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谁来替死者讲话？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李博士，你为什么会选择鉴识科学这一行？”也有无数的电视节目将我童年时众多课外书中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列为证据—看，李博士从小就立志于此了。其实，我年少时并未立志于此，如同现在痴迷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年轻人一样，我曾经希望成为篮球运动员。中学毕业后，不再飞速增长的身高让我不得不放弃了成为篮球运动员的梦想。当时，我在学校的学费由已经毕业参加工作的哥哥姐姐们资助。为了不给母亲及家人增加经济负担，我决心报考不要学费的台湾“中央警官学校”（今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后，我顺利成为一名警官，后因工作出色被晋升为当时台北最年轻的巡官。而后多年，经历诸多坎坷艰辛，我在美国取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却没有跟随导师的脚步，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而是有些戏剧性地选择了当时颇不受重视的鉴识科学。走上这一行，更多的是缘分；爱上这一行，只因心
中一念—谁来替死者讲话？据美国司法部统计，美国平均每年有37%的凶杀案没有侦破，一年大概有五六千件未破的凶杀案。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比例和数量更令人惊讶。在每一起凶杀案背后，至少有一个无辜的逝者，以及饱受失去亲人痛苦的家庭。作为一个法庭科学家，唯有低头辛勤工作，方能慰之万一。
诡异失踪的空姐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谁会是那个真正找寻你的人？
如果你意识到你最深爱的人正在试图伤害你，你该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你真的足够了解与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那个人吗？
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当灾祸降临的时候，谁能替你讲话？
女主人海伦失踪了！
1986年11月18日夜，康涅狄格州新镇，暴风雪肆虐，而在新镇新区路5号克拉夫茨家，似乎也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就在这样的糟糕天气下，女主人海伦失踪了！
克拉夫茨家的住家保姆玛丽·托马斯应该是最早察觉到异常的人，但是在女主人海伦的朋友们找上门之前，她的疑惑还只是在心里一闪而过的念头。
海伦和丈夫理查德·克拉夫茨在一个培训的场合相识，并于1975年成婚，随后定居新镇，他们共同养育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海伦出生在丹麦，案发时已在泛美航空公司担任空姐达17年之久。丈夫理查德则为东方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在同行中有不错的口碑，他同时还义务在当地警局做兼职警察，总之看起来安分守己。理查德很有女人缘，结过三次婚，无论婚前、婚后都拥有许多浪漫的情史。对此，海伦选择了隐忍接受。然而，在理查德的家暴行为开始升级后，海伦决心提起离婚诉讼，并已经聘请了离婚律师。
11月19日早上6点左右，理查德告诉玛丽，“女主人海伦已经提前去了他妹妹卡伦家”，他要求玛丽马上就带三个孩子前去会合。
但是，玛丽后来并没有在卡伦家见到海伦。
11月19日深夜，克拉夫茨家铃声大作。那是海伦的同事兼密友安娜的电话，她每天都会和海伦通电话，但19日整整一天，安娜都没联系上海伦。面对安娜焦灼不安的询问，理查德回答海伦因事外出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海伦依然没有去航空公司上班，也没有向公司请假，这显然事有蹊跷。
11月22日，保姆玛丽无意间在主卧地毯上发现一块“一个葡萄柚那么大”的黑红色污渍。当时，她赶着去另一家帮佣，心里还盘算着回来好好清扫一下。但几天后，回到家的玛丽发现主卧和孩子们卧室里的地毯都不翼而飞了。之前隐隐的不安，突然变得明显起来。于是，她递交了辞呈，并将自己的发现悄悄地告诉了海伦的朋友们。
