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罗作品：名字

先知德里罗以小说探寻古老文明的过去、预言现代心灵的未来！
★ 《名字》——德里罗叙事风格的定型之作、后现代品格的悬疑推理！
★ 关于古老神秘的语言、美国的全球霸权、旅游泛滥与恐怖主义的崛起！
★ 译林2013德里罗作品集独家引进英国知名设计师NomaBar设计的封面，本版设计获得2012年英国设计界“奥斯卡”——黄铅笔奖，精装奢华打造文学经典收藏！

詹姆斯·埃克斯顿是一名在希腊从事风险分析的美国人，被一个狂热教团所吸引。他们在各处杀人，并在凶器上刻上遇害人的姓名首字母。
詹姆斯与他的朋友们被一条条线索带领，穿行于暗藏敌意的陌生国度，寻找那些用生命祭奠字母的凶手与信仰者。
《德里罗作品：名字》是德里罗旅居希腊期间的创作，开启了他1980年代小说的辉煌篇章。他在旅行中亲身探寻希腊、中东、印度的文明遗迹，搜寻变幻的名字和语言，也将希腊的阳光与风景融入了这部关于语言与现实、古老文明与美国力量的小说之中。

唐·德里罗（1936-），美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哈罗德·布鲁姆所推崇的“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四位作家之一”。
以“代表美国文学最高水准”的创作，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美国笔会/索尔·贝娄文学终身成就奖、耶路撒冷奖等十多种重量级文学奖项。
创作经典：《名字》（1982）、《白噪音》（1985）、《天秤星座》（1988）、《地下世界》（1997）、《大都会》（2003）。
近年新作：《欧米伽点》（2010）、《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2011）。

我所知的仍在写作的美国作家中，有四位配得我们的赞颂，他们写出了我们时代的风格，每个人都留下了载入史册的作品。他们是托马斯·品钦、菲利普·罗斯、科马克·麦卡锡，——哈罗德·布鲁姆德里罗以人难以想象的力度，深入解剖了我们的人性之谜，无人能及。
——乔纳森·弗兰岑

德里罗用文字仔细地检验了每种意识的状态：从情色过剩到旅游，从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到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从神秘主义到狂热主义。
——《纽约时报》

德里罗同时以科学和诗歌、分析与洞见为网，筛滤了各种经验，行文如钢丝般严酷而充满感官色彩。
——《村声文学副刊》

《名字》是一部震撼而萦绕人心的小说，智慧而灵动。
——《纽约时报书评》

名字与命名（译序）
岛屿
山脉
沙漠
草原
附录

黑暗中我们步行前往雅法门附近一家餐馆。他没有说黛尔为什么不一块儿来。天气雾蒙蒙的，有点儿冷。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地方。
弗斯达尼克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戴一顶浅顶软呢男帽。他脱掉帽子和外套，请我们抽烟，并告诉我们八宝鸽子是这儿的特色。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一本正经的味道，一种忽高忽低的感觉，在跟经过我们桌子的人打招呼时显得异常和蔼。我们喝着亚力酒，一边向他问问题。
他会说好几种语言。他父亲小时候曾徒步穿越叙利亚大沙漠，这是一次强行军，土耳其人，1916年。他兄弟在贝鲁特做毛石生意。他自然而然地跟我们讲述起他的生活经历，好像是我们要求他这么做的。
在当导游之前，他曾在伽利略海附近的发掘点为一个考古小组当翻译。几十年来都有人在此发掘。最后挖到了第二十层，接近四千年的沉降。挖出的碎片开出了一个长长的目录单。
“他们造的庙宇将来会面朝东。那时埃及人把东方叫作神州。Tanatjer.而西方则是死亡与日落的地方。你会把死者安葬在西岸。西方是座死人城。东方是黎明，太阳升起的地方。东岸，这儿将是你居住的地方。在东边建房，在西边建坟。中间则是河。”
他一本正经地享用着鸽子，叉子上沾满了米饭，每说一句话都要间隔一段时间，或是为了加强效果，或是由于嘴里塞满了食物，同时还要跟进来的人打招呼、寒暄。
他既是导游，又是个讲故事的人。即便是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也会用一种崇敬的口吻进行叙述，就好像在讲解一片彩瓦的艺术特色。他鼻梁上长着个包，衣服从上到下都是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
