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1、重要的历史拐点+精彩的历史华章。恺撒跨越卢比孔河，由此引发一场内战，开启了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嬗变的血腥历程。罗马历史以卢比孔河为界，从此一分为二。卢比孔河不仅是恺撒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罗马历史的重要拐点。

2、与美剧《罗马》同一历史背景，描绘罗马共和国的激烈变革，以及变革来临前的众生相。这是了解罗马兴衰的历史通俗读物，被读者评价为“罗马史普及读物中高明之一”。

3、《开卷八分钟》特别推荐的畅销历史读物，荣获赫塞尔—蒂尔特曼奖 ，提名塞缪尔·约翰逊奖，获评《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年度图书，作者凭借该书跻身英国十大畅销历史作家。

4、扎实的研究功底，文笔的典范。作者是剑桥大学古典学者，尤其擅长历史非虚构写作。他所描绘的卢比孔河历史，尤其是恺撒跨河时决绝、孤注一掷的心理斗争，格外传神，令读者感同身受。“卢比孔河”这种“危机关头”的艰难处境，每个人在就业、从商、从政、求学……中都有可能遇到。

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高卢军团跨越卢比孔河，返回罗马境内，将建城已有460年之久的罗马共和国，推向内战的深渊。

卢比孔河是一条分界河。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任何将领不得率军越过卢比孔河，否则就会被视为叛变。公元前1世纪，正是在这条小河面前，恺撒做出了叛变的抉择。身处权力高层的恺撒为什么这么做？当他在卢比孔河岸边犹豫时，又是什么使他下定决心，将共和国的荣耀抛诸脑后？恺撒麾下的罗马将走向何方？罗马以外的世界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

《卢比孔河》正是透过恺撒跨越卢比孔河这一事件，向我们讲述了罗马共和国走向衰亡的历程。罗马自公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国以来，经过数次征战，急剧扩张。到公元前1世纪，它已经从一个小城邦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共和政体难以为继，罗马将迎来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书中着重刻画了变革来临前，共和国内阶级对立、矛盾重重的社会状况，罗马历史上耀眼的群星也在这一时期纷纷登场。争夺独裁特权的罗马三巨头，坚守共和国理念的西塞罗、加图，发动奴隶起义的斯巴达克斯……他们共同演绎了罗马共和国走向衰亡的血腥历程，勾勒出一幅充满牺牲、背叛、灾难、权谋与无限野心的共和国末期画像。

[英] 汤姆·霍兰（Tom Holland），英国畅销历史作家，尤其擅长古典历史非虚构写作。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取得了英语、拉丁语两科一等荣誉学位。

汤姆·霍兰著有多部畅销历史作品，他的代表作《卢比孔河》与《波斯战火》出版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独立报》《卫报》《观察家报》等多家媒体评选为年度图书，《卢比孔河》被授予赫塞尔—蒂尔特曼历史学奖，并被提名塞缪尔·约翰逊奖，《波斯战火》被授予“朗西曼奖”。

汤姆·霍兰为英国广播公司第4频道改编过《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维吉尔》等历史节目，为“企鹅古典系列”翻译过希罗多德《历史》。他曾担任过英国作家协会主席，目前是英国古典协会委员。

《卢比孔河》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那些改写罗马历史的伟大形象——恺撒、庞培、克拉苏、加图、西塞罗，书中还将告诉我们，建城已有数百年之久的罗马共和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

——《每日邮报》年度图书

“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变化……《卢比孔河》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透过作者描绘的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当今世界的影子。”

——《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

我们接触古代史，要么通过艰深晦涩的学术作品，要么是刀光剑影的电影大片。霍兰在本书中，却将两者结合起来，写出了一本现代气息浓厚、节奏感十足、评述精道的历史作品，娱乐性与知识性兼具……他完成得很出色。

——《观察家报》

《卢比孔河》是我读过超棒的一部史诗……这本书中讲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血腥复杂的权谋斗争、精彩纷呈的雄辩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残酷征战。汤姆·霍兰将这段遥远的历史描绘得清晰明朗、跌宕起伏。虽然他没有肤浅地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作对比，但是读者可以透过他的讲述，见证权力与和平之间漫长而又艰难的博弈。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英国国宝级作家

