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搅动了世界:未来10年,世界经济格局大派位

2022，中国能否位居世界第一？
金融危机、债务赤字、高福利开支，西方疲软态势尽显。
新兴市场强势崛起，中国能否迎头赶上，取而代之？
经济失衡、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中国如何应对挑战？
衰落美国VS新兴中国，大国PK战到底谁能胜出？

高盛预言能否成为现实？
“中国模式”延续奇迹究竟还有多少障碍？
新兴市场国家到底将重塑整个世界，抑或只是让世界轻轻一震？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
在这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开始了奇迹般的崛起之旅。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却持续上涨，投资者显然正在被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增长前景所吸引。
作为定期为《金融时报》撰写专栏的经济学家，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于2011年出版的新作《谁搅动了世界》为我们彻底解剖了一次新兴市场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并特别解读了围绕在中国周围的诸多疑问。作者告诉我们，未来十年，面对经济失衡、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与技术创新难题，“中国模式”靠什么才能走得更远。
高盛的预言似乎正在现实。面对遭遇经济困境的美国与西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到底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抑或只是让世界轻轻一震而已？翻开《谁搅动了世界：未来10年，世界经济格局大派位》，你将找到答案。

乔治·马格努斯，瑞银投资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最早预言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
乔治·马格努斯是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他在伦敦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同时在伦敦皇家理工学院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经济学。
1987年至1995年，马格努斯一直担任华宝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马格努斯成为瑞银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而从2004年至今，他则一直担任该银行的高级经济顾问。
同时，马格努斯也是一位国际知名评论家。长期以来，他一直为《金融时报》定期撰写专栏文章。他被公认为最早预测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业内人士之一。2008年，他的第一本书《老龄化时代：人口特征如何改变全球经济和我们的世界》出版。

客观公正且颇具建设性。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他们认识自身问题的一面镜子。对非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则是他们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一部词典。
——余永定 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本书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今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质上依旧保持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特征。假如马格努斯的观点没错，那么“金砖国家”的最终命运或许并不会如很多人设想得那般前途无量，而是会像碎石块一样颓然掉落。
——尼艾尔·弗格森 《货币崛起》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书以冷静缜密的分析，深入浅出的描述和妙趣横生的语言，为投资者认识当下世界提供了一种价值连城并切实可行的工具。
——吉莲·邰蒂 《金融时报》美国版执行主编

如果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皇冠”，那么中国则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谁搅动了世界》无疑为我们观察这颗明珠提供了最深刻透彻的见解。
——价值中国网

历史是跳跃的，充满了非线性结果和随机性行为，金融市场亦是。从拉美到东南亚，几无能逃离新兴市场的魔咒。我们无法决定黑天鹅来与不来，或者何时到来，但我们心存敬畏，有所认知并有所准备，我想这是在未来最好的安慰。那么，不妨一读《谁搅动了世界》。
——《第一财经日报》资深编辑 艾经纬

第1章 探寻崛起之谜
欧洲的繁荣是抢来的？
有一种非常有趣的观点认为，欧洲的经济增长是买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抢来的，因为欧洲的开拓者、海军和商人们都曾经蛮横无理地爬上亚洲经济巨人的肩膀。尽管哥伦布并不是第一个踏足美洲大陆的人，他只是在环球探险中错判航向，因而误打误撞地发现了美洲大陆，但他的探险经历绝对有资格享受这样的美誉。其实，他的初衷只是想找到一条新的路径，能比原来经阿拉伯和中亚的陆上途径更快地到达东印度。他认为，如果能找到这样一条新通道，西班牙就能找到新的市场，最重要的是，在香料及其他产品的贸易竞争中赢得对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的优势。例如，早在10到15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便已是强大的工业中心和富饶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桥梁。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达伽马在6年之后绕过好望角，则成为他们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欧洲的探险家们不仅拥有先进的科技及航海技能，更不乏强烈的兴趣和动机去推动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把亚洲纳入他们所掌控的贸易轨道。美洲大陆的发现给欧洲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财富——黄金、白银及其他贵金属，凭借这些财富，他们与亚洲开展商品贸易，买卖非洲奴隶，开辟和拓展新的亚洲市场，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
实际上，美洲大陆为欧洲人提供了资本，让他们有能力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体系展开竞争，并以更长的商业触角向这个体系实施渗透。而欧洲人在这个过程中最常采用的手段就是武力，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殖民体系，唯独对中国是个例外。财富、枪炮、远洋舰船以及探索扩张的野心相结合，成为欧洲爬上亚洲这个东方巨人肩膀并进一步寻求全球霸权的决定性因素。
即便是在中国已经走上相对衰落的时候，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仍然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埃及和印度斯坦这三个世界上曾经最富裕的国家，依旧凭借其农业和制造业的优势而著称……而中国则是一个比欧洲国家更富有的国家。