在发掘点，他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组织，一种显然叫不出名的邪教。提到它的是一位考古学家，一个叫作德克西埃尔的法国人。起先弗斯达尼克以为他指的是古代的某个邪教，只不过该教会成员曾在此居住过。这儿曾是一个邪教与教派的国度，到处是沙漠僧侣与高柱修士。每一群定居下来的人都会建造起一个又一个相互对立的小修道院。在那里，某人或某些人得以挣脱羁绊，努力进入某种更加纯粹的幻象。
“无论哪里都会发现荒无人烟的地方，都会有人企图跟上帝靠得更近一些。他们会受穷，他们会只吃一点点东西，他们会远离女人。他们会去做基督教僧侣，他们会去做苏菲派信徒，像他们那样穿羊毛衬衣，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古兰经，跳舞转圈。幻象是真实的。上帝和活人有关系。穆罕默德也是如此，但还是有人离他而去。靠近上帝，心里永远铭记上帝。Dhikrallah.巴勒斯坦有苏菲派信徒，西奈有希腊僧侣。总有人会离去。”
这个叫德克西埃尔的人自己也半饿着肚子，并有点儿恍恍惚惚，但到了晚上便主动坐到工棚里，在天花板上摇晃的灯泡下做分类工作。一个笔记本，一个欧石南根制成的烟斗。他从前往后地追溯时间的曲线，椅子周围的地面上排放着一圈圈碎片。过上一会儿他便会轻轻地朝弗斯达尼克坐的地方说几句话。弗斯达尼克的影子投射在十码开外的墙上，那儿没有碎片，只有一个不习惯聆听的男人。
就德克西埃尔所知，这种邪教并不古老，到现在还存在。其成员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男人，他们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大马士革以北数英里处一个悬崖边上的村子。这是个基督徒定居点，有时那儿的人仍用阿拉姆语（或西阿拉姆和叙利亚语）说话，而这恰巧是基督用的语言。
等一下，等一下，讲慢点，我们说。
他吃饭的速度比我们快一倍，跟我们每个人都说了好几千个字。讲故事，这是他的工作，交待姓名与日期，理清他这座城市所发生的层层灾难，以及一条条的胡同和地下室，这里曾发生过十分深奥的事情。
阿拉姆语还不算在弗斯达尼克会说的七种语言之内，但他曾在圣诞节的礼拜仪式上听到过。那种邪教的成员住在村子上方的两个洞穴里。他们行踪不定，很少为人所见，除了其中的一个。他有时来到下面的街道跟孩子们聊天。街上和学校用的是阿拉伯语。那人则尽量用阿拉姆语说话，逗孩子们开心。他们之所以住在村子上边是很有道理的。他们可以在那里监视下面的动静，等着什么人的出现或什么事的发生。
“他们到处跟着你，就像个畸形的影子。”他说。
他们离开后，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具男尸，是个村民。他的胸脯被割成一道一道，并扎满了窟窿，血流了一地。那些邪教成员皮肤白皙，有些人还眼睛发蓝，人们原以为他们是德鲁斯教派的穆斯林，那是个居住在南部山区的穆斯林教派。这似乎是一桩不同宗教信仰引发的命案。可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纠纷，没有挑衅。杀人凶器是一把制作粗糙的小刀，不过为什么要把受害者姓名的首字母刻在凶器的刀刃上？
弗斯达尼克停了停，他那张悲哀的脸悬在烟雾中。
“你希望让你的敌人受伤。消灭他的名字，自古如此。埃及人在他们制作的陶器上用尖利的芦苇刻着他们敌人的名字。然后把陶碗砸碎到地上，这对敌人是巨大的伤害，跟割断他的喉管一样。”
对我们来说这些都难以理解。弗斯达尼克所说的牵涉到地方、历史、礼仪、方言、眼睛和皮肤的颜色、举止与姿态、无数组识别特征等等。我们向前倾斜，努力去听、去理解。
他又要了些亚力酒。我往杯子里倒了一点点水，望着亚力酒翻腾起来，一种沉淀的骚动。他的叙述回溯到发掘、阴暗的背景、伊斯兰教的低语、神秘的拉比教义与梦幻那无边的、经过修饰的雾霭。闪闪发光的偶像、预言家胡子上的缕缕毛发。这些他都深信不疑。
慢点，我们对他说。讲慢点，好让我们有时间把事情弄弄清楚。
沃德拉提的问题尖锐深刻，不由使他大吃一惊。显然他回答不出什么。这些事情他连想都没想过，他也无需去想。邪教只不过是当地的又一种神秘事物罢了。与他居住的地方，与他对黑暗的地方、对穿斗篷的杀手、对活死人的了解相比，这些人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他还告诉我们另两起邪教制造的凶杀案，一起我们已经耳闻，即瓦地朗姆凶杀案，尽管与他听到的版本在个别地方不尽相同。
他扫清了盘里最后一点点东西，那种彻底的劲头几乎将快感与兴致一扫而空。他对邻桌的一位阿拉伯人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德国牧羊人”。一个伙计提着亚力克酒走来。