《卢比孔河》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一本在古罗马政治传统已经消逝的年代，仍然值得去读的书。那些想要了解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入门读者，如果厌倦了听别人讲罗马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而想知道罗马人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的），那么本书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皮特·斯托瑟德（Peter Stothard），古典学者，《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主编

汤姆·霍兰写的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是学术研究和文笔的典范。大多数畅销作家缺乏学术深度，而很多有天赋的学术见解又无法吸引普通读者，很少有人能像汤姆·霍兰一样把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 美国军事史学家，《杀戮与文化》作者

《卢比孔河》是古典历史通俗读物的典范，它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自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以来，在所有关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历史的著作中，它是具可读性的一部。如果有人提出读点儿罗马历史，那么我肯定首先推荐他们去读一读这本书。

——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英国知名古典学者

序言

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

2西比尔的诅咒

3幸运来自女性

4主人归来

5渴求名誉

6腐尸宴

7享乐的代价

8三人执政

9伊卡洛斯的翅膀

10世界战争

11共和国之死

大事年表

注释

地图目录

公元前140年的罗马世界

公元前140 年的罗马

公元前1 世纪的意大利

公元前1 世纪的坎帕尼亚

广场和周边地带

公元前50 年的东地中海地区

公元前60 年的高卢地区

公元14 年的罗马

公元14 年的罗马世界

世界之都

拥有公民权（civitas）意味着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语仍是这样表达的。罗马人认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里，人才活得最像人。一个独立的城市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没有它们，生活毫无意义。公民（citizen）与公民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分享共同的欢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共有一些节日、选举制度及军事纪律。正如神龛因神的存在而有了价值一样，共同体的生活圣化了城市结构。对公民而言，城市的外部景观是神圣的。它见证了城市传统的形成，而传统塑造了人。借助城市景观，城市的精神方能为人所知。

别的大国就是这样想的。最初接触到罗马时，它们都松了一口气。与希腊世界众多的漂亮城市相比，罗马看起来既破败又落后。在马其顿王国，每次听到对罗马城的描述时，那些朝臣们都窃笑不已。7这还算客气的。即使在整个世界都向共和国顶礼膜拜的时候，罗马城仍显得很粗俗。罗马人不时做出一些努力，试图装扮这个城市，但收效甚微。见识了那些和谐的、用心规划的希腊城市后，罗马人自己也觉得脸红。他们说，“如果一个卡普阿人（Capuan）比较一下罗马和卡普阿：看看罗马的山和山谷，街道边不那么牢固的阁楼，糟糕的道路，狭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们自己的城市，整齐地坐落在一块平地上，他们肯定会蔑视和嘲笑我们。”8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罗马是个自由的城市，卡普阿不是。

罗马人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或许，他们会对罗马不满，但他们也为这个城市的名字自豪。它是世界的主人，在众神的佑护下，注定要统治世界。罗马人对此深信不疑。一些学者指出，这个城市既避开了使人精神萎靡的酷暑，也避开了使人大脑迟钝的严寒；显而易见的地理学事实是，“罗马人的城市温度适宜，又幸运地处在世界的中心，最适合人类居住”。9神的关照不仅仅体现在良好的气候状况。罗马有易于防守的小山，通向大海的河流；山谷中有汩汩流淌的泉水，有清风送来的新鲜空气。读着罗马作家对这个城市的赞美，10人们很难想象对立的不同看法：将城市建在7座小山丘上，其实违背了最初的城市规划原则；台伯河（Tiber）经常泛滥；山谷中流行疟疾。11罗马人深爱着他们的城市，即使在明显的缺陷中，他们也能读出积极的内容。

长期以来，罗马被理想化了。它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悖论和想象，遮掩了现实的黯淡。一切都多多少少走了形。虽然城市是“乌烟瘴气的，喧嚣浮华的”，12罗马人却总是怀念一片淳朴的田园风光，似乎它真的曾经存在于台伯河畔。扩张带来的压力提升了罗马的地位，也造成它的扭曲变形。成长为一个大都市后，罗马依然很逼仄，古代城邦国家的骨架在各处或明或暗地显露出来。记忆受到特别的珍视。现在与过去和谐共处，不安分的各种运动都透着对传统的忠诚，精明的现实感与对神话的尊重不相冲突。城市变得越拥挤、越腐化，罗马人越渴望一个保证：罗马还是原来的罗马。

