护。我并不认为体制内外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墙，无论站在什么位置，都得讲理，而且这个理得是一个理，事实只有一个，逻辑是共通的讲理原则，并非体制内讲这个理，而体制外是另外一套理。
所以我比较认同人民网“网络达人”的介绍中对我的评价：在一些重大社会热点事件和话题中“立于中流”，在错综复杂的舆论场中标立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体现了一名体制内“意见领袖”在网络中的独特价值。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中青报已经写了10年评论了，梳理这10年在海运仓2号的积累，我觉得对我职业生涯最宝贵的是积累了讲理耐心。
一、评论不是抡道德大棒
我到中青报写的第一篇“上了头条”引发很大舆论影响的评论，应该是那篇《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评论所产生的舆论冲击，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家大报评论员“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同时也体验到了评论涉日话题的危险，感受到了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真不敢当评论员。
2004年，中国举办了那年的亚洲杯足球赛。由于历史的恩怨，中日交战的比赛总弥漫着一股很不友好、充满火药味的氛围。决赛是在中日对抗，网友的帖子一个比一个激烈：我无意煽动人们的反日情绪，我只是无法忘记那段历史；体育精神没有国界，可人的感情是有国界的；我们球迷有表达自己感情的权利；我要在决赛上多贴反日标语，多“嘘”日本人——球迷的躁动通过网络论坛迅速地传播和膨胀。此次在重庆的比赛中中国球迷已有过很不友好的表示，甚至外交部都介入表态“中方期待着中日球迷能在8月7日非常文明地欣赏到一场精彩比赛”。
刚进入中青报没几天的我接受了一个写作任务，引导中国球迷理性观赛，不要在球场上发泄仇恨。中青报以能尽最大限度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而在媒体界闻名，只要你有能力，能够抓住机会，总能脱颖而出。我在中青报工作10年，7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很多都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把推荐的机会尽可能地让给年轻人，让年轻人在业界去“挣名气”。
怎么写这样的评论呢？领导并没有给我什么条条框框，而是让我自由发挥。我虽然刚到中青报不久，但对中青报的气质和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绝不能像某些党报机关报那样，写成一篇充满说教和灌输意味的文章。其他媒体写成官样说教文章，公众不会当回事，因为公众根本不看，但如果中青报写成那样，就肯定被骂得体无完肤了（因为读者对中青报有期待，觉得跟那些官派十足的媒体不一样）。每逢大事，媒体有与人民日报“对版”的传统，著名报人、刚退休不久的中青报前总编辑陈小川有一句很牛气的名言：我们也要与他们对版，但对版绝不是为了一样，而是为了不一样。中青报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年轻人的报纸就要敢于不一样。
很多官媒肯定会对球迷说教一番，站在道德高地用那些大道理去做“舆论引导”。我知道这样的评论肯定会引发抵触，扪心自问，说服不了自己，何以说服得了别人？我后来的立意是：我们看着日本，世界看着我们。回避了讲“文明观球”之类大道理，而是让球迷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待自身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伤害。首先对球迷的情绪表达了理解，然后苦口婆心地提醒球迷：作为一次国际体育盛会，亚洲杯的决赛决非两个国家的事，观众绝非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卫星的传送看到现场直播。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可以不尊重日本人的感受，但我们能够不在乎自己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吗？我们是东道主，邀请客人来踢球，却在球场上嘘请来的客人，会严重影响中国人的大国国民形象。