“你可以用甜蜜的话语让他们把衣服脱光。”弗斯达尼克对我们说。
“谁？”
“阿拉伯人。跟他们在一起很安全，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他请我们抽烟。一个用围巾半遮着脸的男人走出卫生间，他穿一身黑，手里提根棍子。烟雾在屋顶聚集。
“他们现在哪里？”
“我没听说。”
“你认为有一伙人还是两伙人？”
“我听说有三起凶杀，我看见一对蓝眼睛。”
“刀上有阿拉姆语刻的姓名首字母吗？”
“这我不清楚。”
“上面有阿拉姆语字母没有？”
耸肩。“现在已经没人会写了。只有声音还在。这种语言是跟随犹太人的历史传下来的。用这种语言的是这种语言本身，现在已经跟其他语言混到了一块儿。不纯正的阿拉姆语。它的载体是宗教，现在也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原因逐渐消亡。让语言流传下来的是宗教。语言的河流则是上帝。”
原来如此。
“字母有男女之别。如果你了解字母的正确顺序，你就可以创造世界，创造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隐藏顺序的原因。如果你知道
怎样组合，那你就可以制造所有的生命与死亡。”
他点燃一支烟，盒里还剩下一支。
“明天吃什么？”他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明天他会带我们去看叙利亚教堂墙上刻着的阿拉姆语铭文。他会带我们去伯利恒、耶利哥。埃尔阿克萨的柱子是十字军的柱子，他说。穆罕默德是从岩石圆顶寺逃奔天堂的。
他离去后，我们又待了一会儿，喝酒聊天，等我们重回街道时已辨不清回旅馆的路了。
“让我弄弄清楚，”我说，“有个人叫作德克西埃尔。”
“他不重要。”
“慢点。我们应该在弗斯达尼克离开的时候也离开。什么时候都得跟着导游。这些胡同里尽是些宗教狂人。”
“那个考古学家，忘了他吧。”
“得，我们和邪教在一起。可他们在哪儿？”
“叙利亚的某个地方。”弗兰克说。
“德鲁斯是个什么东西？”
“这种语言还有些什么单词？”他问，“见鬼，我问起榔头的事儿没有？”
“我觉得他说的是希伯来语。”
“谁？”
“基督。”
“基督不重要。别再想他，也别再想他说了什么。我得集中精力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我问了受害者的健康状况没有？”
“他死了，弗兰克。”
“我是说在他们杀他之前。他们挑出来当牺牲品的是个白痴，还是个癌症病人？”
“他身体不好。这是跟死亡关联的因素。说真的，我们这是在哪儿？得出去叫辆车。”
“我觉得走走会让我们头脑清醒。”
他笑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还没醉，”我说，“都是烟雾给弄的，就这么回事儿，接着就出来了。那地方一屋子的烟。”
他觉得这很好笑，笑得走不动路，笑得弯下了腰。
“他说了什么？”
“谁？”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那个弗斯达尼克。也许是烟雾的原因。那是个烟雾腾腾的地方。”
他边说边笑。他笑得靠到了墙上。
“你给他钱了吗？”
“太对了，我给了他钱。我们侃了侃价。那个小王八蛋。”
“你给了他多少钱？”
“别问了。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就可以了。”
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腹部，靠在墙上，笑弯了腰。这是一种断断续续的自发的笑，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笑得喘不过气儿来。这是标志着世界进程中一个停顿的笑声，这是我们二十年才听到一次的笑声。我走进一条小胡同吐了起来。
整个夜间我老是突然醒来。餐馆的情景，弗斯达尼克独白的片断。他的脸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一个镇定的形象，电影般地闪现，古铜色的，阴暗的。引人注目的鼻子、额头两侧的凹陷、畸形的手指从一盒蒙大拿中抽出一根烟，最后微微地一笑。在这黎明的投影下，他似乎是个聪明的、具有同情心的人物，比真实还要真实。第三或第四次醒来时我想起了刻在凶器上的姓名首字母。老掉牙的西部片。如果某一颗子弹上刻着你的名字，科迪，那你就只有听天由命了。朝地上吐口唾沫。蒙大拿的黎明。这就是我想从他话里分离出来的东西吗？这就是我一再从睡梦中惊起来让自己记住的东西吗？首字母。他说的话里只有这个还有点意思。我知道一些事。所有这些事情的边缘都有某种东西。如果我能够继续醒着，集中精力，如果我能够清楚地思考，如果我能够肯定我到底是醒着还是睡着，如果我能够啪的一下彻底清醒，或者沉沉地、安静地入睡，那么我也许就会开始明白了。