因此，在7座小山丘的上空，燃烧奉给众神的祭品产生的烟雾从未消失过。自古以来，祭坛就建在埃文提尼（Aventine）山上。那时候，山上郁郁葱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13森林早就没有了；祭坛中的烟仍在袅袅升起，但冒烟的地方还包括数不清的锅灶、熔炉和小作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褐色的烟雾，提醒着旅行者罗马快到了。此外，还有其他的标志：在共和国的周围，一些城市从前很有名，如今都破败了，只剩下零星的几个旅店。那里的人们都涌向罗马了。

再往前走，旅行者能看到一些新建不久的居民区。由于人口的快速膨胀，罗马城四处膨胀着。每条干道的两边都有贫民窟。死者也埋在这里，城市墓地一直绵延到海边和南部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大道两边聚集着很多乞丐和路边妓女，臭名远扬。墓地并不总是为死者准备的。新添的坟墓上覆盖着柏树枝。走近罗马城门的时候，旅行者发现空气变得好了些，微风中飘荡着没药和肉桂的香气。那是用于死者的香料。在罗马，许多时刻都跟过去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共同体的气氛，葬礼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墓地这样庄重肃穆的地方，显得不协调的东西有很多，不仅是静寂中隐藏的暴力与卖淫行为。尽管墓地里有警戒性的告示，禁止拉选票的标语，乱涂乱画还是到处可见。在被征服的城市，人们对选举漠不关心，罗马阉割了那里的政治生命；但作为共和国的中心，野心与梦想的世界性舞台，罗马的政治活动无处不在。

罗马是热闹喧嚣的。在城外，被涂鸦所玷污的墓地已提醒过旅行者，进入城里，杂乱的街道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关心城市的外观，一个独裁者可以对城市做出长远规划，但罗马的行政官极少有超过一年的任期。于是，各种冲动、各种临时需要支配着城市的扩建，毫无章法可言。一旦偏离萨可拉和诺娃（via Sacra and via Nova）这两条宽阔的大道，旅行者马上陷入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这边，一个大汗淋漓的建筑承包商匆匆走过，带着他的驴子和搬运工，石块和木头等建筑材料用绳子捆在吊台上；那边，送葬的人群同豪华马车挤在一起；这边跑过一条慌不择路的狗，那边一只母猪快活地在泥地里打滚。”14街道上如此混乱，最终会让旅行者迷失方向。

甚至城市的公民也迷路。对策是记住一些醒目的标志：一棵无花果树，或一个市场的柱廊。如果有一座足够高的庙宇，高高耸立于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之上，那便是最好的标志物。幸运的是罗马有很多庙宇，这是一个事神甚恭的城市。罗马人很少动那些古代的建筑，哪怕它们只剩下一堆瓦砾。在贫民窟和肉食市场中，一些庙宇年代已久，有时连供奉的雕像的身份都被忘记了，人们仍不愿拆毁。碎石中保存着城市的过去，记录着最初的那些岁月，提供了罗马人迫切需要的方向感。对罗马人而言，它们是永恒的，众神的灵魂弥散其中——就像锚静静地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虽然看不见，但人们知道它在那里。

与此同时，各处也不停地响着大锤的叮叮当当声、马车的辘辘声和砸击碎石的声音。一片喧闹中，罗马城也不断地重建、推倒、再重建。每一处空地开发商们都想挤进去，榨取可能存在的一切利润。贫民窟到处都是，像大火后瓦砾堆中的野草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街道的两边，货摊和强行搭建的户棚四处林立。有那么一些负责的行政官，竭力想保持街道清洁，但只是徒费心机。长期以来，罗马的发展局限于自古就有的城墙内，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空中。在公元前的一二世纪里，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们像比赛似的，把出租用的房屋建得一个比一个高。显然这样更有利可图，尽管违反了罗马的法律。由于偷工减料，房屋都建成了豆腐渣。有关安全的规定敌不过利润的吸引力，一个个高高的贫民窟便立了起来。房屋一般都有六层，很狭窄，墙壁很薄。最终它们会倒塌，然后，人们再建更高的楼。

