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四部曲之4：文学江湖

“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第四部《回忆录四部曲之4：文学江湖》，描述了1950-1970年代在台湾由文学、政治和特务交织组构的奇妙江湖。作者的独特经历，使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当年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使得这段诡异却现实的文艺历史，在书中明白彰显。作者所亲历的这个“文学江湖”同时也是台湾风云变幻三十年的缩影：从五十年代初期的困窘和茫然，到白色恐怖中的屈辱和惊慌，再到冷战时期的“心理疲惫”，及台湾经济起飞、“反攻大陆”的宏愿成为笑柄之时无奈地选择落地生根……

王鼎钧具备了局内、局外双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这些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唯有同时提供局内局外视角，这段诡异却现实的文艺历史，才有机会明白彰显。
——杨照

《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高 华

代自序
有关《文学江湖》的问答
十年灯
用笔杆急叩台湾之门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我从瞭望哨看见什么
投身广播见证一页古早史
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
小说组的讲座们
胡适从我心头走过
广播文学先行一步
反共文学观潮记
特务的显性骚扰
我与《公论报》的一段因缘
难追难摹的张道藩
走进广播事业的鼎盛繁荣
十年乱花
我从胡适面前走过
魏景蒙一半是名士一半是斗士
方块文章画地为牢
艺术洗礼现代文学的潮流
霓虹灯下的读者
我能为文艺青年做什么
特务的隐性困扰
省籍情结拆不完的篱笆
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
冷战时期的心理疲倦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线天
你死我活办电视
乡土文学的旋涡
与特务共舞
我和军营的再生缘
我与学校的已了缘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上）
我与文学的未了缘（下）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王鼎钧台湾时期文学生活大事记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记述。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内战开打，山东成为战场，国军共军进行“拉锯战”，山东流亡学生两万多人逃出故乡。国军节节溃败，大局土崩瓦解，山东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八所中学师生近八千人登轮，八校合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总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学生举手呼喊“要读书不要当兵”，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三十年后，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他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这位作者使用“汴桥”作笔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可怜的孩子，他们舍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编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流亡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当面抗争，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他居然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系，殊不知把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当时学生六神无主，容易轻信谣言，这就是群众的弱点，英雄的悲哀。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张敏之是个烈士，“烈士殉名”，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顾，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决裂到底。
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咳，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沿途竟没有和“假想敌”捉迷藏，车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张校长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亲笔题字，写的是“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这两句题词也成了“煽动”的证据。
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层着手，下层人员容易屈服。那时候办“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彭孟缉。
那时候，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继续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
我是后知后觉，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学生，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如同亲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烟台联中匪谍案”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因为“假”，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因为“真”，所以“读者”坠入其中不觉得假。狱成三年之后，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他义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蒋派张公度调查，张公度调阅案卷，结论是一切合法，没有破绽！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
