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坤：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见笔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
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的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终于系统出版。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笔者：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他版本有何不同之处？
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四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四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张学良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笔者：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
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都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三是评价方面，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当然随着年龄增大，张学良在口述中也有说错的地方，并经常重复一些话题。其中有他痛心的事，如老师郭松龄反对他老爸张作霖；他痛恨的事，如皇姑屯炸车案；他愤愤不平的事，如杨虎城被杀；他得意的事，如东北易帜等。
笔者：有哪些敏感事件是过去没有谈到，这次首次披露的？
张友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获誉的顶点，也是受辱的起点。最早对西安事变他闭口不谈，只是1986年跟晚辈谈到历史时，在末尾透露了一点说：“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我今年86岁了才跟你们讲这个话。”他也曾经回忆：“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事实上是蒋介石嘱（托秘书）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杜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他并没有深谈。
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他则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它究竟为何人起草？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在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新闻发言人的申伯纯写《西安事变纪实》时，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然而，究竟是哪几个秘书？说得最明确的是张学良的心腹、也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应德田，他说：“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张学良在口述中拨开了这些迷雾：“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写得）并不好。”
“蒋介石没有中心思想”
笔者：提到西安事变，就不能不说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据说，他们之间有很多误会，而有些误会是因为两人都说方言，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而引起的。是这样吗？
张友坤：张学良是东北人，直到晚年，乡音未改。他自己披露，和蒋介石的矛盾起源于蒋听不懂他的东北话。“误会很大，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张学良举例说，蒋介石问他愿不愿意去办某件事，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去？”意思就是愿意去，蒋介石却认为这是疑问句，表示“不去”的意思。
张学良还说：“蒋先生一生气就讲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
笔者：除了语言误会，他们二人根本性的分歧是什么？
张友坤：政治观点上，说穿了就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不同。
张学良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党。1992年，他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做特务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笔者：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的贡献只有黄埔军校”。您认为这番话是根据事实，还是夹杂个人情感因素？
张友坤：当然会有一定的个人感情在里面。张学良被幽禁期间，条件一度很艰苦，连洗脸水都没有。过去种种原因，他不想或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态度。在这次的《口述历史》中能看到，就政治层面讲，张学良一反过去吹捧蒋介石、大骂共产党、贬低自己的态度，转而赞扬毛泽东、佩服周恩来。
谈到毛泽东和万里长征时，张学良说：“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他点评周恩来：“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道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对蒋介石，张学良如此评价：“我本来是很尊重蒋先生的，但后来就不尊重他了。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他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他还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等等。
笔者：但是张学良一直尊称蒋介石为“蒋先生”，还在蒋去世之后写了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对于这副挽联，您是怎样解读的？
张友坤：张学良向来都是把政治问题与个人感情分开的，可惜的是他把个人感情看得太重，超过政治。我认为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割不断、理还乱，恩恩怨怨几十年。他明知自己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已不可调和，但仍对其“讲忠讲义”。即使他承认蒋介石并不值得尊重，但写挽联时关怀依然放在政见前。
“我最爱的在纽约”
笔者：张学良的爱情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是如何评价的？
