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帝国

《森林帝国》是一部原创性史学著作。书中首次论述中华文明具有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其中，森林文化孕育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洲，文脉之承续，三千年不绝。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多元文化，形成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

森林文化、森林帝国、中华文化五种形态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首先，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中华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多元文化统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

阎崇年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出版《阎崇年集》（25卷），专著《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康熙帝大传》、《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版）等，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阎崇年自选集》，在中央电视台主讲并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御窑千年》，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

森林帝国》是一部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作者开宗明义，提出议题，进而叙述森林文化载体满人及其先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即从先秦的肃慎，历经汉晋的挹娄、勿吉，唐代的渤海，宋代的金人，明清之际的后金，至满洲统一中国，建成强盛的清帝国。本书成功地回答了满洲人的清朝何以能够统一中国并维持二百六十八年之久。

作者提出一个新领域的学术研究方向，即森林文化的学术建设大业。他不只是倡议，更是身体力行，对森林文化的内涵，森林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森林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组成要素，森林帝国的历史意义，都做出颇有建树的研究，开启了森林文化研究的崭新局面。

——冯尔康（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第一章 引言：赫图阿拉之问

一 问题缘起

二 研究思路

三 本书意义

第二章 中华文化地图

一 五种文化形态

二 三个千年变局

三 一条文化脉络

第三章 森林文化素描

一 地理

二 经济

三 文化

四 生活

第四章 积淀:文化演进

一 肃慎:楛矢石砮

二 挹娄:多猪无羊

三 勿吉:射猎为业

第五章 先声：渤海政权

一 文化机遇

二 辽东盛国

三 双面色彩

第六章 过渡：契丹建辽

一 安史之乱

二 契丹建辽

三 文化之殇

第七章 勃兴：女真建金

一 大金建国

二 迁都燕京

三 半壁山河

四 金亡之鉴

第八章 崛起：森林帝国

一 女真南迁

二 满洲兴起

三 建立后金

四 国号大清

第九章 鼎盛：康乾之治

一 顺治迁都

二 康熙大政

三 雍乾文武

四 康乾之治

第十章 结语：赫图阿拉之答

一 文化统合，取得政权

二 文化统合，巩固政权

三 文化裂分，失去政权

附录：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参考书目

清入主中原后的268年，文化裂分，教训可鉴。

第一，文化统合，需要日新。文化统合，特别是满洲森林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之间，需要不断统合，不断求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随着时间推移、地域变化，而不断变化、不断深化。如清朝最高权力核心的“五大臣”，即内务府总管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内大臣，全是满人，个别蒙古人，没有汉人，且多属八旗满洲上三旗；而军机大臣的首席军机大臣几乎全是满人。这个体制，历朝延袭，没有变化。这个体制没有反映五种文化形态的分别权益和总体状态。

又如旗人，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他们在圈占土地之后，也是凝固不变的：定身份、定旗分、定佐领、定住地、定钱粮、定土地、定婚姻、定职业等，把旗人圈在满城里，妨碍了文化融合。久而久之，旗人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文化封闭，影响文化融合。

文化统合，历史可鉴。辽、金、元的史鉴，前面已述。明朝，没有处理好文化统合，最后被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所取代；清朝后期，没有处理好同汉人的文化统合，最后被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所取代。

所以，文化统合，事关大体。处理得好，就会出现治世局面；处理得不好，就会危及政权。

第二，文化统合，需开眼界。清朝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局势，发生大变。文化统合，还要外向，面向世界。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面临新的问题，不仅是中华五种文化形态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又面临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清朝的康熙帝，还算了解、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舆图学、人体解剖学等知识，但仅是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政府政策和国家制度。而后，人亡政息，刚打开一扇了解西方的窗户，又被关上。在乾隆时代（1736—1795年在位），西方世界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乾隆三十年（1765），以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为始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乾隆四十年（1775），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翌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三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爆发法国大革命。世界开始新时代、新潮流。

此前，康熙帝晚年提出“持盈保泰”。乾隆帝则一再重复“持盈保泰”或“保泰持盈”，甚且言“瑞叠祥骈，持盈保泰”。 在《清高宗实录》里，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出现二十七次之多。其扬扬自得，跃然纸上。

但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十三日，英使马戛尔尼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乾隆帝自称“天朝抚有四海”，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始终以“天朝统驭寰宇” 自诩。清朝没有打开对外文化交流之门，而是紧紧关闭着。

第三，海洋文化，成为短板。在前述中华五种文化形态中，海洋文化不仅从来没有建立过大的政权，而且历来皇朝都对之重视不够。以辽、金、元、明、清来说，这五朝的帝王，只知金戈铁马，不懂海洋文化。他们都没有海洋文化的基因。清朝执政者属于森林文化，长于骑射，短于航海。海洋文化，不被重视。康熙帝算是有先见之明，他预见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