今天谈论当年的“白色恐怖”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采取“纯法律观点”原谅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国民党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虽有家属的申诉状，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一概置之不顾，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别有会心，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完全没有“绕室彷徨、掷笔三叹”的必要。
多年以后，我偶然结识一个从火烧岛放出来的受难者，从他手中看见军法机关发给他的文书，他的姓名性别年龄位置之下，赫然有一个项目是“罪名”，并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仅是一个名词而已！实在太“幽默”了。
可怜往事从头说：那时逃到台湾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长年对抗的经验，多半反对国共合作、国共和谈，多半对国民党的党务和政绩有一肚子批评责难，他们甚至怀疑“领袖”是否英明。这些人来到台湾以忠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烟台联中冤案重挫这些外省人的气焰，他们从此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俯首贴耳。流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受审时，也曾慷慨陈述自己对“党国”的贡献表明心迹，办案人员反问：像程潜和张治中那样的党国元老都投共了，你这一点前程算什么？据说，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最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那时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他们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们当时以杀人为策略，真相大白、局势大好时应该接着以平反为策略，他们又没有这般魄力智慧，坚决拒绝还受害人清白。说到平反，冤案发生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邹鉴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大老，都不敢出面过问，保安司令部“最后审判”时，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两“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个“自下而上”的办案方式，军法当局可以运用这个方式“祸延”任何跟他作对的人。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还是执行了，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也给最后迟来作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范巽绿慷慨参与，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广阔，推己及人。在这几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反共文学观潮记
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那时我拿不动这样大的题材，没有作品，只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国军失上海，我随军撤到台北。六月失青岛，八月失福州，美国发表白皮书，声明放弃台湾。九月失平潭岛，十月失广州，失厦门，逼近台湾门户。共军乘胜攻金门，国军大捷，仍然震撼台湾人心。就在这几个月，小诸葛白崇禧、反共长城胡宗南节节败退，华中、西北、西南尽失。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台北，双方中间仅隔一道大约九十英里宽的海峡。中共反复宣告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宣用词竟使用血洗台湾。
逃难来台的人喘息未定，顿觉呼吸急促。
民国以来，直系、奉系、皖系、什么系轮流收税，人民社会组织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价值标准不变，老百姓容易适应。共产党的革命别有大志，他们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寻常改朝换代，中国人从未有过那样彻底的境况。可是外面的人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仍然当做“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正是如此，八百万居民面临巨变，他们心理上毫无准备。
这年年底，台北《民族报》聘请孙陵主编副刊，“孙大炮”出语惊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共军咄咄逼近，台湾已成前线，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闲。那时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独秀，抒写一门之内的身边琐事，小喜小悲，温柔婉转，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孙指责她们的作品脱离现实，比拟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当时文坛传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读了孙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孙陵曾当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后，炮声依然隆隆不绝。
冯放民（凤兮）也在此时接编《新生报》副刊，他开门见山要求作家写战斗性的作品，他的主张比蒋介石总统的“战斗文学”早了好几年。当时副刊注重趣味，凤兮强调战斗，如果鱼熊不能兼得，为了战斗宁可牺牲趣味。许多“外省流亡作家”对他的说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烧眉毛，“趣味”又算什么！