但斯密本人很清楚，时代已经变化。他指出，美洲大陆及途经好望角到东印度海上走廊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它们共同改变了世界秩序，使之发生了有利于欧洲的迁移。美洲大陆的意义在于它给欧洲带来黄金、白银、贵金属和新市场等形态的新财富。而通往东印度和东方世界的便捷之路则让欧洲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购买新的领地，为它们在亚洲及欧亚大陆之间赚得更多财富提供贸易通道。武力支持与追求财富、香料和亚洲异国产品的驱动相结合，促使欧洲人开始创建自己的跨国贸易公司，并全面渗入亚洲。
在亚当·斯密作此论断的72年之后，站在其意识形态对立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这两个事件给正在成长的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活力。它们推动了欧洲商业、航海和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推翻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对马克思来说，这些推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对其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
未来10年，“中国模式”靠什么走得更远？
任何单一的观点都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及其他古代文明没能率先实施工业化并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答案，其中既有山脉与大河的自然束缚，也有人口出生率和社会组织的人文局限，更有航海探险与金银财富探索方面的技术障碍。
我们有理由撇弃这样一种概念：某种形式的宗教所具有的优越性为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因为仅凭“新教”根本就不足以阻止其他文明与文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但是，西方世界拥有某种内在文化优势的观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浮出水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后，有些人还坚信，在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及工业化时代，只有以市场经济和单极化民主政府为基础的人类组织形式才是合理的。这绝对是自以为是的表现，或者说，是文化上的盲目自信，这种观点在本质上就是错误的，它不过是一种傲慢与自大而已。
自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思想家越来越多地开始以反思和认知的方式去看待其他国家。在西方的文化与制度中，永远不乏促进变革与改造、追求创造与自我完善的基本因素，尽管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未来20到30年的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西方社会的活力根植于灵活的机制、法制至上的根本原则、整个社会敢于在极端压力下挑战权威并实施结构性改革和追求创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西方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强大的官僚阶级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同一性和凝聚力的过分迷恋，压制了国家承受某种风险的勇气，而这种冒险恰恰就是他们遏制并最终克服1990年金融崩溃及整个社会快速老龄化等深层次问题所必需的手段。
这或许就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对于中国而言，其过往长久以来的封建政治体制、以封建官僚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的残余影响，令中国的进步变革遭遇重重挑战。与不断发展中的动态法律体系相比，庞大的官僚机构造就了保守和单一的文化。因此，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中国就必然要面对变革与外部思维的挑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预测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表现呢？尽管中国已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与历史相比，中国是否真的发生了质变呢？
再进一步而言，尽管印度的民主模式仍异常笨拙，但它最终是否能以更加有效和稳定的方式发挥作用呢？尽管巴西、墨西哥和智利似乎已经为未来培植了更强有力的民主根基，但它们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期待将在政治上更加稳定、在管理经济周期上更加成功呢？这些国家毕竟不是简单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印度的核心在于世界一流的服务制造行业，巴西的优势在于自然资源、石油及其在加工制造业享有的声誉（比如短程飞机）。墨西哥则是一个将优势资源综合分布于农业、能源和制造业的国家。不能不提的是，他们的北面有一个更富裕的邻国。
制度为万事之本。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他们曾创造过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奇迹，这种能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标杆。当然，香港略显游离于这个群体外的态势，因为其发展并非源于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香港政治制度公正但显然还不够强大，教育水平也算不上先进（即便现在也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都拥有令人炫目的成就。
20世纪70年代初，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储蓄特征以及人均收入还与拉美国家不相上下。而如今，从任何一个角度衡量，“亚洲四小龙”都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之下，拉美国家则依旧停留于新兴国家的行列，且大多数还只能算作发展中国家。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亚洲四小龙”拥有相对完善的政治体制、开放式的经济结构、飞速发展的教育，这种种因素使得其有能力获取和利用新技术，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处于严格的监管和强有力的集权式管理之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采取了类似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更注重权力集中，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经历了漫长的混乱时期之后，邓小平成为了中国的领导者。据说，多年以前邓小平就曾说过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人们认为这句话深刻诠释了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即从根本上，生产力远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不管他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究竟意在何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正是邓小平在1978年才把中国带上了经济成功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显然是在告诉世界，中国有气魄和信心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和影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撇弃了很多传统教条，并以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军事的现代化为目标。他希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受有限程度的私人竞争，对外国投资保持开放，对全球市场能作出反应，并积极参与全球市场。为此，改革对工农业的组织和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突出强调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发展轻工业的地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玩具和纺织品”），并着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通过这种方式，中国重新投资于技术发展和资本支出，而这又反过来推动了经济进步。邓小平创建的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一条正确的思路。
