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风物:闽南

福建南部，山海之间，一片繁华之地。独特的方言文化、民俗文化、族群文化、海洋文化，造就了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闽南文化。《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把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既为读者展示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读者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范亚昆（主编）

《地道风物》内容总监。长期为国内人文地理、影像、旅游类杂志担任特邀撰稿人，关注国内的人文地理、地方文化、风俗手艺等领域，并因此足迹遍布各地。

序言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

地

从泉州港、月港到厦门港——闽南海洋文化重心的迁移

背山面海，闽南的地方与世界

众人说·我所理解的闽南

道

刺桐伽蓝记

船与海神

闽南人的“地中海”

本土与海外的两个闽南

咱厝人讲咱厝话

穿墙透壁：剖视闽南古建筑

风

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拼不过怎么办？奉香火，拜天公

世俗闽南，神在身边

泉州好戏

厦门：海的女儿初长成

泉南旧事

人生海海

老人与海

物

深山中走出的“中国白”

一盏闽南乌龙茶

神仙赏饭吃的手艺

这四季的甜头

逐鲜而食，海之味

漂洋过海的“好呷”

闽南风味，自山与海而来

从泉州港、月港到厦门港——闽南海洋文化重心的迁移

雨夜。出租车从水门巷拐进竹街，街道狭窄而老旧。我撑着伞下车步行。“市舶司遗址？就在水仙宫，前面过了桥右拐。”杂货店的老板热情地说。没走多远，果然出现一座小桥和水沟。水沟犹如深巷，草色暗绿，流水哗哗。沿沟边小路走上数十米，看到水仙宫横跨水沟之上，墙边立着石碑：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昏黄的路灯下，水仙宫紧闭，雨点打在宫前铁皮屋顶上，铮铮作响。据记载，福建市舶司设立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元朝仍之，明成化十年（1474）迁往福州，在泉州延续了387 年。市舶司是类似现代海关的官方外贸管理机构，正是在它的存续期间，泉州港大放光芒，以刺桐港闻名于世。

想当年，这条水沟，或者说内河，应该更大。一艘艘远洋归来的木帆船从晋江驶入笋浯溪，再通过内河鱼贯而入，来到福建市舶司查验、完税，才被允许卸下异域货物。水仙宫应该是后来的建筑，出现在这里并不意外。福建海神众多，包括通远王、妈祖、水仙宫、真武大帝等，都有保佑海上平安的功能。出海之祈风、求福，回港之还愿、答谢，船员都要与神明交流。

闽南人的航海故事，在这个夜晚，化作了阵阵冷雨，澎湃不息。我该如何讲述呢？

泉州人大航海

今天被称为闽南的地区，包括福建南部的泉州市、漳州市和厦门市，又称“闽南金三角”。福建全境皆山，但闽南负山面海，拥有福建“四大平原”中的两块——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和晋江下游的泉州平原，自然条件最为优越。闽南还是一个文化单元，厦漳泉三地的1000 多万人口，都说闽南方言，风俗相近，被称为闽南人、河洛人或福佬人。

闽南地区的最早居民应该是闽越族。汉武帝灭闽越国后，将闽越人迁徙一空。三国以后，汉族入闽，从闽北、闽东南下，东晋已经抵达泉州，所以有“晋江”之名。隋唐之际的泉州地域辽阔，差不多等于整个闽南。公元686 年，唐朝割泉州南部、潮州北部地设漳州，闽南地区两大板块粗具雏形。

泉州港很早就开辟了海外航线。唐代记录著名僧人的佛教史书《续高僧传》说，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想回国，辗转来到梁安郡（泉州），再搭商船出海，很不幸，他的船只最后又飘回了广州。到唐代，泉州港已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与交州、广州和扬州齐名。

北宋，因为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堵塞，宋廷乃致力于开拓东南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港趁势而起。苏轼称：“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经过数百年的开发，泉州地区人满为患，许多人被迫向海洋讨生活。北宋诗人谢履《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这个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北宋开始使用指南针，这意味着海船可以远离海岸，横渡大洋。远洋贸易船——福船已经成形。福船又称福建船，是我国帆船时代的三大船型之一，特点是底尖面阔，首尾高昂，具有水密隔舱，特别适合越洋贸易。宋代吕颐浩《论舟楫之利》称：“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福建的造船水平领先全国。

宋代泉州商人扬帆出海，无远弗届。他们北上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南下交趾（今越南北方）、占城（今越南南方）、阇婆（今印尼爪哇岛）、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真腊（今柬埔寨），更利用优越的航海技术，横渡印度洋，同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进行贸易。

称泉州港“梯航万国”，当然夸张，但仔细盘点，也接近“梯航百国”了。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31个；1225年，赵汝适写《诸蕃志》时，增加到了57个；元代，成书于1349 年前后的汪大渊《岛夷志略》，泉州港的贸易伙伴增加到98 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界，敞开在泉州人的面前。数十年后，明朝以倾国之力打造的伟大航行——郑和七下西洋，不过是重复宋元泉州民间海商开创的旧航线而已。