多年后凤兮谈起此事，他说他跟孙陵并没有事先商量过，他们各行其是，不谋而合。他说那时中央政府瘫痪，中央党部空转，达官贵人哪里顾得了文学？再说《新生报》由省政府经营，《民族报》由报人自己经营，中央若要发动什么，怎会他们出头叫喊、党营的媒体反而沉默观望？
凤兮说，当时副刊稿源枯竭，没有生气，他看准大陆流亡来台的作家都有强烈的动机写作，可以使副刊活起来。从事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人应该知道“心的伤害”，知道“无沙不成珠”、“鲜血变墨水”，知道“骨鲠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国共内战的炮火下逃出来的作家，并不需要高压逼迫才勉强表现他们的亲身经验。
有些文化人逃到台湾，谨守本业，深居简出，远避政治气味，以备中共解放台湾以后给一线生存空间，国民党对这些人听其自然。也有人认为逃到台湾来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绝望亦不可束手待毙，国民党百事俱废，对这些人也无暇一顾。
惟一的安慰鼓励是这些作家促膝长谈。刘珍说：“就算是杀一只鸡，它也要挣命。”那时王聿均还没进“中央研究院”做学者，他是文学评论家，主编《公论报》副刊，主动支持反共文学，他说：“我现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说家杨念慈说，台湾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一定要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不写不说，太对不起台湾人。小说家田原说，我们在经历浩劫巨变之后，发现中共的“宣传如此迷人而事实如此骇人”，来台后却不肯向台湾人一一道破，将来台湾人会怎样批评我们？
流亡作家渴望诉说，他们以为本土生民应该聆听。那是斯大林时代，西伯利亚海滨有一个劳动营，万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来此，用简陋的工具开发森林，食物不足，医药缺乏，工作十分劳苦，每天有许多人死亡，也不断有大批新人补充。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有人趁着伐树的机会剥掉树皮，在树干上写字，写他们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没有笔墨，大家捐出鲜血。写好之后，他们把树干丢进大海，让海浪带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们的控诉，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么。当时有些大陆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蒋公于“引退”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宣布复职，“国王的人马”各就各位，动用一切力量巩固台湾，抗拒中共扩张，文艺成为其中一个项目。
且从我自己切身的事说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报》以“副刊编者作者联谊会”的名义发来的信，约我到中山堂参加联谊，今考其时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那时未改下级军官的生活习惯，提前十分钟到场，场中只有一个接待人员站在门内，西装整齐，和蔼可亲，后来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业主编。他引我入内，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时毫无社会经验，完全不知道会场的席次怎样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编很客气，他指的是上座，结果我坐在张道藩旁边，中间只隔一个人。他们真是宽宏大量，后来没有因此怪罪我。
联谊会并无轻松的联谊活动，反而很严肃地通过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团体，那天出席的编者作者都是发起人。可想而知，当时文坛大人物该到的都到了，我一个也不认得，只在报上见过张道藩的照片。我对别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只记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间的人是个麻脸胖子，他用寒暄的语气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后来知道他是陈纪滢。只记得有个大汉起立发言，个子大声音也大，他谈文艺运动的领导，主张“我们还是自己领导自己吧！”惹得张道公立刻声明，他不在未来的全国性文艺团体中接受任何名义，但保证全力支持。后来知道大汉是小说作家穆中南，他后来创办《文坛》月刊。
紧接着出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和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是两会的主持人，一连串工作展开，征求反共文学、反共歌曲、反共剧本，补助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
后来了解，国民党的文艺运动者最重视戏剧，剧场集中观众，有组织作用。其次是长篇小说，作家一面发展故事，一面大量描述现实细节，有记录功能。长篇写作费时，短篇先行登场，爱听故事是人类天性。当时反共文艺活动，对戏剧的投资多，对小说少，今天对反共文艺的检讨责难，却是对戏剧少，对小说多。
鼓励作家写小说，你得有园地供他发表，文奖会特地创办了一个月刊。那时已有好几家文学期刊，作家办杂志，长于编辑，拙于发行，内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读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艺运动的人看上了报纸副刊这辆顺风车，报纸的销数超过文学期刊几十倍，反共文学上副刊，真叫做不胫而走。早期反共文学的质量都不高，给人的感觉却是声势浩大，可以说是副刊的功劳。以后现代文学除旧布新，乡土文学拉风造势，也都多亏了副刊加持。报纸副刊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难以估计。
事后了解，当时倡导反共文学，用“千金市骨”之计，国王爱马，以千金买千里马的遗骨，于是四方争献宝驹上驷。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按照党部的规格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学作品，用“集体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为宜，现在打破惯例，整个版面刊登一篇长文，抢眼注目，然后一连几天刊出文学评论或读后感来称赞它，类似和声回音。这样做，预期给读者大众这样的感觉：排场声势如此，作品岂能等闲？
