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 长
来美国一年，我还是普遍迷茫群体中的一员……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还没到不惑的时候。
——朱拉其其格（乔治城大学中国留学生）
所谓人的成长，其实是不断发现个人独特的经历原来都只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
——多丽丝·莱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对此我心怀感激……但它没有教我如何理解和控制我的情绪，以及如何反思人生的目的……我认为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应该向人们提供一些指导，不仅指导他们的就业，还要指导他们人生的顺境和逆境。《雅典学院》那幅画中描绘的老师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教学生如何改变他们的情绪，如何应对不幸，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我多么希望我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遇到了这样的老师。相反，我发现大学更像是工厂：我们按时进去，交上我们的论文，按时离开，之后我们就得靠自己了，仿佛我们已经是有健全人格的、负责任的成年人。
——朱尔斯·埃文斯《生活的哲学》
丁 丁
我大概有十五年没见过丁丁了。
是的，十五年——我记得上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的个头儿还只到她妈妈腰间。那时我上五年级，她二年级。我记得她的眼睛亮亮的，却谈不上明眸皓齿——因为咧开嘴笑的时候，正在换牙的她常因为哪里又缺了一颗牙而引来我们的嘲笑。周末时，我们常同她住在附近的表姐一起玩耍。有一次，我和她的表姐一起打羽毛球，丁丁站在我们脑补出的那张“球网”的旁边，认真地看着我们，双手举起来比画着分数。
“8比8。”在不知是哪一方得到一分后，丁丁大声地喊出了比分。
然而她的表姐好像没有听清似的。“谁8呀？”她问道。
我和丁丁“噗”地笑出来，笑得前仰后合……
然而这竟是我对丁丁唯一的印象了。我甚至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也可能我从来就不曾知道过。因此在2016年的初春，当母亲告诉我丁丁现在正在纽约，我不妨过去一见时，我才想起来，前两天我的微信上莫名出现了一个叫“路人丁”的发来的好友申请。“路人丁”的头像是一张黑白的梵·高自画像，发申请时也没有任何自我介绍，乍一看还以为是谁注册的微信马甲。
“她叫‘路人丁’吗？”我问母亲。
“你忘了吗，这小姑娘从小就有个性。”母亲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丁丁很忙。正在福特汉姆大学读大三的她，每日的安排满满当当，对于晚上在几个“局”间辗转的生活也早已习以为常。我跟她起先约在周一的晚上见面，后来因为她想起那天还有别的安排，于是提前到了前一周的周五。到了周五，又因为有朋友叫她晚上去吃饭，我们又换成了饭后去吃甜点。
“我们在Harb见吧。”傍晚的时候，丁丁发微信给我。没有地址，也没有说那是一家怎样的店。
九点的时候，我到了这家名为Harb的甜点店。丁丁紧随而至——她戴着一顶黑色的宽檐圆帽，穿一件黑色长衫，远远望去，仿佛一位魔术师。穿过走廊时，她步伐轻盈，姿态潇洒，从侧面望去，仿佛一阵风。
“好久不见。”她调皮地冲我一笑，在我对面拉出椅子坐下来，却没有摘下帽子的意思。我仔细地打量着她——圆帽下是一张娃娃脸，笑起来时露出两个小酒窝，显得稚气未消。她的眼睛仍然透着一种明亮，却也仍然无法称之为“明眸皓齿”——笑起来时，她新近戴上的牙套与白皙的皮肤、洁白的牙齿形成一种违和感，显得有点滑稽。
“我妈听你妈说，你正在做一个采访。”丁丁开门见山地说。
我点了点头，“我想你可能有故事可以讲给我。”
“有呀，你想听哪方面的？”丁丁爽快地说。她告诉我，高中来美国之后的五六年里，确实有很多故事可以诉说：出国前的打算，在美国不同接待家庭的生活体验，从高中所在的小城镇来到纽约后的感受，以及赴美后对留学认识的不断转变，每一件都可以跟我聊上个把小时。“毕竟，有故事的人才有趣，对吧？”
我笑着点了点头。我告诉她，我对她为什么来，以及住在美国人家里的生活经历最感兴趣。
“好呀，那我就从为什么来讲起吧。”丁丁说。
这么跟你说吧，上高中的时候我本来没有出国这个打算的，是我爸妈逼着我出国的。我爸怎么想的呢，他觉得我将来肯定考不上好学校（笑），那如果考不上的话，在国内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觉得我爸说得太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了，我现在虽然出来了，也觉得我将来不一定会有出息（笑）。但他们觉得，你出国，我们给你垫的砖都垫好了，以后就靠你自己了。但我当时不太想来，毕竟年龄小嘛，看问题比较短视。当时我在国内其实玩得挺好的，各种朋友嘛，每天玩得都巨开心，学习上也有点小聪明。我觉得既然现在的生活挺好的，干吗非要去美国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我就不太想来。
