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范式转移时代的暗趋势
为什么必须要改变世界观
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写过一本享誉世界的名著《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这本书的第一章是这样开头的：
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据说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做过一次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讲演。他描述了地球如何绕着太阳运动，以及太阳又是如何绕着我们称之为星系的巨大的恒星群转动。演讲结束之时，一位坐在后排的矮个子老妇人站起来说道：“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这个世界实际上是驮在一只大乌龟的背上的一块平板。”这位科学家很有教养地微笑着答道：“那么这只乌龟是站在什么上面的呢？”“你很聪明，年轻人，的确很聪明，”老妇人说，“不过，这是一只驮着一只、连续驮下去的乌龟群啊！”
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老妇人的说法很可笑，根本不值一驳。不过这个说法以及类似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占据主流的时间，可要比我们现在知道并且深信不疑的宇宙观占主流的时间长多了。不仅如此，很多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认知，其实常常是出自当时最为重要的科学家之口。例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地球处于静止状态，而太阳、月亮以及所有的星星都在围着地球转动。这一观点后来被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olemaeus）进一步完善，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地球中心说理论。但今天,就连小学生都知道，地球不仅在自传，而且还在围绕着太阳公转。
当然，今天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这类荒谬认知嗤之以鼻或冷嘲热讽。毕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那时是在不具备完全信息，甚至数据非常稀缺的情形下，建立起对自己、对社会，乃至对世界的认知系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掌握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数据，人类会快速纠正自己的错误，转换认知的视角，进入新的认知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本身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视角转换的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常常会错误地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受科学指引的，但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实际上，真正指引人类行为的其实是我们的认知系统，是不同的视角引发了不同的行为。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可能比科学事实更为重要。
关于视角变化的重大意义，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他不朽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在他的眼中，科学革命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完成了视角的转换。他把这种视角的转换称为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托马斯·库恩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大学毕业时，这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物理系高才生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然而，在仔细研究了亚里士多德、伽利略（Calileo Galilei）、牛顿（Isaac Newton）等人的物理理论及物理发展的历史之后，库恩对传统的科学认知理论和流行的科学基本原则产生了怀疑：那些认为科学和知识是在通过不断的直线累积实现发展的观点，与历史呈现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受此观念的影响，库恩决定放弃自己的物理学生涯，转向对科学史理论的研究。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迅速引起了学术圈的轰动。在这本书中，库恩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范式”的核心概念，并且认为科学的实际发展就是受到范式制约的常规科学以及突破旧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相互交替的过程。
用库恩自己的话说，所谓范式，就是一种被公认的模型或模式;转移则意味着改变。顾名思义，范式转移就是一种公认模式的改变。举个简单的例子，人类从认为“地球是平的”到“地球是圆的”这个认知模式的转变，就是一种范式转移。范式就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什么，在事物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
当然，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对范式及范式转移的定义有着更为系统化的描述。例如，他认为一个范式的转移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首先，科学界存在着一种公认的模式，按照这种公认模式运转的科学就是“常规科学”，而在常规科学下，大多数科研人员从事的是一些“解谜”类的常规工作。这类工作看起来比较稳定，但是会显得有些教条化。
其次，当公认的模式出现无法适应现实状况时，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反常”的现象发生，对现有模式的质疑和争论也会随之而起。如果这样的情况不断延续，反常现象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现有常规范式就会变得虚弱不堪，进入一种“危机”状态。
最后，在反常等力量的持续推动下，“科学革命”发生了，与此同时，一种新的认识也通过竞争和选择逐渐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一种新的范式形成，范式发生转移。
当然，范式完全转移之后，科学又进入新的常规状态。而这种常规科学等待的，正是下一次的“反常”、“危机”、“科学革命”以及“范式转移”。科学本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取得突破和前进，而这也正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要义。
从科学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范式及范式转移其实还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一旦一个范式形成，它就可能束缚我们对事物的想象力，让我们变得更为按部就班；但范式转移则意味着打破原有的束缚和限制，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开创新的可能性。
