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下）

《大国的兴衰（下）》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我国读者更愿意关注的19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后各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大国的兴衰（下）》也分析比较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外之间的关系，背后涉及到的相关国家的深层次关系和问题。书中提出的一些数字资料，还有作者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评价，对我国读者而言，可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接触到传统史学书籍中不曾有过的资料和观点。通过《大国的兴衰》，读者会对近代史上的西方崛起和清朝中国衰落的原因；以及20世纪初英法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大国的兴衰》全书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国的兴衰（下）》是《大国的兴衰》的下部，重点论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苏联解体前，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保罗·肯尼迪，英国历史学家，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任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出版有多部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在世界史学界享有颇高声誉。

这是一本出色的，有新颖观点的书……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出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金融时报

这本极富见地的历史书已落入每一个华盛顿政客的公文包中。它除了分析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国力变迁之外，还以这些分析为基础，宣称要回答一个问题：美国的大国征程已呈夕阳之势了吗？毋庸置疑，这是每一个观察家都在关注的国际发展趋势。
——卫报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
（1919~1942）
战后国际秩序
战争策源地
法国与英国
幕后超级大国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第三篇
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
（1943~1980）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新的战略态势
“冷战”与第三世界
两极世界的解体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历史回顾与思考
平衡发展的中国
进退维谷的日本
得失并存的西欧
矛盾重重的苏联
相对衰落的美国
后记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更容易理解20 世纪30 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国际问题了。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根据更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 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领导人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唯一办法，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第一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国际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最后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日本军队在1931 年是否没有让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了中国东北，这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日军的侵略接连不断，并进一步扩大。更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西方3 个民主大国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点在日内瓦同时进行的有关削减陆军和空军的讨论中10，也显得很突出。美国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但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提出的“平等”要求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仍继续避免做出保证以减轻法国的恐惧，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退出会谈，并废除当时存在的条约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惩罚。
本来在1933 年时，在世界经济会议破产之后，英、法、美3 个主要民主国家便动手建立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这时，德国威胁的重新抬头，为英—法—美外交合作设置了更大障碍。尽管法国更直接地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已受到实质性的侵犯。到1934 年时，英国内阁和防务需求委员会都认为，日本的危险较直接，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是更大的威胁。由于英国不能同时强硬地对抗两国，因此，在欧亚这两个地区中，在一个地区达成妥协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国人士主张与日本改善关系；以便更好地抗衡德国。但外交部争辩说，英日在远东达成谅解，会损害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要求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防务的英帝国和海军部门的人应当指出，对于法国对德国修正主义的忧虑，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后）忽视来自德国空军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也将是致命的错误。在20 世纪30 年代余下的岁月里，白厅的决策者们一直想逃脱这个要同时抗衡地球两端潜在敌人的战略上的两难困境。
在1934 年和1935 年，这个困境令人困扰，但并不尖锐。虽然希特勒政权明显令人不悦，但他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波兰谈判，签订条约，不管怎么说，在军事上德国仍然比法国和苏联弱得多。而且，在1934 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德国试图出兵奥地利，使得墨索里尼陈兵于布伦纳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与维持现状的国家站在一起，这特别令法国感到宽慰。法国在1935 年的“斯特雷扎阵线”中，力图组成一个反德联盟。几乎同时，斯大林暗示，他也愿意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到1935 年，苏联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订立了安全条约。尽管希特勒公开地大力反对“东方洛迦诺公约”，但看起来，德国在各方面都被严密遏制住了。在远东，日本显得很平静。
然而，到了1935 年下半年，不需希特勒动一个指头，这一令人鼓舞的局面便迅速四分五裂了。英法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两件事上反映出来。一是英国对法国与苏联恢复关系感到不安，二是法国对1935 年6 月的《英德海军协定》感到震惊。两国单方面采取这两个措施，以取得更多的安全。法国想把苏联拉入欧洲均势，英国急于满足它在欧洲海域和远东方面对海军的需要。但是，对英法这两个邻国的每一方来说，对方的行动都像是给了柏林一个错误的信号。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在阿比西尼亚出现一系列地区性冲突后，墨索里尼决定入侵该地，并开始他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徒劳无功的努力的话，上述矛盾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但还不是灾难性的。这又是一个地区冲突带来极大影响的绝妙例子。法国害怕把一个新的、潜在的反德盟国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整个阿比西尼亚事件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听任国际联盟的原则遭受公然的践踏，只能带来混乱，任凭墨索里尼舒展筋骨也只能带来不幸（他下一步会在哪儿下手呢？）；另一方面，法国人也觉得，从严格的现实政治意义上说，把意大利赶到德国一边，也是极不可取的，这样做简直是愚蠢——但后一个考虑不太可能左右富于理想主义的英国人的立场。然而，由于白厅不仅要对付意大利断然破坏国际联盟原则所引起的国内公众的更大不满，而且要考虑，如果西方介入地中海的纠葛，日本将会在远东如何动作，因此，白厅所处的两难困境，至少与以前一样严重。法国害怕与意大利争吵会诱使希特勒出兵莱茵区，而英国则担忧，特别是在日本宣布海军条约无效，并着手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时，与意大利吵闹会鼓动日本进一步向亚洲扩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英法两家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像以往一样，它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眼前的问题与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之间取得协调。
