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

知名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颠覆性巨著，标志着20世纪时代思想的转折，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因此出现了巨大的转向。

一场人类意识探索的盛宴，一次刷新阅读体验的脑力挑战。有如悬疑小说一般娴熟的叙事技巧，在哲学和科学的交界处跳着踢踏舞。

揭示情绪的奥秘，重新审视人类理性。打破身心二元论，开启具身新时代。

国内外众多知名神经科学家及诺奖得主集体盛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倾情作序！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傅小兰、北京大学脑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周晓林、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周仁来、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宁向东、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卫·休伯尔联袂推荐！

达马西奥“情绪与人性”五部曲之一。

湛庐文化出品。

在20 世纪，笛卡尔推崇的身心二元论占据主流。二元论拒绝承认情绪在理性决策中的作用，认为情绪是理性思考的杂音。然而，既是临床医生又是神经科学家的达马西奥，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理性决策离不开对身体情绪状态的感受。这一论断简单却有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支配西方几百年的身心二元论。自《笛卡尔的错误》出版以来，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笛卡尔的错误》中，达马西奥教授通过丰富的临床案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情绪在人类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的躯体标记假设，为身心之间的联结提供了当代科学的确证，把虚无缥缈的心智转变为具体可感的实在之物。为我们思考人类的理性和意识，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路径。

书中丰富的临床案例和富有洞见的理论假设，共同为我们带来一场人类意识探索的盛宴。达马西奥教授带领我们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带领我们走进人类理性的深层结构之中。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他以情绪为出发点，从演化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人类意识的产生路径，其研究成果被各学科研究者广泛引用，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院评为“高被引学者”之一。

他的第1部著作《笛卡尔的错误》一经问世便获得热烈反响，自此之后，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向。

《笛卡尔的错误》是探讨身心关系这一心理学基本问题的杰作。达马西奥教授通过丰富的病例研究和理论假设，厘清躯体与心智、情绪与推理的关系，揭示了情绪和感受在理性思考和社会行为中的关键作用，非常值得一读。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与许多哲学家一样，达马西奥挑战了二元论，主张不存在一个独立于身体的灵魂。但与哲学家不同的是，他系统研究了额叶脑损伤的患者，用实证数据阐述了情绪、推理与大脑的关系。对深奥的哲学命题，《笛卡尔的错误》却能用故事般的描述加以论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若你也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行为充满好奇，你必定会为达马西奥清晰、风趣、富有哲理的论述而深深着迷。

——周晓林

北京大学脑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心理与脑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脑是心理现象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心理科学领域的基本命题之一。即使在今天，强化这种观点的趋势仍在持续，中国、美国、欧盟等对脑科学的高度重视就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但达马西奥用他毕生的研究告诉我们：心智的产生离不开躯体，对躯体状态的感受构建了我们的情绪，对情绪的感受则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到行为得体、礼仪有度。

——周仁来

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

达马西奥在阐释人类抉择行为及其个体差异的脑机制方面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他创立的理论，为将各种脑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心智和意识的产生，开拓了新的思路。

——李武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我们接受的很多观念，其底色是笛卡尔打的。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自觉和不自觉地成为了我们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的方法论。当达马西奥对这一切提出具有颠覆意义的看法时，我的反应是震惊；当达马西奥提出严肃证据时，我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大时刻。

——宁向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这位享誉世界的神经科学家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整合。他的观点建立在对大脑的深刻理解上，而不是像工程师那样企图进行重新设计。这本书作为经典当之无愧。

——大卫·休伯尔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达马西奥的观点新颖独特、涉猎甚广……人们应该认真对待他深思熟虑、谦虚的阐述。除了阐明额叶的功能，本书还提出了一个耳目一新的生理学机制，这个机制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被深入研究。在当前学术界，提出一个关于情绪的新观点已经司空见惯了。

——《自然》

《笛卡尔的错误》用优美的写作阐述了作者关于大脑功能的观点。对于想要道人类如何思考的人，对于需要时刻谨记脑是伟大造物的外科医生，以及对需要知道如何进行假设检验的科学家，这本书都是不可多得的。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

对人类本质的一次雄心勃勃却又细致入微的探寻。

——《波士顿环球报》

达马西奥抛弃了传统的躯体与心灵的二元区分，在哲学和科学的边缘跳着踢踏舞。

——《费城问询者报》“年度值得关注作品”颁奖词

应该对达马西奥表示祝贺，他用一个清晰的思路展示了人类的推理与情绪如何交互并产生决策、信仰以及行动计划……通过厘清躯体与心智、情绪与推理的关系，他为这些领域正在进行的令人兴奋的探索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博物学》杂志

这本书比小说还精彩。《笛卡尔的错误》构建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从而颠覆了我们对自身非常重要器官的理解。