康熙帝指出问题，已属英明；但没有制定制度、方略和措施，且被其子孙遗忘。出现道光皇帝“到英国骑马要多少时日”的笑柄。此期，西方正在崛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法国大革命爆发等。而在中国，果然后来——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以及民国时期的日军侵华，都是从海上打来的，中国吃了大亏！这是一条刻骨铭心的血的历史教训！“人类历史开始了在天上和海上开拓与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短板的启示是：发展海洋文化，建立强大海军，建设海上强国，制定海洋方略，这既是中国历史的教训，又是清朝历史的殷鉴，也是中华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奔腾的潮流。”

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纵观历史，满洲从森林文化走来，从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猛哥帖木儿算起，到乾隆帝中期为止，约四百年——四个百年，四大巨变：这就是百年磨难、百年生聚、百年勃发、百年衰落。这算是一个历史轮回。天上没有不落的太阳。从日出、日中、日落到黑夜，这算是一个自然轮回。人类的各家族、各集团、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不妨用两只眼睛、而不是用一只眼睛，看满洲兴衰四百年的历史——磨难既是痛苦，也蕴含转机；生聚既是前进，也同存艰苦；勃兴既是胜利，也潜藏危机；没落既是悲哀，也孕育新生。所以，森林帝国的历史启示——一个国家崛兴和强盛的基本经验是：以文化之“统合”，求国家之“统一”。

引言：赫图阿拉之问

本书以“赫图阿拉之问”作为“引言”，分作三目，简略阐述。



一问题缘起

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是满语的汉语音译，hetu原意是横，ala是岗，汉语直译作“横岗”，也译作“平顶山”。赫图阿拉是一座小山城。这是“女真多山城”的一例典型。赫图阿拉的地形罕见，地貌奇特，呈椭圆柱形，平地凸起，像一个“高桩馒头”，高10—20米，上筑城墙，高约6米。它三面环山，四面临水，凭借天险，易守难攻。它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较温，宜于生存。赫图阿拉周围，漫山遍野森林覆盖，至今森林覆盖率达80%，负氧离子在每立方厘米20000个以上，PM2.5在10微克/立方米以下。赫图阿拉内城面积246000平方米，合369亩，相当于北京故宫面积的三分之一。山上只有一口井，今人称作“汗王井”，已历600多年，至今井口水距离井旁地面，经实测仅为3厘米，伸手可掬，常年充盈。赫图阿拉的地理区位，西距抚顺约100公里、距沈阳约200公里，远离辽河平原重镇辽阳，既可隐蔽信息、暗自发展，又可进军开拓、图谋大业。这里是满洲发祥的基地，也成为森林帝国崛起的基地。

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基地，统一女真各部，创制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建元天命，黄衣称朕，奠定了清朝的根基，也奠定了森林帝国的基业。赫图阿拉被清尊为“兴京”，就是清朝兴起的京城。后金天命六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努尔哈赤夺取沈阳、辽阳，进入辽河平原。同年，努尔哈赤迁都原明朝辽东首府——辽阳。清尊辽阳为东京，就是清朝东部的京城。后金天命十年即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再迁都沈阳。清尊沈阳为盛京，就是清朝兴盛的京城。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顺治帝（时清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又迁都燕京（今北京）。从此，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稳定政权，长达268年，成为继西汉、唐、明之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二百年以上的统一皇朝，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皇帝君临天下两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1〕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清朝缘何由几十万人口、十多万军队，战胜明朝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并打败李自成、张献忠数百万农民军队，且巩固统治长达268年之久？我把这道历史难题称作“赫图阿拉之问”。

问题的缘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著名学者、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化工作的副书记王光先生，在北京社会科学院高起祥院长陪同下，来到我家。在谈话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约有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的明朝呢？而且，满族人建立清朝并巩固其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后来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一下。周恩来总理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至今也未曾看到有回答这个问题的论著。您研究清史，希望您回答这道历史难题。



我当即表示，这道历史难题很重要，应当回答；但是，我个人才疏学浅，知识和能力有限，恐怕回答不了这道难题。王光先生说：“不必着急，积累材料，慢慢思考，不设时限。”由是，王光先生把“赫图阿拉之问”，直接摆到了我的面前。

在清史研究的过程中，我时常思考“赫图阿拉之问”——读书时、著述时、行路时、品茶时，甚至于夜间朦胧欲眠时，试图破解这道难题。当然，一道几何证明题，可以有多种的证法；一道代数计算题，可以有多种的解法——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同样，研究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可以依据不同史料，通过不同方法，进行不同论证，得出相同结论。

