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伤时代(童伟格首部长篇小说)

☆ 童伟格是台湾七零后小说家中具代表性的一位，曾获台湾文学金典奖、联合报文学大奖等认可。我们能从其书写中瞥见魔幻写实、现代主义、内向世代等许多风格，却无法用一个特定的词去概括他，骆以军便曾言：“童伟格的可怕，在于他可以解释其他全部人，而竟无人能解释他。”

☆ 《无伤时代》是童伟格首部长篇小说，展示了作者从短篇到长篇的突破面向。它也是童伟格出版的第二部作品，许多存在于首部小说的隐秘痕迹，在《无伤时代》浮现得更完整，并且预先揭示第三部作品的部分轮廓。对于这部小说，张耀仁称之为“必要的过渡之书”，《无伤时代》在童伟格的创作历程中占据一个特殊位置。

☆ 童伟格的小说，人事物不时带着伤，其中以《无伤时代》突出：主角是废人、主角母亲染病、他们生活的山村恍若被废弃，大规模的伤废败坏遍布文本，《无伤时代》仿佛一部伤痕累累的哀悼之书，并且如林俊颖所说，形成一种“作废的美学”，童伟格“以小说书写摩擦出即使作废亦有其神光”。

或许是一个无法具体标示的年代，只能在一座滨海山村中，辨清一对母子的身影。儿子，自弃，始终回忆已经离开的一切事物；母亲，染病，却不断努力地自我突围。两人各自独语或彼此对话，诉说过往或虚构故事；话语不断蔓延，原本只停留一次的时间也因此漫长成永恒，让许多“伤废”的事景自由地铺陈开来，弥漫在那段曾经美好的时光里。

童伟格（1977—），出生于新北市万里区，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系硕士班，现为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讲师。
曾获1999年“台北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2000年“台湾省文学奖”短篇小说优选、“大专学生文学奖”短篇小说叁奖，2002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以及2010年“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着有舞台剧本《小事》、文集《童话故事》、短篇小说集《王考》与长篇小说《无伤时代》《西北雨》。

☆ 童伟格用滚滚滔滔的“败坏描写”，铺陈着一套价值——“废人”是“无伤无碍”的，“废人”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伤害、什么妨碍，因为他们根本不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废人”身份，是以在自我想象世界里的自由决定的。

——台湾作家 杨照

☆ 童伟格似乎在重建一个品特《今之昔》《重回故里》式的慢速伤害剧场……过往时光成为一个无穷大的“微物之神”小宇宙，所有的悠然、迷糊、良善小人物慢速进行他们坏毁命运的时刻，只有作者可以任意停住画面，勘微那经常是轻暴力对峙，或一种预言式对未来灾难将临竟如此蹉跎、无知之感慨。

——台湾小说家 骆以军

☆ 未战已败的作“废”之说，恐怕大大违逆的不只是时潮，也是所谓的普世价值，童的此一背反毕竟有其悲凉。或者，他是以小说书写摩擦出即使作“废”亦有其神光。在那样敛静的文字，真正内蕴着的是稍稍有着上升出路的人子的深沉孺慕之情，父母、祖父母如同虫豸的一生，因着江以文字显象而如实存在了。

——台湾作家 林俊颖

获奖记录

☆ 作者荣获“台北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湾文学奖图书类长篇小说金典奖”等大奖。

