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朽已然足够:塔可夫斯基图文集,自传性随笔,私人摄影作品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20世纪电影史上zui伟大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被英格玛·伯格曼盛赞为“奇迹”。他一生只拍了七部电影，但每一部都让他名留影史。他以诗意的思考和充满圣经末世般的想象，创造了令人震惊的电影形象，影响了一大批捕捉灵魂的导演，如维姆·文德斯、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沟口健二、努里·比格·锡兰等。

本书由塔可夫斯基的儿子精心编选而成，全面呈现了塔可夫斯基的一生的创作与生活哲学，收录塔可夫斯基有关电影的论述、日记、罕见的自传性随笔、家庭相册、俄罗斯时期和意大利时期的拍立得照片，以及七部经典电影的精美剧照，定格每个耐人寻味的瞬间。

另有让-保罗·萨特、英格玛·伯格曼等大师对他电影创作的深刻评论，电影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莱格尔的深度长文导读及每部电影的完整介绍，带你读懂塔可夫斯基。

[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y Tarkovsky）

1932年出生于俄罗斯伊万诺沃州札弗洛塞镇，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

他一生只拍了七部电影，但每一部都让他名留影史。第一部作品《伊万的童年》于1962年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83年，执导剧情片《乡愁》获戛纳国际电影节z佳导演奖；z后一部作品《牺牲》荣获1986年夏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同年12月，塔可夫斯基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54岁。

著有《雕刻时光》《时光中的时光》《我的不朽已然足够》等多部图书。

塔可夫斯基是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真正走进了电影的本质，把生命像倒影、像梦境一般捕捉下来。——英格玛·伯格曼

《伊万的童年》是我看过z优秀的电影之一。——让-保罗·萨特

塔可夫斯基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爱他的人在他生前就把他奉为神明。——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塔可夫斯基的《乡愁》是我心目中的十佳电影之一。——杨德昌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对我影响很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引言
故乡和他乡：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影音世界
大师眼中的塔可夫斯基
让- 保罗·萨特
斯文·尼科维斯特
厄兰·约瑟夫森
英格玛·伯格曼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雕刻时光》节选
电影艺术的精神意义
电影画面的精神诗意
声音的精神诗意
现实和回忆中的时光
电影演员
现代文明的危机
电影诗歌——一个短片计划
电影
《伊万的童年》
《安德烈·卢布廖夫》
《飞向太空》
《镜子》
《潜行者》
《乡愁》
《牺牲》
自传性随笔
自述
关于母亲
日记节选
给父亲的信
关于《启示录》
速问速答
家庭相册
拍立得作品（俄罗斯）
拍立得作品（意大利）
生平年表
其他作品
参考文献

关于《启示录》

（圣詹姆士教堂演讲，1984年7月18日，皮卡迪利）

其实，我并不习惯在教堂演讲。我对自己的世界观都还没有百分之百地确定。因此，今天在这里，我要谈的并不是对《启示录》的专业研究，而只是以一名艺术家的身份，说说这本书对我个人的影响。这多少还算和我的工作有关系，也让我多少能在这里和你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分享。

事实上，能参与这次活动，对我来说就和天启有关。换句话说，如果几个月前有人说，我会参加今天这样的活动，听上去还是有些难以想象的。但最近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很有“启示”意味的转变。于是，站在这里成了一件非常合理和自然的事。

《启示录》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在书中，上帝赋予人类的规则被展露无遗。多年以来，对于先知约翰写的《启示录》，人们有过相当多不同的解读，并由此产生过很多争议。显然，我们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公认的、权威的解释。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不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本书不是用来被解释的。《启示录》不是由一连串象征组成的。它描绘的是一幅幅画面。你可以去解释象征，但不能去解释画面。象征可以被解码，可以被赋予某个特定的含义，但画面不行。画面是被用来感知和接受的，因为它可以有无数种可能的解释。一个画面可以表达多种同世界、真理和无限的关系。《启示录》是《新约》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同世界连接的最后一环。正是因为这一环，人类的历程从精神层面来说就完整了。