我和黛尔？尼琳坐在加长的奔驰车后座上等着沃德拉。旅馆门口站着一匹骆驼，路易斯安那来的那些浸礼教教徒轮流在骆驼上爬上爬下地照相。
“今天早晨弗兰克眼睛里露出一种疯狂。他时不时会有这种表情。眼睛里一点血色都没有。一副死样。”
“昨晚你去了哪儿？”
“看电视。”
“你没跟导游在一起，可惜了，他可是个语言学家。”
“我没兴趣。”
“我们喝多了。”
“喝多了没关系，”她说，“问题是老毛病。那种科学到现在还没察觉的毛病。他走火入魔了。”
赶骆驼的人在给一位叫布兰达的女人摆姿势照相。
“他昨天干吗冲你发火？”
“他有这种伤感的想法。我有点儿犹太血统，我母亲那边的，所以他以为我来这儿会有一种到家的感觉。我从来不问家世，也从来不关心犹太人的废墟，真是个笨蛋。我基本是中西部人，整天搬来搬去。小时候全家住在一个活动房屋区。我老惹麻烦，有两三次从家里逃出去，在黑什伯里那会儿我真是有点儿不正常。那时太小，什么都不懂。弗兰克说要不是有犹太人的根底，我就会变成个地地道道的俄克拉荷马流浪汉。他这句话说得太傻。我会去做一个骑摩托的飞贼，也可以到歌舞厅当舞女。在他眼里，两个海岸之间的任何地方都是俄克拉荷马。又大，又脏，又荒凉。”
“他在那儿拍电影。”
“他是拍电影。我喜欢他拍的电影。你看，从某个角度看，他对真正美国的东西很着迷。那种漫无目的的漂流不定的东西。对他很有吸引力，似乎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汽车旅馆、活动房屋，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我要是没提到我有犹太血统，他就马上会把我给甩了。现在那可值钱了。那成了让你骄傲的资本。当个犹太人。”
我们越过河，经过架着枪的工事，坐在约旦地区的波纹屋顶下，等着原来那个司机出现。整个过程中弗兰克一句话都没说。
……

名字与命名（译序）
李公昭
唐·德里罗（1936—）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但都以当代美国的社会与生活为关注焦点，深刻地表现与剖析了美国的社会状况、大众媒体、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对思想、情感和心理等各方面的影响。他在从1971年至1997年的二十六年间共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三个剧本，以及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等，成为美国当代最丰产和最有影响的后现代派小说家之一。
德里罗是意大利后裔，出生于纽约市意大利移民聚居的布朗克斯区，中学毕业后进入福德汉姆大学学习神学、哲学和历史。然而德里罗并不喜欢学校生活，他曾说自己上了四年中学，睡了四年。倒是纽约市的文化环境—各种现代派绘画、爵士乐音乐会、格林威治村的先锋艺术、欧洲电影展等等为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弥补了学校教育的缺憾。所有这些都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大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德里罗从小受到的天主教教育。教堂的神秘气氛和各种仪式、教义为德里罗后来的思考与创作提供了一种样板，使他认识到虚构的抽象的体系、教条、信念等如何操纵人的思想与行为，并驱使他们走向极端。1958年大学毕业后，德里罗就职于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并在业余时间开始文学创作，于1960年在《新纪元》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约旦河》。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德里罗共创作发表了《美国的形象》等七部小说，确立了他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地位。