1 【推荐序】“废人”存有论——读童伟格的《无伤时代》 杨照

9 序章 入境

17 第一章 新生活

39 第二章 母亲

75 第三章 不在场

91 第四章 大于等待的

125 第五章 与猫演习

141 第六章 去海边

183 末章 最后与最初

195 【附录】活

序章入境
她吸了三十多年粉尘，左耳后冒出两颗小小的肿瘤。她一个人背着背包——里面装着一件薄外套，和一把折起的伞——出门，骑着脚踏车去到滨海小街，然后转公车，抵达那幢大医院。那是个如常的通勤之晨，公车车厢里挤满了人。在公车每一靠站、人群更流之时，她都会踉踉跄跄，尝试着蹭移到一处自觉离人群最远的角落。所有人都健朗，所有人都神色漠然，各张着一双困眼，各自可有可无地看向车窗外。
这样很好，她想。她希望没有人注意到她。
电话声。列印声。问答声。辗轮声。她站在医院一楼的大厅里，像站在一处繁华的闹市口。
“让我想一想。”站在一长排挂号柜台前她长考着。
她要忆起昨晚独自计划好的事。她计划一次挂好三科门诊：第一诊，皮肤科；因为她发现自己耳后的肿瘤移动了位置，并且似乎变大了。“长在淋巴腺这个位置，很麻烦的。”昨晚她照着镜子，对自己这样说明。第二诊，耳鼻喉科；因为皮肤科医生大概会直接将她转到外科去动刀，到时，她一定要记得缠住医生，央求医生看仔细点。万不得已一定要转，她可以请医生帮她安排别天，自己先去耳鼻喉科看。第三诊，一般内科；因为耳鼻喉科可能还是诊不下来，她会继续央求医生，如果还是要转外科，她会说她早已经转了，然后赶去一般内科报到。
总之，她构思着：千万别一下给人推去动刀，那是最后的处置。
一直以来，她是这样相信的。
她挂好号，挤出电梯，置身在医院三楼的长廊里。
粉蓝色的工字形长廊上，一落落摆着粉红色的塑胶椅。墙上挂着好几架电视，每半小时流跑一次的新闻画面无声演着。她寸量着，挑选了两个既靠近皮肤科，又远离人群的座椅，把背包放在一个座椅上，自己坐在另一个座椅上等待。将近九点，长廊上每扇门都走出一名护士，护士挂出门后各医生的名牌。门一开一阖，送病历的手推车滚过蜡亮的地板，仿佛一病一痛都能那样准确沥干。
她一抬眼，就看见她。她看见一名老妇人，身挂着、手提着好几口塑胶袋，滴滴漏漏在长廊上滑行。老妇人望见一个人手上晃着挂号单，贴过去指引说：“你看哪科？这个单子要投进门上那个信箱，医生才知道你来了。”那人道了谢，但老妇人抓住那人的手不放，涕泪交酿对他说起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老妇人说她照顾一个不言不语不走不动的谁照顾到那个谁终于死了，每天每天都好辛苦啊。“怎么辛苦的我告诉你。”老妇人纷纷错错一下举了十几个例子，每一个都被那人好意的笑脸打发了。
渐渐地，那人笑脸僵结、耐心将尽。看见的人都知道。老妇人自己也知道。
老妇人一下甩开那人的手，笑着说所以说我告诉你要帮这种人洗澡的话还是要用那种不锈钢的大洗澡盆最好用了我告诉你。
那人也赔笑着，与老妇人保持融洽地各自分开。
老妇人继续滑动，继续寻觅着人们手上晃动的挂号单。“你看哪科……”老妇人贴上另一个手足失措的人说。
人声渐渐满溢长廊。在她右前方，骨科门口，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裹着石膏的左腿平举着。他不时对站在轮椅后面的年轻人高喊：“推进去。”
“还没轮到你啦。”年轻人解释着。
老人显然重听，不管年轻人说什么，老人的头总向后一仰，左腿一抬，“啊？”这样对年轻人喊。年轻人渐渐不解释了，但老人犹不时嚷着：“推进去。”片刻后，“啊？”老人独自仰头抬着腿，哀哀地自说自问。
在她左后方，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和两个母亲似乎是十分钟前初识的妇人，三人合伙用各种恐怖的话语，呵骂一个小女孩，制止她任意奔跑。她听着，苦笑了。她想着，这位母亲如果意识到“人类”是一种多么奇特的生物——一个人幼时一点点走岔的事景，都可能成为他之后六七十年咀嚼不烂的养料，她恐怕会吓得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小孩相处。但这位母亲不知道，所以在离家庭医学科不远的地方，她紧抱一个病中的发红的婴儿，听任两个好意的陌生人帮她一起出嘴，代她照管那另一个全然健康的孩子。
