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没有宗教战争，更没有君权和教权之争。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上层什么都不信，下层什么都信。
佛教早期在中国流传时，佛教高僧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不依国法，佛法难立”。世俗政权绝对高于宗教组织，但是传统上中国的世俗力量并不迫害宗教力量。五十年前开始的为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历史中短暂的例外。
目前，把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已经从人们的脑中消失。可能由于社会上层什么都不信，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就热衷于追求金钱和权位；因为一般老百姓什么都信，所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五花八门的信仰十分盛行。这固然是“兼容性”的表现，也是大众心灵空虚的反映。
——《国王与僧侣》
斯大林，这个鞋匠的儿子、神学院学生出身的职业革命者，是格鲁吉亚民族历史上最出名也最有权势的人。他领导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三十年。二次大战时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卫国战争，至今仍然被许多俄罗斯人怀念；他拒绝希特勒的建议，不肯用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德国元帅交换他那被德军俘虏的儿子，也令很多人感佩。他用极残暴的手段整肃异己，则被历史所唾弃。
此外他所做的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熟知的决定，至今还影响着千万人的生活。
斯大林是苏联的第一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生长于民族关系复杂的高加索地区，他对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十分了解。他同意列宁关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由本地区的民族实行自治的基本政策。不过为了“分而治之”，却又尽量使这些地区的疆界内包括另外一些民族。如今中亚几国的民族冲突都可以溯源到斯大林的政策。
二次大战时，斯大林以高加索原住民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同情纳粹为理由，将他们迁移到西伯利亚。最后由于赫鲁晓夫的公开批评，这些人才逐渐返回他们世世代代已经居住了几千年的北高加索。今天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起因也与斯大林不无关系。
斯大林1911年后从未再返故里。然而在不少格鲁吉亚人的心中，斯大林依然是格鲁吉亚的骄傲。也许这就是他的塑像一直要到2010年才从基座上被搬下来的缘故。
——《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
叙利亚旅游资源丰厚，出于政治原因，旅游业一直不发达。即使如此，从这个司机的话里，我觉得叙利亚对旅游业还是颇为严肃，至少对导游的要求比中国不少省份都要严格。
司机一路和我谈到许多问题。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已订婚两年，但是没钱结婚。他们两人决心尊重伊斯兰传统，未婚前不“越轨”，但是他未婚妻的家人仍然防范他，令他不悦。他说他亲眼见到一些海湾国家的游客到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后就饮酒作乐，胡作非为，认为这是伪善，不是穆斯林的行为。至于什叶派教法允许暂时而有期限的婚姻，他就更为不齿。他还说，在穆斯林国家的电视上经常报道什叶派游客到外国娶一星期甚至一天的妻子，他认为这根本是性交易。他还说，伊朗女游客也经常一落地就换装打扮，招蜂引蝶。
——《叙利亚：从司机到总统的命运》
通过朋友介绍，我在一对伊朗教授家里吃了一顿典型的伊朗晚餐。我已经记不得那些菜的名字，但是很清楚地记得我们谈到了伊朗知识分子的处境。当时，我非常想知道主人夫妇认为伊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有追问。毕竟，我不应该滥用他们对我的善意。
带着这个疑惑，我登上了返程的飞机。当飞机差不多离开伊朗领空时，我注意到飞机上的妇女们纷纷摘下了她们的头巾，有些人涂上了唇膏，还有人到洗手间里换上了时髦的衣裳。顷刻之间，我明白了，伊朗的未来就在这些有机会出国的人们的心中。
到达德黑兰那天，朦胧的天气使我无法从机窗看清楚德黑兰的面貌。而离开这天，我在机舱内见到了它未来的轮廓。
——《伊朗：波斯文明巡礼》
2006年10月，我曾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科学之城大学（Bilkent University）做过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当时恰逢伊斯兰斋月，但我的生活和交流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然，一定有不少人是按规定从日出到日落既不进食也不饮水。但秘书为我和不少教授约定的会面一般选在大家都有空的中午，他们一般请我在完全正常营业的教员餐厅吃午饭。出于好奇，我也曾特地到学生食堂看过，中午同样是熙熙攘攘，感觉不出来这是伊斯兰的斋月。
伊斯兰传统与西方人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节奏的确存在互相适应的问题。土耳其人既然无法改变《古兰经》有关斋月的规定，又想依照西方现代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社会，就只能在两者之间作一个并不容易的选择。
据我观察，大学高层和大部分学生都不守斋，但一部分学生和比较多的低层校工还是守斋的。十年过去了，我很想再去那两个食堂做一次实地观察，看看上面说的回潮现象在需要忍受肚子饿的时候是否依然如此。
——《土耳其：正在上演的“文化革命”》