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农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也是1950年的合作社运动以来，中国农业第一次真正的变革。随着农村劳动力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并对剩余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拥有所有权，可以用来消费、储蓄和投资。这也反映了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即工业化与农村福利水平并肩而行。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发展重点从轻工业转向钢铁、水泥、铁矿石、冶金和汽车重工业，农村的发展开始被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抛在后面。由于中国近2/3的劳动力依旧处于农村地区，因此，允许农村地区加快发展对中国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之所以采用“允许”一词，是因为这背后的答案完全取决于政治精英们及其实行新的结构性改革、改变经济现状的能力。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化狂潮表明，中国完全可以做到将实效与灵相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出口、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震撼。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曾在20多年前著书写道：
尽管中国的物质约束依旧不可忽视，但经济增长显然正在缓解这些桎梏，只要能延续这种趋势，未来几十年后的中国注定会以全新面目展现在世界面前。
除了在1989—1991年期间遭遇暂时性的经济衰退以及中央政府集中力量遏制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之外，中国确实已经实现了肯尼迪的预言。从1991到2004年，中国采取了以促进外贸和国外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增长模式，受此推动，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在2005—2007年期间，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11%。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暂时性影响，但银行家、企业界人士及经济学家们依旧认为，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仍将保持这种增长态势。
政府的严格监管、对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控制、市场力量的发展以及现代化目标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全球最大的债权人以及消费者和竞争对手。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G20在2009年达成的约定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不断增强，这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持续加强。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讨论及目标谈判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充分发挥了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还借此机会扩大并发展了与印度、巴西、伊朗、沙特阿拉伯、非洲产油国这些资源型国家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历史和今天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唯有未来还存在变数。中国的成功始终植根于稳定与发展的均衡模式，即以政府为核心的决策机构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均衡，并引导全体国民以实现举国性目标为首要任务。
维持这种均衡将关系到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地位，而均衡的实现则依赖于如下四个条件：
首先，集中性的管理体制使得中国政府的威信取决于他能否为国民创造持续性的增长与繁荣。很多人把这一目标定义为维持8%的年经济增长率。如果不能实现稳定增长，及时规避经济衰退，就有可能招致社会与政治的不稳定。
其次，中国的现状决定了领导层在战略性经济政策方面不容出现一点闪失，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的领导层都需要作出正确选择，采取正确的行动。但恰恰由于其自身的决策，也让中国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失衡：沿海地区、城市设施、重工业和出口高度繁荣，而农村地区、国内需求和社会安定却极端滞后。这就带来了问题，实际上，学术界和其他人士始终对改变这种局面的必要性上存在争议。如果中国不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解决严重的国内失衡问题，不仅将会影响其自身经济增长率目标的实现，也将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威胁。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失衡，而这也是国际经济体系必将长期面对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绝非旁观者。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以恰当的经济、金融及汇率政策对这种失衡承担责任，才符合其大国风范。在全球经济形势尚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原有政策，消极等待经济回归正轨，那么，出现经济和金融失稳的危险将进一步加大，国际贸易体系也将再度成为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实际上，国际社会一直担心中国不愿意调整其参与全球经济的行为和策略和接受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
第三，中国的人口现状同样将对实施政策调整的能力提出考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其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将在2010年左右开始减少。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素质在所有考量指标上都将落后于美国。目前，中国尚不缺少经济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务状况还有能力进一步扩大社会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但如果不能迅速采取对策，中国必将面对未富先老的状况。
