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1.《纽约时报》“年度好书”，一本关于工作空间和办公方式趣味思考之书。
《纽约客》《卫报》《华盛顿邮报》《科克斯书评》联袂推荐。

2. 工作，办公室隔间，一个与绝大数人相关的话题。
现代人，醒来的时间，超过一半都用来工作。
本书以工作方式之问，直击现代人痛点，反思我们工作方式的生成和意义。


3. 办公空间变迁史，由过去洞悉未来，寻找更适宜的空间和工作方式。
从19世纪阴暗账房步入21世纪Google开放式办公空间，
隔间，这一狭小天地，如何成为现代人工作的空间载体？
在家办公、自由职业纷纷兴起，但“知识工人”真的摆脱了隔间，百年办公室就此走向终结？


4. 书中对重要大众话题——白领、女性就业等展开讨论:白领人群的崛起、女性的觉醒和职场困境、白领与蓝领的关系。

咦，我们一周上班5天的办公室也有历史？跟着本书，一窥办公室迷人的历史吧。
从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录事巴托比》，到美剧《办公室》（The Office），从传统的账房，到20世纪中期的“速记池”，再到如今Google式的开放办公空间，雇员阶层的工作场所不停转变。萨瓦尔借用大量通俗易懂的文献材料，用平实客观的文字记录了这一演变历程。
另一方面，萨瓦尔详细叙述了自1860年代起，试图缔造办公室文化的设计师、社会学家，以及企业管理人等对“办公空间、办公工具与人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构想，以此来思考雇员阶层在动荡起伏的社会思潮和经济形势下，摇摆不定的命运：他们既不属于工人阶级，也不属于持有资本的精英阶层，像钟摆一样，寻找着自身定位。最后，萨瓦尔也对新兴的“知识阶层”的前途、办公室的未来做出了新的展望。
此外，书中还围绕着办公室工作环境展开了几个重要话题的讨论，如白领阶层的崛起、女性的觉醒和职场困境、白领与蓝领的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新发展。
本书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德鲁克的“知识工作者”概念到影视小说、流行文化，剖析上班族的生存之道与自我认同，从账房、摩天大楼到开放办公空间，观察办公室与建筑设计、社会变迁、心理学、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
印度裔美国人，作家、编辑、新闻工作者，现居费城。
200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自2004年起，他开始研究办公室的起源，曾在美国《n+1》杂志上发表了《办公室的诞生》一文。萨瓦尔目前是《n+1》杂志的编辑，他的文章也常刊于《纽约时报》《伦敦书评》《牛津美国》《洛杉矶时报》《赫芬顿邮报》《新政治家》等媒体。
他从事过劳工相关研究，并在UNITE HERE劳工组织当过志愿工作者。

目 录
序 言

1 办事员阶级
2 办公室的诞生
3 女性白领革命
4 直上云霄
5 组织男女
6 开放设计
7 空间入侵者
8 未来办公室
9 办公室及其终结

致 谢
注 释

女性、职场与潜规则

学校培训女生和男生的方式很不一样。男孩们被鼓励学习记账和会计，为的是培养他们的“商业领导力”。与此相反，女孩们被认为天生适合做速记。商界管理者对秘书和速记员的需求——相当迫切且往往直接给出目标人数，以及女性生来更适合机械轻松无需用到数学的工作的看法，造成了这种专横的区分。这种区别对待是如此顽固，甚至今时今日还有残留；而某些女性，则更为顽固地反抗着这种分野。除了数量过多的指南小册子上宣称速记池的工作有多快乐、多贴近商业世界，那些有机会当上速记员的少数女性还发现自己是办公室里薪水最高的（尽管低于同等工作的男性 ）。与此相反，在中产阶级女性看来，速记员这个岗位很不怎么样。她们更看好私人秘书这份工作，它与权力更加接近。秘书手册上宣称秘书工作充满乐趣，且承诺当上秘书后能一路激动人心地在职业阶梯上攀爬，当然这种情况在真实的秘书流动数据记载中从未出现过。手册上的内容充满蛊惑，声称秘书工作很“职业”，并且能在上层社会高雅的会客室内工作，可能是在银行里，也可能是在高管行政套间内——好多地方都具备家的感觉。很奇怪的，秘书这份事实上像老板仆人一般、不断留心老板情绪、不断应付老板各种突发奇想的工作，被视作比掌握实际技能的速记员更高级。商业史学家和管理学理论家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 ）日后将此现象称作“偶发地位”（status contingency ）——秘书这份职业获得威望的方式，与其说来自工作满意度，不如说是来自与权力和威望（通常是男性权力和威望 ）的亲密接触。手册上印有这样的故事：秘书赢得了老板的信任，最终获得了配备红木办公桌椅和地毯的个人办公室；另外一则故事中的秘书获得了“一间个人办公室，位于公司某栋大楼的十七层，从窗户望出去是绝伦的城市美景”。［17］老板外出的时候她便负责各项事宜。这样的故事极为罕见，但对秘书们具有极致吸引力。