国民党对于拒绝响应反共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包围劝说，没有打压排斥，他只是不予奖励，任凭生灭。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写出反共作品”受到调查（因为他反共的“规格”与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准），并无作家因“没有反共作品”而遭约谈。那时“中国广播公司”刻意发展广播剧，姚加凌写了一个反共的剧本，演出中共公审大会的“虚伪残酷”，惹了一阵子麻烦。自此以后，“中广”的广播剧尽量避免再用这样的题材，赵之诚专写市井小民贪嗔爱痴，二十年天相吉人。国民党毕竟“封建”，“仕”还是“隐”？庙堂还是江湖？你的进退出处可以自由选择，当然，除了“造反”。
后来的人有一个印象，反共文学垄断了所有的发表园地。其实以张道公之尊，挟党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报》号称国民党的机关报，它的副刊“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陈纪滢是“立法委员”，《中央日报》董事，中国文协实际负责人，他推介一篇书评给中央副刊，耿老编照样退回。萧铁先编《扫荡报》副刊，后编《公论报》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联合报》发刊，正值文奖会作业高潮，联合副刊登过张道藩、王集丛的论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态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增加文学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编避免反共文学，和他在中华副刊主编任内判若两人。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张道藩完成《三民主义文艺论》长稿，发表之前连开两天座谈会，征求意见。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任常务董事，座谈地点借用“中国广播公司”新公园大发音室，论文发表后，“中广”也没制作一个节目踵事增华。
据我回忆，当时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华。文奖会也只能每月选出一两篇样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女作家的“身边琐事”依然热门，撤退来台的“六十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美国杂志《真实罗曼史》和《读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抢译抢登。不久，《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与报社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孙大炮”未能轰垮敌垒，他自己先弹尽援绝了！《民族报》副刊的编辑方针与反共文学运动脱钩。
再看那几部主要的“反共小说”：陈纪滢的《荻村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华夏八年》在《香港时报》发表，杨念慈的《废园旧事》在《文坛》月刊发表，王蓝的《蓝与黑》在《妇女杂志》发表，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姜贵的《旋风》（原名《今梼杌传》）由作者直接自费出版。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更是由美国新闻处一手安排。这些小说都没有“占用”台北各报副刊的篇幅。
若论文学期刊，那时政治部创办的《军中文艺》，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创办的《幼狮文艺》，张道藩不能影响。师范等人主编的《野风》，崇尚纯文学；平鑫涛主编的《皇冠》，初期偏重综合性商业性；藩垒主编的《宝岛文艺》，程大城主编的《半月文艺》，都有自己的理念。孙陵主编《火炬》，高举反共文学的大旗，奈何寿命太短。想来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坛》投入最多，时间也最长久。
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张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时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学时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
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五月，舞蹈团体得到文奖会赞助，举办民族舞蹈竞赛，场地借用台北市三军球场，位置正对“总统府”大门。有人检举，得奖的表演节目中有苏联作品，不得了！那时正值所谓“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马克思一句话都是大罪，怎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大模大样在“总统府”门前，眼睁睁看他演出苏联舞蹈，而且还出力出钱支持！张道藩立刻向中央党部提出辞呈，并推举陈雪屏接手，陈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
据说所谓苏联作品，实际上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苏俄接壤，文化交流频繁，也许受了些影响，可是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张道公只有辞职表示负责。他是向蒋公辞职次数最多的人，他效忠领袖，但是不能厚结领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断辞职测验领袖对他的信任，测验他可以工作到何种程度。