第四，获取新技术的能力源于企业培养的工程、科技及计算机等专业的毕业生，并通过不断增加人力资源投资以消除经济发展的人才壁垒。中国的高校入学率及教育层次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获取或复制新技术与创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对于中国而言，要真正实现创新，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商业利益与社会转型的能力显然还任重道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领域的主宰者将依旧是美国和其他富有创新传统的欧洲国家。
总之，只要全球化趋势不发生颠覆性逆转，我们就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在经济上追赶欧美国家。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必将把这种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但是，这里还有两点疑问不得不提。首先，继续复制过去10年超凡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其次，追赶发达国家与中国统治世界或亚洲的世纪显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依旧是全世界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因为它毕竟已深刻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根本结构。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人口和气候变化的挑战将愈加显得咄咄逼人，经济和金融政策还将漏洞百出，商业周期和政治动荡的萌芽也将蠢蠢欲动。检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基本标准将是：政府的反应力、他们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能否及时以及如何应对挑战。
第2章崛起者的真容
世界级企业：新兴者的崛起助推器
2007年，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最早提出“新兴市场”这一概念的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VanAgtmael）出版了名为《新兴市场国家世纪》（TheEmergingMarketsCentury）的著作，他在书中预测，这个包括韩国和新加坡等某些相对较发达国家的异质群体，其经济产量将在2030—2035年超过发达国家。
阿格塔米尔的书并没有着力于分析全球权力格局将如何变化，相反，该书的主要目标在于强调把握股票市场和投资机会的重要性，他声称，金砖国家、韩国以及墨西哥的顶级公司在技术能力和商业领域进步巨大。为验证自己的观点，阿格塔米尔指出，在《福布斯》全球500强中，近60家公司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上，投资业绩也不再单纯依赖于自然资源类股票和廉价劳动力。
2009年，在《福布斯》全球500强中，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已经达到了91家，其中，37家来自中国，14家来自韩国，8家来自俄罗斯，7家来自印度，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公司各有6家。此外，还有8家公司跻身全球50强，在这50家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中，包括两家中国企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他们的年销售额分别达到了2080亿美元和1810亿美元。但跻身全球50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几乎全部属于石油天然气行业，唯一的例外就是排名第40位的韩国三星集团，其年销售额为1100亿美元。但是电子类公司中，三星则是全球第二大公司，生产iPhone的台湾鸿海精密集团排名第八。中国电网集团为全球最大的电力企业。墨西哥水泥公司在全球建筑材料领域排名第五。在航运贸易、钢铁、工程和建筑的全球10强中，均有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其中的大多数为中国公司。
娱乐业和技术领域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正在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2006年，印度成为全球故事片产量最高的国家，年产影片数量达到1091部。近几年，印度电影行业已经开始步入全球化。位于孟买的印度电影基地在国际上被称为“宝莱坞”，目前，按生产影片的数量和观众人数衡量，印度显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行业。排在印度之后的是尼日利亚，年产影片872部。美国第三，年产影片数量为485部。随后是中国和韩国，分别为330部和110部。
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中心的数据，2009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17.34亿，而其中的3/4集中于20个国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中国网民人数为3.3亿，印度为8100万，巴西为6700万，韩国为3700万，伊朗为3200万。其他排名靠前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菲律宾、越南和波兰。新兴市场国家通常拥有较低的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用户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基数较大，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总体欠发达、农业部门比例较高、总体教育水平较低以及新技术普及程度较低等因素。但互联网的运用率正在上升，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韩国和波兰的互联网用户比例分别为77%和52%。但就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仍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板生产国，中国政府已公开表示，将进一步增加可循环能源材料用于发电。巴西则是飞机和现代化能源勘探设备的主要生产国。而印度在信息、核设施及工程自动化技术领域享誉世界。
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在钢铁、水泥和其他基础材料及纺织品、玩具和其他消费品等低端工业品制造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他们正在稳步提升自己在所谓价值链中的位置，扩大包含现代技术的高质量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毫无疑问，新兴市场国家必将在巩固现有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全球消费电子及高水平工业品总产量中的份额。