在这个崭新的办公世界中，有着许许多多未言明的规则，于是乎当男人们讨论职场女性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性爱问题时，周围便萦绕着困惑、恐慌和表达夸张的痛苦情绪。维多利亚时期的美国（Victorian America ）不再严格遵守男女社交分隔的规则，但女性侵入男性专属工作空间会引发何种影响依然不明。女性会用她们天生更加高贵的品格，给懒惰阴柔的办事员们带去文明和秩序，以及男性的目标感吗？还是说，女性会用她们的诱惑力，毁掉冷静禁欲的男性办公伦理，在办公室内谱写性爱的混乱之曲，毁掉商业世界呢？这些问题因针对女性的“结婚关限”（marriage bar）而变得更为迫切。“结婚关限”指的是办公室不会雇用已婚女性，而未婚女性一旦结婚亦会被解聘的社会习俗。家务劳动看来才是她们的职业，速记员的工作无法与之并存。
尽管20世纪初期，办公室内已婚或者结婚后继续工作的女性员工不断增加，但其中大部分依然是单身。面对办公室内大部分也是单身的男性员工，这些单身女性的存在带来了潜在的麻烦，事实上已婚男士也难逃牵连。费森顿·蔡斯（Fessenden Chase ）编写的讲述女速记员和老板关系的小册子中，女速记员不出意料地被污化为时刻等待着召唤的妓女。“在老板温暖舒适的私人‘单间’内，时刻弥漫着诱惑和机会，定力不佳的老板很容易就抵挡不住身着靓丽羽衣的年轻女孩温柔性感的凝视和勾引，”蔡斯写道，蓄起一种偷窥的火热快感，“温柔的注视到令人满足的亲吻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些‘私人办公室’女孩大体上是愿意去亲吻或者被亲吻的，为了巩固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和获取加薪的机会。”
女性进入办公世界这件事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在时间上（并非巧合地 ）发生了重合。在工作场所获得越多的自由，就势必引向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诉求。于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进步妇女公共圈，女性每时每刻都在讨论和判断办公室给予她们的危险和可能性。工业进步运动（拉金大楼的福利政策奉行的便是该运动的精神 ）先驱人物珍·亚当斯（Jane Addams ）担忧办公室的开放环境有太多无法抗拒的诱惑，女人们被迫收取老板的金钱和礼物，然后献出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她写道，考虑到办公场所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由开放，女人们自愿“堕入放纵的生活，只因为缺乏社会约束”。比较现实的担忧是，正如詹妮特·埃格蒙特（Janette Egmont ）在一本速记行业杂志中写的那样：女性不得不，“在拘谨和亲密这两种类似锡拉和卡律布迪斯2两难境地的情感之间，把握好这不可能把握好的度，提高标准（对这代人来讲，甚至是建立标准 ），使得男人可以依据这标准来安放他们的冲动”。最终，对于诸如埃格蒙特这样的作者，问题似乎无法避免：性爱这个幽灵就是无法抵抗的；办公室的经营势必受其影响；解决方案依然不明。与此同时，这样的画面总是出现：“男性办事员不断比较办公室里的两三个女孩。是金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还是棕褐色头发的那个好看？这样的讨论没完没了。”
不过当然了，大部分关于女性权力会超越男性的言论是男人们散布的。而当男人将办公室生活的危险归咎于女性时，办公室女性员工则轻蔑回绝了这些胆敢代表她们说话的男人。1900年，亚特兰大会幕浸信会教堂（Atlanta's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广受欢迎的福音派新教会牧师莱纳·G.布洛顿（Len G. Broughton ）来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基督教青年会向清一色的男性听众发表了一系列猛烈又冗长的抨击白领办公场所愈发淫荡下流风气的演说。他表示，速记员毕业证书并非是通往商业领域成功的车票，也并非是找到成功男人做老公的保证，而是“获得了通往淫荡生活的许可证。我宁可直接把通往地狱的通行证递到年轻女人的双手上，也不愿意给她那个证书，那个让她走进老板位于高层的办公室，然后关上门的许可”。许多女性听闻了他的言论；她们不愿意默默承受任何暗示女性面对男性引诱时脆弱不堪的说法。然而跟现代读者可能设想的不同，她们的回应在政治上并不那么得体。一位署名“维尔小姐”（Miss Ware ）的速记员给《亚特兰大宪政报》（ Atlanta Constitution ）去信，谴责布洛顿暗指速记员“堕落、道德败坏”的言论。她坚称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进出办公室的速记员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有那些贫穷、绝望、没有信仰的人才会迫于雇主的淫威就范。纽约的评论员们更是夸张，把办事员同他们眼中更为低级的人群分隔开来，声称布洛顿似乎忘记了“他并不是在讨论来自南方的有色人种”，而是在说“来自更高智力发展群体”的女性。