这个健康的女孩，在长大以后，还会不时想起这一天吧？她想着。在一切事景淡然削弱后，长大后的女孩，会独自哀伤地记起这一切。她会记得，在那天，她的母亲，她的镇日忙碌的母亲，终于细细包好那个小婴儿，她的妹妹，像捆一个邮寄的包裹，牵着她，投进大医院。在长廊里，站在那扇仿佛是为妹妹专设的投寄门外，她的母亲紧搂着妹妹不放，笑着，配合着两个胖胖的、身上有怪味的陌生妇人，无边无际地指责她。
“母亲，”长大后的女孩会想，“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变喔，你就是这样一个总是急于讨好别人的家伙罢了。”在回忆中，她说不定会认定自己是从那天起，开始理解了母亲、开始懂得了这个世界。
空气中有一种清洁剂的味道，在密闭的长廊里无以挥发，慢慢循环。她，如今犹是一个小女孩的她，顽强地忍着泪，刻意恣意跑动，但怎样都不像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原先初蹈一个陌生地方那样有趣而别无旁顾了。
她苦笑着，静静看着。就坐在这里，她仿佛就能透过女孩的双眼，去检视这一切。停下脚步的女孩会看见，在一道密闭长廊里，在自己正前方很远的地方，一个老人坐在轮椅上，一个年轻人站在轮椅后，歪歪垮垮背对着老人；老人不时怪异地仰头抬腿，听不清楚嘴里喊着什么。在她左前方，一个更怪异的、头发枯白蜷乱的老人——那就是此刻的她了——背对着她，呆坐着如一尊雕像。在她右后方，还有一个老妇人那样潦草凌乱地嚷着什么“不锈钢”“洗澡盆”“肉没办法一直烂下去”“半只脚粘在床垫上拔不起来”……
那多么怪诞，像是在她初识世界的那天，世界已经苍老、已在待死了一般。
总是这样的，头发枯白的她想着。她出现在一些畸零的场面里，她不由自主地成为他人记忆里的一片残影。他们看见她，在多年以后，用她来说明另一些完整的道理。他们并不需要、也无法事先经过她的同意。
他们甚至不会告诉她，透过她，他们究竟多懂得了什么。
然而，那也许，早就都不重要了，她拉拉左耳，想着。
她终于疲惫地全身退出医院。她骑着脚踏车回家。她看见她的儿子趴在书桌上熟睡了。在他身边，环伺着一堆又一堆的废纸、书籍。在书桌一角，静静站着一尊猫的骨灰坛。
她站在他身后，看了他一会。
儿子也已经年过三十了；他回来三年了，似乎还没有离开、去外面像一个正常人那样活着的打算。她不知道他这样日日坐着不动，能追回什么。
无论那是什么，那大约也已经不要紧了。
她走出儿子的房间，穿上雨鞋，去屋后洗衣服。
她慢慢洗着，刻意让天色在她眼前暗下。
她想着通勤之晨，那台挤满人的公车。她想起多年以前，在杂货店前的那支站牌下，儿子每天搭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发的公车，去港区读国中；穿回来的袜子，没有一天是干的。
有一天，天都黑了他还不回来。她撑着伞，去杂货店前等他。她想他或许是昏头昏脑在车上睡着了；或者睡到总站去了；或者下错站了；或者怎么了。她想个不停。
总算，公车来了，他下车了。她看见他怒气滔滔走下车。他说他等不到车。他大骂公车司机都是混蛋，永远打混，不肯准时开车。她看看他，想轻松说一句什么话，但找不到话。
她问：“你就不会先打个电话回家吗？”
他更生气了，一声不吭扭头就走回家。她只好跟着他。好好的房间门，他不用手，举脚一踹就把门踹开了。门上印了一个湿湿的鞋印子，她看着，心里气极了，但也实在不知道该说他什么。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时间过尽，如今，只剩下一件事了。等天完全暗了，等他完全清醒过来，等一切无可延宕的时候，她就必须对他说明这件事了。
然而，她发现，她其实早已无法对任何人，说明任何事情了。
……