1979年德里罗移居希腊，开始创作他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名字》（1982）。作品的背景从美国扩展到国际舞台，但表现的对象仍与美国密切相关，如美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以及外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等。作品分为四个部分：岛屿、山脉、沙漠、草原，分别对应希腊库罗斯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印度和美国堪萨斯。主人公詹姆斯·埃克斯顿是美国东北集团驻希腊公司的风险分析员。东北集团向海外的美国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出售风险保险。詹姆斯的妻子凯瑟琳在和丈夫分居后，带着九岁的儿子泰普从加拿大来到希腊库罗斯岛，在美国考古学家欧文·布雷德马斯领导下进行考古发掘。詹姆斯之所以同意到希腊工作，部分是为了能常常看到凯瑟琳和儿子。一次他去小岛看望他们时，听说那里一个没有名字的邪教组织将远处一位老人活活棒杀。不久欧文便发现，被害者往往是年老体弱的流浪汉，而且他们姓名的首字母正好与被害地点的地名相符。如第一个被害者的姓名为米开利·卡利亚姆比索斯，其被害地点名为米克罗—卡米尼。二者的名字均以字母M和K打头。被害人名字的首字母为什么必须和地名首字母相一致呢？好奇心驱使欧文对邪教组织展开追踪调查，不久詹姆斯与独立电影制片人弗兰克·沃德拉也加入了调查行列。最终，欧文在印度某地找到了字母杀人邪教的一个分支，与该分支头目进行长谈，最后还亲历了邪教的杀人过程。
字母杀人的故事是《名字》的主要情节，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两条线索：一条是詹姆斯与妻子的情感生活以及为了与妻子和好所做的努力；一条是詹姆斯作为美国商人侨居希腊的生活故事，包括他所在的风险咨询公司与美国中情局的瓜葛及希腊民族主义分子对美国干涉希腊事务的抵抗。这三条线索来回穿插，并行不悖，因此《名字》既是邪教故事、凶杀故事、侦探故事、情感故事，也是政治故事。通过表现与揭露美国利用商业来影响、渗透和干涉他国事务的做法，德里罗表达了他对后殖民与后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商业文化和政治霸权的批评。作品表明，美国人无论来到哪个国家，都试图通过他们的商业文化控制那里的人民。他们不仅在别国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基地，还常常以停止经济援助、停止投资要挟对他们表示不满的国家。他们甚至可以无视别国的尊严，在别国，如希腊的领土上向其敌对国土耳其提供大笔的银行贷款。而那些被商业殖民的国家为了自己短期的经济利益常常不得不忍气吞声、俯首称臣，用希腊民族主义者安德里斯·埃里亚兹的话说，就是“拿美国人的钱，按美国人说的做”。因此在他看来，希腊的未来并不属于希腊人民，而是“被攥在美国人手里”。一旦控制了他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美国人便可以在这个国家耀武扬威，为所欲为。从政治的角度看，《名字》表现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主题……一个殖民主义的主题、一个剥削的主题、一个最大限度利用的主题”。
在《名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势力是如何把他们的语言及体系强加在外国文化之上的，这表现出一种十足的后现代帝国主义现象。一位侨居希腊的英国人甚至把他们在希腊的所作所为与19世纪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时代相提并论。他们身处异国他乡，处处感受到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国人的敌意与孤立，但他们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商业利益又使得他们在土著居民面前拥有一种优越感，表现得傲慢与偏执。他们眼里只有后殖民地能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对于后殖民地的人民则视而不见。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在美国人遭遇危机的时候—而且必须是美国自身的危机—“要是两个互相厮杀的国家没有宝贵的商品可以向美国人提供，那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公众教育。可一旦哪个独裁者倒台了，一旦石油供应受到了威胁，你打开电视就会看到有人告诉你那个国家是何方神圣，说什么语言，领导人的名字如何念，他们的宗教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每次都把战略凌驾于原则之上，可每次又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以逃避一切责任。