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
在本章中，三个人喝着杏子鸡尾酒，很多人彻夜长谈自由，而更多的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们还想弄明白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是更像一种情绪，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伤痛小说家那儿，进而可以追溯到惧怕无限空间之寂静的布莱兹·帕斯卡，然后可以追溯到探索灵魂的圣奥古斯丁，追溯到《旧约》里乏味的《传道书》，以及那个胆敢质疑上帝同他玩的游戏，但最终在威逼之下只能就范的约伯。简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对任何事感到过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将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精确到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其时，三个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后来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时25岁左右的她，喜欢透过优雅面纱下的双眼近距离地观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让-保罗·萨特在一起。萨特时年27岁，佝偻着背，嘴唇像鲶鱼一样下翻，面颊凹陷，耳朵突出，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因为他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时常会向外游离。与他交谈时，你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着自己注视他的左眼，就会发现一个温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着你：这个男人对你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
萨特和波伏娃的兴趣这时上来了，因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诉他俩。这个人是萨特在校时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生同学，温文尔雅的雷蒙·阿隆。和他们俩一样，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过，萨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国教书——萨特在勒阿弗尔，波伏娃在鲁昂——而阿隆却是在柏林做研究。他正要告诉两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单词在英语和法语中皆是冗长而雅致，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扬格诗句。
阿隆也许讲了些类似这样的话：传统的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是德国的现象学家，却直接研究起了他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把自柏拉图起就维系哲学发展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诸如“事物是否真实”或者“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一类的谜团，搁置在一边，然后指出，任何问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本身就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充满事物外观，也就是“现象”（phenomena，出自希腊语，意为“出现的事物”）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忽略其他，专注于和现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谜团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先用括号括起来，好让哲学家去处理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现象学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振奋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浪费时间了，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另一个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补充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纵观历史，所有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问题上，而忘记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你自己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坚称，要是你不问这些，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荐现象学方法：无须理会智识的杂乱，只要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对萨特说：“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这是自学生时代起阿隆对萨特的昵称——“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波伏娃写道，萨特听到这话后，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夸张，仿佛是在暗示他俩从未听说过现象学，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试着读过一些海德格尔。1931年，海德格尔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What is Metaphysics?）的译文，就曾与萨特早期的一篇论文一起出现在某期《道岔》（Bifur）杂志里。但是，波伏娃写道，“因为我们一个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现象学有什么好。”但现在，他们注意到它的好了：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研究哲学的方式。
他们早已准备好迎接哲学的新开端了。在中学和大学，萨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够了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知识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地重新诠释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识论的问题互相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这种思考费劲而又无用，尽管这三位学生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都不满于此，尤以萨特为甚。毕业后，他透露说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破坏性的哲学”，但是对这种哲学会采取什么形式却又含糊其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他当时才刚发展出一种朦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来，现在已经有人早他一步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说萨特听到了阿隆有关现象学的消息后面色发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源于兴奋。