在拉丁语中，人们称这种由出租房组成的城区为“岛屿（insule，拉丁语）”。没错，贫民窟就是岛屿，这里的人们与大街上罗马人的生命“海洋”的确不相干。大城市总会造成一些人的疏离感，贫民窟最明显、最凄惨地反映这一点。对那些睡在贫民窟的人们来说，罗马不是他们的家。在“岛屿”中，即使住在最底层，他们也享受不到下水道的便利，屋里也没有新鲜的水供应。另一方面，罗马人引以为荣的公共工程就是下水道系统和高架水渠；他们说希腊建筑大而无当，不像罗马的那样实用。大克娄埃可（the Cloaca Maxima）是罗马的中央下水道，自建城以来便有了。高架水渠将山区清凉的水引到市中心，长达35英里，为建造它使用了来自东方地区的大量劫掠品。两者出色地表明了罗马人对公共生活的重视。偶尔，希腊人也承认水渠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水渠很大，水流很急，就像是一条河。”一位地理学家写道，“几乎每幢房屋都有一个蓄水池、一根辅助管道或是一个喷泉。”15显然，他没去过贫民窟。

罗马的自相矛盾清楚地体现在这里：它是最干净的，也是最肮脏的。流淌在大街上的有清洁的水，也有粪便。一边是公共喷泉，寓意着共和国的高贵和德行；一边是各种排泄物，象征着共和国可怖的一面。罗马人的生命是一场竞赛，如果哪些公民掉队了，真的会有粪便倾倒在他们头上。他们被称作“肮脏的平民（plebs sordida）”。“岛屿”的排泄物定期用手推车运往城外做肥料。通常车上都装得太满，走在大街上，粪便不时流淌出来。去世的平民享受不到体面的安葬，阿庇安大道两侧的墓地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埃斯奎林门（Esquiline）是罗马最东面的一个城门，城外有一些大坑，平民的尸体和城市的垃圾都丢在这里。旅行者若走这条路进罗马，他们能在路边看到许多白骨。这是罗马最可怕的地方，巫婆经常出没于此地。据说，她们从尸体上割肉，从大坑中召唤死者的灵魂。的确，在罗马，加在失败者身上的羞辱会延伸到他们去世以后。

对失败者的羞辱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城市贫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没有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正是这种归属感定义着罗马人。住在租房区顶层的人们孤独地生活着，跟罗马公民所珍视的共同体恰成对照。在罗马人看来，如果不参加城市的仪式，不参与社会的律动，那等于被贬入到了野蛮人之列。共和国是不可抗拒的，无论对公民还是对敌人都一样。放弃共和国的，共和国也放弃他。最终，那些被共和国抛弃的人在垃圾堆中找到了归宿。

毫不奇怪，罗马人的生命表现为一场殊死搏斗，竭力避免那种命运。只要有可能，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受到特别的珍惜，默默无闻的状况也不是绝对的。尽管罗马城很大，看起来杂乱无章，人们还是建立了一些秩序。除了寺庙外，人们相信十字路口也积聚着精神力量。在所有的主要路口，虚幻的神明和家神们（the Lares）看护着罗马人。这些大街（vici）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地区，罗马人也用这同一个词指称整个街区。在每年1月的康姆皮塔利亚节（Compitalia），每个街区的居民们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家神的神龛旁挂上了许多木制玩偶，其数量对应着自由人的数量；神龛旁也为每个奴隶准备了一只小球。这种相对的平均主义也体现在同业公会（collegia）中。它们坐落在街区的中心，这一天向所有人开放：公民、自由民、奴隶。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他们不必到更大的舞台上寻求声望，同业公会就提供了这种场所。正是在一个街区中，公民们相互结识，一起吃晚饭，共同度过一年的各个节日，确信同伴们以后会参加他的葬礼。整个罗马城就像是一个各种共同体的大拼盘，每个共同体内部都保留了类似于传统小镇生活的那种亲密感。