【推荐序】“废人”存有论——读童伟格的《无伤时代》文∕杨照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察知童伟格与前行代曾经轰轰烈烈过的“乡土文学”之间的关系，一种逆转、颠倒了的系谱关系。
从《王考》到《无伤时代》，童伟格一贯选择海滨的荒村作为故事进行（或停滞）的背景，跳来跳去的叙述述说的也都是荒村里成长（或拒绝成长）的小人物们。他的小说里，使用大量乡土形象，反复召唤乡土记忆与祭仪、信仰，而且他的小说里，城市几乎总是毫无例外，以陌生的、敌对的、飘浮混乱的性质出现。这些特色，无疑是传袭来自“乡土文学”的。
不只如此浮面、表层的相似而已，从《王考》到《无伤时代》，童伟格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在性格上，也都和“乡土文学”里的典型角色高度亲和。他们都活在自己建构、想象的世界里。他们无能理解、更无法诠释，生活小世界以外，快速翻搅变动中的外界社会。黄春明、王祯和笔下的人物，都努力、挣扎着，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与更有限的能力，去跟庞大的社会变化力量周旋。《嫁妆一牛车》或《锣》的喜剧气氛，来自于他们如此笔拙、自以为是地企图掌握自己的生活遭遇；而《嫁妆一牛车》或《锣》的悲剧性，也来自于他们永远对操纵命运的外界力量，无能为力。
童伟格小说的角色，也是如此。然而在《王考》和《无伤时代》里，借由这样无知无能而封闭在狭小荒村环境里的人，童伟格却写出了完全异于王祯和与黄春明，既非喜剧亦无强烈悲剧的情境。
阅读童伟格的小说，让人一方面接近“乡土文学”，一方面却又快速远离。最关键的差别，在于童伟格既不像王祯和那样无情地嘲弄这些小人物，也不像黄春明那样多情地为这些小人物悲叹、义愤。悲叹与义愤，是“乡土文学”最核心的价值，写这些小人物的慌张、焦虑、茫然、抓瞎，像无头苍蝇般胡窜乱撞，为了要控诉害他们如此适应不良的那个时代变迁巨轮，也为了要唤起大家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王祯和常常写一写，过度着迷于这些乡人无知举措所制造的荒谬场景，忍不住跨越了悲叹与义愤的道德界线走到了戏谑作弄的那一边，其实是“乡土文学”的异数，也因而让他的杰作，如《小林在台北》《玫瑰玫瑰我爱你》长期被忽略或被误读。
然而不管是黄春明或王祯和，以及二十多年前热情投入“乡土文学”书写的众多作家们，他们看待“乡土”的眼光，毕竟是有着认识论上的绝对距离的。不管要同情，或要嘲讽，都必须预设着一个立场：作者比他笔下的乡土角色掌握更多的、不同的知识，所以作者才能回头用同情或嘲讽的态度，看这些在小圈圈、小笼子或甚至小粘蝇纸上奋力手忙脚乱的角色。
像是人与捕蝇纸上被粘住的苍蝇之间的关系。苍蝇感受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却感受不到危险处境的来龙去脉，更感受不到自己挣扎的徒劳。只有掌握了整个状况的人，才能选择或泪或笑的表情，来看待苍蝇。
童伟格却选择和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一起活在无知与无能的手忙脚乱里。在只有一条柏油马路，只有不断脱班迟到的一班公车的海滨荒村里，人们不只没有办法与现代社会一起发展演化，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分辨真与假、生与死、贫与富、过去与现在等最基本的区别。他们的无知与无能，使得他们接受不到现代生活理性的感染，进而使得他们超越了真与假、生与死、贫与富、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他们的存在，一塌糊涂。他们被荒村乡土的条件，隔绝在整理存在秩序所需的现代知识与现代概念之外。因而他们吊诡地取得了一种自由，活在一塌糊涂，超越真假、生死、贫富、过去与现在界限的存在中的自由。
