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田赋就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项目。清代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地，除土地税外，又增加丁银、耗羡、漕米等；另外，工商业税方面的税源有盐税、关税、杂赋等。根据王业键教授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国家税收达107，310，000两。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
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经济上大规模扩张，出现集约化的耕种、农村经济商业化、经济作物专业化、引进新的农作物、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罗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另外，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税收入随之增长。实际上是否如此，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谓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而人口却节节成长，加上资本无突破，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在商业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扬州盐商》则是一篇典范之作。何教授讨论十八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均分家产制度、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1738—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花费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后，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此外，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钱办善事、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扩大生产营运，而走上衰败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嗜好射箭及斗蟋蟀，并建了一座名园“康山园”。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艺术家及鉴赏家，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终致家道消乏。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试图做些回应。
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科技、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源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诺斯如此定义国家：“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简单地说，国家用“保护与正义”等服务来交换税收。但是，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因此，政治环境的竞争力、强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财产权的效率，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举例来说，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税收，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根据诺斯的观点，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然而，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势下，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因此，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1993年开始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档案，当时我做清代皇族的课题，主要阅读宗人府的档案，但皇族的经济来源涉及内务府，因此也阅读《内务府来文？土地房屋类》、《内务府奏销档》等相关档案。清代皇族计划结束后，我开始做内务府的研究。后来认识步德茂教授（Thomas M.Buoye），他曾拜师韦庆远教授，韦先生对内务府档案如数家珍。步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内务府的账簿，并展示部分档案。我天生对数字有兴趣，所以2000年申请“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计划，向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自乾隆八年起至嘉庆二十年（1743—1815）止，共有823件档案，9个微卷。内务府掌管皇室的各种生活事务，广储司则系管理庋藏及出纳的机构，如同皇帝私人荷包，金银财宝都聚积于此。内务府广储司的六库分别是银库、皮库、瓷库、缎库、衣库、茶库。六库藏的金、银、铜、锡、大制钱、珊瑚、玛瑙、琥珀、水晶、玉石、毛皮、绸缎、沉香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给。月折档是六库内务府堂每月对各库物品所做的库藏报告，分成旧存、新收、用过、实在四项的统计，也称为四柱清折。
银库中贮藏金、银、玉石、铜钱等，金子分成赤金和各种成色的金子数千、万两。金子的来源有安南上贡，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归属清朝版图后，和阗、叶尔羌、乌鲁木齐等处每年进贡的金子，并有查获走私的金子也交内务府；另有陕甘总督、云南、贵州巡抚等进金厂抽获金子。银库贮藏以银两占大宗，清初，关内、关外设立官庄、果园等，此项钱粮地租皆纳入银库；又内务府所属的京城官房成千上万间，为当时北京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官兵认买或承租官房的收入也是缴交银库；庆丰司所管辖牛羊群，每年出售肉品和皮货之银两，也缴交银库。乾隆中期以后，银库的主要收入是依赖盐商借的利息所得，“按月一分起息”。此外，乾隆皇帝还创立许多让官员罚俸的制度，要求官员缴交赎罪、分赔、议罪银两，查抄家产所得自然也成为银库的财源之一。广储司银库自乾隆十年到六十年（1745—1795）总收入为68，803，253两，支出银两为67，705，043两。
此外，广储司收入的银两还不包括圆明园银库的部分，例如税关监督呈报税关盈余后，都“奉旨”交圆明园若干。可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该银库档案亦无存。另外，养心殿承办皇帝制作各种艺术品，每年编列《养心殿造办处收贮清册》，分旧存、新进、实用、下存四柱清册，新进银两在乾隆元年到六十年间（1736—1795）有二十四年份缺资料，其余年份的总收入为5，489，331两。实用银两有二十一年份缺资料，其余年份总支出为6，514，140两。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估计总收入在八千万两以上，大约是清代国家两年田赋税收，是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