11月27日，一年一度的感恩节到了。然而作为一个极为负责的母亲，海伦却没有出现在孩子们面前，这让她的朋友们感到不可思议。而且，眼看着海伦对丈夫提起的离婚诉讼马上就要开庭了，这一切太不正常了。
海伦的朋友们异常焦急，她们轮番向理查德询问海伦的下落，却遭到理查德的嘲笑：“安娜，你大概是《迈阿密风云》（当时风靡美国的罪案调查节目）看多了吧，海伦只是出去透透气而已，你们知道的，她很喜欢独自旅行。如果她回来发现自己几天不在就闹出这么多是非，她会觉得很丢脸的。”
海伦失踪的日子越来越久，朋友们更加焦虑，但又别无他法，只得对理查德进行轮番打探，理查德分别给出了回丹麦看生病的母亲、去巴黎看女性友人等答案。当被问及为何给出不一样的答案时，理查德表示：“你们也知道，我们的关系很糟糕，海伦打算和我离婚，所以她去哪里也不会提前告诉我，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此时，朋友们想起了海伦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相信那绝不是什么意外。”
“心如止水”的丈夫
海伦与丈夫理查德的婚姻岌岌可危已不是秘密，海伦甚至在数月前已经聘请了离婚律师。海伦的朋友们不断督促当地警方积极介入调查，但12月初，警察局先后对理查德进行了三次测谎，他均以极低的反应度顺利通过，一位测试人员表示：“他是我见过的对测谎反应度最低的被试者。”此时，理查德曾经的警察同事也对他的品行加以保证。
对于警方的询问，理查德总是不予回答，或者嚣张地挑衅：“你来证明吧。”
按照当时美国司法界的通行做法，警察发现尸首是证明杀人案发生的必备证据。海伦虽然失踪多时，但是没有找到尸首，警方似乎也有了懈怠的理由，他们甚至也认为海伦的朋友们无事生非：“你们肯定是刑侦电视看多了。”
由于不满新镇警方的拖泥带水，海伦的朋友们辗转找到康涅狄格州州检察官及警政厅重案组，此案终于转由康涅狄格州警方全面接管，新镇警方给予必要协助。
当时，我正担任康涅狄格州警察法庭科学实验室主任兼首席鉴识专家。12月17日，我们实验室正式接触本案。初步接触理查德，我们就发现，作为一个妻子失踪多时的丈夫，他似乎过于冷静了。
后来我们了解到，理查德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多年，其从业经历足以教他通过测谎的方法。
据我所知，当时使用的测谎仪基于传统测谎原理，即人在说谎时或者人记忆中的一些事件再现时往往伴随着心跳加快、脸红和出汗的常识，生理的变化则表现为血压、呼吸、心率、皮肤电压等的变化，这些生理变化如“天热人出汗”一样，不受意识控制。因此，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案件相关问题时，运用测谎仪记录其血压、呼吸、心率、皮肤电压等的变化，可以判断其是否说谎。
但是，一般人受到警方可能涉及凶杀案的严重指控时，多少会感觉到精神紧张，本不涉案之人也可能出现很强烈的生理变化，而理查德居然如此“心如止水”，显然早就洞悉了“测谎仪”的玄机。
早在测谎仪发明之初，对其的争议就从未停止。严格按照科学标准来说，测谎仪的原理是基于常识，而不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而在实践过程中，既有因被试者精神紧张或生理异常而产生“说谎”的迷雾弹，也有涉案者心理素质较好而产生“说真话”的假象。
因此，我一直对测谎结论抱着这样的看法：“通过了测谎，不代表不涉案；没有通过测谎，也不代表涉案。”总而言之，我不绝对相信测谎，而相信真正的科学证据。近年来，随着人类对大脑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些新型的测谎技术获得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正在出现黎明的曙光。
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进步，延伸向人类迷蒙、未知的领域。
神秘的第六感？
显然，当务之急还是找到海伦的尸身，或者大量的血迹也好。
眼看，美国最大的节日—圣诞节临近。虽然早在接手此案之初，我就已经预感到我和部属们将会终日忙碌，无暇顾及家人，但是如何向太太及孩子们开口说出“圣诞假期将不在家”依然让我为难。自1965年移民美国后，我和家人逐渐习惯了西方如春节一样重要的圣诞节。这一年的圣诞节，妻子认为我们全家还是应该像往年一样，在好友安东尼·德马约法官家与他们一家共享圣诞晚宴。
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心怀愧疚地向妻子道歉。妻子和孩子们需要我，但是远嫁他乡、下落不明的海伦，她亲密的朋友们，年幼的孩子，以及她在丹麦寡居的老母亲，更加需要我们侦破此案，还他们一个真相。我的太太宋妙娟一如往常地答应了，当然，在她的大度、谅解中，我还是感受到被她刻意隐藏的失望。