不过，阿格塔米尔在股票市场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问题所做的预测是否已经兑现，或者说，新兴市场国家公司的股市价值是否与所在国家的经济表现存在某种关联，至今依旧不得而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世纪的美国铁路大潮及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70%由铁路公司发行的债券均出现违约，很多公司甚至陷入破产。即便是今天也不缺少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譬如信息通讯技术繁荣带来的经济膨胀，在这场网络大潮中，很多信息通讯企业遭受巨额损失甚至破产。目前，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很多股票市场的收益性严重依赖出口及商品价格。因此，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极有可能摆脱本地经济而独立涨跌。瑞银证券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指出，假如在2003年伊始将1美元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那么到2009年底，投资于拉丁美洲的1美元将变成4.80美元，投资于亚洲新兴国家的1美元将变成3.30美元，投资于欧洲新兴市场国家的1美元则变成3美元，但投资于“亚洲四小龙”的1美元只能增值到1.70美元。这显然不是仅能根据经济增长所能预测到的结果。
因此，拥有世界级的公司确实可以让投资者大赚一笔，但前提是投资者总能找到赚钱的公司。世界级公司的出现验证了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仅就其这种现象本身而言，并不能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纪”。但它足以说明，随着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拥有更多更为成功的上市公司，投资者也将拥有更多、更令人兴奋的投资目标。
实际上，《财富》500强里包含的全部42个门类大多为欧美公司所控制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终结西方企业的控制局面可能还需几十年的时间；其次，随着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供应链不断延伸，商品和服务销售收入在这些企业总收入中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加。尽管少数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已成为全球顶级公司，但是在全球营销、品牌以及销售等方面，他们依旧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口红利：新兴者的新驱动力
我曾经说过，人口特征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人口因素进行详细评估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考虑一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特征。联合国估测的全球人口约为69亿，而只有12亿生活在发达经济体中。如表2-2所示，人口密度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人口总数达到25亿，同样属于人口大国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印度尼西亚、巴西、尼日利亚、俄罗斯、墨西哥和菲律宾。某些人口密度极大，譬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人口总数分别为1.85亿和1.64亿，还有很多人口总数在4000万到8000万之间，如埃塞俄比亚、埃及、刚果金共和国、缅甸、坦桑尼亚、肯尼亚和苏丹。和诸多比较富裕的产油国一样，这其中的很多人口大国至少在广义上还没有达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准，而智利、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以色列等其他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反倒属于新兴市场国家。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和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他们的一个重要经济和地理特征就是城市化速度。当代社会的前10亿消费者大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都市。但我们将会看到，随后10亿潜在消费者将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城市中发挥其消费功能。
较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从1980年的31%提到今天的48%左右，人口学家预计这一比例将在未来20~40年内进一步增长到60%~70%。但是在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依旧徘徊在30%左右。城市化的意义在于人口从低生产率和低收入的农业及乡村生产活动向高生产率和高收入的工厂、办公室及建筑性岗位转移。较大的城市人口将对住房、不动产以及社会、休闲和政府等一系列活动形成需求。
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的增长速度和总体规模已经超过很多西方国家的城市。1990年，在按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定义的世界大城市中，属于发达国家的城市有五座（见图2-1），分别是首尔、洛杉矶、大阪、纽约、东京。
到了2005年，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中，发达国家的城市仅有东京、纽约、洛杉矶和大阪。按人口排名，墨西哥城成为第二大城市，随后是圣保罗、孟买、新德里、上海和加尔各答（见图2-2）从2015年和2020年，在人口总数超过1000万的21座大城市中，东京仍将是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将位列第7，洛杉矶排名第12，大阪排在第20位。其他17座大城市分别为达卡、孟买、新德里、墨西哥城、雅加达、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上海、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尼拉、北京、里约热内卢、开罗、伊斯坦布尔、天津。
第3章金融危机的启示
全盘崩溃的“明斯基时刻”
2007年3月，我撰写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文章陆续发表，其中的第一篇文章为《我们是否已经走到“明斯基时刻”》。而到2008年12月，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那么，“明斯基时刻”到底有何含义呢？这个术语出自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其含义是指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此时，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已全面爆发，借款人和贷款人均遭遇窘境，借贷困难，经济萧条加剧，从而促使政府及其监管机构不得不实施全面干预。
明斯基指出了债务量随经济繁荣和稳定期的延长而不断积累的过程和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还揭示了私人及企业收购债务的信心为什么会不断膨胀的原因以及膨胀的方式。明斯基指出，债务积累的过程会经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在总体上是良性的，促使经济以积极的方式不断增长。只要借款人能履约还款，用其经常性收入偿还债务，且持有资产的未来价值极有可能超过其债务，信贷支持就能保证经济高效且有序地成长。但是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明斯基所说的“庞氏骗局”阶段，债务循环便开始越来越不稳定。贷款人在放贷过程中过于激进，借款人则会过度借款。但更重要的是，借款人最终只能拆东墙补西墙，通过举借新债才能偿还旧债。此时，任何以借款来偿还信用卡欠款利息的人就是在玩弄“庞氏骗局”。