不论女性职员是否都是道德高尚的基督徒（尽管到战后时期，办事员几乎全是白人 ），在涉及性骚扰问题时，她们进入的办公场所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性骚扰”这个词到了20世纪后期才被人所知。指南手册和团体组织给予的回答模棱两可。人们期待女性在面对挑逗行为和言论时默默忍耐或愉快地假装不知情。1919年的一本秘书手册上写道：“她必须学会看不到老板炽热的目光，感受不到他放在她手上的手，或是从椅背处悄悄滑过来的手臂。”而且她必须“得体并有礼貌地”处理这一切，“因为在处理此类事情时不能让老板感受到被回绝了”。［22］指南手册中有种假定，那就是女性除非想丢工作，否则不能挑战男性的权威。而实际情况也是，她们确实会因此丢了工作：一项针对1937年被解雇的12 000名秘书的调查显示，起码有2/3的人被辞退是因为她们或她们老板“性格有缺陷”。根据部分回答，“（秘书 ）不愿意陪老板去夜总会”也属于“性格缺陷”。［23］同其他办公室员工一样，白领女性必须表现得很职业，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工作和成功负责。
男性员工同样因办公场所内的性爱元素而有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 ）。早在账房年代，办事员就因被视作毫无男性气质而感到身份焦虑。女性在办公场所的出现或许给了他们——尤其是经理们——一些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和权力感。但20世纪初期，因白领阶层未能建立工会组织而导致薪资停滞，他们相较蓝领工人的经济优势丧失了，他们的男性气质再次被质疑。1920年代，一桩轰动全国的谋杀丑闻立刻折射出办公室里充斥的种种恐惧。
在纽约市大通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 ）的办公室里，速记池中的一名女子雪莉·麦金太尔（Shirley McIntyre ）与办公室里的一名男子沃尔特·梅耶（Walter Mayer ）相遇。梅耶是名会计，也就是说，在办公室的图腾柱上并不比麦金太尔高多少。梅耶深深地爱上了麦金太尔，并马上冲动地向她求婚。开始她答应了，但后来听说办公室里的一些高管带她出去“感受了一下高档次的生活”（梅耶的原话 ），她便不愿意嫁给他了。梅耶苦苦哀求，甚至以自杀相逼。对此，麦金太尔不为所动，说自己不能嫁给他这样“低档次的人”。梅耶深受刺激，做出了残忍的行为：他前往麦金太尔的寓所，开枪杀死了她，然后自杀。但是梅耶没死成，几年后当他恢复得差不多时，以谋杀罪被起诉。梅耶在庭审期间发表了极为煽情夸张的自辩，声称他的未婚妻变得相当物质，在她眼中“物品”要比爱来得重要。陪审团完全被他的言论牵着鼻子走，甚至连麦金太尔本人的母亲出庭作证时都表示梅耶说得没错，是她女儿行为欠妥。这些言论见效了。陪审团最后对梅耶做出了宽大的判决，判定了他次于谋杀罪的其他罪名。
此外，大量的新闻报道亦介入了此桩谋杀案的庭审。大量证据表明梅耶犯了一级谋杀罪；很明显，他早就预谋杀死麦金太尔（他写的信确凿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媒体却将他塑造成男性自尊受到伤害的白领典型。麦金太尔的薪水确实要比梅耶高——她一周可以挣60美金，而他则要少挣10美金。媒体表示，任何其他人遭遇此事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并引证说，梅耶和麦金太尔若是生活在19世纪，定会过上平静而又满足的婚姻生活。而如今形势已完全变了，女性逐渐获得财务独立，梅耶这样的男性却被放逐到了毫无出路的办事员工作之上。“一部分男人担当着大业，而所有剩下的人不过是战舰上划桨的奴隶而已。”报纸上引用了以上梅耶跟友人的叙述。一场原本简单不过的失败恋爱被渲染成了白领男性的哀歌，暗指白领女性应该接受他们的爱，或者起码应该更为温柔地拒绝他们。
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重挫了商人和那些晋升缓慢的办事员的自信。随后的日子里，影射女性破坏办公生活的通俗文学涌现，好似一场比赛。在《海斯法典》（Hays Code ）迅速终结好莱坞露骨的色情品味之前，电影《娃娃脸》（Baby Face ，1933 ）便已制作完成。这部电影不仅启用了当时尚未成名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 ）作为主演，还稳固了办公女性不断增加、男性同事对她们既渴望又害怕的时代背景下“淘金女郎”（gold digger ）这类文学作品人物典型。斯坦威克扮演的莉莉·鲍尔斯（Lily Powers ）来自某工业小镇，她父亲在小镇上开了家地下酒吧3。莉莉在这个脏兮兮的地下酒吧帮着父亲干活，她每天都得想办法挡掉那些身心疲惫、毫无希望的工人阶级男人无休无止的骚扰和东摸西摸的双手。莉莉听取了对她来讲犹如父亲的德国流亡修鞋匠让她利用自身天然优势安稳下来的建议。“你不明白自己的潜力，”他大声嚷道，“我给你的那本尼采你读了没有？”电影后续情节中，在和莉莉单独待在修鞋铺时，他发表了一通关于女性权力意志的超乎寻常般怪异、具有伪哲学（pseudo-philosophy ）意味的演说：“像你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尽可以为所欲为。你有着超越男人的权力，但是你必须利用男人，而不是被男人利用……好好开发自己的潜能！利用男人吧！变得强大，去违抗、利用男人吧！去得到你想得到的一切！”在父亲意外离奇死亡之后，她跟着一起在酒吧工作的黑人朋友奇科（特丽莎·哈里斯饰 ）逃到了纽约，去更好地理解她所具有的“潜力”。