实际上，关于“赫图阿拉之问”，百年来，学人已从不同角度尝试着作了回答，例如：

“征服说”。强调满洲军事征服、民族压迫，进而认为中国被满洲灭亡了（“满化”了）。这种史观影响很大、很久、很广，但这无法解释清朝为什么能够统治那么久，而没有像元朝那样迅速被推翻。

“汉化说”。强调满洲吸收汉文化元素（包括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而认为满洲被汉化了。然而，直到清朝灭亡，满洲虽有汉化的元素，但汉化很不彻底，作为一个民族依然存在。

“政策说”。强调清朝一些具体政策，比如军事上建立绿营、政治上任用汉臣、经济上摊丁入亩、文化上开科取士等。这些都对清朝的统一和延续有作用，但解释力还是不够。

满洲先民有史可征，从商周的肃慎、秦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到隋唐的靺鞨，其中包括夫余等，一直活跃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区。公元10世纪后，契丹建立的辽朝和女真建立的金朝，先后从东北出发，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直到明代建州女真在东北崛起，建立后金-大清，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皇朝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朝代。那么，是什么神秘力量，联结起了这条绵延三千年的历史脉络？

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27—约97）的名著《论衡》中，讲到一个神话故事，我从中撬开了一道罅隙，得到了一丝启发。《论衡·吉验》记载：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这个故事生动而又通俗地讲道：北夷橐离国王的侍婢怀孕，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国王不喜欢这个儿子，命丢弃到猪圈里，猪用气嘘这个孩子，孩子得以不死；又命丢弃到马厩里，想由马将其踩踏死，而马又用气嘘这个孩子，孩子又得以不死。国王怀疑这个孩子是上天之子，让其生母抚养他，取名东明，并命他牧放牛马。东明擅长骑射，国王怕他长大之后夺了王位，打算派人刺杀东明。东明闻讯逃走，国王派兵追杀。东明逃到掩淲水，用弓击水。这时鱼鳖组成一座浮桥，东明得以渡过。追兵赶来时，鱼鳖散去，浮桥消散，不得径渡。后来东明做了夫余国王，东夷才有了夫余国。

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满洲先世夫余之人，在内养猪，在外骑马，善弯射，居定所，既狩猎，又捕鱼，过着渔猎生活。

我由此得到一点启发：不妨从森林文化的视角，探索满洲-清朝发展的历史与演进，进而解答“赫图阿拉之问”。

于是，放开眼界、放远视野：在亚洲的东北部，有一片广袤的土地，穿流着多条江河，分布着连绵山峦，生长着茂密森林，可谓森林莽莽，遮天蔽日，地域辽阔，江河奔流。这里，史载：“松林千里无际，皆太古时物”，“树海绿天数千里，万产愤盈，参蜜貂鹿，利尽海表”。这片广阔的森林地带，处于东经120°—145°，北纬42°—70°之间。这里，居住着很多族群，有特殊的生活方式，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从公元前17世纪到17世纪的三千多年间，这里的森林文化，逐渐孕育出清朝这个森林帝国。

与这片森林地带，通过大兴安岭，东西相望、彼此毗连的是欧亚大草原。而那片欧亚大草原，蓝天白云，鹰隼翱翔，草原茵绿，空气清新，四无边际，苍穹如盖。可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3〕 其经济文化特征，为草原文化。从秦汉匈奴到元朝蒙古，这里的草原文化，曾经孕育出蒙古草原帝国。

中国东北部地域的森林与西北部地域的草原，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因而往往被混为一体。森林文化的独特光芒，常常被掩映在草原文化的光影之下。实际上，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各具特色，各展异彩，对比鲜明，值得研究。

在东北亚这片森林大地上，劳作生息繁衍的族群和部民，他们的文化形态，我称其为“森林文化”。森林文化概括了东北亚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族群、经济、社会、习俗、饮食、起居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对中国的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尤其是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悠久、广博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可否以森林文化为视角、为方法论，探究并解答“赫图阿拉之问”呢？



二研究思路

历史学的研究，有阶级史观、英雄史观、宗教史观、经济史观、帝王史观等不同视角。拙著《森林帝国》一书，以森林文化为视角，作为研究线索，把我的思考、我的探索、我的新见、我的论证，按时序，分地域，列章节，摆资料，陈叙述，做论析，期贤者，共讨论。

在中国两千多年帝制史上，中华文明帝国曾表现为农耕帝国、草原帝国和森林帝国三种形态。其共同特征是，以某一文化形态为纽带，实现文化的多元一统。本书对“赫图阿拉之问”的解答思路是，满洲实现了女真内部的统合，又完成了东北森林文化的统合，继以森林文化为枢纽，统合了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大统合，建立了后金-大清这个森林帝国。这是清朝兴起、统一、鼎盛和延祚的文化根因。