——《费加罗杂志》

《笛卡尔的错误》用优美的写作阐述了作者关于大脑功能的观点。对于想要知道人类如何思考的人，对于需要时刻谨记脑是伟大造物的外科医生，以及对于需要知道如何进行假设检验的科学家，这本书都是不可多得的。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

达马西奥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观点……情绪是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情绪系统受到严重损害，所谓的理性也会失去。

——《华盛顿邮报》

本书清晰地表明了，情绪和其他认知功能，如运动、语言和记忆一样，值得进行科学探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给神经科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地说，其实心灵就在大脑中。

——《金融时报》

推荐序 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汪丁丁

序 言 在推理中发现情绪

导 论 情绪、感受与躯体

Part1 悲剧带来的启示

人们常说，明智的决策来源于冷静的头脑。现在有这样一些患者，他们因疾病或事故丧失了感受情绪的能力，不过他们的智力依旧健全，有的甚至还高于常人。不过奇怪的是，他们却不能再作出任何理性的决策了，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传统认知。

第01章 盖奇的幸运与不幸

第02章 盖奇大脑结构探秘

第03章 现代版的盖奇

第04章 更多病例证据

Part2 聚焦情绪和感受

情绪和感受与躯体状态息息相关，躯体标记假设解释了情绪和感受如何在理性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大脑只是用纯粹理性的方式进行推理，那我们将会陷入“理性计算”的无穷漩涡之中，以至于根本无法作出任何理性决策。

第05章 一些可能的解释

第06章 基本生物调节过程

第07章 情绪和感受

第08章 躯体标记假设

Part3 彻底颠覆二元论

从躯体标记假设和演化的证据上看，没有躯体就不可能产生心智。但笛卡尔的“二元论”却在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个鸿沟，它将精巧的心智过程与躯体分离了，这种观点一直主导着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是时候颠覆它了。

第09章 检验躯体标记假设

第10章 为躯体服务的大脑

第11章 推理中潜藏的激情

后记 处于冲突中的人类心灵

注释与参考文献

致谢

译者后记

笛卡尔的错误

如果不提及笛卡尔这位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极具影响的科学家，不提及他在身、心、脑三者方面的观点，我就无法向大家呈现本部分内容。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关注的是笛卡尔身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以及这个观点的几个现代变体。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心智与大脑有关，但仅限于将心智看作软件程序，运行在一个称为大脑的计算机硬件上；或者大脑和躯体是相关的，但只是说前者必须要在后者的生命支持下才能生存。

那么笛卡尔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呢？还是用更好的说法，不礼貌、不友好地问一句，笛卡尔到底哪一点错了呢？有人可能会先抱怨并责备他让生物学家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机械论作为生命过程的解释模式。但这也许不是很公平，所以可能会继续转向那句“我思故我在”。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其首次出现于 1637 年法文版的《方法论》（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第四部分，还有 1644 年拉丁文版的《哲学原理》（Principles of Philosophy）的第1部分中 。从字面上来说，这一说法和我所认为的心智的起源以及心智与躯体关系的观点正好相反。这句话表明思维和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基础。既然我们都知道笛卡尔认为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那么这句话的确对将“思考的东西”（res cogitans）从具有外展性和机械性的躯体部分 (res extensa) 中分离出来进行了颂扬。

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生命就已经存在了。在演化的某个时刻，一个基本的意识出现了。有了这个基本的意识，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心智；如果心智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思考出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进而用语言来沟通和组织思维也成为可能。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存在”是先于“思考”而出现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是先存在，然后再思考，我们存在之后我们才能思考，我们思考只因我们存在，因为思考的确是由生物的结构和运作所引发的。

当我们把笛卡尔的声明放回到它所属的时代，我们可能会想一会儿，是否这句话的含义与现在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可以看一看，是否这句话只是对感受和推理的一种肯定，而并没有涉及其起源、成分和时间特征呢？是否这句话只是笛卡尔为了调和宗教压力而创造的呢？后者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无从证实这一可能。笛卡尔把他常引用的一句话作为他的墓碑碑词，“Bene quilatuit, bene vixit,”其意义是“隐藏得很好的人，才能活得好”，这句话来自欧维德（Ovid）的《哀怨集》（Tristia，3.4.25），难道笛卡尔隐秘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吗？对于前者，我认为笛卡尔写的就是他自己想表达的。他写下那句话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观点确定无疑，且任何质疑都无法动摇它：“……评论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真理确定无疑，即便是特别刁钻的怀疑论者也无法动摇它，我决定，将其作为我追求的哲学的首要原则。“