在跟招聘官睡了之后，莉莉成功进入电影中虚构的哥谭信托公司（Gotham Trust Company ）工作，公司位于装饰艺术（Art Deco ）风格的摩天大厦之中。自此，莉莉踏上了她一路攀爬的首个台阶。（奇科成了她的女佣，时不时出来演唱一段蓝调。尽管哈里斯在电影中也有大量镜头，但在《娃娃脸》中，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奇科这个角色绝不可能成为白领工人。 ）电影通过别出心裁、风格奇异的主题再现形式，随着莉莉向上“睡”去的路线，从大厦外部将镜头逐渐上拉，透过窗户，沿着外汇部门、档案部门、按揭部门、资金托管部门和会计部门一路拍摄，直至公司的最高权力层。她甚至甩了年轻的约翰·韦恩4，跟他的上级在一起。“醒醒吧，孩子。”当韦恩被甩后露出迷人的感伤神色时，一位女职员对他说道，“娃娃脸就要进入比你更高的阶层了。”每每陷入困境，莉莉只需施展她的魅力便可轻松脱身。影片如此展现其动人之美：镜头拉近，聚焦于她光彩夺目的笑容；此外，特意的模糊处理令她看起来更加超凡脱俗。但是娃娃脸的追求是全然物质的：镜头带着我们不断回到她的寓所，每一次她攀爬成功，她的住处便会随之变得更为宽敞和奢华。终于，一场丑闻袭来，她的其中一位前任情人开枪杀死了现任情郎，即公司的总裁，然后自杀。莉莉被调到哥谭信托在巴黎的分公司，在那里她又重回最底层。随后，公司新任总裁考特兰·特伦霍姆（Courtland Trenholm ）前往巴黎看她，也不可抗拒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请记得，这可是大萧条时期，银行已不如从前那样稳固。哥谭信托也未能幸免，公司陷入了恐慌，特伦霍姆不得不拿出个人的百万美金来挽救。他恳求莉莉把她的家当都卖了。“不，我不会卖的，”她言简意赅地拒绝道，“我得为我自己考虑。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我付出了太多，我过去的人生太过辛苦艰难。我跟其他女人不同，我心里所有的温柔和善良都已死去。这些东西是我拥有的一切，没有它们，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没有它们，我就得重回最初的糟糕境地。不，我绝不会放弃它们。”这番话令人震惊：真实浮现，这是莉莉第一次坦陈自己的动机。可惜后面的结尾很不怎么样，充满了说教意味：特伦霍姆试图自杀，莉莉在救护车上向他承认自己其实是爱着他的。她放弃了金钱，回到了她原本的阶层。若是影片最后部分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莉莉其实和所有女人一样，追求的是婚姻而不是权力，那么《娃娃脸》这部电影好歹还能获得一些赞许，毕竟它赋予了莉莉角色一点能动性（agency ）——斯坦威克可是相当卖力地想要传达这种行动的能力。《娃娃脸》和许多同时期的影片一样，折射出了整个阶级男性潜意识中的恐惧，他们以为是自己意志力的缺乏导致了事业上最终的失败。这部影片还和许多同时期的影片一样，向这个无阶级区分的国度保证，这里的阶级界限并没有被逾越：尽管莉莉努力逃离工人阶级，她最终还是嫁给了贫穷的特伦霍姆。
被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攫住的办公室，并非全然消极等待着，看是否还有男职员因求婚被拒杀死女职员，或者公司是否会被淘金女郎毁掉。两性一同工作对办公室里的男女职员都可能造成伤害，对外界社会也可能造成伤害，在这样普遍的担忧下，一些公司开始彻底清除工作场所中残留的男性特权，同时按性别隔开工作环境。曼哈顿20世纪初期最大最具标志性的摩天大楼之一，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the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Building ）内部，旧派经贸商人和办事员在办公时所用的痰盂被禁用了。同时被禁止的还有抽烟，大楼只保留了某些特定的吸烟区域。办公室本身则跟其他大楼很不一样，收拾得一尘不染——用历史学家奥利维尔·如恩斯（Olivier Zunz ）的话讲，是“如家一般干净整洁的典范”。此外，男女员工有着独立的入口、门厅、电梯和楼梯；休息区域也按性别分开。在泰勒主义准则下，工作被排得满满当当，全然占据着员工的上班时间。电子钟严格计算着时间，主管四处查看，确保没人悄悄聊天，当然更别提大声交谈和欢笑了。
同时，与办公室相比，剧场、电影院、夜总会和游乐场这些社交场所相对开放，男人女人们总能想到办法，在工作场所先接触上，为办公室外更进一步的发展做准备。再怎么严格，男女作为上下级总得接触，不论是女速记员听写男性上司的口授，还是男性主管监视女打字员的工作。但这些都比不上大都会人寿开展的娱乐项目，其中一项是舞蹈课——应当年席卷美国大城市的爵士舞狂潮（吉特巴舞［jitterbug］、查尔斯顿舞［Charleston］）而开。尽管大都会人寿的女员工们——公司的宣传册称她们为“都市丽人”（Metropolitan Belles ）——只被允许在同性范围内练习舞蹈，但男女办事员们常常成群结队聚在大厦楼顶一起练舞。
哪怕是女秘书和男上司之间饱受怀疑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开始用“办公室娇妻”（office wife ）这个词来称呼那些比老板妻子与之更为亲密的秘书。小说家费思·鲍尔温（Faith Baldwin ），一位极受欢迎的办公室性爱生活记录者，在她的畅销书《办公室娇妻》（The Office Wife，1929 ）中探讨了该问题：“在获得胜利后或胜利在望时，在话多得说不完的孩子般的情绪下，她感到自己和老板是如此接近。她想……自己是多么了解他啊。她已能在见到他的那瞬间就知道他是否累了或者心情不好，他这天过得顺不顺利，他是否跃跃欲试，开始一场战斗，还是意兴阑珊地打算应付了事。”［27］鲍尔温的小说中，那位享受特权、可以随时进出老板行政套间内室而不是整天困在开放的速记池里的秘书，很快便与老板如影随形，为他提供了一切本该由他妻子给予的关怀和照顾。她开始对工作充满激情，干得极为出色，成了模范员工；然后，在童话般的故事结尾，这位办公室娇妻真的嫁给了她的老板——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办公室并不是充满令人反感的求爱和骚扰之所，而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当然故事的另一面——职业生涯没有进阶，可以通过嫁给上司来获得安慰。你很能干，但你无法晋升；不过你能得个安慰奖，那就是嫁给能够晋升的人。这样，如今看来无法忍受的境遇、摧残人心的真实社会矛盾就这样被虚假地解决掉了。