不过，街区外的上层人士对此并不感到欣慰。走在宽阔的大街上，狭窄的、乱麻一样纠结着的后街小巷传来威胁性的狗吠声，空气中弥散着未清洁的尸体及商业的气息。对他们脆弱的鼻孔来说，两者都是有害的。上层人士本能地厌恶为生计所迫的人，担心同业公会会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他们势利地看待挣工钱的工作。这里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种是商业的，一种是朴实的、农民的。那些富有的、懒洋洋地在自己别墅里消磨时光的道学家们喜欢的是后一种，而无一例外地厌恶“暴民”：乞丐是暴民，生活在“岛屿”中的人是暴民，商人、店主和手工业者也是暴民。他们认为“需求使得每一个穷人都变得不诚实”。16显然，被如此看待的人痛恨这种想法。17如果不是在诅咒，体面人嘴里不会说出“平民（plebs）”这个词，那些平民们则为这个词自豪。曾经用来骂人的词成了身份的标志；在罗马，这类标志总是很受重视。

同生活中的其他要素一样，罗马人对于阶级和身份的划分也深深扎根于有关城市最初历史的神话中。埃文蒂尼山位于最南端山谷的边缘地带，罗马的港口就在这里。移民从此地上岸，以后也终老于此。新到罗马的人本能地聚集起来，相互结识，分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惶惑。与埃文蒂尼山相对的是帕拉蒂尼山（Palatine）。罗马的山都比较排外。由于山上的空气比较清新，不那么有害，住在山上的花费也较高。在罗马的7座山中，帕拉蒂尼山是最排外的。城市的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地价昂贵。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地方，有一座芦苇搭建的牧羊人小屋，显得很不协调。芦苇会干裂散落，但人们经常更换修葺，使小屋一直保持着原样。这是罗马保守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小屋是孪生兄弟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少年时代的家。罗慕路斯是罗马最早的国王。传说兄弟俩决定建一座城，但建在哪里、给城市起个什么名字，两人意见不一。据说，罗慕路斯站在帕拉蒂尼山上，雷慕斯站在埃文蒂尼山，等待着众神的指示。雷慕斯看到了6只秃鹫，但罗慕路斯看到了12只。罗慕路斯认为这是上天支持他的证明，很快在帕拉蒂尼山筑起城来，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雷慕斯又是嫉妒，又是愤恨，在争斗中被杀死了。这决定了两座山的命运。从此以后，帕拉蒂尼山是胜利者的，埃文蒂尼山是失败者的。城市的地理就这样标识了成功与失败、声望与羞辱两个极端，而罗马人的生命就纠缠于这两端之间。

两座山中间有宽阔的山谷，别墅里的元老们与棚屋里的工匠们也有着遥远的社会距离。在罗马，财富的划分是粗线条的，就是富人和穷人，没有类似于现代中产阶级的一批人。在这种意义上，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是“岛屿”，彼此被远远地分开。另一方面，借助可追溯至罗慕路斯的一个传统，将两座山隔开的山谷其实也将它们连了起来。远到国王时代，人们便开始在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举办双轮马车赛。它是罗马最大的公共场所，伸展在整个山谷中，一边是优雅的别墅，另一边是破败的棚屋。整个城市在这里共度节日，差不多能聚集起20万公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体育场馆比得上。这个数字令人敬畏，证明了人们对这里的重视程度。大竞技场的观众提供了观察罗马人最好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们发出的嘘声、欢呼声、嘲笑声，公民得到了最明白的定义。对于这一点，从别墅里观看比赛的元老们清楚，从棚屋里观看比赛的工匠们也清楚。尽管有种种界线将富人与穷人分开，共同体的观念还是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公民都属于同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不是真正的岛屿。