张友坤：张学良对感情一向坦率，他曾说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在谈到赵一荻时，他更是坦率得惊人，直言“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口述历史》中很多地方提及与张学良交往颇深的女性，但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内容做了删减，有些人则只保留了姓氏。
笔者：张学良曾评价自己的人生：“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张友坤：他终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参加抗日战争。他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都被蒋介石拒绝。
笔者：张学良晚年为何定居夏威夷，既远离台湾，也不愿回大陆？
张友坤：我自己分析，应该有五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期望。1991年，他在美国与吕正操将军会晤时表示，愿保留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过于亲近两岸任何一方，一旦有需要，他可以两边走走，做点工作。二是环境干扰。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旋涡的闲云野鹤，其实不然。他始终都是各方关注的人物，想回东北家乡走走，还须向“总统”请假，说明他并非寻常百姓。他怕回来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是家庭方面。和他共患难的赵一荻怕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生活又改变。四是身体原因。回来的最佳时间应是张学良赴美不久，那时他身体还健康，此后就日渐衰弱，赵一荻也一病再病，两位老人都只能靠轮椅行动。第五，张学良说，他回大陆的条件是两岸关系的缓和，越缓和，他回来的条件就越成熟。
笔者：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张学良，您对他的认识是否改变过？
张友坤：民国不乏英雄，但像张学良这样多姿多彩者，鲜有其人。他集蓝色（国民党一级上将）、红色（说自己是共产党）、褐色（崇拜墨索里尼）、黑色（胡匪崽子）、粉色（花花公子）于一体。每个人对他都有不同的解读，但张学良一直很清醒。他说：“有人说我好，我也没有那么好；有人说我坏，我也没有那么坏，上帝那里有本账。我自己有缺点、有不足，我自己知道。”（撰文：《环球人物》杂志社）
国民党内斗30年
2013年9月11日，国民党考核纪律委员会（以下简称考纪会）决定撤销“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一宗横跨蓝绿阵营的“司法说情案”，引爆了国民党内的“九月政争”，震惊各界。岛内舆论将这场政治风暴称为“台湾政坛9•11”。
“司法说情”，马英九“开铡斩王”
“司法说情案”源起于“全民电通案”。1998年，民进党“立法委员”（简称“立委”）、全民电通投资公司总经理柯建铭通过股票违规买卖获得1200万元新台币（按现行汇率，1元新台币约合0.2元人民币），充抵他欠公司的债务。新竹市检方认为柯建铭涉嫌背信罪（即违背任务罪）及违反商会法案。2009年，新竹地方法院判处柯建铭有罪。柯建铭上诉到台湾“高等法院”，2013年6月18日，“高等法院”一审改判柯建铭无罪。
为了避免被检方上诉，柯建铭利用自己担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的职务之便，向“立法院长”王金平求情。王金平接连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勇夫、“最高法院检察署（简称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要他们跟办案的“高检署检察官”林秀涛打招呼，不要上诉。林秀涛同意了，于7月8日以无罪定案。柯建铭逃过了上诉。
9月6日，“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简称特侦组）召开记者会，称在监听柯建铭案的过程中，监听到了王金平与柯建铭、曾勇夫、陈守煌的相关对话，领导特侦组的“检察总长”黄世铭已向马英九报告此事。当晚，曾勇夫宣布辞去“法务部长”一职，事件的焦点迅速集中到王金平身上。
9月7日，马英九表示，对王金平涉嫌司法说情“感到十分沉痛”，认为此事伤及司法公信力，重创国民党形象。马英九对正在马来西亚参加二女儿婚礼的王金平下“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刻返台，说明情况。
马英九一向温和，此次却一反常态地迅速出手，直接拉高整个事件的基调。有人猜测，他的目的是突出此事的严重性，千方百计把王金平扯进这个案子，让王金平无法脱身。
在这种情况下，王金平若提早返台，就是心虚的表现。于是，王金平恰好有“女儿结婚无法即刻回台”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气定神闲地待在马来西亚，反倒显得马英九“不通情理”。与此同时，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出面表态：“这几年台湾的司法公信力一再降低……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政党内部的恶斗，弄到连社会的最后一道堤防——司法都要陪葬，我们非常忧心。”一番话直接把“司法说情案”引向国民党内部的“马王斗”。
9月8日下午，马英九再度召开记者会，痛批“如果这不是关说（意为说情），那什么才是关说”，怒斥王金平侵犯司法独立，认为“这是台湾民主法治发展最耻辱的一天”。“总统府”随即发新闻稿痛批王金平“公信破产”，国民党也放出打算把“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扶正的消息，“行政院长”江宜桦则表示“已经做好（面对一个）没有王金平的‘立法院’的准备”。
直到9月10日晚上，王金平才姗姗来迟，飞抵台湾。在数百名支持者及媒体的包围下，王金平在桃园机场举行了记者会。他嗓音沙哑，情绪激昂：“本人打电话给‘法务部长’曾勇夫及‘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目的是提醒‘法务部’及‘高检署’要依法不要有滥权上诉的情形，并非关说……特侦组在未有本人说明的情况下，片面认定事实，趁本人‘出国’期间召开记者会，指控本人涉及司法关说的行政不法事件，等同未审先判，根本违反程序正义，特侦组实属滥权。”王金平还强调，从政多年来，自己与国民党始终同舟共济、不离不弃，“如果因为片面认定金平违法，错失了全党团结的契机……甚至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而导致执政优势完全失去，支持本党之民众将无法接受这一后果”。
但马英九似乎铁了心要将王金平逐出国民党。9月11日上午8点30分，马英九赶在国民党考纪会开会前召开记者会，抢先定调，称王金平“已不适合担任‘立法院长’”，劝其知进退，“为国民党保留最后一丝尊严”。一个多小时后，王金平抵达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停留15分钟，递交了一封署名“中国国民党永久党员”的陈情书，便离开了。
王金平前脚刚走，马英九后脚就赶到，强调此事让自己心情沉重，“难过到睡不着觉”，但基于大是大非，“仍须有所选择”。一位与会人士向笔者转述称，马英九一度激动得哽咽，红了眼眶。随后，马英九一直坐镇国民党中央党部。两小时后，国民党考纪会以损害党誉为由，撤销王金平党籍。台湾《中国时报》将这一幕形容为“开铡斩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