依惯例，辞职就是辞职，等上面要你推荐继任人选，你才可以多说两句。张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陈雪屏，据说是防范有人见缝插针，他心中有假想敌。蒋氏对他的辞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召见慰留。事不可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奖会”这辆车进入牛步前行寻找车位的状态。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奖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象征“党部挂帅”的时代逝去，政治意义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事实上恐怕是到此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总统金口玉言交下“战斗文学”，文坛的响应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样板作品。再过几年，沈昌焕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曾经提倡“爱国文学”，文艺界并无回声。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对文艺“由明白的操控转为暗中操控”，我总觉得国民党放弃了推动反共文学成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学失去政治专宠，成为“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门类。凤兮说，社会变了，战斗文学是缘木求鱼。
党部挂帅的反共文学究竟有没有成就？应该有。遥想五十年代，因为内战，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因为废止日语，台湾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学延续创作行为，填补空隙，承先启后。往远处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许多特殊的素材。王蓝的《蓝与黑》、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阳》《松花江畔》，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能够在三十年后“市场挂帅”的时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也重新发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王蓝的《蓝与黑》上榜，反共文学也有它的生命。
我没有忘记，反共文学传达的讯息，台湾作家并不喜欢，但是文学的学习观摩者应该可以把内容和形式分别对待。那时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本省作家无可取法，反共也许讨厌，文学技巧尤其是语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时台湾的同行们正在勤奋锻炼中文，吴若的舞台剧本，钟雷的朗诵诗，凤兮的杂文，田原、陈纪滢的小说，反共成色十足，语言的成色也十足，虚心学习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蓝、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叙述方式，也足以开扩视野，助长文章气势。
今天史家和文评家检视当年的反共文学，肯定了一些作品，这些创作大都和“文奖会”的运作无关。后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察觉反共文学将如海潮汹涌，惟恐泛滥为患，特地以奖励的方式导入河道，否则反共文学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罗织无辜，王蓝在他的《蓝与黑》里，记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恶行，反共报人龚德柏演讲，痛陈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了战略错误，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权，指出国民党失国的种种原因，毫不留情。《野马传》更是借着女主角绝望中的悲愤作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国民党的防堵确有“先见之明”。
另一个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多义和暧昧反而有助于“为匪宣传”，反共文学发生的效果应该符合预期，没有偏差。口号是最不容易误解的东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学不惜流为口号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说家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译作《狱中记》）、张爱玲的《秧歌》都不喜欢，无奈那是美国新闻处推广的冷战文宣，党部无可奈何。
台湾域内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贵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坎坷，大半因为他写了《旋风》。陈纪滢的《贾云儿前传》，王蓝的《蓝与黑》，也都有忧谗畏讥的经验。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出版，党部鞭长莫及。一九六七年，台湾已是百家争鸣，《野马传》修正了，台湾出版，还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国时报》发表陈若曦的《尹县长》，仍然引起一片惊惶。
“文奖会”看重长篇小说，那时小说以创造人物为首要，反共小说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样的角色？事关对中共的认识和研究。那时党内党外都跟研究中共问题叫“总裁心理学”，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结论，反共小说（还有戏剧）也成了“总裁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中国共产党兴起，并非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西风东渐，俄式邪说输入，国民道德堕落，无赖无耻的人受煽动蛊惑成为暴民”。这就大大窄化了题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个世界（也许该说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共，东西对抗，称为“冷战”。反共并非国民党一家之言，但是台湾早期的反共文学却是国民党闭门造车。
当年“文奖会”的真正任务，乃是对反共文学寓禁制于奖励，这就难怪“反共文学”总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纪实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学“把小说当做历史写”，说得含蓄，也说得中肯。“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对作家甚厚，作家对时代的回报甚薄，“百样飘零只助才”，无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们“我志未酬人亦苦”，他们尽了力。