办公室生活的这些特点对于今时今日的我们来讲，显得微不足道，甚至那些令人不适的部分也是如此；但在当年，这可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不管是好是坏，在当今人们所处的两性世界的建立过程中，办公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让男男女女们有机会相遇——即使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相遇，也起码好过令人忧虑的与外界隔绝的家庭世界。尽管很长时间内，女性在办公室依然是少数，管理层更是几乎没有女性，但是她们已成为办公室生活的主要组成元素了。
此现象在大众媒介中也成为事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了大量以“白领女孩”为题材的通俗小说。此类小说中描写的女性典型同阅读它们的群体有着某种一致性。尽管女性已在工厂里工作了数十年，但区别在于：这些女性几乎全部来自工人阶级和移民家庭，与英文媒介绝缘。然而，办公室里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往往是小说的阅读群体，而小说阅读群本来就主要是女人。从此开始了一股办公室小说和办公室电影的潮流，在特定媒介中出现的人物有着与该媒介消费者极为相似的职业。
关于白领女孩的小说总是惊人地相似，或许由于多年来它们往往是由男性所撰写。不论是刘易斯的小说《职业》，还是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 ）同时期的《爱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 ），或大萧条时期克里斯托弗·莫利的畅销书《基蒂·弗伊》（Kitty Foyle ）中，女主角总是在家庭男性顶梁柱（即女主角的父亲 ）死后，才不得不去从事白领工作，她们的父亲生前本身也不怎么顶用。这些关于女性被迫进入职场的老生常谈掩盖了整体的历史，即许多女性是出于自身的意愿，自主进入工作场所的。但是刘易斯及其同代作者深受当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 ）的自然主义小说（naturalist novel ）影响，而西奥多·德莱塞与杰克·伦敦本身则追随着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 ）的步伐。在这些作品中，与生俱来的生理特点和强大的社会因素总是大大限制和决定着人们的选择。
在这些作家中，只有刘易斯构想了一部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作品。无论可能性如何微乎其微，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还是获得了职业上的成功。尤娜·戈尔登，和她办公室里的姐妹们一样，期待的不过是熬过这些累人的工作，最终找到并嫁给办公室里的男子。她眼见着那些年长许多的女人跟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机器较着劲，最终因工作的毫无意义而崩溃：“歇斯底里的情绪有时会蔓延开来，然后那些本该高高兴兴的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女人们也加入进来，跟年长的女人们一起啜泣。尤娜不禁心想，等到自己三十五岁时，会不会也哭成那样，一直哭到六十五岁，度过毫无意义、哭哭啼啼的三十年。”她爱上了年轻的男同事，沃尔特·巴布森（Walter Babson ），一位静不下来、语速很快、爱用俚语的迷人编辑。沃尔特时不时会为工会和社会主义呐喊，但他无法沿着公司的职业阶梯向上攀爬，也付不起婚礼的费用，便离开了尤娜去往西部，剩下她一个人苦苦思索着未来的单身生活。当母亲去世时，出于悲痛和一阵无用感，尤娜嫁给了一名销售员，埃迪·施沃兹（Eddie Schwirtz ）。施沃兹酗酒严重，因此丢了工作，随后便开始依附、榨取尤娜。
承受了多年虐待之后，尤娜离开了施沃兹，换了份更好的办公室工作，并搬入了一处全女性住宅区。正是从这里开始，小说的基调有了奇怪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倾听其他女性的故事给了尤娜新的自信；她成功说服白线酒店（White Line Hotels ）聘她担任初级经理。过人的能力助尤娜节节晋升，甚至有了聘用助理的机会。结果这助理竟是她的旧情人沃尔特·巴布森。尤娜成了白线酒店的高管并嫁给了沃尔特。小说的结尾处，她想象着自己有了孩子，同时依然身居其职的生活：“我会继续工作，尽管这把纷扰的办公世界强加到了我的身上，但我起码能战胜和克服它，让我的员工过上像样的生活。”这样的故事着实不同寻常，讲述了完全不可信的幻想出来的个人成功之路，不比当时备受欢迎的霍雷肖·阿尔杰故事可信多少。不过，这次却是具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幻想，在这样的幻想中，“结婚关限”根本就不存在。当时的女性几乎无人能有这样的意识。然而，无论如何办公室提供了此种美好想象，接下来的岁月将见证人们为实现此想象所做出的艰难奋斗。