我们身处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生活似乎越来越难。但如果对历史有所了解，我们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人们都说过“天启就要到了”这样的话。《圣经》里写道：“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尽管如此，这个日期仍是含糊的，谁都不知道约翰描述的场景何时会发生。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千年之后。这就是人类精神的意义。人们应该明白自己的人生责任。有时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天启只会在我们的时代终结时才会出现。总之，我们无法从《启示录》中得出天启的准确时间。

相信大家早已注意到，《启示录》中出现了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日期，比如牺牲者的数量，再比如受印之人的数量。在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人们从情感层面感知这种场景而已。精确的数字和时间对人们的感知很重要，似乎能让人真正把握到命运，或者说更了解未来。这里举一个例子。小时候我爱读《鲁滨孙漂流记》，对其中各种清单尤其印象深刻，比如哪些东西被冲上岸、哪些东西被保留等等。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相信空间和时间的现实存在。换言之，我们生活在这种现象的框架之内，对其中具体的东西相当敏感——它们定义了我们的物理极限。但我们也知道，人类是按上帝的模样创造的，拥有自由意志和再创造的能力。近年来，或者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总在问自己：创造力是不是一种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毕竟，我们自己也是被创造的，拥有同一个上帝，为什么要用亵渎神灵来描述创造力？因为，过去几百年的文化危机，让艺术家们变得可以不需要精神，仅靠创造的本能而存在。毕竟，动物也有审美，也能够创造一些有仪式感的、自然的东西，比如蜜蜂建造蜂房。现在，艺术家都将他们所拥有的天赋视为个人财富，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此而承担任何义务，于是造成了现代艺术的精神缺失。艺术沦为肤浅的形式探索，或是待售的商品。相信你们都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在电影行业尤为明显。毕竟，电影就诞生于19世纪末期，诞生于一个纯粹以利润为目标的市场中。

最近，我去了趟梵蒂冈博物馆，参观了很多现代宗教油画展。太可怕了，人们有机会真应该去看看。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博物馆要陈列这些所谓的作品，它们又如何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尤其考虑到天主教还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总之，这一点让我特别困惑。

回到当今社会所面临的危机。显然，我们生活的世界走错了方向。人生而自由，无所畏惧，但在面对自然时，隐藏和自我保护的欲望才构成了现在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我们生硬地聚集在一起。我们与他人交往，并非因为喜欢他们的陪伴，或是想从中收获乐趣，而是为了减少恐惧。一旦这种原则成了人际关系的根基，我们的文明就出现了问题。那些在历史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所谓新技术，说到底只是制造了一些供我们使用的产品，帮助我们触得更远、看得更清、跑得更快。最后一点很重要：和19世纪相比，现在我们的交通整整快了好几倍，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快乐。我们的个性和特点与社会发生了冲突。我们没有和谐发展。因为精神文明的发展严重落后，我们成了技术进步的受害者，即便心有不甘，也很难摆脱这股洪流。面对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新能源，我们却没有做好合理使用它的道德准备。我们像一群在电子显微镜面前手足无措的原始人：它是用来钉钉子的，还是用来推墙的？总之，我们成了科技的奴隶。机器一旦开始运作，就无法停止。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变得越来越不信任彼此。……

故乡和他乡：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影音世界

1983年5月25日，罗马。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糟糕的一天。我感到很迷茫，心中充满沮丧……和恐惧……我不能生活在俄罗斯，也不能真正生活在这里。”和其他苏联流亡艺术家一样，塔可夫斯基注定要经受“乡愁”的折磨——那种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无家可归的感觉，正如他在国外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的主题。塔可夫斯基是被迫离开苏联的。在那之前，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叶尔马什对他的电影展开了毫无根据的审查。叶尔马什对塔可夫斯基的作品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不欣赏塔可夫斯基独立的个性，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个人性格。叶尔马什的理想是打造一个“苏维埃好莱坞”。因此，他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擅长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导演，比如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叶尔马什还任命邦达尔丘克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同金棕榈奖无缘。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就像他在1983年9月16日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这无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不得不开始了在巴黎的流亡生涯。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因为国家改革，叶尔马什被降职并被迫提前退休。