我那时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国文艺协会的通知，约我去参加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反共文学。那时文协在水源路，我如时前往，座上只有陈纪滢、王蓝两位常务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铭两位理事，再无其他会众，我心中纳闷，这怎么能算是座谈会？
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最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
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
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
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
……

有关《文学江湖》的问答
敬答“九九读书会”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忆录一度打算名叫《文学红尘》，最后改成《文学江湖》，通常书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学江湖》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文学也是红尘的一个样相，所以我记述所见所闻所思所为，取名《文学红尘》。后来知道这个书名早被好几位作家用过，就放弃了。
“红尘”是今日的观照，“江湖”是当日的情景，依我个人感受，文学在江湖之中。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贵，没有名山象牙塔，处处“身不由己”，而且危机四伏，我每次读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至今犹有余悸。
你把自己的历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这个布局是“橫断”的，可是每一时段的历史经验又记述始末，采取纵贯的写法，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结构？
这个结构是自然形成的，大时代三次割断我的生活史，每一时段内我都换了环境，换了想法，换了身份，甚或换了名字，一切重新开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举个例子来说，我小时候交往的朋友，到十八岁不再见面（抗战流亡），十八岁以后交的朋友，到二十一岁断了联系（内战流徙），二十一岁交的朋友，到五十二岁又大半缘尽了（移民出国），所以“我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这是我的不幸。
当然我也知道藕断丝连，但细若游丝，怎载得动许多因果流转，既然“四世为人”，我的回忆录分成四个段落，写起来也是节省篇幅的一个办法。
你把十八岁以前的家庭生活写了一本《昨天的云》，你把流亡学生的生活写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内战的遭遇写了一本《关山夺路》，你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青壮时期都在台湾度过，这段岁月经验丰富，阅历复杂，为什么也只写一本？材料怎样取舍？重心如何安排？
确实很费踌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经放大和照明，我也只能再写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这两个前提似乎冲突，最后我决定只写文学生活，家庭、职业、交游、宗教信仰都忍痛割爱了吧，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文学江湖》。
敬答名作家姚嘉为女士
您的回忆录不但记录了您个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家国之难，还不时回到现在的时空环境。书中许多细节，让人如临其境，请问这些资料是如何来的？（靠记忆？当年写的日记？买书？到图书馆收集资料？海外找这些资料困难吗？）
五十年代我在台湾，多次奉命写自传，由七岁写到“现在”，到过哪些地方，接触过哪些人，做什么事，读过哪些书报杂志，都要写明白。为什么要一写再写呢，他们要前后核对，如果你今年写的和五年前写的内容有差异，其中必有一次是说谎，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诵自己的经历，比我祷告的次数还要多。
至于台湾的这一部分，本来想回去找资料，因健康问题久未成行。后来一看，也用不着了，我抗战八年一本书，内战四年一本书，台湾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书而已，材料哪里用得完？我自己记忆犹新，也有一点笔记，一点剪报，也可以在纽约就地查找，各大图书馆之外， 还可以上网搜索。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当代文学史料”网站尤其详尽可靠。
还有，我舍得买书，前后买了五六百本，看见书名就邮购，隔皮猜瓜，寻找跟我有关的人和事，了解当时的大背景，查对年月人名地名，有时一本书中只有三行五行对我有用，有些书白买了。
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我是借着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延伸半径，画一圆周，人在江湖，时移势易，一个“圆”画完，接着再画一个，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圆”串成的。
写是苦还是乐？是享受吗？不写时是什么感觉？写不下去时，怎么办？
写作是“若苦能甘”，这四个字出于鹿桥的《人子》，我曾央人刻过一方图章。写作是提供别人享受，自己下厨，别人吃菜，“巧为拙者奴”。我做别的事情内心都有矛盾，像陶渊明“冰炭满怀抱”，只有写作时五行相生，五味调和，年轻时也屡次有机会向别的方向发展，都放弃了。我是付过“重价”的，现在如果不写，对天地君亲师都难交代。
咱们华人有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活到百岁，据说常在祈祷的时候问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为您做什么？”我劫后余生，该死不死，如果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留下我来写文章，写回忆录回馈社会。我写文章尽心、尽力、尽性、尽意，我追求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尽己之性。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漏声有尽，我言有穷而意无尽。