序 言


这段影像来自监控录像，因此画面粗糙、安静无声，且视角固定，但我们可以轻松认出这里的场景：这是农耕地一般的地方，只不过充盈其中的不是一块块农田，而是一个个办公格子间，忙碌其中的不是农民，而是办公者。他们拥挤在格子间里，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一个个窝在一间间由日光灯照明的小小隔间里。一名身着衬衫、打着领带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旁边是他的一名同事，蜷缩在文件柜前翻找文件。时间流逝，眼前的景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突然，蜷缩着的男子抓起一捆文件，用力扔向他的同事。随后，这名男子举起他笨重的电脑显示屏——来自另一个年代的阴极射线巨兽——他的同事往后退了退。电脑显示屏摇摇晃晃地冲向了隔壁的格子间，砸到了一张办公桌的角上，然后弹到了地面上，冒着烟。面对这个情况，这名男子神态自若、冷静异常，随后又从地上捡起更多的纸，向远处呆若木鸡的同事们瞄准，胳膊发出咯咯的响声，然后将这些纸甩向这些人。文件纸在空中飘散开来，就像是巨型的婚礼五彩纸屑。然后他站上办公桌，开始踢起将这办公室切割成网格状的薄薄隔板，隔板被踢变了形。躲在角落里的两名同事用手机录着这名男子的行为。他在这间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揣着怒气，但身体柔软轻盈，好似芭蕾舞者。他又从一张桌子后抓起一根大棍子，然后开始砸向复印机。终于，其中一名同事鼓起了勇气，从他身上夺过了棍子，并跟他扭打了起来，将其打倒在地。这名男子被缴了械，按住在地上，最后被一支电击枪所制服。在最后的镜头中，我们看到他像婴儿一般，扭动着，抓挠着自己的肚子、领口和领带。

2008年6月，有人在知名科技博客Gizmodo上分享了这个视频，并配着一句话：“一段极致暴力的隔间监控视频，每一位格子间办公者的幻想。”随着时间推移，这段视频在网络上病毒式地传播开来，这时，当时躲在角落里拿手机拍摄的某个人也将他拍的视频放到了网上：新的视频有了声音和颜色，将办公室令人恶心的牙膏绿墙壁更好地带到了观众眼前；将雪花般散落的文件纸中人们的尖叫声更好地传到了观众的耳朵里；并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了那位男子在他最后的反抗中表现出的痛苦和兴奋。但这些都不能与原始监控视频从上至下的全景式镜头感相比：通过这个，我们轻而易举地看到这个办公室是多么拥挤，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明白此种愤怒在这里滋生发芽是多么理所当然。“这哥们酷极了！”视频的第一条评语这么写道，“他真正懂得什么叫活着。他的那帮狱友真该一同加入这场反抗。”最后不可避免地，当这个视频点击量超过几百万时，就有人出来说视频是伪造的（现如今谁用的不是扁平的液晶显示屏啊 ）。但是不管这个视频是真是假，它确实戳到了人们的痛处。不管人们觉得这视频是真的还是伪造的，有一点是共同的，用一个博主的话来讲，那就是——“内心深处，每一个打工者都希望这视频是真的”。

1997年，斯蒂尔凯斯公司（Steelcase Corporation ）对格子间办公者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93%的人想要换个工作环境。2013年，悉尼大学两名研究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情况在这些年中并未有过什么变化：在全部的办公室工作者中，格子间办公者（人数大概是办公室工作者的60% ）对自身工作环境最为不满。（不出所料，独立办公室内工作的办公者是这些人中对工作环境最为满意的。 ）多年来，这股对办公空间和办公生活的不满已经渗入了更广泛的文化范畴：挑衅，冷嘲热讽，不多的胜利，更多的失败。在电影《办公空间》（ Office Space，又译《上班一条虫》 ）中，某家科技公司里怒气冲冲的三人小团体将他们对公司裁员的不满发泄到了办公室的打印机身上。他们对打印机棒打脚踢的。（你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许多类似的模仿视频。 ）在埃德•帕克的《个人时间》和约书亚•费里斯（Joshua Ferris ）的《我们走到了尽头》（Then We Came to the End ）这两本小说中，对电子邮件撰写礼仪的讨论成了一种准学术性的话题；发现早餐会议时还有剩余的免费百吉饼可以吃，竟成了办公日常生活里的亮点。两本小说都用了不带感情色彩的“我们”来进行叙述，更好地传递出了当代白领生活图景中消极的一致性和冷淡的无名感。在电视剧《办公室》（The Office ）英国原版中（后来美国、法国、德国、魁北克、以色列和智利均有翻拍，瑞典版本和中国版本正在制作中 ），有个角色竟把订书机放进果冻来作弄他人。而丹麦作家克里斯蒂安•云格森（Christian Jungersen ）的全球畅销书《例外》（The Exception ）则将“办公室政治”的概念用到了极致。书中，办公者互相钩心斗角，甚至互相残杀。
当然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漫画《呆伯特》（Dilbert ）。《呆伯特》将办公室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无趣和无聊变成了简洁明了便于携带的讽刺作品。后来这漫画能发展出各种周边产品也是可以理解的。呆伯特桌面日历、呆伯特马克杯、呆伯特鼠标垫和呆伯特毛绒玩具（所有这些都可以在购物网站的“格子件”［Cubeware］版块找到 ）在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而这种千篇一律、恒久不变，正是漫画《呆伯特》擅长讽刺的对象。尽管《呆伯特》有时候阴郁黯淡，但是翻看整部漫画是一种简单甚至人文的体验。这种感觉被电影《办公空间》里的一个角色用非常简单的话描述了出来：“人被生下来，并不是为了待在狭小的隔间内，对着计算机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
或者你可以化用卢梭（Rousseau ）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隔间之中。1