后来怎么又来了呢？跟你说个事儿，不知道会不会有用。其实我从内心里说，还是个挺好强的人。就比如说有人要是跟我说，你什么事肯定做不成，那我肯定要去做这个事儿，我要去证明自己。当时我有一个幼儿园同学跟我一块儿去参加一个交换项目的考试，我笔试什么的都过了，到了面试阶段我也觉得我答得都挺好的。面试快结束的时候，面试官问我说，你想去美国吗？我就说实话了，我说我其实不是特想去，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那个同学进了，我没进。我就觉得不服气，因为她英语比我差好多，我就想我到底哪儿不如你。后来又通过朋友了解到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我就报名了，心想自己一定要过，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结果还真过了。但那个时候我可能是因为被这种好胜心给蒙蔽了，已经忘了其实我不想来美国的（笑）。过了之后就想，算了，既然已经过了，那来就来吧。
第一年去了Connecticut的一个公立学校，在Manchester那边，住在一对美国夫妇家里。当时特别不开心，一个是从北京来到乡下，不适应，另一个就是交不到朋友。所以那时候我经常哭，经常翘课回家打游戏。就这么着，我第一年挂了一门课。那门课分两个学期上完，总共只能缺勤十次，而我翘了十一次，就这么着挂了。然后那年成绩就很差，大概只有2.3。那时候就给我爸我妈写邮件，word文档一篇一篇地写，说我想回国。我的房东也说，如果你在美国这么不开心的话，那你就应该回去。但我爸我妈不想让我回去，就帮我联系了另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在中部，是个私立学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比较过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我的感觉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并不太在乎你怎么样，你爱学就学，不爱学就拉倒。但我第二年去的这个私立学校就不一样。我们一个年级八十个人，我是唯一一个国际学生。但大家家教都很好，人也非常友善。我当时还是有很强的拖延症，但那里的老师都很愿意了解我和帮助我。比如说当时上艺术史，那些专有名词实在是听不懂，老师就下课之后再给我补课。所以那一年成绩明显就上去了，大概得有三点八几。
那两年一直住在美国人家里。第一年的接待家庭是一对中年夫妇，是volunteer（志愿者）的那种，也不收钱。他们自己没有孩子，就把我当成亲闺女一样来养，有求必应，不离不弃。但我可能因为在国内已经习惯了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把一切当成理所应当），对他们非常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经常跟他们吵，吵到有一次接待家庭的妈妈不敢回家。现在想起来这事儿其实特别小，就是她当时问我，北京有没有草坪。当时我十六岁，年轻气盛，听了这话之后就有点火，心想你见没见过世面，会不会说话啊。我当时就反驳说，你们美国人就是觉得自己比谁都强，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然后我又说了一堆难听的话。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人了。过了一会儿突然接到接待家庭爸爸的一个电话，问我说太太能不能回家。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太太在超市呢，不敢回家。这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
不过即便是这样，我当时还是觉得他们各种不好。比如说我既然在美国家庭住，那肯定是想学点英语的，但是他们又没有小孩，我跟俩大人说话肯定学不着高中生常用的语言。再加上年龄小嘛，不懂事儿，本来就不喜欢当时的学校，在家还老跟他们吵架，就嚷嚷着要换一个接待家庭住。我记得当时他们极力挽留我，希望善始善终，但我最终还是走了。直到又过了一年，换了一个接待家庭，我才知道什么叫真的不好。
第二年转学之后，我换到了一个收费的接待家庭。他们纯粹是为了钱才接待我的，至于我过得到底怎么样，他们并不care（关心），只要不饿死我就行（笑）。也不愿意带我出门，比如我说想去趟商场，他们可能会说太忙，下周末再说。再比如平时上下学都是他们接送，有时候我下午三四点钟放学了，他们可能六七点钟才来接我，来的时候学校里都没什么人了。那段时间我自己想了很多，终于意识到人们对你好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在那个时候明白了什么是人情世故，明白了什么样的人是值得我感恩的。