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时候，经常在谈判桌上划定边界，丝毫不照顾边界两边居民的部落、语言和生活方式，更不会询问他们的意愿，也很少考虑到山脉、河流、沙漠等自然的地理边界。20世纪独立的非洲国家因此产生了大量边界纠纷以及部族或部落冲突。今天苏丹和好几个邻国都有这类矛盾；达尔富尔问题就和它与利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边界附近的跨界民族有关。其次，英国在治理苏丹（名义上是英国和它的保护国埃及共管）时，有意分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英国以防止疟疾为由，禁止北部的阿拉伯人到南部，也禁止南部人到北部，但又鼓励基督教传教士在南部传教。其结果是助长了苏丹南部人和北部人各自不同的认同。第三，苏丹人在19世纪末反抗英国殖民者时，曾依赖他们最有力的社会资源，即中世纪的伊斯兰文化传统；蔓延很广且持续十几年的“马赫迪（Mahdi，即救世主）运动”就是以伊斯兰的神秘主义为号召进行的反英抗争。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年，但当前苏丹社会仍旧弥漫着浓厚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历届苏丹政府，包括现任总统巴希尔本人，都强调伊斯兰教法的重要性，在处理社会冲突时往往不依据苏丹独立时接受的英国留下的普通法。这几个原因使苏丹很难解决它的棘手问题，也使它很难得到西方国家的理解与同情。
——《苏丹：曾经的非洲第一大国》
【两个秃头抢梳子】
1963年我初次访埃塞俄比亚时，它刚取消了厄立特里亚的宪法而将之改为一个行省，当地人民不满的情绪是可以预料的。以后长达三十年的战争给埃、厄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使双方都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机。埃、厄两国的自然环境恶劣，经常发生饥荒；人民生活穷困，又多半不识字。有人说，埃、厄两国的战争，就像两个秃头为了抢一把梳子而打架！近年来两国各派军队驻守边界，但是双方逃荒的饥民却经常为求生而进入对方的国境，这对当政者真是一大讽刺。
——《厄立特里亚：红海西南的孤立古国》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俄等欧洲国家先后掀起反犹太风潮，许多欧洲犹太人因而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t Movement），逐渐移居巴勒斯坦。191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Lord Rothschild）的协助下，得到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 J. Balfour）的承诺，即著名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政府会在战后尽力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园。 上篇提到的《阿拉伯通史》的作者希提反对“巴勒斯坦”这个概念。作为一名阿拉伯基督教徒，他认为“巴勒斯坦”这个名词和地理区域是19世纪欧美基督教会的主日教学校最早把它放进教室的挂图里，并且经常向主日学校的儿童灌输这个以往并没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地理概念。
英国在一次大战期间既应允让阿拉伯人在战后独立，又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可以说是后来以、巴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根源。
——《约旦：谁说命运可以自己掌握》
犹太人自公元70年神庙遭罗马人捣毁、人口被驱赶四散之后，历经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十字军”时代、马木留克王朝，一直到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都没有多少人住在耶路撒冷。但如果说因为以前没有大量人口居住某地，便缺乏提出领土主张的合法性，那么世界上的政治版图永远都不可能有大变动。阿拉伯军队在公元638年进入耶路撒冷进行统治之前也很少有阿拉伯人住在那里，而阿拉伯人进入耶路撒冷是对以往政治版图的否定，与以色列人目前的做法属于同一性质。
今天，犹太人以他们的古老历史和被毁的神庙地基（temple mount）为主权的理由。阿拉伯人则以在同一地点的两座清真寺和《古兰经》里记载穆罕默德被真主在夜间由耶路撒冷召上天（“登霄”）为理据，声称耶路撒冷是穆斯林的圣地。以此类推，基督教徒一样可以用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与复活，以及现在被维修得很好的耶稣圣墓（Holy Sepulchre）都在耶路撒冷为依据，主张对耶路撒冷有控制权。事实上，在伊斯兰世界恶名昭彰的“十字军”正是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并且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了持续一个世纪的拉丁王国。有意思的是，由于基督教几个宗派在耶路撒冷古城的基督教管区里都占有一席之地，彼此又互不相让，耶稣圣墓大教堂那把古旧的大钥匙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由一个住在附近的穆斯林家族保管。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归属》
【一个独眼人和九十九个瞎子】
9世纪末，保加利亚的国王曾在君士坦丁堡留学，并受洗为东正教徒，被称为“半个希腊人”。但是他就任国王后，企图以保加利亚人为核心建立一个神圣同盟，并对拜占庭发动进攻。他虽没有成功，但是此后一百年间保加利亚人仍然持续有取拜占庭而代之的野心。
公元1014年，拜占庭皇帝在马其顿亲自应战保加利亚军队，大获全胜。他把俘虏的保加利亚士兵分为一百五十队，每队一百人，下令将每队中的九十九人的双眼挖掉，将剩下一人的一只眼挖掉。然后命令这个独眼人带领其余九十九个俘虏回家。保加利亚国王见到这个惨状，第二天就一命呜呼！
自此以后，保加利亚就没有再威胁过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说希腊语的罗马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