第二，范式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新范式出现的时候往往如同一株幼苗，不能立刻被确认是否会长成参天大树，而追随老范式的人会坚决抵制新范式。有时候这种新旧之间的斗争会非常惨烈，例如宣扬哥白尼日心说的意大利思想家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就被当时的教会烧死，而另一位著名科学家伽利略遭到软禁，笛卡儿（René Descartes）不敢公开他自己支持日心说的著作。
第三，范式转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转移不是一种简单的替代。经过革命产生的新科学和旧科学是不相容的（被库恩称为不可通约性）。不仅如此，范式转移更是让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在新的范式下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正因如此，科学革命也就是科学家“世界观的转变”。
库恩的范式转移说在整个科学界引起的轰动是非常震撼的，即使是50多年后的今天，整个科学界也仍在深受这一理论的启发。而正是因为范式转移是一种世界观的转变，是一种公认模式的改变，因此这一理论早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成为从学界到产业界以及商业界都在认真学习和领悟的思想。
不确定时代的范式转移：从科学到世界
范式转移是世界观与认知视角的转变，是打破原有束缚，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因此其威力不容小觑。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无数范式转移的精彩故事。当年，数字唱片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听黑胶唱片的老玩家，对数字唱片非常不屑，在他们眼里，数字唱片精度不如模拟唱片，音质也不好，绝不可能颠覆黑胶唱片的地位。随着数字唱片的计算方式对曲线的拟合越来越好，直至完全拟合，数字唱片在精度上已经远远把传统唱片甩在了后面。同样，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全球音乐公司的大老板提出要把音乐按首下载出售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透了的主意，因为在旧的范式之中，音乐必须有“完整性”，因此必须按专辑出售。
交通行业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100多年前，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这些大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据说当时仅伦敦就有几十万匹马。但马的增加也给城市带来了负担，因为当时这些马每天产生约3 000吨马粪、30万升马尿。一些人士对此担忧，并惶恐地认为整个城市将因此陷入一场“马粪危机”。1894年《泰晤士报》（The Times）甚至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里，伦敦将被高达3米的马粪淹没。然而历史却并没有按照这种预测发展，因为汽车的发明和生产使得马车大量减少，马粪危机自然也就不再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了。汽车代替马车的这个例子，不仅展示了范式转移的威力，也充分说明新世界观和旧世界观往往是完全不相容的特性。新范式绝不是旧范式的自然发展，而更像一种毫无关系的飞跃和质变。
我们最近接触的一个范式转移的例子，应该是互联网对世界和我们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改变。例如，70后、80后被称为“互联网移民”，而90后和00后则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这是因为前者是在成长后期才接触互联网的，后者则是彻底的互联网一代。不仅如此，与互联网接触时间的不同也导致这两代人存在着某种截然相反的认知视角。比如那些秉持着传统二分法的互联网移民，他们即使接受了互联网，也要以线上和线下来划分世界，并且偏向于认为线上骗子多，不可信。但互联网原住民从小就伴着互联网长大，他们的世界里没有这种区分，他们会说，不论线上还是线下,骗子都有不少，关键是你要学会识别骗子，这样才可以保证在线上、线下都安全，否则哪儿都不安全。
范式转移的威力之大，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它，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到了一个范式转移迫在眉睫的时刻。
首先是客观世界正在变得越发不具有确定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一直是全世界的主流趋势，而改革开放已有40年的中国，也因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而成为其中的受益者，并且在制造业等方面建立了强大的优势。但在近几年，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各国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及反全球化思维开始出现一定的反弹，很多国家开始走向自由贸易的反面。中美贸易摩擦正是在这种全球大趋势下的一种显著现象。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种快速发展也导致中美之间出现了诸多摩擦，未来中国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迫切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应对策略，实现世界观的范式转移，以便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寻找到更为确定的发展方法。
其次是科技行业内的趋势变化。总体而言，过去20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黄金期。众多大型科技企业及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无不是因为抓住了这一轮持续多年的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的增长红利。但随着这种红利的逐渐消退，全球的企业开始面临新一轮以科技为核心的竞赛挑战。智能化、大数据航天及新能源等产业推进，客观上要求未来所有的企业都变成科技企业，没有一技之长的企业将彻底被淘汰出局。正因如此，所有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一场科技创新的变局。
但是，在认知层面范式转移和科技产业发展节奏调整的关键时刻，发展趋势却并不容易被识别，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暗趋势”——等到趋势明朗的时候，机会早就被别人“抢夺”了。要想明辨“暗趋势”，提前做好产业布局，中国现在亟须在应对全球化和科技化两大主题上，寻找到新的认知模式，实现革命性的范式转变。
在面对世界的方法上，我们应该改变过去简单地以本土为主的思路，而应该更加具有全球化的胸怀。越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国的企业越应该敢于冲出国门，以四海为家。中国需要更多具有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布局能力的企业，也需要通过和世界各国更为密切的合作来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互利共赢。
