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美味的事太多

1.天下至味，暖老温贫，途经之地，活色鲜香。跟治愈系文艺暖暖张佳玮，探访、寻觅、收藏世间一切美好事物。

2.网络上都叫张佳玮“张公子”，大家都这么叫，叫得很顺溜。这一方面是因为“张公子”的谐音“涨工资”寄托了大家的美好期冀，另一方面是因为，张佳玮的文章，具有一种“公子”的气质，策马扬鞭，才华横溢，风流倜傥。《世界上美味的事太多》是张公子留法期间写下的行旅笔记，内容涵盖美食、名胜、器物、典故等，有趣，有料，有行遍欧亚大陆探寻到的关于某个城市、某种食物、某个作家、某个画家的逸闻旧迹，有恰到好处的掉书袋，有庸常凡尘的食色醉心，读来令人涨知识，开眼界。

3.在豆瓣、知乎、虎扑、天涯妙笔生花的张佳玮，与对世界和对生活保有好奇与热爱的年轻人分享人生体验：

我们极容易厌倦的日常里，其实有着一个诗意栖居的世。

《世界上美味的事太多》是旅法青年作家张佳玮*新一部关于美食、旅行地、器物的趣味典故、途经之地的风土人情等的文化随笔集。2012年，张佳玮携女友留学法国，6年间，他们的足迹遍及欧亚大陆，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地，都留下过他们的身影。他会因为对某种美食的执着，去探访某个城市角落看起来不去演的老店。他会因为读书读到某个传奇故事，说走就走就去探寻传奇背后的秘密；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将看过的风景、听过的传奇、读到的故事、写进文章里，他们探访、寻觅收纳一切美好的事物，写下这本《世界上美味的事太多》，他在书中说，“大概自己做主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自由并不完美，也无法顶饱，但它令一切可能性熠熠生辉。”

张佳玮，80后作家，自由撰稿人，知名篮球评论员，现旅居巴黎，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行走和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张佳玮闻强识，散文写得花团锦簇，旁征博引，备受年轻人追捧，是天涯名人、虎扑专栏知名作者、豆瓣红人，在知乎有上二百余万粉丝。著有图书《无非求碗热汤喝》《孤独的人都要吃饱》《我这个普通人的生活》《莫奈和他的眼睛》《世界上美味的事太多》等。

他华丽，他风骚，他博古通今，他琴剑双绝，他已成为一个现象，他已成为一段传说。张佳玮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张佳玮的神韵不在于他的文字，而在于他对篮球的执着与挚爱。

——天涯社区

张公子博闻强识，阅尽天下诗书，写起字来，大开大合，文采飞扬，妙笔生趣。他的文思也好，性情也好，雅兴也好，都在字里行间显露无疑，让人钦羡。

——知乎网友

口腹之欲：美味，暖饱，以及一点记忆和爱

清淡地吃着这些，夏天就过去了

中国人擅长把一切节日变成吃节

鲜味它是什味

冬夏饮酒

时间的味道

越冷越好吃

美食的正义

爱吃的人讲到吃，就没法太客观了

川菜的神异之处

油腻吗？但是真好吃啊

既温且饱，才是冬天夜宵的王道

世上真正的吃货

途经之地：寻觅，探访，收纳一切美好的事物

莎士比亚书店：出现在无数传奇的回忆里

巴黎大菜场

加缪在巴黎：哪里都不是他的家

尼斯的蓝

在所有的地方坐车

陪父母旅行

自由的罪恶与美好

旅途中，真是什么样的人都遇得到啊

和纸，仿如细雪

画家与旅途

跑步会让人变成唯物主义者

冬日的酒庄

雷诺阿：裸女画于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去巴黎

食在他乡：温暖肠胃的饮食，各有改头换面的故乡

虫子酒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偏爱的煎蛋

喝咖啡与吃大蒜

欧洲人吃火锅是啥反应

锅子

贻贝与牡蛎

配酒

Kebab

Pho

说是我们家乡菜？我怎么不认识呢

世界各地吃茄子

日本食物的精致之风，是他起的头

他一边听张国荣，一边研究热干面、羊肉汤和杀猪菜

样张1： 喝咖啡与吃大蒜

中国有位颇为洋气、甚讲派头的演员，曾如此划分人群：吃大蒜的，喝咖啡的。这位先生自居喝咖啡的一族，对吃大蒜的，似乎无甚好感；大约这先生洋气得很，会觉得大蒜与咖啡，应该泾渭分明，道不同不相与谋。

