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

《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2010年在北京大学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的课堂讲义。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迅猛发展的新兴学科，它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以及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却也将这一前沿学科引向了不同的方向。本书写作的主旨，在于通过演化论视角的提出，为“行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建构提供一套在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促成学术共同体内对于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
作为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全书洋溢着作者随笔式的写作风格、清新的课堂交流氛围和丰富的学科前沿新知，堪称作者继《制度分析基础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之后的最新力作。

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著作包括《制度分析基础讲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串联的叙事》《盘旋的思想》等二十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了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前言及鸣谢
第一讲 导言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第一讲 导言
第一部分
2010年9月11日 /下午1：00 —3：00/二教105
与以往的课堂教学不同，这学期，我希望同学们作笔记。因为今年的教学软件我使用了iPad，它很小巧（对教师而言就很方便）但功能很弱，只能串行运算，不像通常的笔记本电脑那样可以“多任务运行”，手写的时候也不能像我们用黑板时那样可以写那么多字；我在这上面只能一页一页地放映预先写好的幻灯片。自2004年以来，我喜欢使用的“心智地图”软件（目前有三种这样的软件在竞争），现在尚未有 iPad版本。心智地图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表达网状的多因多果联系，于是成为 PPT线性表达方式的必要补充。我授课的思路总是倾向于复杂和发散，所以心智地图对我的表达就特别有帮助。你们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心智地图软件，最好的一种是 Buzan’s iMindMap 4.0，我很喜欢。其次，是微软公司的 Concept Draw，表达方式比较僵硬。第三种是 Mindjet Mind-manager .0，在博赞 4.0之前，我用它绘制心智地图感觉很好，我推测，我们这门课目前“最资深”的助教丁建峰同学（他是我在北京大学指导的惟一博士生，并帮助我整理出版了《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至今仍使用这一软件。
我尝试了各种为 iPad编制的手写软件，只有两种，我最喜欢。其一是“黑板”（Chalk Board 1.5），似乎是一家日本的公司研制的，手写的感觉最舒适，当然，一次不能写很多，充其量写二十几个字，然后拍照存档，擦掉之后，继续写。如图 1.1所示，我希望你们作笔记，就是要记录这块黑板上每次出现的二十几个字。因为可写的字数很少，所以必须很重要才写。第一讲的标题页以及它后面三页幻灯片上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重要议题。由于重要，所以是我们后面将会多次遇到并反复探讨的。这也意味着需要采取熊十力先生谈到读书方法时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严肃态度。
双学位教育，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主修专业，以经济学为辅修专业。你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试图理解同一门课程的最新知识和基本问题。这样的教育，注定了是跨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是问题导向的。例如，你们最初遇到或可能提出的问题：经济学家研究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通常关注一个问题的哪些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是怎样的？为什么或因为什么，他们被称为经济学家？我们说，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如果深入探究下去，都要触及“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以后我们会反复探讨这一问题）。那么，经济学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与社会学家有何不同？与法律学家有何不同？与政治学家或人类学家有何不同？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与其它学科的专家不同。你们修经济学课程，其实最重要的是学习如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就是要掌握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到这一学期结束时，我推测，或许，你们可以回答这一问题，现在你们未必能够回答。
社会科学家要解释的现象，有些像自然现象，很不像人文现象。但是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不能如自然科学家解释自然现象那样建构一些单因单果的链条。社会现象是韦伯说的“多因多果”现象。请看图 1.2，你据以开始你的解释的某些事情，很可能是你要解释的另一些事情的结果。