这里，笛卡尔在为自己的哲学打下逻辑基础，这个说法和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我错误所以我存在”（Fallor ergo sum）相类似 。在下面几段中，笛卡尔明确地澄清了自己的观点：“据此，我知道“我”是一种物质，其全部本质或性质就是思考，而它的存在并不需要空间，也不依赖于任何实在物质 ; 所以这个“我”就是我所说的灵魂，独立于个体，比后者更容易理解 ;即使没有躯体，灵魂也不会消亡。“

这就是笛卡尔的错误：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个鸿沟，即在有形有象、机械动作且无限可分的躯体，以及无形无象、无法触及且不可分割的心智间，划分了一个鸿沟 ; 他认为推理、道德判断、以及肉体疼痛或情绪动荡所带来的痛苦存在于躯体之外。具体来说：他将极为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抓着笛卡尔不放，为什么不选择柏拉图？柏拉图对躯体和心智的看法更为激进，《斐多篇》（Phaedo）就可以体现这一说法。为什么要喋喋不休地抓住笛卡尔这个错误？毕竟，他的一些其他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如他认为热量使血液循环，还有血液中的细小颗粒蒸发成“动物精神”，从而使肌肉运动。为什么不攻击这两个错误？原因很简单：我们长期以来就认识到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血液循环的方式和原因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答。但是考虑到心智、大脑和躯体的问题时，情况就并非如此了，笛卡尔的错误还是极具影响力。对于许多人来说，笛卡尔的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进行重新审视。

在 20 世纪中期，笛卡尔的心智无实体的观念使人们将心智比喻成软件程序。事实上，如果心智是与躯体分离的，或许人们可以不借助神经生物学而去理解它，也不需要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的知识。有趣但矛盾的是，许多认知科学家认为自己不借助神经生物学就可以探索心智，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二元论者。

可能在有些神经科学家的观念中还残存着笛卡尔二元论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只关注大脑就可以完全解释思维，而不用考虑有机体的其余部分和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实际上也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环境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有机体之前行为的产物。我抵制这种观点，并不是因为心智与大脑活动没有直接的关系，显然并非如此；而是还因为这个说法是不完备的，让人无法认同。心智来源于大脑是无可争辩的，但我更希望评估这个观点，并考虑大脑中的神经元如何实现思维性的运作。就我而言，后者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也似乎塑造了西方医学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方式（见后记）。笛卡尔的学说同时渗透到了研究和治疗领域。因此，躯体疾病所造成的心理后果通常被忽视或没有被认真考虑。除此以外更被忽视的是心理冲突所产生的躯体后果。笛卡尔确实改变了医学的发展历程，颠覆了心智存在于躯体的观点，即便后者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文艺复兴时代都占主流。如果亚里士多德了解这一切，他该对笛卡尔有多不满啊！

笛卡尔错误的各种版本，使人们忽视了以下事实，即人类心智根植在复杂且脆弱、有限但独特的生物体中；他们掩盖了在这种脆弱的、有限的和仅有的知识中隐含的悲剧。人们无法意识到固有的悲剧，所以很少想到减少这些悲剧，也因此对生命的价值不够尊重。

关于感受和推理的说明，以及我讨论过的大脑与躯体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支持我这本书中的观点：有机体的角度对从整体上理解人类心智是必需的；心智不仅必须从非物质领域转移到生物组织的领域，而且还需要与一个完整的、整合了躯体和大脑的有机体相联系，此外还需要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充分互动。

然而，我所设想的具身心智，并不放弃那些构成灵魂和精神的精妙的层次上的运转。从我的角度来看，正是灵魂和精神，加上尊严和人性，才能形成有机体展现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许作为人类，我们可以做的不可或缺的事情，就是每一天提醒我们自己和其他人，人类具有复杂性，脆弱性，有限性和独特性。这当然是困难的工作，难道不是吗？将精神从不存在的基座移到其他某个地方，同时保持其尊严和重要性 ; 承认其谦卑的起源和脆弱性，但仍接受其指导；但是，如果我们不加以坚持，那还不如让笛卡尔的错误就这样流传下去。

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

——序达马西奥著作五种中译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大约15年前，我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在友谊宾馆吃午餐，他来北京大学参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的系列演讲活动。闲聊一小时，我的印象是，给这位实验经济学家留下较深印象的脑科学家只有一位，那就是达马西奥。其实，达马西奥至少有三本畅销书令许多经济学家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索罗斯。大约2011年，索罗斯想必是买了不少达马西奥的书送给他的经济学朋友，于是达马西奥那年才会为一群经济学家演讲，并介绍自己2010年的新书《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 to Mind: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我建议的直译是“自我碰上心智：意识脑的建构”），同时主持人希望达马西奥向经济学家们介绍他此前写的另外两本畅销书，即《寻找斯宾诺莎》（2003）和《笛卡尔的错误》（1995），后者可能也是索罗斯特别喜欢的书。索罗斯总共送给那位主持人三本《笛卡尔的错误》。笛卡尔是近代西方思想传统的“理性建构主义”宗师，所以哈耶克追溯“社会主义的谬误”至360年前的笛卡尔也不算“过火”。索罗斯喜爱达马西奥，与哈耶克批判笛卡尔的理由是同源的。