詹姆斯曾为已分居的妻子开列了一个清单，上面列举了自己的二十七种劣迹，最后一条就是“美国人”。这个清单实际暗喻了侨居国外的美国人可憎的精神面貌。他们在后殖民地的作为自然激起了具有民族自尊感的“当地人”的愤怒与反抗，于是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成为弱国反抗强国的有效手段。美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和拉美的商务执行官则成为恐怖活动的首选目标。在《名字》的最后，美国驻希腊的银行家大卫·凯勒在树丛中遭到枪击。从表面看，这一枪也许是冲着詹姆斯·埃克斯顿而来的，因为他所在的风险咨询公司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瓜葛终于败露出来。但实际上，这一枪所瞄准的与其说是某个个人，不如说是美国或美国霸权主义。
《名字》一书包容了邪教、谋杀、侦探、中情局的密谋、暗杀、性爱等情节，似乎应该是一部节奏紧张、高潮迭起的情节小说，但实际上书中描写的这些情节并没有制造出一种紧张气氛。邪教及其所作所为与其说是对人类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不如说是一个谜。中情局的密谋与恐怖主义的暗杀只是在作品的最后才出现，并无扣人心弦之处。詹姆斯与其分居的妻子凯瑟琳的故事也是有头无尾：作品最后凯瑟琳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如果换一个作家，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成为《名字》失败的原因，但德里罗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读者。因为《名字》真正吸引人的并不在于故事情节，而在于它在表现邪教、谋杀、政治等外在现象的同时，从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了人类语言的规定性、名与实、结构体系对人的属性、文化概念和现实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字》是一部关于语言的书，关于名字的书，关于命名的书。
首先，《名字》是一部关于语言的书。德里罗认为，不同文化对于现实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概念，是因为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规定性（ordering）结构。语言是“规定本能”的表现，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它不仅表达思想，也建构“现实”。邪教组织仅仅因为某人姓名的首字母与某地名首字母的巧合便要杀掉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疯狂的行为，充分表现了语言对现实的建构，表现了邪教试图通过建立某种结构来逃避孤立的自我和内心那种混乱与疯狂。在德里罗看来，人类抵御死亡的手段就是语言。因为有了语言以及语言所包含的逻辑体系，我们才能够拒绝混乱。然而邪教正是滥用我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工具—语言—我们的名字和命名，来作为毁灭生命的工具，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运用了冠冕堂皇的语言和高度文明的工具—医药、技术、理性的社会规划等，对人类犯下了最不文明、最可怕的罪行。邪教组织通过匹配姓名杀人实际上嘲讽了“人类对结构与分类的需要”，嘲讽了“人类希望建立起某种体系来抵御自身内心恐惧的需要……”。因此，当我们退后一步看，就会发现《名字》真正想要揭示的是语言所包含的那种非理性的、情感的、神秘的力量；是词语在表面意义下如何通过抽象与操纵消除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满足人们躲避混乱、追求秩序的愿望。这点在西方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名字谋杀邪教则把人类的这种基本需要演绎到了极端。正如欧文所说，“他们害怕混乱”，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混乱与生活”的国度。尽管没有邪教成员那样极端，但对于秩序与控制，西方生意人和考古学家也有一种类似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邪教成员正是他们的影子。