白色虚线（上方正中至右下侧的弧线）表示“现象”的集合，那里面标出了现象甲和现象乙（由于涉及更深刻的讨论，所以请你们不要思考怎样界定和区分不同的“现象”），甲和乙，例如，是统计相关的。让我们将场景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如果你是医生，你不妨想像，现象甲是“发烧”，现象乙是“拉肚子”。仅根据统计相关性，你无法判断究竟是发烧导致拉肚子还是拉肚子导致发烧。因为你知道决定了甲和乙的是另一些事情，如图示，在另一条虚线（左侧）范围内的不可观测的一些因素（我们称为“原因”），记作“ A”，“B”，“C”。又如图，原因 A和 B共同决定了现象甲，并且原因 B和 C共同决定了现象乙。那么，当然甲和乙可能是统计相关的，如果原因 B的影响很大。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是从现象甲和乙的统计相关性质，判断原因 B或 A或 C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是最不重要的，诸如此类。这是我们将要反复遇到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最根本困境。我记得韦伯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当然，如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韦伯是一个精神太敏锐的人，以致当他意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方法论困境时，不得不在七年时间里断断续续地忍受精神崩溃的危机并住在精神病院里。也就是说，世界的无限复杂性，能够让韦伯这样的杰出学者住进精神病院。但是出院之后，他写了最伟大的著作，以后有机会再介绍。
今天这一讲是“导论”。以往的五年，在行为经济学的这一讲里，我尝试过五种不同的开篇（导论）。去年的课程，我从这五个开端开始讲授，到学期结束时，我大概只有时间讲完这些开端。所以，我的经验是，与其同时有五个开端，不如武断地选择一个开端讲下去。但是如此便会遇到上述双学位教育的问题，因为不论我选择哪一个开端，总会有某些专业的同学对其更熟悉而另一些专业的同学更陌生，对于期末考试而言，这样的开端就显得不公平了。不过为了有时间讲完这门课程，我们只能接受某种不公平的开端。
行为经济学没有教科书，这是一项基本的事实。我们将要介绍或综述的这些文献，大约 250篇（我替你们阅读然后融合在我的讲义里），涉及许多学科，目前尚未见到在这样广泛领域内令人满意的整合（教科书）。
上述事实，从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实是很可理解的。首先，行为经济学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从而毫无定型可能的学科，故而很难在学术共同体内就一些基本概念和核心议题达成共识。这样的情形下，一位谨慎的学者当然就很不愿意撰写一部注定是短命的教科书。其次，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大学里渐趋严格的学术分工，演化至 20世纪中期，使学科之间争夺资源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并由此而形成了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在内的各种旨在客观测度科研和教学业绩的指标体系及与此相应的官僚化（旨在排除私人判断）的评价过程。为了获得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的机会，论文作者必须极大地限制自己的论域，力求使用最狭义的术语，从而避免通常并不熟悉相关专题的匿名审稿人的负面评论。于是，行为经济学对如我这样的旁观者而言，就有了强烈的支离感，它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完全不能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有一套令人满意的逻辑框架来容纳它所研究的现象。
以上述事实为前提，我们目前已有的行为经济学参考书或辅助读本，可列出几种。图 1.3：《行为经济学新进展》（人民大学出版社有中译本），由凯莫罗（ Colin Camerer）和另外两位重要的行为经济学家（罗文斯坦 [George Loewenstein]和拉宾 [Mattew Rabin]）主编。我要介绍的不是这本书而是这三位主编。凯莫罗是加州理工（ Cal Tech）的教授，也是行为经济学家公认的领袖人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比较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实验经济学和脑科学（认知心理学），他的专著《行为博弈论》（Behavioral Game Theory），中译本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凯莫罗是 1980年代芝加哥大学培养的博士，专业方向是“行为决策理论”， 1990年代中期在加州理工任教至今。拉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讲座教授， 1993年他是伯克利的经济学助教，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博弈双方公平感对博弈行为的影响。 2001年他因行为经济学研究而获得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这一奖项当时还是每两年颁发一次，而且只是 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才有获奖资格，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获得克拉克奖要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难。为此，凯莫罗和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萨勒（ Richard Thaler，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领袖） 2003年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文介绍拉宾学术贡献。（图 1.4）JEP是美国经济学会三大刊物之一（另外两份是 AER和 JEL，即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主要读者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故被称为经济学的“科普期刊”。