巴尔扎克说过“幸福没有历史”，办公室也没有。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说：“白领蹑手蹑脚地来到了这个世界。”白领工作的地方也同样悄无声息。而其他诸如工厂等工作场所，来到世界的时候可是伴随着咣当声和鸣笛声的，动静颇大；独独办公室毫无声响。到了20世纪中期，也就是米尔斯写作《白领》这本书（时至今天，该书仍旧是系统详尽阐述这个主题的唯一一本书 ）的时候，办公室里的男男女女几乎是美国劳动力市场中最大的组成部分。然而，办公室到底从哪里而来，这依然是一个谜。或许是太乏味平常了吧，所以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好认真研究的。
人们最初是在19世纪中期注意到了办公室。最初这些地方被称作账房，跟几百年前意大利经贸商人的办公室没什么区别。这些地方小而舒适，或者起码是小的吧。“斯克鲁奇2账房的门总是开的，为了能随时监视办事员的工作。可怜的办事员待在一个油箱似的阴暗小房间里，誊写着信件。”人们意气风发地来到这里工作，等到走出这油箱般的地方时，早已佝偻萎缩。在这油箱般的地方，那么多的劳动却好像只生产出了文件。最初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办公室是必需的。商贸是高贵的，惊险刺激：商贸是场探险，它能带领人们走向富贵
繁荣。
然而办公室却是虚弱空洞的，最重要的是，还很无聊。办公室里的生意是干燥沙哑的。然而正是这份无聊和令人乏味的体面感，使得办公室成为20世纪一大不可或缺的话题基础：各种关于中产阶级的美言，各种关于稳步向上爬升的职业承诺。这个阴暗小房间里的小小办事员说不定有一天就登上了人生巅峰；这窝在杂乱账房里的小小会计，今天还在这里处理着各种数字，明天说不定就在勇气的带领下成了CEO；待在格子间的码农说不定就一路码进了董事会。不论出现怎样的变迁，办公室带给人们对于职业发展的持续希望，和对稳定体面生活的保证，是其他任何工作场所都无法企及的。
换句话说，办公室从来都不该是无聊的代表。事实上，自20世纪初期，办公室就成了美国职业生活方面最具乌托邦精神的理念与情感的策源地之一。20世纪初期，办公室开始从最初的模样扩大成为镀金时代（Gilded Age ）庞大的繁华生意的行政中心。彼时，办公室为人们提供了从另一个无聊乏味的代表场所——工厂——逃离的可能。诸如路易斯•沙利文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建筑师设计出了办公大楼。这些大楼内部规整高效，有如生产流水线，只不过少了身体上的危险和辛劳，也因此更能体现出社会威望。到了1950年代，职场新人男孩（也可能是新人女孩，虽然概率小许多 ）已经可以在脑海中想象自己一步步攀爬职业阶梯的画面。在这画面中，他或者她手中的权力不断增大，底下供其使唤的部属不断增加。
20世纪中期的美国，白领工人所获得的威望和象征的权力是其他所不能提供和赋予的。而一些白领工人身居的场所——诸如利华大厦和西格拉姆大厦——也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到了1960年代，管理学理论家们开始畅想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群体，即计算机科技发展下的“知识工作者”：这些白领受过良好教育，是具备创新能力的职业人，他们用“思考能力”来换取报酬。从致力将室内办公室环境同文书工作的流通相配合的、来自德国的Bürolandschaft3，到罗伯特•普罗帕斯特设计的由可移动模块构成的、为思想活跃无时无刻不在苦思冥想的未来办公者提供的“行动式办公室”，办公室设计理论家则为这群“知识工作者”设计出了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办公室布局。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狂热幻想，各种乌托邦式办公空间更是源源不断出现：仿若微型城市一般的办公场所，有着保龄球场地的办公场所，堪比大学校园的办公园区，犹如布置过的家庭车库或娱乐室的小而舒适的办公室。随着21世纪初期远程办公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设计师和理论家开始瞥见实体办公室本身的终点。实体办公室将被隐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坐在咖啡馆和起居室里、连着互联网的办公群体所取代。一家名义上位于印度孟买的公司，员工可能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迦南市待着，穿着睡衣睡裤就可以参加公司的网络会议。
然而拉近了看，就会发现画面并没有那么美好。照搬工厂车间的模式，使得办公室工作也变成了麻木的重复性劳作。20世纪中期的中层管理者感到自己的精神被上了枷锁，成了一个“组织人”，他的灵魂被公司俘虏了。而女性进入白领阶层之后，则往往被分配到行政或秘书方面的岗位，这就很难往上升职，并且还饱受性骚扰的困扰，陷入了一种双重的附属境地。而办公场所本身则遭到了无穷无尽的复制：每一栋优雅的西格拉姆大厦都会有十多栋劣等的山寨作品争相模仿，内部装修缺少人性温暖。人们试图修复这些问题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德国的“办公室景观”造成了乱糟糟的工作环境，让人无法专注工作；而罗伯特•普罗帕斯特的行动式办公室多年来被扭曲成了美国办公世界最为臭名昭著的象征——办公隔间；甚至互联网公司疯狂的办公室之所以被人们铭记，也不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设计风格，而是公司员工们疯狂的工作时长——许多人都称它们为“白领血汗工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成了在咖啡馆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财务上的持续不稳定，没有福利，且相对来讲在工作过程中缺乏社交。简而言之，白领的故事就是有关自由和升迁承诺的故事，只不过这自由和升迁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地没被兑现。
为什么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和管理者有着最美好的初衷，却无法为美国办公者带来幸福的工作环境呢？而少数几个成功的办公室，又是因什么而成功？为什么办公室生活的魅力（乍看如此有地位有尊严 ）一直以来都那么难以捕捉、令人失望呢，无论是最早时候的“录事巴托比”4的体验，还是《办公空间》里挥舞着棒球棒狠砸打印机的三个哥们的感受？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又是如何影响办公室外面的世界？
这本《隔间》将探讨办公室的设计和历史，讲述无名的办公室工作者，讲述他们使用的打字机、文件柜，还有他们坐着的椅子。《隔间》还梳理了那些试图打造办公室的个人的历史。他们中有些人致力塑造办公室的物理面貌，有些人则试图影响办公室身后的社会。他们所做的一切往往都出于这个目的：改善在办公室里工作着的人们的生活。但最后的结果往往和初衷相去甚远。这是一部从坐在办公桌边上感受社会变迁的人的视角窥视到的历史。