……

序 言

公元前49年，罗马建国第705年，1月10日。太阳早就落到亚平宁山脉的那一边。黑暗中，第13军团的士兵们排好了行军队形。夜晚寒气逼人，但他们已习惯于各种恶劣天气。八年来，他们冒着严寒，顶着酷暑，追随高卢总督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血战，直到罗马世界的尽头。离开北方的蛮荒之地，在这一刻，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边界，他们迟迟不前。前方是一条窄窄的小河。军团一边是高卢省，远处的另一边是意大利，那边的道路通向罗马。踏上那条路意味着入侵。13军团的士兵突破的将不仅是省界，他们也将触犯罗马人最严厉的法律。事实上，它意味着内战的开始。不过，从军团战士向边界行进以来，他们对那种灾难性后果心知肚明。现在，他们跺着脚暖和暖和身子，等待号令兵召唤他们行动——扛起武器前进，渡过卢比孔河。

什么时候召唤？卢比孔河充盈着山上的融雪，在夜色中影影绰绰。士兵们听得到水流的声音，但听不到军号声。他们警醒着，倾听着。这些战士不习惯等待。战斗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像闪电般出击。人们都知道高卢总督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作战讲求速度和突然性，善于猛打猛冲。这一天的下午，他发出了渡过卢比孔河的命令。现在，军团战士已到了河边，为什么突然让他们停下来？士兵们看不见他，但在他身边的高级将领们的眼里，高卢总督显然正处于内心的煎熬中。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凝视着卢比孔河的暗黑水流，心神难定地沉默着，迟迟没有做出渡河的手势。

罗马人有一个词，专指这种状况。他们称之为Discrimen，意为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紧张时刻，那一刻的抉择决定着人的一生。如任何一个渴望辉煌的罗马人一样，恺撒经历过许多类似的危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地，恺撒拿他的未来冒险；一次又一次地，恺撒成功了。在罗马人看来，男人就应该这样。然而，站在卢比孔河岸边，恺撒面临的是特别揪心的困局，而这一困局竟还是他先前的胜利造成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恺撒迫使800余座城市、300来个部落投降，整个高卢归顺于他。的确是伟大的成就，也许过于伟大了，罗马人既为之欢呼，也为之担心。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不容许任何人这样长久地独领风骚，远远地将其他人甩在后边。恺撒的政敌们嫉妒他的功劳，畏惧他的威势，早就策划要剥夺他的指挥权。公元前49年的冬天，他们终于把恺撒逼到了墙角。何去何从？或者，他服从法律，交出指挥权，接受失败的命运；或者，渡过卢比孔河。

“木已成舟，事成定局”（The die is cast）1。最终，恺撒命令军团过了河。除了参照狂热的赌徒心理，我们还能怎样理解恺撒的行为？赌注太高，超过了任何理性的计算。进入意大利后，恺撒知道他冒着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跟同伴谈起过，其前景令他不寒而栗。他的决定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远见卓识如恺撒也看不清楚。Discrimen不仅是“危机关头”（crisis point）的意思，它也可以指“分界线”（dividing line）。卢比孔河正是这样的分界线。过了这条河，恺撒便将世界拖入了战争，将导致古罗马自由制度的毁灭，其废墟上将建起君主制度。这对西方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以卢比孔河为界，人们不断争辩着各种制度设想——自由还是专制？秩序还是混乱？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卢比孔河只是一条小河，毫不起眼，连它的位置都被忘得干干净净，但人们牢牢地记着它的名字。一点也不奇怪。鉴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重大意义，在他之后，人们用这件事指代任何重要的抉择。

一个时代结束了。曾经，地中海地区散落着许多自由城市。在希腊和意大利，城市中的人们自称为公民，而不是法老或皇帝的臣民。他们为自己拥有自由言论、私有财权、法律保护等权利而自豪，视之为将他们区别于奴隶的核心价值。随着一个个新帝国的兴起——先是亚历山大大帝与其继承者们的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逐渐地，这些城市失去了独立。到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地区只剩下罗马一个城市是自由的。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共和国完了，再没有自由城市了。