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两位作者特别强调，拉宾多年来在“伯克利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erkeley）任教，故不可能不关注道德问题（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合作秩序在人类社会里的扩展过程”密不可分）。拉宾本科专业是数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博士学位是在 MIT经济系完成的，然后就到伯克利任教至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自 1960年代起就是美国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校园里洋溢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今年秋季学期，拉宾在伯克利讲授的经济学课程（ Economics 219A），名称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基础”。三位主编的第二位，罗文斯坦，是卡内基 ·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这所大学几乎可说是行为经济学的发源地，西蒙（ Herbert Simon，1978年因决策过程的行为学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1年去世）在那里建立的学术传统承前启后，将 1940年代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传统融入卡内基学院深厚的管理学和行为学传统，培养了诸如卢卡斯（Robert Lucas，理性预期学派领袖，并因此获得 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之一，并因此获得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罗文斯坦比拉宾资深，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预期与跨期选择”。据拉宾介绍，他“无所不知”。
另一本参考书，《当代行为经济学手册》（图 1.5，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conomics： Foundations and Developments，Morris Altman ed.，M. E. Sharpe，2006），尚无中译本可用，收录了六十几篇文章。可是这些文章，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和演变的领域里，不能成为“经典”，所以很快就显得过时，不能作为我们课程的主要阅读文献。
我们将介绍的，是最新发表的论文，通常是今年或去年发表的。在北大校园里，你们可以免费下载“ Elsevier”服务器提供的近两千种英文期刊，可以检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各领域最新发表和（为防止学术作弊和审稿疏忽而提前数月挂在服务器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即将发表的论文。此外当然还有提供“过刊”的服务器“ JSTOR”，可以检索以往远至维多利亚时代发表过的经典文献。我知道，你们不愿意读这样大量的文献。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些厌烦了，每天浏览几千篇这样的文章，从标题和作者的姓名来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学术相关性，下载之后还要阅读。每天坚持这样的工作，坚持十年，我有些厌烦了。我的海量阅读最近几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西方文献发表有一个大约“三年”的周期，我指的是从峰值到下一个峰值的时间长度。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每三年一次发表高峰。最近的一次是 2009年，上一次是 2006年，更早的一次是 2003年。至少在过去十年里，我观察，出现了这样的周期。当然，还可据此预期，下一次发表高峰期应在 2012年。你们错过了，所以，去年选修“行为经济学”的同学们比你们更幸运，因为我为他们准备的文献几乎都来自那一次发表高峰期。我记得去年我们的关键词是“社会仿真”和“诺瓦克”（Martin A. Nowak，哈佛教授，生物学与演化社会仿真学派的领袖人物）。而 200 年那次发表高峰的关键词是“脑科学”和“费尔”（Ernst Fehr，苏黎世学派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袖人物，被认为有等于或高于凯莫罗的诺贝尔奖获奖概率）。如果还有同学听过我 2003年的课程“制度分析基础”，那么他们应记得那一年我们的关键词是“桑塔费学派”及其“合作的演化”研究。
行为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行为”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如西蒙曾嘲笑的那样，哪里有不研究行为的经济学呢？最初，大约在 1920年代至 1940年代，西方的学术版图里面有“行为科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学”。稍后的学术演化中，这两方面的研究时有重合，例如“生育行为的经济学”和“犯罪行为的经济学”。故而大约在 1980年代，正式地有了“行为经济学”。沿着它的传统溯源，我们知道休谟，尤其是他的挚友亚当 ·斯密，被认为是最初的行为经济学家。休谟和斯密代表了 18世纪苏格兰启蒙时期道德哲学的“情感学派”，自然，在这一传统里包含着心理学与经济学在 20世纪的融汇倾向。当代的行为经济学，被狭义地定义为“经济学”加“心理学”。
什么是“行为”？你们当中有许多物理学院的学生，请问，物理世界里有“行为”吗？按照我们日常语言的约定，既然是物理的世界，就只有运动而不会有行为。我们说“物体运动”或“质点的几何运动”，而不说“质点的行为”。那么，行为是不是化学的事情呢？你们会看见很复杂的化学反应，生命很可能就产生于这样的化学过程。这是一个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主题。我们常说“生命”是可以有“行为”的。也就是说，行为是生命的表征。从原核生物（ procaryote）到微生物及至人类，只要有生命，就可以有行为。那么，我们怎样定义“生命”呢？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将有专门的讨论和解说。