因为角度的新颖和说理的诚恳，这篇评论发表后立刻成为热议的焦点，很多网站都放到了头条的位置。第一次“上头条”，就体验到了中青报的影响力。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网站看重这篇评论，并非自己写得多牛逼，而是这篇文章是发在中青报头版，意味不一般。后来副总编辑毛浩访日时，很多日本媒体同行竟然都看过这篇评论，并表达了对中青报在中日问题上这份理性的敬意。
二、论证的耐心
给学生讲新闻评论的时候，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把自己的评论降低到网络跟帖的层次。网络跟帖很多都是情绪，即使有观点，也没有论证，所以是“不讲理”的代名词。对于时事评论，想到一个论点并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去论证它。论点的说服力依赖于论证的有效性。
很多评论都染上了一种霸道的强迫症，带着一种真理在握毋庸置疑的口吻强迫别人接受。没有论证的耐心，急于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没有倾听不同观点的心理准备；没有一种“假如别人更有理就会接受别人观点”的准备。有些人常抱怨公众不讲理，自己讲的理为什么别人就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说服不了的公众，关键是你没有论证和说服的耐心，只有缺乏说服力的论证。
2014年我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就是通过有力的论证，让情绪化的公众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浙江余姚发生水灾，全城被淹，公众习惯性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政府预警不力、救灾不力、善后不力。甚至发生了围攻市府、迁怒媒体等群体性事件。这种语境下，我知道讲大道理是没有用的，空洞的“让市民冷静”的呼吁起不到作用，只会激起抵触。
我通过讲一个故事，让情绪化的公众看到了自己在陷于情绪中所带来的误判。有网友曝料称：余姚三七市镇某领导下乡视察水灾，某领导因穿高档鞋子，迫不得已由年近六旬的村书记将其背进灾民家里——水灾汹涌下民众苦不堪言，穿着高档鞋来视察的领导却让六旬书记背，这消息自然在舆论中炸开了锅，当地也在舆论压力下迅速严惩了那位干部。可据媒体最新调查称，那位干部穿的是布鞋而不是高档鞋子，也不是耍官威“骑”在村民身上，而是两人关系很熟很好，互称“小哥”和“小阿爸”，纯粹是开玩笑背过去的。
这个新闻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让狂躁的网友看到了自己的问题。那张误读公众的照片其实有很多破绽，所有的“事实”都是网友想象出来的。当然，这个新闻故事虽然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但只是一个“孤证”。学者余英明提醒做学术的年轻人：不要犯上近代学者钢筋（观念架构）太多，水泥（材料）太少的毛病。有次与清华新闻学院教授史安斌一起参加一个评奖，史教授也批评很多学生论文：手持孤证，包打天下，一个孤证就能洋洋洒洒写一篇论文。其实时评毛病也是一样，孤证成文无视反例。为避免孤证，我又举了雅安地震中几个被误读的案例来强化文章论证的效力。
我在评论中还提出了一个概念：灾难情绪。评论之所以能提起议题，很多正在于能提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概念，用这个能让人会心点头的新概念去揭示新现象或新问题。我的定义是：灾难来临时舆论会弥漫一种与平日不一样的“灾难情绪”，这种不冷静的情绪如果得不到防范和克制，会滋生很多冲突，带来很多与自然灾害相伴而生的“次生社会灾害”。这一方面源于弱小、弱势的人们在自然灾害前的惊慌，一方面源于对政府工作习惯性的不满。这种灾难情绪会驱使民众带着放大镜和“找茬”心态去解读官员的一言一行，官员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强烈的反弹。灾难舆论场中的人们心态比平常要敏感和脆弱很多，容易被激怒和点燃，也容易发酵成集体的不满，将对灾难的不安和伤痛都转移和发泄到一个假想的“稻草人”身上大加鞭挞。
论证的耐心表现在，不是简单地批评那种非理性情绪，而是发现支持情绪背后的社会问题和大众自身没有觉察到的病症，从而产生说服效果。据后来当地政府部门称，这篇评论对引导民众的灾难情绪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扭转舆情起到了正面作用。
三、评论要有“同情的理解”
很多人对评论的理解就是“批评”，对评论员的印象就是“啥事都评啥事都批评”。甚至有人调侃说，要想成为评论员，心理要足够的阴暗，这种阴暗能使其从任何事情中挑出毛病。