和妻子通完电话后，我和来自西区重案组的12名侦探立即投入到海伦失踪案的侦查工作中。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决定选择在理查德与家人去佛罗里达州共度圣诞节的时候，对他们家展开搜查。
我们使用35毫米相机及录影机对每件物品、每件家具所处的位置单独拍照，并详细绘制记录。这是我们的标准化操作程序，尽管找到关键证据很重要，规范的办案程序更加重要。通过照片及影片确定现场的真实图景，可以防止辩护律师质疑警方“栽赃”理查德而安插证据。
屋内一团糟，走廊和主卧被重新粉刷成蓝色，主卧地毯和地毯下大部分的橡胶垫都不翼而飞。孩子们的卧室已经闲置，里面的地毯也不见了。用放大镜及紫外光源找遍整栋房子的边边角角，我们依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和其他可以证明暴力行为杀害海伦的证据。但根据不寻常的屋内情况，我判断：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12月27日，我们重返克拉夫茨家展开搜查。要想找到新的线索，我们需要知道房子原来的状况。海伦的朋友们通过回忆帮助我们恢复主卧的原貌，其中一位叫贝蒂的女子告诉我们，搭在床垫上的一块褶边床围不见了。我们把大床搬回原处，并通过美国女性习惯推断海伦睡在靠近浴室一侧。想起保姆玛丽先前看到的“黑红色污渍”，那极有可能来自海伦一侧的床底。尽管地毯已经被清理走了，但是应该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果然，我在那块污渍地点的旁边，发现了几处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红褐色小血点。
我外出办案，都会随身携带三样工具—大量鲁米诺及其他化学试剂、放大镜和多波长光便携灯源。鲁米诺是由三种干燥化学制品制成的化合物，添加蒸馏水后，在恰当的视觉辅助下，它可以帮助我们检测出可疑血迹。在房间里，我利用这三件工具寻找到了几处疑似血迹反应。此外，浴室的清洁布和已清洗干净的毛巾部分也有阳性血液反应。
根据鲁米诺产生荧光反应地点的尺寸，我初步推断：较小的一些血滴属于中速喷溅血迹，是以大约十度锐角方向喷溅到地面或墙面的。我进一步推断，海伦遭受攻击后，曾经跪倒或俯身至床脚。她当时很可能正在更换床单，血迹没有溅在被褥上，因而直接喷溅到床垫表面。我们切割了一块6×6平方英寸的床垫，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测。
在返回实验室的路上，我预感到理查德非常周密地策划了这起可怕的案件。但是，我们动用了一切先进设备对方圆几百里进行了红外线高空照相以寻找尸体，除了发现一头牛的尸首，一无所获。
12月29日，我们得知，理查德在案发前几天租赁了一台碎木机。
当天，我们在实验室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发现，床垫上有大量微小的红褐色污渍，经过抗人血红蛋白测试，这些血迹来自人。而且，这些血迹具有PGM（磷酸葡萄糖变位酶）活性，这证明血迹是新近形成的，因为血渍在12个月之后，PGM将失去酶活性。经过进一步的血型检测，我们发现这些血迹的血型与海伦的血型一致，都是O型血。
12月30日，我们找到目击证人乔伊·海因，这名扫雪车司机在暴风雪夜的凌晨四点看到一台碎木机停在桥上，他还对那个开车的人说：“风雪这么大，早点回家吧。”没想到，那人居然极不礼貌地对他竖起了中指。
尽管诸多证据指向理查德，但是关于海伦的尸首依然毫无线索。
如果理查德杀害了海伦，并且利用碎木机碎掉了她的尸首，那么他会选择在哪里挫骨扬灰呢？
根据目击证人提供的线索，我们顺着那天碎木机停留的岔道，一直来到了约尔拉湖。
没错，这里正是最理想的抛尸地点。
约尔拉湖虽然名为湖泊，但实际上是另一条河的支流，只是水面比较开阔，故而名湖。碎掉的尸骨抛入流动的湖水中，要么被湖里的鱼吞食，要么随波流走，很难留下痕迹。但是，我们很快在堤坝上找到了一些碎木片，以及一个撕成碎屑的信封（经过拼贴还原，证实上面写的是海伦家的地址）。
参加搜索的一位侦探自语：“这儿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在存有疑惑的犯罪现场，我也常常冒出这样的念头，有人说这是第六感。
为了更有效地开展现场调查，我们用一头猪的尸首开始碎木机抛尸实验。为了尽可能接近案件实际，我游说女儿将她的长发剪下来作为我们的实验用具。最终实验证明，尸骨最远只能抛至15英尺，一些较轻的尸骨和头发会遗留在湖边一到两尺之内，而一些较重的尸骨会沉入湖底。