是了，童伟格最特殊的文学视野，就是把“乡土文学”当中应该被同情、被嘲讽、被解救的封闭、荒谬的“乡人存在”，逆转改写成了自由。在那个理性渗透不到的空间里，人们大剌剌地，既无奈又骄傲地活在既真又假、生死无别，完全可以无视于时间存在、无视于时间线性淌流的世界里。
《无伤时代》书写的，正就是荒村荒人无伤的自由。从现代理性角度看，小说里的每一个角色，都过着虚无败坏的生活，整本小说简直就是对于种种败坏（decay）的执迷探索。村子在败坏、人在败坏、记忆在败坏。祖母的故事是败坏的故事，大母亲的故事是败坏的故事，整个家族每一个人的故事，都环绕着同样的败坏主题。
乍看下，童伟格似乎是用那座海滨荒村当作绝对败坏的象征，然后恣意地实验、尝试书写生命的种种败坏可能。从物质的败坏到肉体的败坏到行为的败坏到记忆的败坏到想象的败坏，而贯串其间的，又是一种意义的败坏，败坏的高度传染性甚至如癌细胞般自体反噬败坏掉败坏的意义。
如果败坏全然不带任何意义，那童伟格为什么要堆砌、开发那么多败坏的情节？让整本小说成为某种“败坏的壮观展示”呢？藏在背后的，我们怀疑，是作者的耽溺，还是作者扭曲的炫耀？是童伟格无法自拔于反复书写种种可能的败坏、种种败坏的可能；还是童伟格沾沾自喜地仿佛在说：“看，你们还有谁能够想象，书写这么多败坏情节呢？”
还好童伟格的书名，以及出现“无伤”的那一段话：“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已经成功说服母亲了——在她眼里，他已经是个无伤无碍的废人了。他已经被原谅了。”（页181）提供了我们不一样的线索。原来，童伟格透过小说建构的，是一种“废人”的逻辑、一种“废人”的伦理学。
就像骆以军到目前为止所有作品，都在摸索着一套“人渣伦理学”或“人渣存有论”一般，童伟格也以“废人伦理学”“废人存有论”作为统合小说叙述的根本策略。骆以军的“人渣存有论”低调却坚持地要说服读者，一种永远无法融入社会主流，只能远远欣羡嫉妒、诅咒社会主流，并且在每次与社会主流相遇时就倒霉带衰的“人渣”，有他们自己的“人渣观点”，而“人渣观点”其实饱含着自创一个光怪陆离世界的巨大能量。相对地，童伟格的“废人存有论”，用滚滚滔滔的“败坏描写”，铺陈着一套价值——“废人”是“无伤无碍”的，“废人”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伤害、什么妨碍，因为他们根本不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废人”身份，是以在自我想象世界里自由决定的。“废人”活在循环的败坏里，他们的败坏甚至不带一点颓废（decadence），单纯只是败坏（decay），败坏到底，连颓废或虚无那样文明的范畴都消失时，“废人”就自由了，他们不再需要在意真假、生死、时间、空间，那是一种空洞却新鲜的自由，唯有透过“废人”、穿越败坏，我们才能看到、呼吸到的空洞却新鲜的自由。
童伟格放弃了对于乡土人物的关怀、同情，如实地接受他们作为与现实脱节的“废人”存在，如实地接受“废人”存在中一切荒谬无常，他打破了“乡土文学”的核心人道立场，从这点上看，他无疑是“乡土文学”的叛徒。然而背叛“乡土文学”的人道温情，走自己的“废人”路线，童伟格让作为叙述者的自我也一并“废人化”，弥合了“乡土文学”中作者与角色的知识论落差，最终却赋予了这些荒村乡人们，一种史无前例的自由。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漫长的等车与怪诞的杂货店，于是超脱了可怜可鄙的地位，成为独立独特的、自由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那童伟格似乎又回到了“乡土文学”的路子上，绕了路给予乡土与乡土人物，更高的尊严与尊重，他不再像其他乡土作家般，希冀透过文学来帮乡土争取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他直截了当地，就在文学里，只在文学里，给了乡土诗学正义（poetic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