话说，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人，尤其是现代法国人听了“咖啡比大蒜洋气”，会做何想法呢？

地中海沿岸历史上，蒜是上帝赐福的神物。

西方医学的老祖宗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先生，认为大蒜无所不能：可以利尿，可以通便，可以发热御寒，简直是天赐之宝；和希腊特产的橄榄油一配合，天下无双。

古希腊人航海，吃大蒜、橄榄油就鱼，胜似天堂。妙在吃大蒜杀菌解毒，不易生病，还能当药使，神了。十字军时期，西欧骑士健康状况都差，但吃上了大蒜，防疫能力飞升，一时百毒不侵。于是中世纪末期，大蒜流行西欧，乃是防瘟疫治感冒的万灵丹，对付黑死病的杀手锏；甚至有欧洲人挂一串大蒜在脖子上代替十字架，还能对付妖魔鬼怪。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地中海居民主要的人生乐趣，便是将大蒜捣碎，配上荷兰芹，蘸鱼、蘸面包、蘸烤肉，无往而不利！现在举世向往的法国蔚蓝海岸，有普罗旺斯风味。何为普罗旺斯风味呢？答：大蒜味。

19 世纪，诸位在巴黎的大师，每到冬天就头疼脑热，心情阴郁，要去南方。大仲马说，他坐在马车里，都能觉得车子进了普罗旺斯。为什么？因为闻到了健康、丰硕、活泼的大蒜味。

没到过普罗旺斯的人，总想象普罗旺斯是薰衣草味、玫瑰味、晚香玉味。然而对法国人而言，普罗旺斯主要的动人处，就是大蒜。将大蒜捣碎，与橄榄油拌上，是任何普罗旺斯菜的基本调味风格。蛋黄酱里加橄榄油大蒜，与意大利干酪丝一配，往鱼汤里倒，就是著名的马赛鱼汤。一锅贻贝，用大蒜焖煮出来，就是普罗旺斯风味。烤得的面包要蘸蒜蓉蛋黄酱，吃鹅螺时店主如果体贴，会端上蒜泥。每年夏天，尼斯有点门路的海鲜店，会自制大蒜蛋黄酱：大蒜、鸡蛋、芥末，合理勾兑，新鲜冲鼻。吃海鲜或面包不就蒜，店主根本没法开门做生意。

非只普罗旺斯如此。西班牙只要是靠海地界，多爱吃蒜。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都有一道tapas 下酒小菜，做起来极简单：橄榄油、蒜蓉、红辣椒，用来焖虾，焖熟了吃。这里还有讲究。中国人讲究热油炒葱姜蒜来炝锅，但西班牙人觉得不妥。蒜的味道是多么细腻有味，怎么能用热油炒呢？要保持油温平衡，慢慢地将蒜味焖出来，再来焖虾，如此才有鲜美的海味啊。

上道的老板，你等菜时，先上一篮子面包，一碟大蒜，大家立刻笑逐颜开。那位会问了：咖啡呢？欧洲人也爱咖啡，但咖啡在西方世界，历史实在不长。咖啡源出阿拉伯世界，从东往西传播，先是在意大利登陆。所以，至今咖啡里的许多术语，都是意大利词。比如浓缩咖啡espresso， 比如“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e latte ，法语写作Cafe au lait ，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 和法语lait ，都是牛奶。

在欧洲人概念里，咖啡是东方玩意儿，1530 年，大马士革就有咖啡馆了；1554 年前后的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人管咖啡叫“黑色金子”。而荷兰人大概在17 世纪到来前几年才见到咖啡豆：多亏了威尼斯人的慷慨。咖啡刚到欧洲时，许多人不满意。一是味道太怪异啦。1610 年，有位叫乔治.桑兹的先生写道：“咖啡颜色如煤烟，味道也和煤烟大同小异。”最初卖咖啡的人们，并不强调咖啡的美味香浓。伦敦第一家咖啡馆，开在圣迈克尔. 康希尔坟场——现在谁会把咖啡馆开在坟场呢？当时的咖啡馆老板帕斯奎.罗西先生，对外打的口号是：咖啡可以治头疼，治感冒不通气，治肠胃气胀，治痛风，治坏血病，防流产，治眼睛酸痛等。您是卖饮料还是卖药来着？

意大利人喝咖啡抢了先，威尼斯1645 年出现了街头咖啡馆。就是说，欧洲第一家街头咖啡馆，出现在明朝灭亡那年之后。巴黎人后来居上，1672 年巴黎新桥，也有了自己的咖啡馆；又过一百来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咖啡馆突破两千家。