说个比喻，我写作像电动刮胡刀的刀片，不必取下来磨，它一面工作一面自己保持锋利。当然，现在不行了，动脉硬化，头脑昏沉，有些文章“应该”写，可是写不出来，那也就算了。
敬答评论家蒋行之先生
写回忆录，要怎么样才不会折损回忆，或者尽量省着用？NABOKOV说他最珍惜的回忆轻易不敢写的，写到小说里就用掉了，以后想起来好像别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于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总不可能一晚开足的，势必一次次回顾，特别是那么久远的回忆。如何在写作时保持回忆的新鲜？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说出来就解脱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读者大众告解。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一面写一面好像有个自焚的过程。
用画油画作比喻吧，颜料一点一点涂上去，一面画一面修改，一幅画是否“新鲜”，这不是因素。
还有，怎么样才能正心诚意？我丝毫不怀疑先生的真诚，这正是先生作为大家的要素之一。然而人总是要作态，被自己感动了，希望自己能换个样子--写作时如何扬弃这些人之常情？面对年轻的自己而不宠溺，不见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很想以当年的我表现当年，那样我写少年得有少年的视角，少年的情怀，少年的口吻，写青年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许伟大的小说家可以做到。我只能以今日之我“诠释”昔日之我，这就有了“后设”的成分。
“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紧的是真有那个“小姑娘”。至于“打扮”，你总不能让她光着身子亮相，事实总要寓于语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诠，便和真谛有了距离。我们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养、品位、识见还有“居心”，而生喜悦或厌恶，小姑娘总是无罪的。
当时的局面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凑的过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从拼凑历史的所得汲取养分而又不磨灭、干扰原先的认知？
您所说的“重新拼凑的过程”，就是我说的“一面画一面修改”。我在《关山夺路》中已显示许多“原先的认知”大受干扰。坦白地说，内战结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经破碎，台湾三十年并未重建完成。
敬答纽约华文文学欣赏会会友
你跟同时代别人出版的回忆文学如何保持区隔？
有句老话：“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异，不敢立异。”我们好比共同住在一栋大楼里，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房间又可分为客厅和寝室，或同或异，大约如此。
恕我直言，今天谈台湾旧事，早有意见领袖定下口径，有人缺少亲身经验，或者有亲身经验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着说。我倒是立志在他们之外，我广泛参考他们的书，只取时间、地点、人物姓名，我必须能写他们没看到的、没想到的、没写出来的，如果其中有别人的说法，我一定使读者知道那些话另有来源。
说到这里趁机会补充一句：有些话我在台北说过写过，有些事我出国以后写过说过，这些材料早有人辗转使用，不加引号。我深深了解某些写作的人像干燥的海绵吸收水珠一样对待别人的警句、创意、秘辛，这些东西我当然可以使用它，本来就是我的。我已出版的散文集里也有几篇“回忆文学”，那些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
你在《关山夺路》新书发表会上说，你写回忆录一定实话实说，那时你用感慨的语气设问：“到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说谎呢，是为名？为利？为情？为义？还是因为自己不争气？”写远事、说实话易，写近事、说实话难，台湾生活环境复杂，忌讳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了？
台湾的事确实难写，这得有点儿不计毁誉的精神才成。
我没有机会接触政治秘密，我写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许多人一起的共同经历，只是有些事情别人遗忘了、忽略了，或是有意歪曲了，现在由我说出来，反倒像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可能引起争议。
我说出来的话都是实话。叙事，我有客观上的诚实；议论，我有主观上的诚实。有一些话没说出来，那叫“剪裁”，并非说谎。《文学江湖》顾名思义，我只写出我的文学生活，凡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只能写出我认为有流传价值、对读者们有启发性的东西。
还有技术上的原因。一是超过预定的篇幅，实在容纳不下，还有我叙述一件事情，总要赋予某种形式。内容选择形式，形式也选择内容，倒也并非削足适履，而是碟子只有那么大，里面的菜又要摆出个样子来，有些东西只好拿掉，那些拿掉的东西也都对我个人很有意义，无奈我不能把文学作品弄成我个人的纪念册是不是？
可以说，我的回忆录并非画图，也非塑像，我的这本书好比浮雕，该露的能露的都露出来了。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写的回忆录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没有超过，也不应该超过。
最后我说个笑话助兴吧，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结婚六十年了，一向感情很好。有一天老两口谈心，老先生对老太太说，“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现在咱们年纪都这么大了，没有关系了，可以谈谈了。”什么事呢，他问老太太：“你年轻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也有男孩子追过你吧？”老太太脸上飞起一朵红云，柔声细语：“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个男孩写信给我，还到学校门口等我，要请我吃冰。”老先生一听，伸手就给老太太一个耳光，“好啊，到了今天你心里还记着他！”老太太掩面大哭，老先生站起身来怒气冲冲而去，儿媳妇孙媳妇围上来给老太太擦眼泪，连声问这是怎么了，老太太的回答是：“不能说啊！不能说啊！不能说的事到死都不能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