法国的担心首先被证明是正确的。1935 年，英法应允在东北非作对意大利有利的领土调整（《霍尔– 赖伐尔协定》），引起了尤其是英国公众的义愤爆发。伦敦和巴黎政府在两件事上疲于奔命。一方面，它们要忙于应付公众愤怒的情绪；另一方面，它们在私下又得面对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大利交战的听起来似乎有理的战略和经济原因。而就在此时，希特勒做出了选择，命令德军重新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1936 年3 月）。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这对英法并不是什么打击。在这时，法国不大可能对德国发动反攻。但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凡尔赛和约》并意味着《洛迦诺公约》的完全废弃。这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哪种方式是国际社会能接受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哪种不是？由于国际联盟的主要会员国未能制止1935 ~1936 年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此时的国际联盟几乎是威信扫地。例如，不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还是在1937 年日本对华的公开进犯期间，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甚微，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只有当主要的“维持现状”国家采取果断行动，反对“修改现状”国家的时候，才能制止或至少是控制住对当时边界秩序的进一步更改。
然而，没有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认为，以武力相威胁是切实可行的。实际上，正当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时（在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不久，1937 年11 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它们潜在的对手变得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及不和。尽管美国对日本侵华和轰炸美国船“佩奈”号表示不满，尽管罗斯福想采取行动，但1937 年却不是罗斯福在海外事务上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好年份：新的经济萧条打击了经济，国会通过了更为严格的中立法案。由于罗斯福所能提供的只有谴责的词句而不是行动，他的政策只能“增加英法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斯大林也专注于国内事务，只是方式大不相同而已。在这时，他的清洗活动和公开审判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他谨慎地向内战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帮助，但他明白，西方许多人厌恶“红衫队”11甚于厌恶“黑衫队”12，而且，苏联被推上第一线与轴心国公开作战是十分危险的。日本在远东的行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也使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1936~1937 年，在各大国中，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不但它的经济萎缩了，它政治上的分裂也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有些观察家认为它已接近内战边缘，而且，在一连串粉碎性打击中，它自己在欧洲精心缔造的安全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德国对莱茵兰的重新占领，消除了以前存在的法军可采取进攻来对柏林施加压力的所有可能性；正因为法国空军变得越来越落后，法国此时极易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阿比西尼亚事件和罗马—轴心的形成，使意大利从一个潜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料并且具有威胁性的敌手；比利时返回孤立状态，打乱了法国当时北部边界的防御计划，马其诺防线无法扩展（由于费用问题）来填补这段防线上的缺口；西班牙内战造成了一种可怕前景，即在法国后方，一个法西斯的亲轴心国的国家正在形成；在东欧，南斯拉夫调过头来向意大利靠拢，小协约国看来行将就木。
在这种暗淡无光、接近瘫痪的情况下，在张伯伦取代鲍尔温成为首相（1937 年5 月）后，英国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张伯伦关心英国经济和战略上的脆弱性，他本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惊恐，因而决心通过做出“积极的”奉献，来平息独裁主义者的委屈情绪，从而防止欧洲将来发生任何危机。由于他对苏联持有戒心，对罗斯福的“冗词”抱蔑视态度，他感到法国外交充满着不妥协性和被动、混乱，因而表示不耐烦。他把国际联盟看成完全无效的机构，因此，这位首相便着手实施他自己的以绥靖求得持久和平的个人战略。然而，即便在他之前，伦敦就对柏林大声鼓噪，要在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张伯伦的“贡献”是，愿意考虑欧洲本身的领土变更，以加速对德让步的步伐。与此同时，正因为他从德国身上看到了最大的危险，这位首相才急于与意大利改善关系，以图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一切注定是要引起争论的——特别是它导致张伯伦的外交大臣（艾登）于1938 年初辞职，引起了国内虽为数尚少但不断增多的反绥靖者的批评，还增加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猜疑。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有力地争辩说，在以往的外交史上，许许多多的大胆举动也都是有争议的。一些欧洲人（但不是大多数）认识到，张伯伦战略的真正缺陷是，希特勒根本不是绥靖主义可以对付得了的，他决意要建立一个新的领土秩序，小范围的领土调整永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虽然，到1939 年这个结论开始变得清楚了，而到1940~1941 年，这一结论变得更清楚，但在1938 年的危机时期，不管是对英国政府还是对法国政府来说，这个结论都还显得不清楚。1938 年春天德国对奥地利的占领，令人不快地证明了，希特勒喜欢不加宣布便采取行动。但是，人们会真正反对把德国人与德国人统一起来的原则吗？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它只会加深张伯伦的信念，即在危机把大国逼到战争边缘和进行战争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大家承认，苏台德区问题是要引起争论的——同样，捷克斯洛伐克有权维护已得到国际保证的主权，西方大国想满足希特勒的欲望，在这时看来，更多的是为消极、自私的恐惧所驱使，而不是为积极的理想而驱动——但事实是，此时“元首”才是唯一准备打仗的领袖。当武装摧毁捷克的前景已为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所赢得的英法的让步而一扫而空时，他的确十分烦恼。当时的形势是，要打一场大国战争，必须有两个大国参战；但在1938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反对希特勒。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像形形色色的绥靖政策辩护者所声称的那样对德国有利，但是，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公众都不愿打仗，因此，我们在这里加入旷日持久的辩论，争论假如英法与捷克一道对德作战的话情况将会怎样，这样的争论意义并不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慕尼黑会议后，力量对比变得对希特勒更有利。虽然对伦敦和巴黎有利的因素正在增长，如英国的武器产量明显增长，英法军事合作更加密切，英国和英帝国自治领的舆论转向支持抗击希特勒，但是，1939 年3 月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重要的欧洲中等国家的消亡，德国获得捷克的军备、工厂和原料，连同斯大林对西方国家猜疑的加剧，这一切不利因素超过了上述对英法两国有利的因素。与此同时，纵然墨索里尼出于自己的迫切需要，不会立即与他的独裁伙伴一道介入反西方国家的大国战争中去，但张伯伦想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防止它侵略巴尔干国家的努力却失败了（1939 年1 月）。