又要下雪了！
我们担心大规模的调查工作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围观，干扰办案进程，于是决定暂时撤退部分警力。尽管证据会被雪掩埋，但是雪也如同制冷剂，会对血液、肌肉、骨骼等生物学证据形成保护。
融雪寻证
迄今为止，我参与调查了8 000多起案件，获得800多个勋章、奖章及荣誉。在美国，我经常被请去演讲。美国警察问我：“李博士，那么多的案子，您是怎么找到证据的？”
我回答道：“我归纳了7种简单方法—站着看、弯腰看、腰弯深一点看、蹲着看、跪着看、坐着看、各种方法综合起来看。”
作为一位鉴识科学家，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不畏艰难的工作态度，证据是不会自动送上门的。
当推测理查德极有可能在约尔拉湖抛尸后，一场大雪覆盖了湖面，我们的调查工作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艰难地行走在两英尺深的积雪里，每天工作10~20小时，在已经冻住的冰冷土层里搜寻证据。
我们将偌大的搜索面划分为众多边长8英寸的网格面，利用便携式加热器一点一点地融雪，将土层铲起，放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的桌面上，通过强力照明灯就近检验是否有任何证据。所有表土和其他物体都用筛子过滤，分离树叶和更大的物体，然后进行清洗，并用放大镜查看。比较重要的证物带回实验室进一步进行分析和检验，数千件可疑微粒随后被装入硬纸板制成的证物箱，以运回实验室做进一步检测。
与此同时，州警潜水部队开始在周边冰冷的水面下进行探测，水深约35米，河水浑浊，水很冷。蛙人只能在水底停留5~10分钟，依靠触觉来查找证据。蛙人们捞出了鞋子、物品、大量书本及酒瓶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更像是一座装满了破旧教学用书的图书馆仓库，也许附近学校的学生们在学期末都要举行扔书仪式。
当蛙人们从水底打捞出一把编号已经磨损的链锯，咨询我是否要保留的时候，我回答道：“留下吧。”当时，我们每天都要处理无数从湖底打捞出来的疑似凶器，而我却从这把看上去还很新的链锯上感觉到了什么，直觉判断它似乎跟案件有关系。后来，我们利用化学方法进行显性，并成功在几秒的时间里快速记下了那个我至今难忘的编号—E591616。而且，我们从当地的经销商那里得到的VISA（维萨）信用卡单据上调查得知，这把链锯正是卖给了—理查德·克拉夫茨。
很多刑警及新闻记者都谈论我这种神奇的预感，他们一再追问我是否有第六感，让我在看到那把链锯时产生了莫名的亲近感。但是，我更愿意相信所谓第六感，是这些因素的结合—数千个案件积累的丰富破案经验、团队的力量以及对新知识保持的开放态度。
最终，我们在约尔拉湖边的雪地里发现了2 660根头发、69块小的人骨碎片、6滴人血、一块被截短的人颅骨、一小节人指、一片指甲和一小片趾甲，加起来一共三盎司人体组织。
现在，我们终于获得充足的证据提请逮捕理查德·克拉夫茨了。
丈夫与妻子
1988年初，该案正式启动审判，我被控方传召出庭做证，用了将近三天时间在法庭上进行现场重建。法庭上的理查德一直面无表情，只是静静地听着。我告诉陪审团，海伦·克拉夫茨已经死了，而且被挫骨扬灰，撒在了约尔拉湖，她的丈夫理查德与此事关系甚大。鉴于理查德提前购买链锯、租借大型碎木机的举动，更可能是他蓄意谋杀了妻子，当然，我也如实告诉陪审团，也有可能是夫妻争执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害！
1989年3月，陪审团最终认定理查德一级谋杀罪成立，被判处99年监禁。服刑将近20年后，他曾经给我写来一封信，信很短：“李博士，您是这场审判中唯一说真话的人，我认可您的分析，但是这是一场意外。”
我没有回复他的信，尽管我很希望这是意外，这意味着海伦没有被她深爱过的丈夫蓄意谋杀，但是理性告诉我，这种可能性很低。理查德是一个智商超群的人，但是他的情商显然并没有与之同步。我接触过许多丈夫杀害妻子的案件，有不少当事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妥当地处理家庭关系。
我一生受益于妻子的支持，因此对这类案件总是感到极为痛心。我醉心于法庭科学事业，妻子早年独力照顾一双儿女，辛苦之情状可想而知。我理解妻子的唠叨，妻子也体谅我的辛苦和追求。因此，即使我们偶有争执，都会在一个善意的表情、一句关心的话语或者一份美食中，轻松化解。