将评论简单化为“批判”，当然是很肤浅的。这种肤浅的认知，来自人们对一些评论的印象，喷子式评论看多了，就很厌烦那种“见啥骂啥”的恶劣文风。喷子式评论就是那种典型的“网络式乱骂”：房价高骂开发商，看不起病骂医院，上学贵骂大学，航班延误了骂空姐，产品不合格骂代言人，道路拥堵骂开车的人多，治安不好骂外地人，贫富差距大骂改革，油价涨了骂市场，道德滑坡骂金钱，官员做事骂炒作，腐败横行骂贪官，骂公知骂五毛骂汉奸骂愤青……见啥骂啥，以骂塑造斗士和批判的姿态，却很少扪门自问一下骂得对吗，骂得符合逻辑吗？
虽然我觉得时事评论在社会分工和文体定位中确实是一种批判的文体，歌功颂德的工作有太多的人在做，时评就是要挑刺。但批判不等于乱骂，需要有批判的耐心。我一向觉得，批判是很容易做的事，张口就来，难的是，批判要以逻辑和论证赢得别人的认同。如果一种批评甚至能让被批评对象心服口服，就能充分体现论证的力量。
2013年，有网友微博爆料湖北来凤县一高中为考上清华的学生立塑像，雕像下有长长的碑文，介绍其出生年份，高考时的分数，还称“他开创了来凤教育的新篇章，书写了平民教育的神话”。此事引来网友无数吐槽。这事儿确实有不少可以吐槽的地方，简直就是一场滑稽的闹剧。考上清华就立塑像，显得过于功利和急躁；为大活人立塑像，显然过于愚昧和夸张。于是，网上对来凤一片讨伐之声。
我写评论有个习惯，不仅看记者写的报道，还会通过信息搜索看看相关背景资料，避免被记者和网络牵着鼻子走。我查了一下来凤县，发现，“湖北省扶贫办”对这个地方的介绍是：来凤县属国家重点贫困县之一，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4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4%，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贫困人口11。34万人，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10。0565万人。来凤县农村贫困发生率达到42%，比全国平均高出25个百分点。来凤县地处山区，大部分地区靠天收，大部分乡镇处在山大沟深的边远山区。
当一个评论员了解到这个背景，读到了这段对这个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描述后，就不会带着强烈的优越感肆意地嘲讽当地为考上清华的状元立塑像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了。在一个发达的城市，不会把考上清华北大太当回事，毕竟每年太多学生进入这些学校了；在一个发展机会很多的地方，也不会如此崇拜高考状元和迷恋清华，经商，求学，人们有很多向上流动和改变命运的通道。可是，我在评论中写道：那些正在星巴克里喝着咖啡浏览着网页时而发出笑声的朋友，这是一个国家重点贫困县，这是一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半的地方，这里大部分人靠天吃饭，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许就能想到他们寄望于考上名校改变命运的急切，理解他们“书写平民教育神话”的迫切。
我举了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我们需要学会“同情地理解”，需要尝试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记者在中国一贫困山区采访时看到孩子的母亲给孩子泡方便面，记者对那个母亲说，以后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孩子的母亲说“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去批评，是太容易做到的事，但理解却需要能力，评论员不能失去这种“同情地理解”的能力。理解并不是为了妥协，不是让批评虚无化，降低批评的尖锐，而是让批评建立在一个有人情味的基础上，没有情怀的批判是只会毁坏人心和激发对抗的冷漠。
我与不少被我批评过的对象最后都成了好朋友，他们觉得我的评论不是那些胡说八道为骂而骂的恶评，说到了真正的痛处，触及了实际问题，他们愿意接受批评。其实，很多官员和地方政府并不排斥批评，他们怕的不是批评，怕的是那些不了解情况就乱下判断的瞎评乱评，而且这些瞎评往往在网上还有很高的人气，让他们头疼。
四、对社会细微变化的洞察