但是，《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月折档》只有每月收支总数，收支的细目不清楚，我又向“国家科学委员会”申请计划，购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这档案是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各地官员当月缴交内务府银两，以税关监督和盐政等居多，这档案系条列式，共有11，542件。上述，官员缴交银两若是入圆明园银库，就不在广储司银库内，所以另参考《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该档案起于康熙朝，止于宣统朝，共有1，387卷，八万余件档案。朱批奏折始行于康熙朝，最初仅为特定人员密报之用。雍正朝进一步扩大范围，地方下层官员也可以上奏。乾隆朝臣工上奏是采用奏折，所以乾隆朝以后奏折的数量大增。康熙朝财政类奏折不多，源于康熙的朱批奏折都发还给具奏者本人，雍正朝以后才有缴回朱批奏折的规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86年所拍摄的朱批奏折微卷，共64卷，每卷有3，200画幅，总数超过二十万页。1991年该档案馆出版《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共有五册，第二册包括关税、盐务、房租和地租，与本书讨论内容有关，第四册经费和第五册捐输亦有内务府的档案。
《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的档案是皇帝包衣给皇帝的奏折，具奏人自称“奴才”。譬如，税关监督每年呈报关税收支时分两本奏折：一者属于正税，缴给户部，皇帝的朱批为：“该部核议具奏”；一者解交内务府，官员在奏折中提到“此项银两应交何处，伏候谕旨。”皇帝的朱批为：“交广储司银库”、“交圆明园”、“交养心殿”或“交海望”，这些银两因此分别进了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或养心殿银库，归入皇室财政。但“交海望”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海望（？—1755）自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二十年（1755），同时担任户部尚书和内务府总管大臣。“交海望”乍看之下以为此银流入户部银库，但海望同时为内务府总管大臣，他必须向皇帝奏报该银入广储司。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奏报的款项，按月汇集成总册，这档案揭露了乾隆皇帝的障眼法。
我将《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和《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按照时间次序用Excel建档，并核对两种资料是否互相吻合，或有朱批奏折遗失则以银库月折填补。近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又购买《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共有七十八万件，该档案按照内政、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宗教等分类，乾隆朝共有102个微卷。其中财政类与商业贸易档案，也是本书参考的资料来源之一。
《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档案有关皇室财政的部分如下：第一项为官庄。清代的田制，分为民田、官田、官庄和屯田四种。这些奏折主要是官庄、官田的征收地租、房租情形。清代的官庄应该包括皇庄和宗室的官庄，前者为内务府管辖，后者为宗人府管辖。但往往经管官庄的庄头欠租、革退，则改由地方官员代理清查地亩和收租事宜，所以地方官员奏报的地租事项，多半指官庄旗地，和民地的地租关系不大。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的旗地》，分上、中、下三册，内容主要搜集政书（实录、会典、通典等），地方志，以及内务府所属会计司、都虞司、庄头处等各衙门的档案，但对乾隆内务府官庄大量增加并没有讨论。《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的官员奏报官员与商人之“入官房地产变价”，提供乾隆朝官庄变化的线索。其次，自雍正年间大力整肃亏空官员，查抄其田产房屋，犯罪官员财产入官由内务府接管。但官员的田产分布全国各地，仍由各地方官奏报收租或者售卖。
第二项为盐务。清代盐的主要产区有长芦、奉天、山东、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西等十余区，其中与皇室财政密切相关者为长芦、山东、两淮、河东四盐区。盐政奏报缴交给皇帝的各项经费，以及内务府等衙门公帑交由长芦盐商或两淮盐商生息银两、盐商报效、捐输银两。第三项为关税。清代设关征税，许多税关监督为内务府包衣，有淮安关、浒墅关、九江关、凤阳关、张家口、粤海关等。税关监督奏报关税盈余，以及变卖人参、玉石、毛皮等缴交内务府。第四项为捐输。各省督抚的奏报盐商或广州行商捐输资料，有些名义为河工、军需、赈灾，亦不乏给乾隆皇帝祝寿、修建行宫等。官员缴交内务府的档案也可以在《内务府奏销档》找到相关的纪录，这批档案有满文和汉文两种，部分满文档案藏在大连图书馆。1989年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1992年出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奖惩？宫廷用度？外藩进贡》。这两套书由佟永功、关嘉录等学者将清前期满文档案译成汉文。200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采购《内务府题本？题稿》微卷，内容为内务府大臣、盛京内务府大臣向皇帝题报内务府人事管理、皇室官庄和果园庄之地租、广储司各库什物数目，及办理宫廷开支如关房处菜库一年办买菜蔬用过银两等事务。题本是正式公文共2，743件，题稿为稿本共3，146件，时间从乾隆五年（1740）起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这些档案衔接大连图书馆的档案，系汉文档案。本书征引的题本是有关庄头与果园头缴交实物或折银，以及喀尔喀蒙古进贡之贡品。
关于内务府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探讨康熙朝著名的包衣曹寅之兴起与没落，内务府始见诸于世。他指出对南京、苏州与杭州织造的控制，从工部逐渐转移到内务府。刘翠溶教授讨论皇室财政收入，以及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张德昌（Chang Te-ch’ang）提到皇室的收入有地租、朝贡、关税盈余、人参玉石毛皮专卖，以及官员犯过时需“自行议罪”，由自己决定罚款，他利用乾隆四十五年到六十年（1780—1795）间军机处的密记档，发现这些款项最后也流进内务府。官员贪污所得，如和珅抄家后，家产归入内务府。陶博（Preston M.Torbert）的专书，详尽叙述内务府的建置和沿革，以及内务府财产包括房地产、人参、盐铜专利、关税、进贡、入官。他讨论乾隆年间的高朴案，皇帝严惩高朴并接收非法玉石交易之利益。韦庆远写过内务府的论文最多，包括皇当、康雍乾时期高利贷、内务府生息银两、皇商范氏的兴衰等论文，都非常有启发性。叶志如任职一档馆，在《历史档案》杂志上发表过许多内务府财政档案选编和研究。祁美琴《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二书讨论皇室的财政收支，偏重制度史研究，取材以官方史书为主。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清代军费研究》、《清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研究》等书，涉及各盐区的盐商向皇帝借内帑的生息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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