反正，萨特从没忘记那一刻，在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他冲到最近的书店，然后说：“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书，胡塞尔的学生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维纳斯这本书还是未裁开的毛边本，但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走边读。那一刻的他可能变成了济慈，那个初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作品时的济慈：
那时我觉得仿佛某位观象家，
当一颗新行星游入他的视野；
或如坚毅的科尔特斯用鹰之眼
凝视着太平洋——而他的同伴
怀抱一份狂热的猜测彼此相望——
沉默，在达利安山巅。
萨特没有鹰的眼睛，也从不善于沉默，但无疑他心里满是猜测。看到了萨特的热情后，阿隆建议他在当年秋天时来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就像他自己那样。萨特可以去学德语，读现象学家的原版论著，并就近吸收他们的哲学能量。
随着纳粹刚刚掌权，1933年并不是搬去德国的好年份。但对于想改变生活方向的萨特来讲，却正是好时候。他厌倦了教书，厌倦了在大学所学的一切，厌倦了尚未成为自己从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这一现状。如果要写他想写的东西——小说、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须去冒险。他曾想象去君士坦丁堡跟码头工人一起劳动，去阿托斯山同僧侣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随贱民一起躲藏，去纽芬兰岛的海岸和渔民一起抵抗风暴。不过，眼下不在勒阿弗尔教学生，也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
萨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过后，他抵达柏林，开始学习。年末返回法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一种融合之后的新哲学：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之前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思想，又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的但却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萨特哲学创造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的确把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是山间的漫步，是对深爱之人的激情，是来自不喜欢之人的厌恶，是巴黎花园，是勒阿弗尔深秋时的大海，是坐在塞得过满的坐垫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时乳房往身体里陷的样子，是拳击比赛、电影、爵士乐或者瞥见两个陌生人在路灯下见面时的那种刺激。他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
与此前用谨慎的主张和论点来写作的哲学家不同，萨特会像小说家一样写作——用不着惊讶，因为他自己就是小说家。在他的小说、短篇故事和剧本以及哲学论著里，他写下了关于世界的身体感受和人类生活的结构与情绪。不过，他写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个十分宏大的主题：获得自由意味着什么。
自由，在萨特看来，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这一点，才把人类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其他事物只能在某处待着，听凭摆布。萨特相信，就连人之外的动物，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在听从塑造了它们那个物种的本能和习性行事。但作为一个人，我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当然，我可能会被我的生物性影响，或者被我所处的文化和个人背景等方面影响，但这些并不能合成一张用来制造我的完整蓝图。我总是先我自己一步，边前行，边构筑自身。
萨特把这个原则变成了一句三个单词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在他看来，这个信条便足以概括存在主义。不过，它虽有简明扼要之优，可也有不易理解之劣。大概来讲，它的意思就是，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中后，我会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或本性，或本质），但其他客体或生命形式却不会这样。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为我始终会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人类境遇之中，以至于在萨特看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境遇，从有第一缕意识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将其抹去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想法。萨特将其彻底完善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中——更是因此成了明星人物。他以大师的身份受到款待与奉承，接受采访与拍照，受委托撰写文章和序言，受邀进入各种委员会，发表广播讲话。虽然人们常常请他就他并不专精的各种话题发表意见，但他从来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同样，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写小说、新闻稿、日记、散文和哲学论文——虽然贯穿其中的哲学思想，通常很接近萨特自己的哲学，不过，她的哲学基本上都是她独立形成的，且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他们两人一起参加巡回演讲与售书，有时候参加讨论会时，还会被安排在最中间，坐在像王座一样的椅子上——这才符合他们的身份：存在主义的国王与王后。
萨特头一回意识到他已成为名人，是1945年10月28日在巴黎中央大厅的“现在俱乐部”发表公共演讲时。他和组织者都低估了过来听他演讲的人数。售票处遭到围攻，许多人因为他们没法靠近售票台，干脆免费进到了里面。在争抢中，椅子遭到了损坏，有几位听众还在反常的炎热天气里晕倒了。或者如一位《时代》杂志的作者给图片加的注解所说的：“哲学家萨特。女人被迷晕。”
此次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萨特，站在人群中想必都不易被看到，但他振奋人心地阐释了自己的思想，后来又以此写了一本书，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英译本名为《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演讲和书中的最高潮处，是一件在刚刚经历过纳粹占领和解放的受众听来可能非常熟悉的逸事，而这个故事，也十分典型地概括了他这种哲学的冲击力与吸引力。
萨特讲到，纳粹占领期间的一天，他以前的一个学生来找他指点迷津。1940年，也就是法国仍然在抵抗纳粹时，这个年轻人的哥哥在战斗中遇难了；之后，他父亲叛国投敌，还抛弃了妻子。于是，这个年轻人成了他母亲唯一的陪伴与支撑。不过，他真正想做的，是偷偷越过边境线，经西班牙去往英格兰，加入流亡中的自由法国军队，反抗纳粹——他想去浴血奋战一场，有机会来为兄弟复仇，来反抗父亲，以及帮助解放他的祖国。可问题是，在获取食物都甚为艰难之时，这样做会把他母亲置于无依无靠的危险境地，也可能会让德国人找她的麻烦。那么：他应该做对他母亲来说正确的事，让她独享明显的益处，还是应该冒险去参加战斗，做对大多数人有益的事？