显然，德里罗想要表达的是，名字常常被赋予一种超越其自身具体和现实功能的意义，它不仅通过人为的结构体系规定思想，还常常把各种复杂的宗教、哲学、政治、科学等思想与概念简单化，使之成为普通大众能理解和接受的“常识”，以达到控制与操纵思想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字》也表现了语言如何被政治利用，来掩盖政治暴力、霸权主义和恐怖行为的主题。对于字母杀人的邪教组织来说，名字意味着一种行为模式；对于美国统治阶级来说，名字则可以通过抽象与操纵来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左右民意，甚至干涉、影响、控制他国内政，以达到谋取自身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等目的。在“沙漠”一章中，黛尔要求詹姆斯用小字告诉她干什么，因为她不喜欢用大字。大字“很难说，可有些人喜欢”。黛尔的话在提醒读者，在人类互动的各个层面都会有人出于各自的目的运用“大字”，或是冠冕堂皇的名字来掩饰他们险恶的用心和卑鄙的行为。无论是在《名字》中还是德里罗的其他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如在《白噪音》中当局把毒气对空气的严重污染委婉地说成是“升空的毒气事件”，以降低人们的恐惧心理和愤怒情绪。从这个角度看，倒是詹姆斯九岁的儿子泰普在他创作的非小说中犯下的那些“生气勃勃”的拼写错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错误打破了语言规定的所指意义，打破了堕落的语言对人们思维方式的禁锢，迫使人们去换一种方式进行思考。名字杀人邪教将被害者的姓名首字母与被害地名相匹配的做法是对当今堕落的语言的暗喻，也暗喻着美国强权政治滥用抽象语言和口号式的大字为自己的霸权服务的现实。
《名字》还是一部关于名字的书。书中提及的地名多达一百多个，既包括美国、希腊、土耳其、印度、伊朗、巴勒斯坦等国名，也包括了诸如雅典卫城、伊斯兰堡、佩罗奥托、瓦地朗姆、海麦特、拉贾撒芒德等城市、沙漠、高山、湖泊名：既有人们熟识的地名，也有十分生僻的、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地名，如希腊的吉辛翁、印度的撒那斯、约旦的纳巴泰；既有现代城市名，也有帕尔米拉、米斯特拉、以弗所、拉斯沙姆拉、耶利哥等古代城市名。每一个地名都包含着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所描写国家与地区的熟悉与尊重，也传达了浓郁的异国风情。除了大量的地名外，《名字》还涉及到许多民族与宗教教派的名字，如切尔卡西亚人、贝都因人、帕西人、弥诺斯人、夏尔巴人，以及耆那教、印度教、克利须那教派等等，以及餐馆的名字、航空公司的名字、人的名字、上帝的名字、村子的名字、受害人的名字、敌人的名字、外国记者的名字、事物的名字、动植物的名字、领导人的名字、记不住的名字……
然而在所有这些名字中，真正重要的名字，即名字杀人邪教组织的名字却始终深藏不露。对该邪教组织而言，名字具有一种“秘密的力量”，因为“只有在名字本身是一个秘密时，它的力量和影响才会扩大。秘密的名字是逃避这个世界的一个方法。这是一条通往自我的路”。因此名字形式是他们计划的重要成分，他们不仅把被害人的姓名首字母与被害地点相匹配，还在杀人凶器上刻上被害人的姓名首字母。如同导游弗斯达里克指出的那样，要让你的敌人受伤，就消灭他的名字。古埃及人就在他们制作的陶器上用尖利的芦苇刻上他们敌人的名字，然后把陶碗砸碎到地上。“这对敌人是个巨大的伤害，跟割断他的喉管一样。”同样，印度邪教头目阿维塔·辛格也认为，简简单单一个字可以产生巨大的魔力，因此“印度妇女尽量避免说出她们丈夫的名字”。这就是邪教组织要极力保守该组织名字之秘密的原因，即使在辛格宣布欧文为邪教组织成员时也拒绝向他透露该组织的名字。而原邪教成员安达尔则希望通过透露邪教组织名字的方式来摆脱邪教的控制。
古埃及人、印度妇女、邪教组织对名字所蕴含的力量抱着神秘与敬畏的态度，但从形式上讲却反映了人对名和字、名和实、形式与意义的原始探求。这种探求根植于人对符号、字母、数字、名字的痴迷与崇拜。乔治·罗沙对数字的研究、英国东方学家劳力森想方设法从贝希斯敦石碑拓下铭文、欧文·布拉德马斯对邪教杀人不懈的追踪、弗兰克·沃德拉一心想要拍摄邪教杀人的场面……所有这些都与邪教成员对人名与地名的痴迷存在着渊源上的关联和相似的暴力倾向。邪教成员对名字的痴迷是为了杀人；乔治·罗沙对数字的痴迷是为了向中央情报局的颠覆活动提供数据；劳力森对铭文的痴迷使他完全无视库尔德族男孩的生命安危，让他攀上悬崖，为自己拓下铭文；以及布拉德马斯对邪教杀人“模式”的痴迷和探索，而电影制片人沃德拉为迎合20世纪观众的猎奇心理，试图通过电影的手段将邪教字母杀人的疯狂拍摄下来公之于众，这种热情使他俩不惜充当邪教杀人的同谋，对已知要发生的谋杀案不做任何阻止。在探索模式、满足自我、迎合观众的过程中，这些来自高度文明国家的考古学家、商人、电影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人性对自我的约束，加入了间接杀人的行列。这无疑是美国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对人性的扭曲。