当评论员的时间长了，评论写多了，会成为“时评油子”，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判断会形成很多套路和教条。一看到某个事件，就会条件反射般想到某个论点。这种套路迎合着评论员的惰性，无需多少思考就能得出一个论点，非常方便实用，却毫无营养可言。一是对知识生产的不负责任，对自己则是一种重复，不用动脑子；二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毫无附加值的观点既浪费版面又浪费读者时间；三是对社会问题的不负责任，快餐式的观点淹没了对深层次问题的洞察。
所以我一直提倡，在动笔写评论之前，要学会否定那些快速涌现在自己脑海里的那些观点（这种“第一反应”往往都是迎合你思考惰性的教条，每个人也都能想到），学会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再进一步去思考。这样才能突破表层，深掘背后深层次的现象和问题。对读者来讲，最容易的事是放弃阅读，如果评论缺乏一定的附加值，很难留住读者。
我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从医生、记者到公知——传统精英职业在中国的下流化》，从碎片化的社会热点中看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将个案上升为普通问题。每个人都能看到的社会热点是：医生在当下中国社会中被妖魔化了，医患冲突不断，医务工作者的形象很糟。如果停留于分析医生形象为何被妖魔化，格局就很小，也很容易走进套路。
深入分析后我发现，不仅仅是医生这种职业被贬低，过去那些带着神圣光环的精英职业群体，在今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形象、声誉和“下流化”的危机，被拖进了一个受到大众排斥和仇恨的舆论漩涡中，典型如医生、教师、校长、记者、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些职业在过去的评价都很高，受人尊崇，享受着被崇拜，但今天甚至都成为骂人的称呼了，比如，“你们全家都是校长”。
从“个案”到“现象”的认知，就需要发掘和耐心分析。我分析了这几个原因：一是现代化祛魅，世俗化让传统赋予这些职业的神圣光环被无情剥离；二是消费社会使顾客成为上帝；三是期待太高，相对堕落感最强烈；四是网络使权力资本发生转移，大众成功实现对精英的逆袭。
评论员需要对社会现象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从别人察觉不到的静态和正常中看到微妙的变化，从别人的习以为常中敏锐地看到问题。社会的很多变化常常是很细微的量变，评论员要能用自己的触觉捕捉到变化后质变的前奏。评论员提供的产品不是用道德演讲去迎合民粹民愤，而是提供对社会变化和变革的洞察与认知。比如，我写的评论《慎说“腐败只是个别”是倒逼出的清醒》，就是观察到官方以往经常说“腐败只是个别现象，多数官员都是好人”，但现在很少这么说了。我写的评论《“反腐规律”的失效与法治的胜利》，就是觉察到舆论过去总结出的很多反腐败规律，如“刑不上常委”“名字出现在党报上就很安全”“退休了就安全了”，等等，在高压反腐的今天都失效了。
五、为什么要批评《环球时报》
很多人都问过我，你跟《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有私仇吗？为什么总骂他？或者问，作为同行，你是不是眼红环球的发行量比你们大？不仅很多人以这种“有过节”的角度看待我对环球的批评，可能胡锡进自己也这么看，从其几次微博言论看，说我是“想甩总甩不掉的口香糖”“恶意攻击同行”“违反了同行不批评的行业伦理”，等等，可见对我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
我与胡锡进并无过节，纯粹只是观点之争罢了。我很反感那种将不同观点之争上升到两家媒体论争的站队思维。就像我在《当新闻学院院长是需要资格的》一文中批评林治波，只是批评林治波这个人，根本无关林所供职的单位和其他事。一些脑子不够用的人就喜欢将这种观点的批评上纲上线，仿佛批评某个人就是批评其后的单位，用“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压人。
没有谁掌握着真理，报纸上登出来的观点并不是金科玉律，谁都可以批评，同行当然也可以批评。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就是胡锡进所言的“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自己不喜欢的拄我们都习惯称为“攻击”）。对此我并不认同，我觉得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青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我们披露过一些媒体记者在矿难后收矿主的金元宝，我们披露过某些媒体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混乱，记者在经营压力下以“有偿不新闻”敲诈企业。