现在我们可以将“行为”现象加以分类，例如，我们将行为划分为“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并从个体与群体这两个角度来把握和理解各种行为。个体性和群体性，这也是我们这门课将要采取的视角。我们力求兼具这两种视角，这样我们才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行为经济学理解框架。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是个体主义的，也叫做“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优先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才考虑集结一群个体行为去试图解释群体行为。这样的问题意识使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清楚地区分开来，并因此而长期饱受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批评。请注意，我们这学期的行为经济学，是兼顾着个体与群体这两方面的行为经济学，或多或少，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避免经济学的过于狭隘性，同时也避免社会学的过于宽泛性。
以上的阐述，我概括为图 1.6的第一行字：“行为：个体、群体”。
……

前言及鸣谢
这部作品，是我从未计划写，却在最短时间内写完的一部长篇。没有计划的写作，如同冥冥之中，大自然的隐秘计划，借着作者的笔，借着演化过程的一连串偶然事件，呈现于作者眼前。
懒散，是我最突出的个性。以这样的个性谋生，能生存至今天，仰赖偶然因素。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也没有文集。那时只有两大爱好——读和吃，我写过这件事，是我家邻居对小李说的——Rona，your dingding is good，just reading and eating。这里隐含了许多感慨，许多故事和坎坷，不过这是许多年以后再见面时我才知道的。我是 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现在已经很老了。在西方的学术界，一个人博士毕业后的二十年，没有发表英文论文，怎么还在大学里呢？这是第一类偶然事件。偶然太多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分类，这是赋予理性解释的第一步，一旦有了令人信服的理性解释，偶然就转化为必然了。第一类偶然，与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有关。中国是转型社会，西方是稳态社会。中国转型的趋势，最近几十年是经济上的，从计划向着市场过渡，至于是怎样的市场，还很难说。而且，转型期究竟从何时开始，也有争议。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次转型始于清朝晚期，如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着的那样，“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据此，则这一次转型的趋势就不仅仅是关于经济的，而是从传统的，向着西方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型。可想而知，这里包含了多少潜在和明显的冲突，概而言之，只是一个字：“乱”。于是从晚清一直“乱”至今天，融入了中国历史治与乱循环的一个环节。毛主席讲“天下大乱”意味着“天下大治”，现在反思，这是说了辩证法的前一部分，后面的那部分，他老人家心里明白，不能说。韦伯是学者而非政治家，于是他讲了治与乱的全部道理而不仅仅是一部分，流传至今，称为“政治社会学”。关于偶然因素，最近几年，我更喜欢探讨的不是韦伯政治社会学而是《黑天鹅》这本书。结果，我发现一位同好者，是我喜欢到试图为她写传记散文的 Graciela Chichilnisky，她也研究“黑天鹅”，而且在 2010年发表了一篇论文（Chichilnisky，2010-March，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with Black Swans”），试图为黑天鹅事件提供统计学基础。她写这篇文章，是受了这一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刺激。我和她都探讨黑天鹅事件，但动机不一样。我和她都赞成这一定义：黑天鹅事件是概率极小却产生致命冲击的事件。
为了要解释如我这般懒散的人怎么可能在学术界生存至今，我需要引入第二类偶然事件，涉及我和妻子之间的延续终身的姻缘或缘分，怎么就如此这般了呢？总之，这部长篇作品得以问世，若说有人有一套计划，此人就是我家“小李”。她并不告诉我这些事情，只说要去夏威夷度假，而且要逗留两个月才肯回国。到了夏威夷，在海边住下，每日望着阳台外面的无限辽阔的大海和蓝天，从远方来的白云悠悠飘过，内心的宁静，以及与此相关的寂寞感，一杯纯柯纳咖啡的刺激。写作？不是写作，是文字的自然流淌。
由此想到的是“外行管理内行”，这也是毛主席的教导，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讲的，因为我们提出共产党不是内行不能管理文教知识部门。老人家看得很清楚，就因为不是内行才可以管理文教知识部门。当然，我的论据不同于毛主席的论据，甚至完全相反。一位专家若要让另一位专家写作，他必要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的全部细节，否则他还算是“专家”吗？我家小李是外行，她根本不试图想清楚写什么和怎样写这样的计划，她似乎懂得，思想是不能计划的，思想只能“自然流淌”。可是，内行往往要计划我们的思想。专家治国，这是苏联人的思路，要不得。治大国如烹小鲜，要得。
这就导出我必须引入的第三类偶然因素，即我任教的地方，现在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过去十年称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地方的发生和生存至今，我认为必与上述第一类偶然事件有关。其次，与这一局部社会网络的领导人有关，或许——因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证和社会网络科学家最近十几年发表的论证——有最直接的关系。总 之，我们这儿的两任领导人都懂得上述最初由老子讲述的外行管理内行的道理。很难呀，当初设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首任领导历尽辛劳周旋于管理体制各部门，争取资源，吸引人才，诸如此类，我是外行，不能想像全部，只可描述一斑。第二任领导是我的老友周其仁，他是深刻地懂得老子讲述的那一套道理的。