最后，《名字》是一部关于命名的书。书中人物的名字在命名时具有许多巧合。如黛尔的名字英语为Del，这与小说作者德里罗（DeLillo）名字的前三个字母相同；詹姆斯的朋友名叫阿南德·达斯，查理·麦特兰被派去达斯岛工作；凯瑟琳早在认识欧文·布雷德马斯之前就把自己的秘密语言称为“奥波”语，而英语的OB正好是欧文姓名的首字母（OwenBrademas）。然而命名上的重叠并不构成意义上的关联。如黛尔并不是德里罗的代言人，代斯与代斯岛也毫无关系，麦特兰银行并不属于查理·麦特兰。“奥波”语与欧文·布拉德马斯姓名首字母的巧合并没有影响到后来凯瑟琳对待欧文的态度。
这些名字的巧合无非说明了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物的杜撰性或虚构性，也表明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在欧文沦为邪教同谋后，詹姆斯安慰他，“每个人都跟每个人相似”。欧文马上理解了他的意思，“我们有重叠的地方。你是这个意思吧？”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詹姆斯是年轻的欧文。
与这些重叠的名字相比，有些名字所隐藏的意思则更耐人寻味。邪教成员安达尔的名字英语为“Andahl”，可分割为“and”（还有）和“all”（全部）两个词，似乎在提醒读者，在阅读《名字》时，我们不要放弃或排除任何其他理解方式。此外，Andahl还可以让我们联想起Anand（阿南德），以及Andreas（安德里兹）、Maitland（麦特兰）和他的妻子Ann（安）等等。显然，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人的名字毫无联系，似乎再次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人物是被杜撰出来的，名字本身无足轻重。然而这些谐音字却可以在詹姆斯或读者的头脑里产生有意义的联想。例如在与阿南德的聊天中，詹姆斯的思维突然跳回到几年前的一天，凯瑟琳握着一把削土豆皮的刀向他刺去。仔细想一下，就可以明白，詹姆斯的跳跃思维是由阿南德的名字引起的。阿南德的名字让詹姆斯联想起查理的妻子安和希腊人安德里兹。安和安德里兹有一段婚外情。而凯瑟琳之所以要刺詹姆斯也是因为后者有了外遇。其次，詹姆斯与阿南德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欧文，欧文对邪教的追踪让詹姆斯联想起邪教成员安达尔和他们残忍的杀戮行为。杀戮自然勾起了詹姆斯关于凯瑟琳用削土豆刀刺他的情景的回忆。可见，阿南德的名字在詹姆斯头脑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性、暴力、语言的联想。
安达尔的名字拆分为“and”、“all”，以及上述这些名字在形式及意义上的关联似乎都在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名字或文本在意义上的延拓（différance）性。任何一个名字、任何一个文本都可能用连词“and”来联结起另一个名字、另一个文本、另一个关联、另一个意义、另一种解读方式。在《名字》中，语言表达了作者对个人与政治问题的探讨，但有时候，语言并不一定要揭示某种因果关系，而仅仅是为了让读者参与到一种文字游戏（verbalplay），让读者感受一种纯语言的结构而已。
在《名字》第三部分的最后，詹姆斯来到了一直想去而没敢去的雅典卫城。他对自己说：“我们带给神殿的东西不是祷告，不是吟诵，也不是被屠宰的公羊。我们的祭品是语言。”德里罗用诗一般的语言、富有哲理性的议论和对事物深刻的洞察引导读者读完全书。从这个角度看，《名字》的慢节奏是作者有意运用的写作策略，即务求做到风格与主题的统一。德里罗要做的似乎是在雕刻小说的象形文字，雕刻出一种优雅、静止、抽象的结构，雕刻出让欧文等人如痴如醉的“字母形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名字》除了是语言与邪教、语言与暴力、语言与政治的交叉文本外，还是语篇意义上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