科技的变革则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看待科技创新的思路，将我们的目光转向更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小企业身上。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外部成本，增加了小企业的发展潜力。通过积木式创新，中国的小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发展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与全球企业的强强协作来实现自身发展。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将目光从科学家转向企业家，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的研发转向了产业化，所以我们也必须更为重视科技产业化的最大功臣——企业家。
这两个范式转移对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甚至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或者说非常急迫。范式革命将会给我们带来崭新的世界，也会推动中国继续进步。
本书的结构：大环境与暗趋势
科技乃至世界的范式转移是本书的两大主线。全书主要阐释的就是为什么要进行变革世界观的范式转移，科技界乃至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作为企业或者个人到底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革。
本书的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世界的变革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在宏观世界部分，探讨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我们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对不确定事件结果的任何预测都有可能出现失误，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并非做出完全正确的预测，而是首先要在不确定之间找到那些更为确定的领域。除了讨论政治和经济，本书还会关注一些易被普遍关注的宏观问题，例如环境与气候变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问题。环境变化和老龄化对我们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严峻的挑战，但是讨论这些挑战的目的不是引发恐慌，相反，是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到被忽略的变化背后所隐藏的诸多机遇。
在微观世界部分，本书详细阐释了一些重要的“暗趋势”。与宏观世界的不确定性相比，这些隐藏得越来越深的趋势看起来更加具有持久性。首先是小公司的崛起：以往科技创新是大公司的专利，如今小公司正成为创新的主要力量。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美国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然而在中国，小公司崛起是正在发生的现象。
其次是积木式创新。技术的发展、小公司的兴起，让积木式创新的土壤变得更为肥沃，其在中国也同样具有前景。这一部分将对积木式创新做完整和系统性的说明，如果读者对“长板”“搭积木”“无缝拼接”等概念还不熟悉，那么不妨认真阅读相关内容。
除此之外，本书还对新型的经济形态做了选择性介绍。这些新型经济形态虽然未必是最近出现的，但得益于互联网和智能化，它们在近几年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并且表现出持续的增长潜力。
生活品质升级是我们从行为和需求入手，去了解经济增长、技术变革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变化。无论是从消费等级，还是资产管理需求的增长角度来看，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全面升级，这种变化需要企业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内容上讲，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秉持“一切只讲科技趋势不讲科技产业化时点的都是空谈”的原则，这一部分会介绍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更会详细分析这种技术的应用机会。
例如，在介绍量子计算时，本书不仅会介绍量子计算的概念、原理，更重要的是会介绍这项技术的发展进程、成熟度以及应用范围等。
第二部分所介绍的科技突破是经仔细斟酌后，从几十个领域中精选出的。与一般性的科技突破相比，这本书中出现的科学技术要么更具基础性，要么更具广泛的应用可能性。例如，量子计算和云计算预示着计算的未来，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G）则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实际影响。除此之外，本书也会关注与我们自身健康相关的生物医药科技。当然，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自动驾驶和工业机器人等密切相关的行业，也是本书要重点介绍的。虽然这些相关领域的最新关键知识，不能令读者变成专家，但这些介绍可能为读者打开一扇进入某一领域的大门。
为了让这部分内容更容易理解，更有趣味性，每一章节都给出了实例。这些实例有的是以“关键公司”或者“关键人物”的方式举出进行详细讨论的。这些被单独讨论的例子的主角，要么是某个行业的先行者，要么是取得了巨大突破的企业。本书希望这些企业或者企业管理人的故事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一项技术是如何转变为一个产品的，也更清楚地看到企业家在科技产业化当中扮演的角色。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则聚焦于思维和行动。世界在变，科技在变，其中有很多的挑战和机遇。本部分探讨的是如何抓住这些机遇，以及企业和个人应该选择的路径和方法。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科技竞赛的全新时代，某种程度上而言，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变成科技企业，否则将很容易在竞争中被淘汰。
要避免被淘汰，企业就需要掌握创新的思维与方法，当然关键是要尽早展开行动，构建自己的壁垒。和过去不一样，未来企业只要具有长板，就可以在积木式创新中赢得一席之地。除此之外，本书还专门讨论了传统企业的科技化问题。传统企业一方面要用科技来改进自己的产品、生产、仓储物流与营销等，另一方面也要更加了解消费者的变化。
而个人则要“活在未来”。未来有长也有短，针对未来的不同阶段，书中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这一部分介绍了笔者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创办企业的经历，希望这些真实的内容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无论企业还是个人，要想适应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急速变化的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摒弃传统的视角，拥抱新的世界观。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新世界观的树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传统思维模式可能使你固化思考，让你无法做出革命性的决策。在这样的时候，企业和个人都应该具有一种勇气和智慧，擅于发现藏在时代滚滚洪流下的暗趋势，率先做出改变。因为只有敢于主动拥抱变化，你才能在一场快速的变革中获得先发优势，由此成为新范式的建立者和领军者。
当然，思维的转换固然是发生在前面的，但行动的落实永远是最重要的。范式转移意味着世界观的变化，而世界观的变化注定要影响和指导行为，否则新的趋势就永远无法形成。
洞察趋势，让行动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