泉州港的鼎盛时期是南宋和元朝。公元1127 年，金兵攻陷汴梁，宋高宗迁都临安（今杭州），泉州突然变成了地近京畿的港口。公元1129 年，朝廷移南外宗正司于泉州，随之而来的339 名皇亲国戚，成了消费进口奢侈品的主力。泉州港一举超越了历史悠久的广州港。宋元鼎革，泉州港没有经受战乱，继续保持繁荣到元末。

元代，两位周游世界的大旅行家见证了泉州港的盛况，并留下记录。

1292 年，马可·波罗一行从福州出发，“到第五日晚上，抵达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1347 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也来到刺桐港，他描述说：“渡大洋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

涨海声中万国商

泉州又称刺桐城、刺桐港，因五代节度使留从效扩建城池、遍植刺桐树而得名。我想弄明白，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描述的刺桐港在哪里？发现学界争议很大。

有人说，当时的泉州港并非一个港口，而是散布在泉州海岸的“三湾十二港”（泉州湾的蚶江、石湖、后渚和洛阳港，深沪湾的祥芝、永宁、深沪和福全港，围头湾的金井、东石、安海和石井港）总称。然而，这十二个港口多数很小，并非人烟辐辏、刺桐夹道、百舸争流的“刺桐港”。

傅宗文先生在《宋代泉州港的崛起与港口分布》中说：“根据文献著录，泉州港港口先后只有三处，即南关港、石井港和后渚港。”

1974 年，考古人员在洛阳江口的后渚海滩出土了一艘宋末的沉船，学术界因此相信，后渚港就是刺桐港的主港。多年前，我曾探访过后渚港，那里江面空阔。岸边是一个冷冷清清的货运码头，立着一块“马可·波罗出航处”石碑，称1291 年蒙古公主阔阔真前往波斯完婚，马可·波罗随行，就是从这里启航的。有些泉州学者不赞同后渚港即刺桐港的说法，原因是古籍很少提到后渚港，并且后渚离泉州城十几里，翻山越岭，交通不便。

石井港更远，甚至不在泉州湾内，而是坐落于厦门湾东北的安海湾内，又称安海港、安平港。安海是泉南商业重镇，距离刺桐城陆路四五十里，只能算外港。

这样算下来，刺桐港很可能就是城外的南关港了。泉郡富美宫外面，江滨北路双向车道之间，竖着一块富美古渡的石碑。可惜晋江早已不再通航，从富美古渡顺晋江而下，江岸的码头都已消失。在法石社区，文物部门新修了文兴古码头和美山古码头，像是遗址复原图，一排空旷的石级渐渐没入水中。

泉州的古代繁花还是在南关留下了不少踪迹，天后宫和德济门都是见证。天后宫祀莆田湄洲女神林默娘（俗称“妈祖”，后封天妃、天后），始建于1196 年，以海上保护神闻名。从泉州港出发的商舶，把妈祖信仰传遍东亚，成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航海女神。天后宫前，就是始建于1230 年的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是泉州古城七座城门中唯一保留下来的遗址。

南门外是古泉州商业中心。现在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历史遗迹，聚宝街、青龙巷、李贽故居、来远驿遗址、车桥头、富美宫、富美古渡等。20 世纪20 年代，著名海外交通史专家张星烺先生访泉州，认为泉州“盖宋元时代之上海也”，而南门外的晋江畔，则是“当时之黄浦江西”。

公元10 世纪至14 世纪，以阿拉伯帝国和中华帝国两大文明最为强盛，泉州港的主要贸易对象就是大食（阿拉伯半岛）、波斯（伊朗）和散布于南亚、东南亚的阿拉伯商人，进口货物主要是香料、药材和珠宝，出口货物是丝绸、瓷器等手工制品。

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商人，四海为家，许多人长年生活在中国，形成特殊的聚落——蕃坊。唐代以前，他们主要通过陆路来华，定居于武威、长安等地；宋代改走海路，定居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口岸。据称，宋代有“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惯例，所以在泉州的蕃商聚居于南门外街区，号称蕃人巷。全盛时期，泉州的蕃商不下数万，古人形容说“涨海声中万国商”“市井十洲人”。宋朝对蕃商十分友善，因为他们多信奉伊斯兰教，习俗与中土迥异，特别准许他们自己推举蕃长，管理蕃市、蕃学、清真寺和公共墓地，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

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帝王的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

放眼中国沿海，像闽南这样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方很少。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大抵逃不开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

不过，在闽南人面前，海洋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开拓的一条道路——在中国，闽南人可谓最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并且，他们真的看得见海上的路线。诸多九死一生的经历来不及讲述，如今只见，海外最古老的唐人街，其实大都是闽南风格的。

在闽南，帝国中央的大陆视野与闽南人的冒险精神相互影响，造就了闽南的很多风景。除此之外，闽南又为中国敞开了一个窗口，海洋深处那些影响了世界进程的风由此而入，进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只有往海上看，才能看到世界里的中国。