您大概明白了：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地中海沿岸居民就狂吃大蒜了。相当于中国清朝开国的时候，西欧人才开始喝咖啡。大蒜在欧洲的历史之悠久，在法国菜中的地位，都是极高的。直到今时今日，依然如此。

2013 年，法国一年人均吃掉0.5 公斤大蒜；人均消费咖啡5.4 公斤——当然，后一个算上了水的分量。也就是说，法国人喝咖啡吃大蒜两不误，肚里的大蒜不一定比咖啡豆少。越往南，比如马赛、戛纳和尼斯，人们越是离不开大蒜，对咖啡，怕还无所谓些——法国南部居民和意大利、西班牙人一副德行，冬天短，阳光多，平日动不动就直接喝桑格利亚（sangria ）之类酒精饮料了。

尼斯或戛纳这种爱吃大蒜胜过咖啡的风尚，是因为他们不够洋气吗？您想必已经明白这中间的乖谬之处了。以消费习惯来划分不同群体，不算错。但靠消费习惯来暗示群体的高下，就可能有失偏颇。

至于有人觉得“喝咖啡就比吃大蒜高雅”，那不是借着信息不对等蓄意误导，就可能是认知有限。直白点说，企图靠标榜咖啡比大蒜高雅， 来凸显本身洋气的……要么是本身见的世面有限，要么就是把受众群都

想象得没见过世面了。前一种是自己见识不广，后一种，那就是把观众当笨蛋了。

样张2： 加缪在巴黎：哪里都不是他的家

巴黎右岸第十区，有一条阿尔贝-加缪路，长83 米，宽14 米，近圣路易斯医院，去巴黎北站和东站都方便。当然这路实际上只是背负加缪之名，聊表纪念：建于1978 年，命名在1984 年。那时距离加缪1957 年得诺贝尔文学奖，距离加缪1960 年逝世，已经隔了个时代了。

多少非法国人，死都要葬在巴黎，比如肖邦，比如王尔德；而加缪的墓，不在巴黎。他葬在里昂附近小镇维勒布勒万——1960 年1 月4 日，他出车祸的地方。2009 年，萨科齐曾想把加缪的墓移至巴黎，加缪的儿子拒绝了。稍微了解加缪的人都明白，也许这更符合他的性格。比起被供入历史，和雨果、大仲马们享受伟人待遇，在一个边陲小镇静谧生活也许更适合他。

但加缪不是总跟巴黎无缘。实际上，他也许是20 世纪诸位大师里，对巴黎最熟的一个。1940 年3 月16 日，周六，加缪来到巴黎。时年26 岁半，带着肺病的后遗症。距离他进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已有七年，距离他大学毕业、写出《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也有四年。也就在那一年，他以法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结果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分子，被法国共产党怀疑。

加缪生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当作神一般看待的足球巨星齐达内也生在那里），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他名义上是法国人，但阿尔及利亚是悬在法国本土之外的殖民地，他有点像是个失去故乡的男人。刚到巴黎时，他已经结束了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段婚姻，正是孤身一人。他是《阿尔及尔共和报》的记者，在《巴黎晚报》找了个活干。他勤奋工作，工作完了之后，便开始自己的写作。同僚很少注意到这个讲话带殖民地口音、除了讨论戏剧之外几乎不激动的青年，也不会知道，他正在写一部怪异的、会被写入文学史的、以描写人类与周遭世界的疏离、人类的孤独和彼此交流为主题的小说——《局外人》。

实际上，写作《局外人》时，加缪也自觉是个局外人。他一辈子热爱地中海式生活，但他必须在巴黎，在十八区蒙马特的拉韦尼昂路上那家普瓦立叶旅馆住着，写着，过着欧洲大陆式生活。1940 年6 月，他搬去了六区圣日耳曼大道的麦迪逊酒店，面临着教堂。在那里，走几步就能左看先贤祠、右望巴黎圣母院。这年稍晚，他娶了弗朗西尼-弗雷，一个弹钢琴的数学老师。

“二战”爆发，战争之初，加缪站在和平主义者立场，他不喜欢争端。但在1941 年12 月15 日，名记者加布里埃尔-佩里被处决后，加缪愤怒了，他加入了对抗纳粹德国的组织，搬去波尔多。1942 年，他搬回了阿尔及利亚。