脑科学家达马西奥，在我这类经济学家的阅读范围里，可与年长五岁的脑科学家加扎尼加相提并论，都被列为“泰斗”。术业有专攻，达马西奥主要研究情感脑，而加扎尼加主要研究理性脑。“情感”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包含了被感受到的情绪，“理性”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远比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更宽泛，王国维试图译为“理由”，梁漱溟试图译为“性理”（沿袭宋明理学和古代儒学传统），我则直接译为“情理”，以区分于西方的“理性”。标志着达马西奥的情感与理性“融合”思路的畅销书，是 1999 年出版的《感受发生的一切》（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我的直译是：“发生什么的感觉：身体与情绪生成意识”）。达马西奥融合理性与感性的思路的顶峰，或许就是他2018 年即将出版的新书《生命的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 Feeling,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我的直译是：“世界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文化之形成”）。

在与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史蒂芬·平克的妻子）的一次广播对话中，达马西奥承认斯宾诺莎对他的科学研究思路有根本性的影响，甚至为了融入斯宾诺莎，他与妻子专程到阿姆斯特丹去“寻找斯宾诺莎”。他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开篇就描写了这一情境，他和她，坐在斯宾诺莎故居门前，想象这位伟大高贵的思想者当时如何被逐出教门，又如何拒绝莱布尼茨亲自送来的教授聘书，想象他如何独立不羁，终日笼罩在玻璃粉尘之中打磨光学镜片，并死于肺痨。如果这两位伟大的脑科学家知道陈寅恪写于王国维墓碑上的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要将这一名言写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扉页。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斯宾诺莎的情感学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对达马西奥产生的影响，不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晚年达马西奥的问题意识，很明显地，从神经科学转入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再转入“文化”或“广义文化”（人类以及远比人类低级的生物社会的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为生活提供意义，广义文化常常隐含地表达着行为对生命的意义。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开始于10亿年前的真核细胞。达马西奥和我都相信（参阅我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原始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结果。并且，我们都认为广义文化的核心意义是“合作”——我宣称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达马西奥认为关于合作行为的“算法”是10亿年演化的产物，虽然，这样的广义文化将世界表达为一套“奇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细胞的演化阶段（大约20亿年前），很可能“线粒体”细胞与“DNA”细胞相互吞噬的行为达成僵局，于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细胞，而这样的细胞，基于共生演化或合作，确实看起来很奇怪。他把这一猜测，写在 2018 年的新书里。不过，早在2011年，哈佛大学诺瓦克（Nowak）小组的仿真计算表明，在几千种可能的“道德”规范当中，只有几种形成合作的规范是“演化优胜”的。

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细胞膜围成的内环境，只要有了“内环境稳态”（homeostasis），只要在生存情境里有可能偏离这一稳态，就有试图恢复这一稳态的生命行为，不论是否表达为“情绪”、“意象”或“偏好”（喜欢与厌恶）。因此，生命行为或（由于算法）被定义为“生命”的任何种类的行为，可视为是“内平衡”维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学的、神经递质的，于是，在物理现象与生命现象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根据演化学说，在原始情绪与高级情感之间也不存在鸿沟。在融合思路的顶峰，达马西奥推测，从生命现象（“脑”和“心智”）

涌现的意识现象，以及从意识现象（基于“自我意识”）涌现的“精神现象”，都可从上述的演化过程中得到解释。个体与环境的这种共生关系，不妨用这篇序言开篇提及的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达，概括为“演化理性”，又称为“生态理性”。

精神现象，在20世纪的“新精神运动”之前的数千年里，主要表达为“宗教”——个体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觉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还有信仰外化而生的制度。在当代心理学视角下，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处理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个体而言，广义的环境是宇宙，或称为“整全”，中国人也称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为“太一”命名，因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穷尽整全，于是都算“亵渎”。初始的信仰，就是对个体生命在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内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个体和族群得以繁衍而产生的恩典感。个性弘扬，抗拒宗教对信仰的束缚，诸如路德的改革，于是个体生命可以表达与神圣“太一”合体的感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归根结底，还是个体要处理它与“整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套关系是连续的谱系，从低级的细胞膜行为——称为“情绪”，演化为高级的信仰行为——称为“精神”。

我认为达马西奥的这几本书，或许远比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更容易读懂。众所周知，以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状况，优秀译文难得。谨以此序，为湛庐文化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的努力提供道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