哲学家们在解答这类伦理难题时，仍然会争论不休。萨特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思维实验有共通之处：你看见一辆行驶中的火车或电车，正沿着铁轨冲向不远处被绑住的五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这五个人就会死。你注意到，如果扳动一根操纵杆，就可以让火车变道至侧轨，但是如果你这么做了，就会杀死一个被绑在侧轨上的人；而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个人就是安全的。因此，你是愿意牺牲一人，还是什么都不做，听凭五个人死去？（在另一个版本，即所谓的“胖子”难题中，你只能从附近的桥上把一个大胖子扔到铁轨上，来使火车脱轨。这一次，你要亲手去碰你打算杀掉的人身上，因而就为你带来一个更直接也更难解的窘境。）
萨特的学生要做的抉择，可以被视为类似“电车难题”的抉择，但这里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事实是，他既不确定自己的英国之行是否真的能帮到任何人，也不确定离开母亲是否会严重伤害她。
不过，萨特无意用哲学家——更别提那些所谓的“电车难题专家”了——那种传统的伦理学推演方式来进行论证。他领着他的听众，从更个人的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时，感觉如何？一个困惑不解的年轻人，究竟该如何去着手处理这样一个有关如何行动的决定？谁能帮他，怎么帮？后面这部分，萨特从检视“谁不能帮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来找萨特之前，这位学生曾想过向有声望的道德权威求教。他考虑去找神父——但神父有时候正是通敌者本人，而且他明白，基督教的道德思想，只会告诉他要爱邻人、要对他人行善事，但却没有说清楚“他人”是谁——母亲还是法国。接着，他想求助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些哲学家，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智慧的源泉。但哲学家都太抽象了：他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无从置喙。然后，他又试着去聆听内心的声音：也许在内心深处，他会找到答案。然而并没有：在他的灵魂里，这个学生只听见一堆七嘴八舌的声音（比如，我必须留下，我必须要走，我必须做勇敢的事，我必须当个好儿子，我想行动，但我害怕，我不想死，我不得不离开。我会成为一个比爸爸更棒的人！我真的爱我的国家吗？难道我是装的？），被这些嘈杂之声包围，他甚至连自己都信不过了。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最终想到了他以前的老师萨特，觉得自己至少不会从萨特那儿问得一个老生常谈的答案。
不出所料，萨特听了他的问题后，简单地说：“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选择吧——也就是说，去创造（invent）。”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天赐的奇迹，他说。没有哪个古老的权威能够解除你身负的自由重担。你尽可以小心翼翼地去权衡各种道德与实际的考虑，但说到底，你都得冒险一试，去做点儿什么，而这个什么是什么，由你决定。
萨特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学生是否这觉得有帮助，或是他最后决定怎么做。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真实存在，还是几个年轻朋友的综合体，抑或是完全的虚构。萨特希望读者明白的点是，即使他们的困境没有那个学生那么极端，他们每一个人也都跟他一样自由。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也许你认为自己受着道德规范的指引，或者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乃是源于你的心理状态或过往经历，或是因为你周围发生的那些事。这些因素确实会有一定影响，但把它们全加在一起，也仅仅相当于你必须要做出行动的那个“境遇”。而就算这种境遇难以忍受——也许你正面临处决，或是被囚禁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或是即将坠落悬崖——你也仍然可以自由地在心中和行动上决定如何去看待它。从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你进行选择。而在选择中，你便选择了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这听起来很难很吓人，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萨特并不否认不断做决定的需要会带来持续的焦虑。他反而通过指出你做什么真的至关重要而强化了这种焦虑。你应当做出选择，就仿佛代表全人类一样，担起人类如何行事的全部责任重担。如果你为了逃避责任，便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环境或者什么糟糕建议的受害者，那你便没有达到人类生命的要求，而是选择了一种虚假的存在，脱离了你自己的“真实性”。
但伴随这可怕一面而来的，还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萨特的存在主义暗示的是，只要你一直努力，那就有可能获得真实与自由。这有多令人激动，也就有多令人惧怕，而且二者的原因还都一样。正如萨特在演讲结束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总结的那样：
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思想，在早已确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遭到战争破坏的1945年，它更是一个诱人的想法。在法国和其他地方，许多人有充分的理由，去忘掉刚刚过去的日子。以及其中的道德妥协与恐怖，来专注于新的开始。但寻求新的开始，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萨特的听众听到他传递的信息时，正值欧洲满目疮痍，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消息开始暴露出来，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摧毁之际。战争使人们意识到了自己和自己的那些人类同胞，完全有能力偏离文明的规范；怪不得“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人类本性”这一观念听起来是那么可疑。无论要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实现它所需要的可靠指导，都无法从政治家、宗教领袖、甚至是哲学家——在遥远而又抽象世界里的那种旧式哲学家——这类权威来源那里获得了。但现在，一种新式哲学家来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大展身手，而且完全能胜任这项任务。
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萨特提出的大问题是：鉴于我们都是自由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用好我们的自由？在写于广岛刚刚被轰炸之后，并在1945年10月（演讲的当月）发表的文章《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ar）中，他让读者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使之变成现实。从现在开始，他写道，我们必须一直要铭记在心的一点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灭自己以及我们的所有历史，甚或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只有我们的自由选择能够阻止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活下去，那么我们就必须决定活下去。就这样，他为人类这个刚刚把自己吓了个半死，现在终于准备好长大成人、负起责任的物种，提供了一门量身定做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