他再次跟巴黎搭上关系，是1943 年的事了。1943 年6 月，加缪认识了让-保罗-萨特。两个日后会在诺贝尔史上留名的巨人，在萨特著名的《苍蝇》首演式上相识。因为萨特之故，加缪决定加入抵抗组织。他负责编辑地下报纸《战斗》，因为前一任编辑罗伯特-昂泰尔姆被捕了（你可能知道，这位昂泰尔姆先生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丈夫），于是，在巴黎六区的圣贝诺阿大街5 号，加缪参与编辑工作，偶尔还站岗放哨：看见纳粹逼近，就招呼走人。1945 年8 月6 日，巴黎解放，他是当场见证者和报道者之一。他也是第一批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法国记者。总而言之，他成了个地道的英雄。

英雄也得在巴黎找地方住。1943 年稍晚，为了工作方便，加缪在七区的椅路22 号墨丘利旅馆租了个房间。也就是这年秋天，他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也许不适合婚姻。1944 年，他住到了安德烈-纪德隔壁。他在这些旅馆房间里写小说，他的日程表总是随着搬家变动。加缪在巴黎的宿命，一如他的人生和小说：哪里都不是他的家。哪怕他的妻子弗朗西尼都为他生了让和凯瑟琳这两个孩子，他还是得到处搬：1946 年，他搬到五区的赛圭尔路18 号。又四年后，1950 年，他搬到了六区的女士街。

虽然四处流浪，但1943 年之后，他的生活轨迹已经定下来了。他总在圣日耳曼大道附近转悠，里皮饭店是他的长期食堂，花神咖啡馆他也去。他在这些地方跟保罗-萨特会面，或是给勒内-夏尔写信。他和勒内-夏尔也常会面，通常在六区的塞纳路。1947 年之后，随着《鼠疫》的大畅销，加缪被加利马尔出版集团雇为高级编辑，在七区的塞巴斯蒂安-波丁路5 号有了个办公室。

然而他的疏离本性，并未因之改变。1951 年他出版了《反叛者》， 这本书让他和萨特本有些裂痕的关系开始弥合；1952 年他因为抵制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签署了抗议信，抵制苏联侵犯匈牙利。当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矛盾加剧时，他在1955 年声称，这对他而言不只是政治事件，还是“个人的悲剧”。他身在巴黎，但他是阿尔及利亚人。当这两股力量撕扯他时，他感受到了1940 年前，在阿尔及利亚，被两个党怀疑的痛苦之感。

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岁月里，他生命中唯一的慰藉是戏剧。1936 年他大学毕业时，他在阿尔及尔发现了工人剧场，从此沉迷其中。他是个戏剧全把式：导演、编剧和幕后协调皆能胜任。

在巴黎，他去十七区，基本是为了去赫贝多剧院；他也去八区，为了去马图然剧院。一些人相信，就是因为对戏剧的热爱，导致了他与那些戏剧女演员的绯闻，比如，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名演员玛利亚-卡萨雷斯。1956 年，他在马图然剧院排演了福克纳的《修女的安魂曲》，在十区的安托瓦内剧院，他排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年之后，他加入了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列之中，44 岁，他成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但他的梦想却还在剧院，他希望成立一个“新剧院”，承载他对戏剧的一切想象。但这个梦想在1960 年1 月4 日被断送。法国最冷的季节，他打算从维勒布勒万回巴黎。他口袋里有一张火车票，他本打算跟妻子弗朗西尼以及孩子们，一起坐火车回家，但是加利马尔出版集团的米凯尔-加利马尔，他的出版编辑，他一路走来的好朋友，邀请他一起坐车回巴黎，结果他们在一场车祸中不幸遇难。很讽刺，加缪非常讨厌车祸，他说过：“再没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像个寓言：如果加缪命中注定要客死，也许他不该死在阿尔及利亚或法国，不该死在他任何一个家里。他漂泊无定，也许就该死在路上。2011 年意大利米兰有家报纸认为，他的死和苏联人有关联，但这个观点少有人信。无论这故事是否真实，想一想：直到死，他都被迫和政治斗争死死纠缠在一起——即便他一直疏离着周遭，思考西西弗斯的命运。

“我一直觉得我像海上的飘零者，即便身处最大的幸福中，也不免危险。”这是多年之前，他写在笔记上的一句话。这像是他提前给自己人生这幕戏剧写下的预言，虽然他自己一定讨厌这种俗套的陈述方式。巴黎只是有幸记录过他的诸多住处，而他不必葬在巴黎成为那里传说的一部分。他本身习惯四海为家，飞蓬流转，所以葬在哪里，都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