保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传统结束了，要等到另一个漫长的千年之后才再次出现。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曾多次尝试摆脱专制，回到卢比孔河的那一边。英国革命、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曾自觉地以罗马共和国为榜样。托马斯·霍布斯抱怨道：“说起反抗君主统治的叛乱，最常见的动因之一便是他们读了有关希腊人、罗马人的政治及历史的书籍。”2当然，从辉煌的罗马史诗中，人们学到的并非只是对自由共和国的渴望，拿破仑也是先做执政官、再做皇帝的。整个19世纪，有许多人建立了波拿巴式的统治，他们常被称为“恺撒主义者”。20世纪的20～30年代，各地的共和政府摇摇欲坠，幸灾乐祸的人们则引述罗马共和国的先例，将它们覆灭前的阵痛相提并论。1922年，墨索里尼曾大肆宣传他率黑衫党向罗马英勇进军的神话，比拟为之前恺撒的类似行动。一条新的卢比孔河已被渡过，有这样看法的人不止墨索里尼一个。“没有黑衫党就没有褐衫党，”希特勒后来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行动是历史的转折点。”3

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政治的一个悠久传统达到了其骇人听闻的顶点，然后永远地消逝不见了。在受到古罗马榜样激励的世界政治领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个。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曾为他们的残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这些一起连带他们最高贵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种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动托马斯·杰斐逊，今天再不时兴了。那样太僵化，太一本正经，显得律己太过严苛。将古罗马人当作英雄崇拜是19世纪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后现代时期，没有什么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厌烦的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说，我们已经解放了，“从所有压迫性的古罗马价值观”4中解放了。许多个世纪里，它们构成了公民权利的主要成分，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古人闻所未闻的新大陆的国会山上，众议院之外为什么还有一个参议院？很少有人对此费思量。希腊的帕台农神庙仍在激荡着我们的想象，罗马的广场（Forum）却一去不返了。

我们常常沾沾自喜地想，西方的民主制度仅仅来源于雅典。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是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既继承了它的优点，也继承了它的缺陷。若不是有人用过，我本来是会以《公民们》作为书名的。他们是罗马共和国的支持者，共和国灭亡悲剧的承担者。其实到了最后，罗马人自己也厌倦了古代的伦理道德，更愿意忍受轻微的奴役，同时享受和平及奴役带来的其他好处。他们选择了面包和竞技场，不要没完没了的内战。罗马人已认识到，他们的自由蕴涵着毁灭他们的种子。在后来尼禄和图密善（Domitian）的残暴统治时期，这一认识足以引起人们的道德无力感。此后的许多时代都是这样。

当然，说罗马人的自由并非虚夸的冒牌货，也不意味着承认共和国就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乐园。它肯定不是。罗马人把自由和平等主义分得很清楚。只有戴着镣铐的奴隶是真正平等的。对普通公民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竞争，财富和选票是公认的成功标志。立基于此的共和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西方，其影响力和控制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降低罗马共和国同我们时代的相似性，尽管人们曾以为是那样的。事实恰恰相反。

其实，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来，拿罗马与今日美国做比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谈。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虽然有时候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他却不会大惊小怪。有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在时间上、空间上离我们都非常遥远，但它们会突然进入我们视线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它们有一种多变的特征，既非常奇特，又同我们的世界极为相像。在几个世代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恺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权力宝座，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者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称之为“罗马式革命”。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时代的预言。就这样，伴随着世界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罗马也被一次次地解读、再解读。赛姆继承了一条久远的、值得尊敬的史学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马氏曾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贡献给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市和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后者恰好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者同名。“谨慎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谁若想预言将发生什么事，他便应该关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话很有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都在从前非常近似地发生过。”5如果说在有些时期，这种论断显得奇怪，在另一些时候显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从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国，罗马是第一个；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个。罗马是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了。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全球化、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虽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仅如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学者心中，我们的许多风尚都禁不住引起他们的记忆错觉——从锦鲤到仿伦敦东区口音（Mockney）到明星厨师。

但这些可能暗含着欺骗性。不用说，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罗马人显出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时，他们反而最奇特。当一个诗人为情人的狠心悲伤时，当一个父亲为去世的女儿痛心时，他们似乎说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性关系或家庭关系方面，他们和我们的观念又有着巨大的鸿沟。类似的还有导致共和国产生的价值观，公民们的愿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理解了这些后，罗马人的许多看起来乖张乃至明显是犯罪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仍无法原谅。在竞技场杀人，毁灭一座伟大城市，征服整个世界，这些都被罗马人视作辉煌的功绩。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们便无法理解罗马共和国。