泉州：“东方第一大港”与阿拉伯人的海上乐园

如今的闽南三城（厦门、漳州、泉州）中，泉州作为出海的港口，在唐代已经成名。不过，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在帝国的视野中，它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宋元时代的泉州海商万户、竞渡千帆，在旅行者的眼中已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第一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意大利旅行家则称赞其为“光明之城”——泉州港获得出人意料的大发展，是大陆视野与海洋视野在闽南的第一次交锋与错位。

这一次交锋，从海洋上投来目光的，是阿拉伯商人。彼时被中国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存在时间大约与中国的唐宋同期。在帝国出现之前，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占据东西方商路要道，他们早有重商传统。英语中的“支票”“银行”等商业词语均来自阿拉伯语——至今通行于世界的诸多商业逻辑和规则，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阿拉伯人在7 世纪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同时开启了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时代，取代了早期来往于东亚海域的印度和波斯商人。阿拉伯故事《辛巴达历险记》中，辛巴达的海上冒险即阿拉伯海商积极开拓海洋贸易网络的一个缩影。

在阿拉伯人编织的海上网络中，中国泉州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它不但扼守中国和东亚海洋的交通要道，并且因为远离中央政府，更加容易融入海上自由商贸体系之中。许多阿拉伯商人就此在泉州定居下来，他们在泉州留下的最显著的遗迹，就是建于11 世纪初的中国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阿拉伯人当时先进的造船技术也为中国船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思路；宋代在泉州设立管理港口贸易的市舶司，掌领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

漳州月港：中国的海禁时代，遇上了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

明代是中国实行海禁最严厉的时代，国人禁止出海，泉州港迅速衰落下来。生存资源的匮乏，迫使闽南人甘冒海禁之风铤而走险，继续在海洋上讨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毗邻泉州的月港后来居上，成为帝国最大的一个走私港口。

彼时的帝国中央政府，对月港贸易并非全然不知。然而，封闭不能使帝国阻挡世界潮流的影响，来自月港的一种重要资源，正在日益成为支援帝国经济的一条生命线，那就是白银。

中国很早就有使用白银作为交易货币的历史，但构建欧亚大陆上的白银流通体系的，是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且重视商贸的元帝国，白银从此成为远距离商贸的硬通货。

阿拉伯帝国和元帝国衰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占据了东西方商贸要道，此时远在西方的欧洲人为了打通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不得不绕开传统商路，踏上了全球大航海之旅，并因此发现了美洲大陆。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由此将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入东方，中国最大的一个白银输入地就是明代的月港。

实行海禁的明代中央政府也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活动，郑和代表帝国开启了远洋行程，巩固了海外的朝贡体系。在帝国的视野中，中央政府所在之处仍是天朝上国，居于世界的中心；此刻，在西方人的视野中，让中国与大航海时代产生更深刻联系的，却是闽南那个小小的月港。

在南洋：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

明朝中期以后，闽南人在海上舞台扮演了很多角色——水手、走私商、海盗、合法商人、海外移民……他们一往无前地在海上拼搏，建立起了覆盖东南亚的华商网络。然而，“爱拼才会赢”的闽南人，只有一件事赢不了：他们始终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

中央政府的视野无法延展到海洋，所以，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商一旦出海，就脱离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管辖关系。闽南人即使在南洋建立起庞大的商贸关系网络，背后也缺乏政府的支持，因此被称作“没有国家的商人”。

闽南人在海外的凝聚力，来自强烈的宗族乡土观念和妈祖信仰。海外贸易和移民环境险恶，宗乡观念使闽南人能够相互扶持、共度险境，这是缔结海外商贸社会网络的基础，却无法形成广泛基础上的共识和更紧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在南洋的闽商有商贸网络却要依附于欧洲人宏大的贸易系统，有社区基础却要受制于所在地的政治环境。

在广阔的海洋上，复杂的商业技术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依托，而商业技术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技术。在贸易中，具体的法律案例可以通过公认的法律技术来明晰产权和法律权责，从而建立起可以应用到陌生人之间的信用结构，形成更广泛的、可以持续拓展的贸易网络。在海洋贸易中后来居上的英国人，正是在海洋贸易的开拓中不断发展其法律技术，逐步建立后来通行英美的普通法系，从而成为全球贸易的主导者。这套法律系统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内政与外交高度联通的政府，及时有效地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做出调整并形成条文——从根本上来说，当时的闽南商人和中国政府不具备这套技术能力。

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海权理论日益成为海洋国家的共识——谁掌握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就是变相控制了世界。在海洋国家眼中，中国拥有巨大的自由贸易市场，而中国政府对海洋规则却一无所知、无所作为，结果就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国被迫卷入全球体系中，就此成为被规训的对象。

古老中国一直拥有闽南这扇窗，而海洋上的风竟来得猝不及防。

在“陆地―海洋”的双重视野下，闽南的许多不同于内陆的风景都更加容易被理解和阐释。这一次，《地道风物·闽南》专辑深入闽南进行采访，将这个古老中国海上窗口在漫长岁月中的丰富细节，如画卷一般徐徐呈现，为我们展现了闽南人的生活与记忆，也为我们理解海上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