明斯基用“查尔斯·庞齐”（CharlesPonzi）的名字命名这个阶段不无原因，1903年，庞齐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当时，他设计了一种金字塔形投资计划，通过把向新加入的投资者预收的资金支付给已投资者作为投资回报。在因欺诈逮捕之后，庞齐被判监禁三年。当然，庞齐既不是第一个玩弄这种花招的骗子，也不是最后一个。2008年，前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董事长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Madoff）被指控策划相同骗局。
一年之后，法庭以证券欺诈、洗钱和作伪证等罪名判处麦道夫入狱150年。尽管金融欺诈和欺骗投资者的行为存在于每一次金融危机，但它们却不是明斯基最关心的问题。他更关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复杂的债务工具最终何以会造成金融波动，甚至是大规模的震荡，使得公共权力机构不得不采取非常规干预手段来稳定金融体系及整体经济。
实际上，“明斯基时刻”早在1998年9月便已出现，当时，美国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俄罗斯政府对外债违约后不久便宣告破产。美联储立即向市场提供了应急流动性方案，并组织对该对冲基金的资产和头寸实施有序清算，削减利率，以阻止这场金融危机演化为系统性失败。
尽管明斯基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发生的10年之前便已去世，但他对金融危机产生机理的剖析和诊断却一针见血。他告诉我们，危机并不是一个随机性事件，也不是因为运气不好。相反，它是20世纪80年代债务周期激化到顶点的必然产物，这些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积蓄能量，并在2002到2006年之间进入迸发阶段。
不动产往往是金融危机的核心，而房地产则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例证。房产价格上涨刺激越来越多的人不断用借款购买房产或其他大额不动产。超低利率贷款和只付息贷款让借款人可以比正常情况借到更多的贷款，因为市场普遍认为继续上涨的房价能让他们偿还贷款。只要房价继续上涨，人们就能按月支付抵押贷款的月付款，因而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不动产价格的价格突然掉头下行，人们开始纷纷失业或者收入因其他原因而减少，抵押贷款融资这座大厦都会轰然倒塌。
次级贷款不过是巨大冰山的一角而已，这座冰山汇聚了普遍抵押贷款和其他消费贷款、企业贷款、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在2004—2007年间占据发达经济全部信贷总额一半的所谓“影子银行”系统（指
房地产贷款被加工成有价证券并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交易，属于银行的证券化业务。——译者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金融创新和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旗号下，这些债务工具和金融债务在此前的20年里居然得以巨大扩散并迅速普及开来。
2007年6月25日，《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金融业不会彻底解放》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解放金融业是当前全球化时代意义最为重大的转变之一，并对全球金融资产与GDP之比进行了独立估计。文章指出，这一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猛增到2005年的316%。金融业全球经济中的比例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翻了三番，已经足以为我们敲响警钟。《金融时报》还进一步指出，决不能认为自由金融资本主义的存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只有监管者审慎严谨，采取全球化的协调措施，中央银行熟悉现代化的信贷创造过程，税赋结构合理，金融全球化的优势才有可能化为现实。
虽然这些警告句句在理，但现在说这些已为时已晚。危机已经爆发，萧条已经开始，在这场经济大屠杀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有所反应。但到底谁应该为这场危机承担责任，新兴市场国家到底做了些什么，真正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场风暴呢？
非理性繁荣背后的真相
20世纪80年代曾爆发了两次危机。第一场危机涉及美国的储蓄贷款机构，在发放了一系列缺乏足够理由的不动产贷款之后，它们在随后10年里遭遇了极为不利的利率调整政策，美联储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异常严厉的货币政策，迫使短期利率（即储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大幅上调并超过长期利率水平（借款人支付的贷款利息）。第二场危机为1987年的全球股市暴跌，尽管人们认为这场危机极端严重，但它的经济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似乎成为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主角。1982年，墨西哥对800万美元外债（大多是对美国银行的贷款）停止偿付利息及本金，由此触发了规模异常浩大的债务危机。
在这场危机的背景里，我们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老朋友”，譬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以及过分负债，尤其是短期负债过度膨胀。1979—1981年期间，石油价格高速飞涨，而后，美国又在20世纪80年代为遏制通货膨胀而大幅上调短期利率，一场金融危机已经不可避免。1983年，负债总额接近2500亿美元的27个国家已计划重组其外债或已开始重组外债。在拉丁美洲，占据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75%的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等16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外债重组。
事实证明，日本股市崩溃给日本带来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它引发了一场延续20多年的经济衰退。1992年爆发的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ExchangeRateMechanism，简称ERM。——译者注）危机同样属于地区性事件。欧洲汇率机制是一个维护单一货币体系的长期性策略，欧洲汇率机制危机促使各国将彼此间汇率固定在特定水平，如果不对不可持续的高汇率实施惩罚，这一特定水平的固定汇率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为此，英国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从此之后，英国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加入单一货币体系。这场危机并没有阻止欧元的出现，而只是推迟了它的诞生。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价格暴跌以及这个行业的过度投机风险动摇了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体系。同样的情况也出现于英国，只不过没有让银行系统陷入危机。与此同时，阿根廷、巴西及部分东欧国家的银行系统始终麻烦不断。