这个探索与研究思路的要点是：

1．中华古代文明主要是由五种文化形态构成的，即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统合，彼此交汇、融合，但是每一地域均有其主导文化，地域与文化的对应关系：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青藏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上述各文化是中华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它们的碰撞、交流、统合、演进，构成了中华文明史的主要内容。

2．东北森林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尤其区别于毗邻的西北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这种区别根源于地理因素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表现在生产领域、生活领域，进而扩展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范围。

3．森林帝国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第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中华文明之博大，就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就在于其文化统合。

4．女真-满洲属于森林文化，它能够突破地理局限，走出东北、统一中国，其关键原因在于能够依托森林文化，统合其他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其统合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预备阶段。商周到隋唐，森林文化逐步兴起，与农耕文化碰撞融合，其主要标志是渤海政权等。

二是尝试阶段。在辽、金时期，森林文化继续壮大、拓展，开始进入中原，探索既保留森林文化内核、又统合农耕文化元素的方案，其主要标志是辽、金两朝的尊孔读经、兴学科举等。

三是发展阶段。明朝建州女真南迁，建立后金-清政权，加强与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统合，其主要标志是建州女真的“文化三元”、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皇太极调整政策、建立大清等。

四是完成阶段。清朝前期，满洲入关，针对中原、蒙古、回疆、藏区、海岛等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采取不同的文化统合策略与措施，建立森林帝国。

本书提出的新理念，如森林文化、森林帝国、文化统合等。在这里，做个简要诠释：

森林文化是北半球冻土带以南的一条森林文化带，其各族群的部民，过着定居生活，为渔猎经济，兼以蓄养、采集等。

森林帝国是指以森林文化为纽带，统合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所建立的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帝国。它是帝国，因为它是帝制的，又是文化多元的；它是森林帝国，因为它以森林文化作枢纽，并统合多元文化。

文化统合是森林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在中国古代社会五种文化形态中，农耕文化是一门一户的个体农桑经济，草原文化是一帐一户的个体游牧经济，高原文化是一家一户的个体自然经济，海洋文化是一船一户的个体捕捞经济；但是，森林文化部民虽是一家一户定居生活，其文化的一个特点是狩猎中的“围猎”，也叫“合围”。这是其他文化形态所没有的。围猎的特点是“合”。八旗组织源于“围猎”。因此，“合”是森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森林文化的部民重“合”，就是注重统合。“统合”是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帝、圣祖康熙帝、世宗雍正帝、高宗乾隆帝，执政的一个核心理念、基本国策。当然，这里也有文化碰撞，有时激烈，甚至残酷，但大的趋势，还是在统合。

统，《说文解字》：“统，纪也。”纪，《说文解字》：“纪，别糸也。”“正义”解释：“糸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糸皆得其首，是为纪。”又“笺”曰：“南国之大川，纪理众水。”段玉裁引《淮南子·泰族训》曰：“茧之性为糸，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糸。”所以，统，就是理出丝的头绪。

合，《说文解字》：“合，亼口也。从亼口。”段玉裁注：“三口相同是为合。”

由上可见，统合的原意是从茧中抽出一根头绪，并理出丝来。人们从这个朴素的现象中，找到一个治国、治军、治学、治企的要领、理念、方法和策略，就是“统合”。统而合之，合则大，合则强，合则兴，合则安。这应是森林帝国从赫图阿拉走向辽河，走进山海关，走入中原，最后走向统合全中华的历史宝鉴。



三本书意义

本书或有益于学术探讨：

1．就清史而言，对“赫图阿拉之问”作出文化解答。这里，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它以地理要素及其社会要素为基础，既包括生产和生活的形态，又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样态。

2．就中国历史而言，将中国历史自商周以降三个千年，概括为五大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统合、演进的过程。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既可以是阶级、族群、宗教、君王等，更可以是文化。

3．就东北亚乃至全球历史而言，提出建立森林史学的课题，主张重视森林文化在中国、在东北亚和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在东北地区的同一纬度带上，存在一条森林文化带，这一范围内的各个地域、各个族群，不仅文化相似，而且命运相通。

满洲森林帝国的“三祖三宗”，经过约二百年的奋争，统合了中华各地域、各民族，才开创了大清帝国。可以说，作为大国的政治家，都想将国家治理成统一强盛的大帝国，但只有少

数杰出政治家充分利用多种统合因素才有可能实现。

这就是本书问题缘起和格物求知的历程。《森林帝国》之全书，纵向以森林文化统合为脊骨和梁架作经线，横向以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与交合作纬线，分作10章34节，按照森林文化统合、演进的轨迹，依据森林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等碰撞、统合的历史，进行历史与逻辑的阐述，并以论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作为附录。

书后附以参考书目，利于检索，方便读者。

仅以上面文字，作为本书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