在融雪寻证的日子里，我每天在冰天雪地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回到家后，双脚已然冻僵，妻子宋妙娟细心地用热水为我暖脚，我常常说：“如果没有太太，我的这双脚也许早就废掉了。”
我的太太是出生在沙捞越的华侨，早年在台湾求学。在遇到太太之前，我曾向母亲许下承诺，不取得博士学位，绝不结婚。
1961年的一天，我正在台北警察局的警长办公室忙碌着。一位警员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李巡官，有一位签证过期三年多的女生来办理业务，她非法滞留，可能涉及行政处罚，您来处理一下吧。”
这位女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我们一见钟情。为了再次见到她，我还告诉她第二天再来接受处理，当然她也乐意接受我小小的“拖沓”。一来二往，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谈婚论嫁。
但如何通过母亲那一关，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母亲知道我要违背之前的承诺结婚，非常生气，但我执意如此，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违背母亲的意愿。我再次向她承诺，结婚和读博士并不冲突，婚后我们会互相勉励。
最终，爱子心切的母亲还是同意了。有了母亲的祝福，我们于1962年春在台北正式成为夫妻。虽然成长和受教育背景截然不同，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沟沟壑壑，但我们都轻易以爱跨过。
婚后，我们曾在沙捞越生活一年。1965年，在姐姐李小枫的鼓励下，我说服太太放弃马来西亚安逸的生活，来到美国帮助我完成“博士梦”。飞机抵达纽约，我们说着半生不熟的英文，口袋里揣着仅够两人回程机票的钱，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国的闯荡。由于生活拮据，我们不得不挤住在一间很小的公寓里。我在学习之余还要同时兼三份工作，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太太从小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养尊处优，但她对这样的生活从没有过一句抱怨，始终全心全意支持我。台湾“中央警官学校”的学历不被承认，我只得重新从本科开始求学生涯。我用两年念完本科，两年多读完研究生，一年取得博士学位。这样的速度也许在常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后来有许多人问我：“你是如何做到的？”很多时候，大家所能看到的，都是我功成名就后的光鲜，却很少有人能想象出在这之前我付出的时间、精力。我的博士生导师奥乔瓦博士是诺贝尔奖得主，他和我姐姐李小枫都希望我继续从事生化研究工作。毕业后许多美国名校，如哈佛、伯克利都向我发出聘书，但是，我却选择了鉴识科学这一行。
在我正式走上鉴识科学这条路之后，我亏欠了妻子和家庭太多太多，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向妻子和孩子们表达歉意。我也曾多次“退休”，希望专心从事案例研究、教学等工作，以便能够有更多时间陪伴家庭。但是，来自各地的求助电话和信件总是令我不断重返工作岗位，那些凶杀案里孤独的游魂，在等待我们寻找真相。
我出生于1938年，现在已经77岁，但我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的工作热诚。我一天工作14~18个小时，每天休息5个多小时，其中与家人的相处时间都集中在快速吞食的早餐桌上，妻子常常揶揄我吃饭就像个“吸尘器”。确实，我对吃饭并不在意，我吃得很简单，也不愿意为此花费太多时间，我需要与时间赛跑，以免留给作案者更多掩盖真相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妻子及朋友对我默默的支持。从事鉴识科学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识过无数个令人扼腕惋惜、不忍再睹的场景，人性、道德与尊严屡屡被金钱、贪欲、残暴践踏、蹂躏……尽管我在很多人看来是揭露真相、发现真凶的斗士，但再坚强的心也有柔软的时候，也会因为与暴虐对质而难免失落、伤神……安静温柔的妻子，是我灵魂的停泊地。即使默默无语，只是执子之手，我暂时迷茫或困顿的内心也会归于平静，重新获得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