因而，当1939 年暮春希特勒开始向波兰施加压力时，与过去几年相比，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了，而且，一旦战争爆发，英法取胜的希望大大减少。1939 年3 月，德国并吞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以及一个月后意大利出兵阿尔巴尼亚这些举动，激起了民主国家要求“制止希特勒”的强烈的舆论。在这种形势与压力之下，民主国家政府不得不向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安全保证。这样就把东欧与西欧的命运系在一起，二者密切联系的程度至少是英国从未料到的。但在此时，法国军队实行战略防御，英国人则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改进国内的空中防御，因此，波兰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直接援助，而且任何间接援助也都将是小规模的。波兰可以得到的唯一援助只能来自东方，而且，如果张伯伦政府对与莫斯科订立协议不热心的话，那么，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就会坚决反对苏联红军进入他们的国家。由于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争取时间和避免战争，而希特勒所需要的则是迫使西方国家放弃波兰，这样一来，不管二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如何之大，两个独裁者都对牺牲华沙、达成“交易”抱有长远的兴趣。轰动一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的公布（1939 年8 月23 日），不仅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而且还使对波兰的战争不可避免。纵然从当时经济和军事情况看（或许比前几年更明显）应防止大国冲突，但这一回伦敦和巴黎却不再选择“绥靖”政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英法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国。而且，与1914年的情形相似，一方面英法两国海军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另一方面，英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渡过英吉利海峡与法军并肩战斗。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这场战争的战略轮廓与上一次世界大战大不相同，而且对同盟国不利。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不仅没有东方战线，而且，柏林和莫斯科达成的瓜分波兰的协议还带来了两国间的贸易协议。结果，按照两国间的贸易安排，苏联对德国输出的原料不断增加，这就逐渐消除了对德封锁本来可以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的确，在大战的第一年里，德国的石油相比其他原料的贮存仍少得可怜，但代用品生产、瑞典的铁矿石和来自俄国的不断增加的原料供应，帮了德国的大忙。此外，同盟国在西线消极应战，意味着它们对德国石油和军火的控制施加不了多大压力。最后一点是，在1914~1918 年的世界大战中，德国要支持奥匈帝国这个累赘，而这一回，德国却无须支持一个碍手碍脚的盟国。如果意大利在1939 年9 月也加入战争的话，由于意大利经济有严重问题，这会给第三帝国极有限的资源贮存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可以大胆地说明，如果那样，还将破坏1940 年德国向西进攻的机会。诚然，如果意大利真的参战，则可能使英法在地中海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但也许不会变得特别复杂。假如意大利保持中立，则可为德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有用的渠道，这就是柏林许多决策者认为墨索里尼应在局外旁观，而不应加入战争的原因。
“模拟战争”并不能考验出德国经济的脆弱性，但它使德国能完善其军队那高出一筹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些要素——作战原则、兵种协同、战术空军力量和多线进攻战。特别是波兰战役，它证明了“闪电战”的有效性，也暴露了一些缺陷（当时即可以克服），并加强了德国人通过快速及出其不意的攻击和空中、装甲部队的适当集中，便可打败敌人的信心。挪威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德国的装甲师进攻，也使挪威易受英国海军的控制。因此，在德国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前，在一段时间内，挪威战役还只是处在一触即发状态，尽管如此，在丹麦和荷兰的溃败中，德国人的信念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验证。在1940 年5~6 月的法国战役中，德国军事学和战役战术能力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在这场战役中，盟国出动了数量更大但组织欠佳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盟国军队被德国古德里安的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撕成两半。在所有这些遭遇战中，进攻者占有很大的空中优势。在1914~1916 年的多次战役中，双方在对付新的战争时，都拿不出多少本领。但是1940 年的这些战役，却显示出德国的种种优势。它们似乎可以消除德国在长期对抗中经济上的脆弱性。
而且，德国的战争机器在1939~1940 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大大扩展了它的石油和原材料来源。德国不仅可以（而且确实）对战败的敌国大肆掠夺，而且，一旦法国灭亡，英国将明显无力发动一场重大的战役，这些也意味着盟国不能通过大规模的战役来严重消耗德军的物资贮备。这时，到西班牙运原料的陆路交通线已经建成，瑞典的矿石来源也不再受盟国远征的威胁，而且，苏联由于对希特勒顷刻取得的胜利暗中感到震惊，也增加了对德的原料供应。前面提到，假如意大利在1939 年9 月参战，它的经济将给轴心国带来困难。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在法国崩溃时参战却不会带来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尽管意大利在战斗中无能透顶，反映出它在20 世纪30 年代太自吹自擂了，但它的确迫使英国放弃了在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地，到近东去寻找原材料。
如果战争只是在英、德、意这3 个交战国之间进行，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那就很难说了。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帝国决心继续斗争，并动员大批人员，调动大批库存军火。例如，在1940 年，英国的飞机和坦克产量都超过了德国。当英国自己拥有的黄金和美元不够支付美国的供应物资时，罗斯福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带破坏性的中立法案，并劝国会说，维护英国的生存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安全利益，具体办法是通过租借法案、“驱逐舰换基地”的交易、护航等。这样做总的结果是，两个主要交战国谁也不能给对方以决定性的打击。如果说，不列颠战役使德国横渡海峡的入侵流产的话，两国陆军兵力对比的不平衡，则使英国出兵欧洲大陆成为不可能。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对德国的多次空袭，有利于提高英国人的士气，但在这个阶段对德国造成的实际破坏是不大的。尽管德国水面舰艇不时进犯北大西洋，但却不能对付英国的皇家海军；另一方面，由于德军的邓尼茨采取了更新的战术、增加了潜艇编制，潜艇战像以往一样具有威胁性。在北非索马里和阿比西尼亚，英帝国军队发现，要夺取意大利人控制的阵地并不困难，但要应付德国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在希腊的德国侵略军惯用的爆炸型打法，却异常困难。因此，在被称为“最后一次欧洲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其特征是防御战的胜利和小规模的成功，而不是大规模的遭遇战和征服。然而，希特勒在1941 年6 月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不可避免地从各方面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从战略上说，这意味着德国此时要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使它又回复到1914~1917 年的困境中——这对把飞行中队稀疏地配置在西面、东面和地中海的德国空军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可以肯定，英帝国在中东的地位仍会像本土岛屿一样存在下去，作为未来反攻的跳板——尽管希特勒只派遣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1/4 的陆军和空军就会横行于中东。
……

本书论述的主体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体系以来，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集团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的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这里提出的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细分析，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所带来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减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的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察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脉——莫卧儿王朝、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国民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有类似要求。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阻碍很少，它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军事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走在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前。
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惯有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在各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仍可能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国力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把疆域扩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维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某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是历史上最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的国家。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反对联盟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在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因此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对于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斗争中的命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1815年时，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欧洲协调机制下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发展到顶峰，成为全球强国，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传统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有点牵强，那么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则十分典型）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并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的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技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体系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对落后的恐惧；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10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了3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专制的国家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此时，英国确实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50年的主要发展过程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与之相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损失。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基本的经济现实与国际体系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5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苏联也正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工业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应对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会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过程跌宕起伏，却证实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一战”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再次得到加强。这说明，当时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叶，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各国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完全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5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这一不变的话题。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规模的双边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那些热心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兴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任何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他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导致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力是否受可测量的权力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前提下，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了，因此，它绝不会因为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军队拥有的武器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国家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上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然地把比两代人之前多的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而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王国经济繁荣时期多的多。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巴麦尊勋爵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时多的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美国和苏联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后文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这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用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进行的战争，以及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尼德兰联邦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观点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落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