我离开香港大学经济系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其仁和维迎已邀我来北京大学。张维迎是参与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人物，也是我的老友。我说过，1993年以前我不写文章。我在香港大学教书，认识了当时在香港的职业出版人陈昕，几乎同时或稍后，他开始主持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相关的十几家出版社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是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很熟悉的，就是上海三联陈昕主持召开的经济学年会，陈昕邀请我参加 1993年的年会并担任主要评论人。那一年以后，我写文章了，而且依照自然流淌的方式，没完没了。陈昕的朋友和助手施宏俊，主持北京的世纪文景公司，多年来勤勤恳恳出版了我的几种讲义和文集，也包括这部讲义。文章写了许多，我也由文章而结识了许多出版界的朋友。资深的是我母亲的老同事沈昌文——那时主持北京三联书店的工作，和沈昌文的继任董秀玉，以及董秀玉的继任汪家明。董秀玉出版了我的两本文集《直面现象》和《走向边缘》，汪家明出版了我的两本文集《串接的叙事》和《盘旋的思想》。还有三联的“读书”和“生活”，例如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咖啡厅的“张姐”，《三联生活周刊》的潘振平，当然还有《读书》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从王焱、吴彬，到汪晖、黄平、李学军和贾宝兰。最年轻的朋友来自记者群体，我记得《光明日报》的陈蓬，他采访我之后整理的文稿相当完美，几乎不需要我修改和润色（这样的记者现在极少了）。当然还有记者群体中的佼佼者胡舒立，她很活跃，志在中国新闻事业，我受感动，参与了她主持的《财经》杂志工作，直到现在，始终与她和她那些出类拔萃的记者和编辑为伍。此外，沈公的介绍，北京和上海出版界的朋友们，友情较深的是北京的赵婕和潘岳——前者是作家，但曾任职若干家出版社和期刊，后者则长期担任中信出版社的总编辑，和上海的陆灏——先主持《万象》后主持《上海书评》，以及志趣相投的学界朋友，现在仍常往来。朋友来约稿，我写文章。先后集了 20多本小册子，有各色各样的标题，统称“随笔”。
我讲课也有随笔的风格，没辙，懒散成风格了。感谢我的学生和助教，他们帮助整理了大量文稿。例如，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丁建峰整理出版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成为相当令人满意的讲义。徐轶青是我的行为经济学助教，他的风格恰好与我互补，由他总括整理我在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行为经济学课程 2007年至 2009年的讲义，相当令人满意（其中浙大讲义是由我在那里指导的博士生陈叶烽主持整理的）。可惜完成一半之后，他去美国继续读书了。此外，2003年我讲授的“制度分析基础”研究班，有几位热心的同学整理出版的两卷本《制度分析基础讲义》，也属于相当令人满意的讲义。这些同学大多在国外，建峰去了中山大学，叶烽到了北师大。
回国讲课，我和其仁都开设“新制度经济学”这门课。我讲研究生的，他讲本科生的，我们的课程几乎完全互补。大约从 2003年开始，我改了课程名称，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毫无进展，我讲授“制度分析基础”研究班。又两年，我将制度分析基础一分为二。其一是“新政治经济学”，其二是“行为经济学”。这样的安排，延续到现在，理论上的合理性越来越明显。
行为经济学课程，是给我们的双学位本科生开设的。这门课程在西方的大学里也是议题庞杂纷纭，没有令人满意的教科书，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整合主要内容的理解框架。前几年我和韦森、姚洋，由姚洋建议，“三人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这一领域经济学知识的支离感已很明显。无奈，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两个分支，以脑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神经经济学，和以实验室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实验经济学，突飞猛进地发表文章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情形，让我联想到一辆散乱拼凑的三匹马拉着的车，其中两匹马拼力向不同方向前进，中间的马不知所措，站立不动了。我写这部讲义，主旨是提供一套演化论视角下的整合框架，将行为经济学三匹马的不同方向归而为一。
特别鸣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7JJD790124。
我感谢项目经费的帮助，理由其实与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国家给的项目经费，按我的理解，不能有住酒店和买电脑之外的任何用途。我住的燕北园，由于小区越来越密集和交通越来越拥堵，每星期到北大讲课的路途也就越来越艰难。索性，我提议，我家小李批准，每次讲课之前，入住清华南门的文津国际酒店。从那里到教室，步行距离。从那里到附近几家仍可列入美食的餐馆，也很方便。此外，几分钟步行可至刘苏里的万圣书园。虽然很少遇见苏里，却常可浏览他精选购入的新书。
讲义有散文的风格，因为要保持“现场感”，所以夹带了典故和人物，以聊天的形式讲述。据朋友说，我的讲义远比我写的晦涩文章更容易理解。这也算一种广告，给这部讲义的读者。读书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先去看看责任编辑的名字，他们是为书缝制衣服的人，书好，就意味着责任编辑工作得好。这部讲义的责任编辑，读者读了我这篇前言之后，就应自己去看看啦。
祝好，
丁丁，于夏威夷海边，在小李经营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