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显然，企图进入它的思想内部是件危险的事，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冒险。众所周知，古罗马历史中，共和国的最后20年是资料保存最完备的时期，有演讲词、回忆录，甚至还有私人通信，对古典学者来说，称得上是一座证据的宝库了。但它们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几束微弱光线。将来的某一天，等20世纪的资料散落得如古罗马时期一样，或许写一部二战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和丘吉尔的回忆录了。历史变得完全碎片化，没有前线将士的家书，没有他们的日记。这种资料状况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弗鲁伦（Fluellen）所说，“听不到庞培营帐里的任何声音”。没能发出声音的还包括农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简陋小屋，战地奴隶的工棚。偶尔能听到一些女人的声音，但仅限于身份高贵的女人；它们毫无例外地由男人转述，甚至是错误地转述的。在罗马史中，很难了解到统治阶级之外任何人的详细情况，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难。

即使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叙述也不完整，也只是一些残章断篇，如平原上的水渠，一会儿有高架的引水桥，一会儿又流淌在地面。罗马人很害怕这会成为他们的命运。他们中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萨鲁斯特说：“毫无疑问，命运女神随意地主宰着一切。她宣扬一个人的声名，隐瞒另一个人，丝毫不考虑他们也许难分高下。”6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的命运恰是这段辛辣议论的写照。萨鲁斯特是恺撒的追随者，曾记录了其庇护人登上权力高位前的一段历史。读过的人一致称赞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如果它能保留至今，我们便有了一部富于戏剧性描写的重要记述，一部同时代人写的从公元前78年到前67年这10年间的历史。可惜，我们只能看到萨鲁斯特的杰作的片段。依据这些和其他的一些片段，我们仍能重构这段历史，然而已失去的再也无法修复。

难怪古典学者都担心话说得太满，每写上一句便停下来，急于解释它、限定它。即使材料非常丰富，不确定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到处出现。以本书书名所指示的那个关键事件为例，它真的如我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吗？只是有可能罢了。有材料说是在日出后渡河的，另一些材料暗示，当恺撒本人来到河边时，前卫部队已经过了河。甚至连日期也是根据其他事件推断的。学术界接受1月10日前后的日子，但从10日到14日，哪一天都有人赞同。此外，依照儒略历以前的古怪历法，罗马人说的1月其实是我们的11月。

一言以蔽之，本书对许多事实的陈述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或许反驳的依据还很充分。读者应该习惯这种情况。我也得加上一句，请不要为此沮丧。在序言中把这些交代清楚很有必要，毕竟，这是一部记叙体著作，由支离破碎的材料连缀而成，还不得不略去一些明显的关节和脱漏之处。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的覆亡意义重大，连贯而流畅地写出它的故事一直是古代史学者的心愿。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也一样。许多年来，叙述史很不招人待见，今天，它又令人欣慰地重新被认可。当然，人们也很清楚，成功的叙述史需要人为构造一种模式，自圆其说地将杂乱的事件一一编排进来。事实上，这样的著述能更近地引领我们走向罗马人的心灵。几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作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罗马的毁灭；与此同时，它也赋予这段历史一种特别绚丽的、英雄主义的色调。仅在一代人之后，人们便开始为那样一个时期、那么多的伟人惊异不已。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是提比略皇帝的颂词作者，他在半个世纪后赞叹道：“曾几何时出现过如此伟大的人物呢？这样的时期根本不需要我们为它著书立说，它注定流芳百世。”7但很快地，他为这段时期写出了一部历史。他和罗马人都明白，正是在行动中，借助绝世的丰功伟业，罗马的天才们光彩照人地展示着自己。叙述体最适合表现行动，因此，也最适合揭示那些天才人物。

两千年过去了，罗马舞台上的伟大人物依然令人惊叹。罗马共和国也一样。或许，它不像恺撒、西塞罗、克列奥帕特拉那样为众人所知，但共和国本身的意义超出了所有这些人。它有许多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的内容，也有许多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去刻画的地方。古风的大理石上，罗马公民们若隐若现；在金黄与火红的背景下，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的目光中，他们的面孔似亮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