1997—1998年，泰铢贬值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货币危机序幕。仅仅在两个月之后，这场危机就蔓延到了马来西亚和韩国，随即很快席卷整个亚洲。此时，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已倒闭，俄罗斯也开始对主权债务出现违约。1998年，美联储开始从全球性角度应对这场危机，事实证明，在危机即将扩散之时，这样的举措对于缓解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事实上，美联储已成为一家全球中央银行，不仅需要按照本地需求、美国的就业和通货膨胀情况，还要根据全球金融的状况，适时调整全球经济的流动性状况及世界利率的总体水平。但这里的问题是，美联储只有一种运营模式，即放松信贷政策以缓燃眉之急，而不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阻止危机爆发。
实际上，中央银行完全可以在不同节点扭转或是延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贷周期。例如，1996年12月，就在美国及全球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已经让人们有所警觉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企业协会发表了一场名为《民主社会中央银行的挑战》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非理性繁荣到底会在什么时候不恰当地加剧资产泡沫，哪些资产会像10年前的日本那样陷入长期颓势，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些评估结果纳入货币政策呢？”
在随后的10年里，这些问题始终烦扰着格林斯潘，直至退休，甚至在他离开自己的美联储办公室之后，格林斯潘依旧为此感到头疼。格林斯潘及其西方同行们始终拒绝承认，中央银行有责任干预信贷泡沫和资产泡沫的滋生和膨胀。但这在当时还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利率本身是一种极其笨重的货币政策工具，举个例子，如果以提高利率来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还有可能殃及尚未陷入非理性繁荣的中小企业和其他很多借款人。不过，中央银行还可以动用其他货币工具，包括提高股票交易的保证金要求，增加对银行的资本金、流动性及准备金率等要求。他们也可以敦促政府以法律手段加强对借贷活动的控制力。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工具可以选择，但这些工具又需要更为严厉的监管，因此，把它们束之高阁显然令人遗憾。金融全球化的文化以及市场之上的思想植根于十几年之前，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突出体现。
1999年2月15日，美国《时代周刊》在头版的照片人物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及其助理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现任奥巴马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报道的主标题是《美联储将出手救市》，副标题则是《三位市场中人阻止全球经济崩溃的内幕——就在眼前》。这就是人们当时对这三位经济领军人物的确切感受，但只有这才能说明一切，最后几个字显然是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总结，只是眼前，而不代表未来。
总之，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已成为10年前柏林墙倒塌时的胜利象征。他们完全可以凭阻止亚洲金融危机登陆美国及次年的华尔街和俄罗斯危机的功臣而自居。他们对强调市场智慧和自由放任的全球金融一体化模式坚信不疑。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强烈预期共同造就了经济形势一片乐观和成功这一似乎无处不在的大背景，而对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也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信心。
2005年，格林斯潘深入研究了所谓“利率谜题”的本质。所谓“利率谜题”，是指在美联储提高利率时，市场的长期利率却没有出现预期的上涨。新兴国家外汇储备在长期的政府及准政府债券投资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也就是在同年，他的重要部下及继任者伯南克在弗吉尼亚经济学会发表的演说也提到了全球储蓄过度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及其对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影响以及美国的长期低利率。格林斯潘、伯南克和其他中央银行官员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全球失衡带来的金融错位问题以及美国和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但他们一致认为，这只是一个通过逐渐调整即可解决的长期性问题，换句话说，与其说这是潜在的危机，还不如说是好奇心使然罢了。
没有任何一个当权者认识到，全球的金融与贸易结构已病入膏肓，而很多人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华盛顿、伦敦和欧洲国家政府发起的政策措施实际是在加剧这场大病。因为我们现在都很清楚，破裂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业和信贷体系泡沫，正是源于他们对金融自由化的坚信不疑以及1997—1998年亚洲危机的震动。政策制定者信仰的是权力和全球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创新效应，但他们却未能认识到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发生180度大转弯所带来的影响。
新兴者如何成为全球经济债权人？
那么，中国、东亚国家、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及其他主要产油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到底是怎样成为全球经济的债权人的呢？其背后的原因又何在呢？毕竟，常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认为，穷国往往容易成为债务国，也就是说，他们往往需要从发达国家输入资本，以维持其金融增长。换句话说，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输入资本往往超过其输出资本，以维持贸易赤字，并通过向其他国家举债来支撑其赤字。而富裕国家则恰恰相反，他们通过资本输出实现贸易顺差。这的确是1997年之前的国际收支模式。我们不妨看看伯南克关于储蓄过剩的一段话：
“我认为，在过去的10年里，各种力量相结合共同促成了全球储蓄供给、或者说储蓄过剩的巨大增长，这不仅可以解释美国账户赤字过多的原因，也可以说明当前全球长期真实利率持续低迷的原因。主要工业国的退休人员/劳动力之比的预期大幅度增长是造成全球储蓄水平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认为有一点问题尚需探讨：全球储蓄过剩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方面，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信贷资金流发生了实质性逆转，从而把这些经济体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国变成了威力巨大的净贷款国。”
认为发达国家人口快速老龄化或者说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是造成高储蓄率的原因，这样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但在实践中却是错误的。素以节俭而著称的日本家庭在1990年之前始终是高储蓄者，但此后，他们的储蓄率开始持续降低。个人储蓄高显然是美国人或是英国人的特点，尽管德国算是欧美国家中鲜有的高储蓄经济体，但这与老龄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与日本不同，德国一直有依靠出口增长并以储蓄盈余进行投资以维持这种增长的历史传统。但是，伯南克提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转变行为显然意义非凡。而这种转变恰恰始于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的泰铢贬值触发了亚洲自二战以来最为汹涌的经济震荡。以前，大多数亚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保持贸易逆差，属于典型的资本输入国。为吸引国外资本，多数亚洲国家的政府采取盯住汇率制，这就让投资贷款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丝毫不必担心自己的投资、红利或利润会因汇率波动而遭受损失。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多数其他亚洲国家都曾尝试过这样做，但结果无非都是失败。这些国家都采取了固定汇率制，但又同时允许资本自由进出国境。