我们敢于和勇于批评同行，一是源于对舆论监督的理解。不仅要监督公权，媒体也应该被监督，媒体圈内也有很多败类。二是源于对“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职业内省。如果媒体同业自身缺乏自省自净、道德自治能力，岂能履行舆论监督之能力。三是源于对自身的自信。我们监督媒体同行，也欢迎媒体同行的监督，我们有这个自信把自身置于同行的监督与批评之下。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时对大陆传媒的分析很有道理。他说，大陆新闻媒体与世界其他国家媒体一样，有着共同的“两面性”属性，概括有三：第一，既是社会公器，又是商业机器；第二，既是利益集团的监督者，又是独立的利益集团；第三，既被管理，又享有特权。稍不谨慎，便会堕入另外一面。媒体并不是真理的代表者，很可能从社会公器沦为商业机器，为什么同行不能批评呢？
《环球时报》那篇社论的核心观点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明显与中央一直强调的“腐败零容忍”态度不符，怎么就不能批评呢？民众对腐败也从来都是零容忍的，哪里会有“民众允许的程度”呢？实际上，当总书记后来重申了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之后，《环球时报》也在第一时间发表社论支持零容忍。一边说“将腐败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一边支持零容忍，前后观点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反驳其观点的评论《舍制度和民主之外，反腐无解》针对的正是此点。
我在这篇评论中说：腐败必须要反，而且不能有容忍，这是基本的大是大非，不容妥协。零容忍的制度之下，可能还会有腐败；可是，如果不是零容忍的话，如果单纯地以为“适度容忍腐败”的利益赎买和妥协让步可以换得政治清明，可以用“容忍小腐败”换得“不去大腐败”，纯粹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令人欣慰的是，当下的这场反腐风暴中中央纪委之所赢得了那么高的支持率，正在于那种对腐败零容忍的姿态：发个月饼都会撤职，没有什么民众允许的程度。
网上对《环球时报》有诸多的恶评，胡锡进个人的微博里面也都是对他的攻击。我对环球和胡锡进的批评从来都限于评论文本和观点逻辑层面，耐心地分析其文本和逻辑，耐心地说服。虽然胡锡进似乎从未表现出可能被说服的迹象，不过我不会放弃这种同行间理性争鸣的耐心。我写了10年评论，基本坚持每天一篇时评，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种担心“会写空”的焦虑，陷入杨绛先生所批评的“读书太少却想得太多”的陷阱中，所以一直坚持读书，坚持做一定的研究工作。如今我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评论写作的研究和大学课堂的评论教学中，已经连续三年在北京大学给新闻学院的大三学生讲授新闻评论，在清华、中传、人大、复旦等数十所大学做过讲座。一条腿跨入学界，一方面是梳理自己的思考，探求评论写作的规律，在研究评论中提升自我；一方面是想将自己在业界的思考与年轻人分享，激起他们关注社会和积极表达的热情。
在北大的课堂上，我一直调动学生的写作冲动，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让人高兴的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学期带过的那个班，20多个学生，光在中央级媒体上就发表了30多篇评论。山东的《鲁中晨报》还为学生们开了个叫“校园来信”的专栏，成为学生们表达的园地。好几个学生也在上了评论课后养成了评论表达的习惯。我在评论课上会弱化评论写作技巧的讲授，更多的是鼓励一种分析问题的不同视角，引导学生们突破固有思维而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这不仅是思维训练，也需要讲理的耐心。我最近在一所大学讲座的题目就是：快得窒息的时代让思考慢下来。
是的，很多事情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慢的能力，评论和讲理，尤其需要耐心，需要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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