后来有好几年的时间，每次想到这个事儿都会哭。每次回去看我第一个接待家庭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真的，我觉得在所有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里面，他们真的是对我最好的人了。我听说在我之后，他们还接待了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女生和一个泰国女生，最后还收养了一个泰国女孩。
现在让我回想，我觉得我特别感谢我爸我妈送我出来。小时候毕竟很短视嘛，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对你好的，你会耽于安乐，不会想很多以后的事。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不过和刚来美国的时候相比，现在的我可能更乐于去听别人的建议，去分析他们的建议，而不是盲目地得出一个结论。
讲完，丁丁冲我笑了笑，往嘴里送了一勺蓝莓蛋糕。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她的语速一直很快，抑扬顿挫贯穿着起伏的故事情节，有一种北京女生特有的“爱谁谁”的劲儿。讲到有趣的节点时，她还会咧着嘴笑起来，仿佛在用事实来证明她“有故事的人才有趣”的观点。这种久违了的“北京腔调”，让我备感亲切。
当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她对这些年来自己变化的思考——那种自我反思习惯的建立，那种对自我与他人界线的重新划定，似乎都体现着与她那张娃娃脸不相称的早慧和成熟。从当初“不太想来”到现在“特别感谢我爸我妈送我出来”，从“觉得他们各种不好”到每次回去看第一个接待家庭时都“哭得稀里哗啦”，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们可以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偏见、成见乃至歧视，可是看不到我们对别人的偏见、成见和歧视。在恼火于别人对我们态度的同时，我们几乎总是觉得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无论怎样都是理所当然或者情有可原”——在听丁丁讲述时，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句话。而丁丁，则无疑正从这种蒙蔽自身的“无意识”中醒来。
不过，当我兴致勃勃地谈起“自我”这个话题时，丁丁却表现出了某种忧虑。“我非常明显地感觉，我以前就有‘自我’的苗子，来纽约之后就生根发芽了。”丁丁吸了一口奶茶，“你有没有觉得，留学生比没有出国留学的人更自我，在纽约的留学生比其他地方的留学生更自我？”
我点了点头。事实上，从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人际圈子相对稳定的华盛顿来到纽约，我已经深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飞速的生活节奏对人们的巨大影响。用丁丁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每天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自己的情绪还没有时间消化呢，怎么还顾得上别人的事情”。辗转在各个“局”中的她告诉我，其实她最近刚刚与一个台湾的男朋友分手。“我还是喜欢这样，两个人该忙啥忙啥，想见面了见一下，不想见就不见。能玩到一起就在一起，不行就拉倒呗，我不希望看到谁为谁牺牲什么。”
在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背后，是她内心的某种隐忧——“回国之后会怎样”“这种生活能维持多久”是她接下来提出的疑问。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在我眼里，这种“自我化倾向”的“生根发芽”本来就是复杂的。一方面，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盛行、纽约令人目不暇接的都市生活，还是远离父母和原有人际圈子之后出现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都在强化着这一代独生子女原本就已突出的自我意识。的确，这可能会让如丁丁一样的留学生活得更“自我”，更少有时间乃至意识去关心他人的需求——这一点，正是不少留学生归国之后最让父母失望的。然而另一方面，活得更“自我”，却也促使着他们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真实需求，发掘出自己内心深处的生活动力——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往往是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他人，并与外界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