这本身就是不明智的。如果要锁定本国汇率，就必须控制资本流入，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丧失对境内货币的控制，并在本币受到威胁时输出资本。如果想在资本交易中取得更大的灵活性，就必须让汇率自由浮动。你只能任选其一，但决不能像亚洲国家那样两者皆为。实际上，他们不仅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还通过取消针对贸易及项目融资的限制来吸引国外资本，鼓励国外银行进入。这就加剧了本地银行间的竞争，而受到排挤的本地银行也就只能去争取盈利能力越来越低的企业和项目。在进入亚洲国家的这些国外资本之中，大部分为美元形式的短期借款，且投资对象多集中于不动产、高尔夫球场及其他经济效益不明朗的项目。这与10年之后的东欧如出一辙。
随着泰铢的贬值，如同大坝决堤一般，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也迅速贬值。而资本却如退潮一般在顷刻时间退去，亚洲金融危机就此拉开序幕。为重现地区金融形势稳定，重建地区金融体系，恢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亚洲国家整整奋斗了六年的时间。但亚洲的金融危机显然不是过眼烟云，来去匆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相反，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基本格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人们才真正感受到它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
从根本上说，亚洲的这场危机必将扭转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全球角色和地位的认识。但有趣的是，中国在这场危机中却几乎秋毫无损。中国同样采取的是盯住汇率制，同样对资本流动实施严格控制，但危机让中国坚信，在未来，其或许需要通过资本流动来筹集一笔巨大的军费。而其他亚洲国家，实际上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同样也接受了中国的思维。这显然意味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而且，这样的巨变必然会改变目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这样，亚洲国家就不会再受制于贸易逆差，依赖外国资本为发展提供资金，而是依靠国外需求创造贸易顺差，培育独立增长的能力，并利用外汇盈余强化自身资金实力，提高对外贷款能力。尽管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立竿见影，但就像伯南克在上面那段里指出的那样，亚洲危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新兴市场从西方资本的消费者变成资本的供应者。
随着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积累起巨额贸易顺差，并将其金融资本投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只能面对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适应这种转变，接受巨额贸易逆差承载者的角色；另一种选择则是拒绝转变，但这只能带来更严重的贸易摩擦。如果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国际经济与金融行为准则，全球经济活动及增长就必然要受到挑战。我们选择了迎合新兴市场国家的策略。尤其是美国，经常面临账户赤字急剧膨胀，以至于赤字额几乎达到GDP的7%，相比之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则进一步升至GDP的10%左右。全球性贸易失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资本流动带来的结果就是高度震荡。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一切还依旧如故。到2010年，随着经济萧条和最终需求涨势的疲软给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带来转机，全球贸易失衡也有所改善。与此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下降到GDP的6%左右。但这只不过是经济危机造成的周期性现象而已。不能不提到的是，决定经常账户头寸的储蓄及投资基本趋势，或者说对外顺差或逆差，存在着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问题。
美国与欧洲居民的储蓄或许不少，但政府财政赤字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让居民储蓄的增加化为虚无。而中国为遏制危机影响而采取的政策，很有可能在中期便实现难以置信的国际收支顺差。虽然中国也积极采取对策刺激国内消费，但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刺激投资、不动产及工业，至于为实现更具有长远意义的居民购买力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面对危机前既已存在的相同的全球性失衡，我们也面对着同样的选择。如果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能容忍新兴市场国家长期维持其巨额顺差，无非是因为他们的消费者再度拾起奢华挥霍的生活方式，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无力通过限制公共借款和消费而纠正储蓄的低效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最终的结果就是财政和汇率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会把经济拉入泥潭，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又一场严重的经济衰落，甚至是萧条。2010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走上这条不归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结果极有可能是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经济衰退，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冲突将再度抬头。
因此，这样的争辩并不难代表美国和欧洲的全部主张。高层次的全球化意味着，这两个占有全世界一半GDP的地区不可能独善其身，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顾及对方的利益，他们需要合作。而占有另一半GDP的金砖国家，同样有自己的角色。如果坚决抵制或者不愿意接受体制改革和汇率升值，那么，他们的经济稳定性和安全性就必然会大打折扣，而这又会让原已陷入动荡中的全球金融体系进一步的恶化。尽管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很快便走出危机，实现复苏，但他们仍然必须面对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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