本书受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激发，也是对该书的致敬。《白领》是讲述20世纪中期非体力劳动者的经典作品。虽然本书并没有详尽地讨论《白领》，但是它的影响和理念无处不在。但是当然，两本书的撰写方式是不同的：米尔斯的《白领》是社会学的，或者说起码有作者明显的主观烙印；而《隔间》是一本社会历史书，掺杂了一点新闻学，在最后部分还融入了一点未来学。此外，米尔斯使用的术语“白领”要比“办公室”来得更加宽泛和模糊。米尔斯书中的“白领”除了办事员和速记员，还包括教授、销售、医生和将军。我把讨论范围限制在办公室上面，并未就米尔斯讨论的许多关于专业人士和政治事务的话题展开，也没有就一些更为间接的话题进行探讨。在《隔间》一书中，人们可以通过办公室瞥见历史，通过那些在办公室里办公的人们来窥视世事变迁，通过那些试图畅想办公者可做之事和办公工作应有之形的人们来品味历史过程。［1］
《白领》出版于1951年，当时白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占比几乎达到50%。当时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这个新兴群体将要代替由工匠和个体商人组成的旧有中产阶级。他们的主要特点还有待界定，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人生观还尚未定形。米尔斯的描绘很不留情：他眼中的白领就是些“小男人”，是自主的追随者，他们觉得自己独立自主、具备创业精神，哪怕身陷大公司的牢笼。尽管他们的工作逐渐变得和工厂工作一样——日复一日，但是这份职业中一些无形的威望和地位让他们察觉不到：自己实际也属于特定的阶层，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政见待价而沽。“他们最可能追随哪个群体和运动呢？”米尔斯写道，“答案就是，那个最可能赢的。”［2］米尔斯对白领的自我认知理解得很对，白领工人臣服于某些模糊的范畴，比如威望，比如地位；但他对办公场所的社会特征的描述还有待探讨。他笔下的办公室是一个充斥着乐呵呵握手和空洞社交的地方；此外，人们做着无聊和令人麻木的工作，一个个孤立其中。
按米尔斯的说法，似乎整个白领阶层都可以被视作新中产阶级，因此是一个独立的群体。然而纵观办公工作的历史，其所体现出来的并非如此。办公室内的事情也好，办公室外的事情也罢，鲜少是稳定不变的。而办公者对自身的理解，对他们生命际遇的理解更是变幻莫测。将米尔斯对办公室的描述框架放到历史中去论述，各种已形成的或尚未形成的思想体系和阶级将在书中一一展开。此外，本书还有一些关于我们为何工作、我们又该如何工作的根本性探讨。
当办公室不仅仅是除商店和工厂以外的另一个工作场所，更成了先进工业社会的标签的时候，这个世界所变成的模样也是米尔斯没能想明白的。当德国记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1920年代来到柏林时，他被这座城市的“雇用文化”程度震惊了，这里到处都是领薪水的办公者。现如今，在美国哪一个城市，或者说在欧洲哪一个城市，这样的事情还会让人惊讶呢？办公室文化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工作场所文化，美国是一个职员之国。《隔间》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这段办公室文化成为主流的工作场所文化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对未来已有什么影响，或将有什么影响，《隔间》也将一一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