遗憾的是，塔可夫斯基未能在生前得知苏联观众终于可以在电影院欣赏他的作品的消息。但其实，即便是风向变换，塔可夫斯基对这种改变也始终持质疑态度。他并不喜欢自己和他的作品被捧上神坛，但他也很清楚，这些都不是自己能够改变的。塔可夫斯基去世之后，苏联政府授予了他列宁勋章，甚至恢复了他的半官方职务，而苏联电影界对他的评价，也由原先的羞辱和排斥，瞬间转为浮夸的奉承。偶像式的崇拜和对苏联流亡艺术家身份的好奇，分散了人们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趋势。人们开始将塔可夫斯基奉为神一般的存在，对其电影中朦胧的诗意、宛如梦境的雾景和雨景以及史诗般的配乐如痴如醉。

之后的25年，人们对塔可夫斯基的兴趣有增无减。影迷们不断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新的元素。无论是电影学者、神学家、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他们都能将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同自己的专业领域相结合，并为此展开热烈的讨论。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鼓励了来自不同国家，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电影人。在英格玛·伯格曼看来，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为他“把生命像倒影、像梦境一般捕捉下来”。伯格曼是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偶像。此外，罗伯特·布列松、路易斯·布努埃尔、黑泽明和亚历山大·杜甫仁科的作品也都让塔可夫斯基迷醉。塔可夫斯基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一大批导演，比如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沟口健二、侯孝贤、蔡明亮、福瑞德·科勒曼和来自伊朗的帕纳巴克霍达·礼萨伊。除了这些捕捉灵魂的导演以外，匈牙利不可知论者贝拉·塔尔也是塔可夫斯基的追随者。他的两部代表作，《诅咒》（1988）和《撒旦探戈》（1994），通过冷雨和浓雾的画面，凝视那些生活在无边无际孤独中的绝望人群——人类裸露的灵魂之下，拥有的只是存在主义的虚无，而非希望。

俄罗斯当代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一度否认师从塔可夫斯基，虽然在流亡期间，塔可夫斯基曾帮助索科洛夫拿到助学金。但不可否认，在索科洛夫早期的作品——比如处女作《孤独人类之声》（1987）中，塔可夫斯基的影响显而易见。塔可夫斯基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虽然认为其剪辑手法还有待改进。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作品都能看到塔可夫斯基的影子，比如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思考为主题的作品《沉寂的往事》（1994），以及那些类似《东方挽歌》（1996）一样的深度纪录片。这些作品都以电影为媒介，生动地表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不同世界的交织转化以及对家园和异乡的反思。

塔可夫斯基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有多重寓意。在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曾明确说过，非常欢迎观众对《牺牲》的争议。他对符合大众标准、主旨明确的电影毫无兴趣。相反，他更愿意看到观众将电影中模糊、梦境般的影像同他们自身的梦想和创伤关联起来。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说出人们潜意识中的秘密——那里有太多的矛盾，因此解读也必须是开放性的。这种特征吸引了众多有着其他文化、宗教和哲学背景的导演。他们为此而着迷。

从索科洛夫发表的有关塔可夫斯基的文字以及所拍摄的电影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塔可夫斯基理性的欣赏。在索科洛夫看来，塔可夫斯基既不是万众敬仰的神，也不是天才革命者。他只是一个被赋予了悲剧命运的俄罗斯人，偶尔还有点浮夸和自恋。

在21岁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就已经因为古怪的穿着和张扬的嬉皮士风格同主流格格不入。他喜欢爵士乐，对当时莫斯科的亚文化着迷。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塔可夫斯基放弃了阿拉伯语的学习，加入了地质探险队，沿着图鲁汉斯克东部（当年斯大林的流放地）的库列伊卡河寻找黄金和钻石。考察结束后，塔可夫斯基不仅带回了石头样本，还带回了自己对西伯利亚风景的素描。直到现在，这些成果都还保留在莫斯科一家研究所的档案室中。他在电影学校的作品之一《专注》，就是对这次探险活动的生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