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来，关帝崇拜犹如一场无声的信仰风暴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并随着清末民初华人不断移居海外，流播世界各地。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逐步展开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强力推行，关帝崇拜经过短暂三十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在中国大陆勃然兴起，并与海外四裔从未式微的关帝崇拜交相辉映，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云蒸霞蔚的关帝文化景观。在当今世界上，北至蒙古乌兰巴托，南至越南河内、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澳大利亚墨尔本、毛里求斯路易港、法属留尼汪岛，东至韩国首尔、日本横滨，西至美国纽约、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州以及加拿大维多利亚、本拿比，都建有各种形式的关帝庙和拥有众多的关羽信众，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文化奇迹。如何审视这种历久弥新的关帝崇拜现象？早在清中叶，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就发出这样的感慨：
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玄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接着，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也对关帝崇拜的日益兴盛深表惊叹：
人有代谢，神亦有代谢。神代谢者，若周之杜主、汉之城阳景王、汉末蒋子文诸人是也。惟忠义之气塞天地者，则历百世如一日焉，神武（指关帝）与唐之张许、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庙尤遍天下。
清中叶以后的很多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与20 世纪以来的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着赵翼、洪亮吉等前贤的感慨与惊叹，进行过各种视域的探讨和诠释，发表了许多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通过汲取、整合、提炼、概括以往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我们发现经久不衰的关帝崇拜，其信仰核心和精神实质，可以归结为四个大字：“护国佑民”。
与中国正统宗教佛教、道教不同，关帝既不像佛教中的释迦牟尼那样庄严肃穆，也不像道教中的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那样冷漠高远，而是时时关注和尽力满足世俗人们的各种祈求，大至国家安危，小到百姓生计，关帝都能在关键时刻“拯民生，捍灾患，灵爽如一日”。“吉凶祸福，类多符验，入其庙廷，睹其像貌，必为之惕神动，洋洋如在其左右。”因此，关帝才受到举国上下的虔诚崇拜，成为既不分阶级，也不分民族；既超越时空，又超越国界，得到世界华人华侨信奉的中华第一大神。
二
世界上的神灵，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造的，另一种是人变的。前者如西方古希腊的宇宙神宙斯、战神阿瑞斯、智慧神雅典娜、光明神阿波罗等，东方古中国的太阳神羲和、补天神女娲、追日神夸父以及掌管天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后者如西方基督宗教中的圣母玛利亚、救世主耶稣基督，东方中国道教中的太上老君、张天师等。
在古代中国，从人变神，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巨大的人格魅力，二是有口皆碑的丰功伟绩，或者说必须是一位彪炳青史的超级英雄，并承载着显示中华民族生命力的道德精神,三国时期的蜀国名将关羽正是这样一位光耀千秋的历史人物。那么，关羽承载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精神？究其道德底色和精神根底，那就是“忠、义、仁、勇”，即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任事以勇。
忠者，从字源上讲，从中从心；从字意解释，则为心无二致，忠心耿耿。关羽自与刘备结识、结拜后，始终对代表汉室正统的刘皇叔和蜀汉政权赤胆忠心，即使兵败被俘，也矢志不渝，死得伟烈。
关于“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是儒家亚圣的说法，将“义”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是为人处世的根本，是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按传统的理解，“使物各得其宜”，便是“义”。然而，具体到某一件事，何者为宜，何者不宜，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侠有侠之宜，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义”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关羽之“义”则成功地满足了上自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庶民百姓各色人等的不同要求，因而成为“义”的化身与人们处世行事的楷模。
对关羽的这种“忠义”道德精神，唐宋以来的文人撰写了许多颂辞。其中，元末陶寿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为湖北应山县关圣祠撰写的碑文颇具代表性，既阐述了关羽的英雄足迹与忠义品德，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与舆论导向：
神（指关羽，下同）始事昭烈，为军司马。昭烈数失军陷身，而神与之周旋，不避艰险。汉日浸微，妖星耀微，天下士子，云趋以从，虽荀文若不免失正。神独以忠义自许，乃能择士君子所不能择者。操虽败绍，势将有中原，欲与神共事，神不义其所为，辞重爵而出亡。列将虽微，旧恩必报，则其忠义之气，凛千载而常存者也。神欲奋身杀操，刘主不可，卒用困踬，议者憾其失策。在荆州时，提兵讨曹仁，掳于禁，操将避其锋而徙都，则当时为汉诸侯能病操者，莫神若也。操非不欲身禅天下，而畏天下义士。士有义心，而势不足以为病，则操亦不畏；势足病操，而心不在汉，则操亦不病。惟神以忠赤之心，义倡其勇，以一州而北动中原，权不渝盟，汉事成矣。然则汉祚之少延，国之未坠，皆神之功也。神之将死，权欲留之，而彼之谋臣，皆知其终不为用。则忠义之志，不独著于国中，而敌亦知之，非积诚有素者不能也。
亦如南怀瑾先生所说：
至如世所标榜关公之忠义，则于忠道之诠释，不仅施于君臣之际，且可尽于人伦纲常之间。其于义道之影响，且可概于朋友之适而及于社会之则。是诚春秋大义之微旨，故关公之典范，终能由人道而臻于神明之尊，岂偶然哉？非徒然也。
仁者，从字源上讲，从二从心；从字义上解释，则谓二人同心、心心相印即为仁。孔子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关羽在镇守荆州期间，曾颁行《劝农崇学》章程，包括《劝农规条》二十六条、《崇学条规》三十一条。关羽此举，为的是让荆州民众“或为农为士，庶几善用其心力，俾斯土有唐虞之风，三代之治”。其所怀仁爱之心与所施惠民之政，为荆州人民带来了福祉，被荆州人民千年传颂。
至于“勇”，则是自强不息、独立不惧的品格。杀身成仁是“勇”，为国尽忠也是“勇”。关羽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视死如归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如神人一般。在战将如云、灿若星汉的三国时期，只有关羽的神勇气势被陈寿誉为“威震华夏”。于是，“忠、义、仁、勇”被中华民族认定的理想人格，便在关羽身上完美地彰显出来，日月可鉴，妇孺皆晓。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关羽由人变神，可以说既顺应民心民意，又符合历史潮流。因此，关羽才会变为关帝，享配“儒佛道三教并尊，士农工商四民同拜”，并通过对关羽的崇拜，将其所承载的道德精神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之中，形塑着炎黄子孙的思想品质与道德操行。
三
从事关羽研究，特别是从事从人到神的关公、关王、关帝研究，前人留下的史籍较少，除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与南朝刘宋史学家裴松之注释的《三国志》关羽本传和散见于其他传记中的短短两三千文字外，尚有南宋史学家郑樵写入其所著《通志》的《关羽传》，另一史学家萧常写入其所著《续后汉书》的《关羽传》，元朝史学家郝经在其所著《续后汉书》也写有一篇《关羽传》，以及元代漳滨隐士胡琦撰写的《关王事迹》，其他资料基本上都是传说故事或灵验记录，如果单以三国史籍立论，当然这些资料都不能征引。然而，正是这些看似不是“正史”记载的资料，却代代相传，越传越多，越传越神，并从中赫然走出了一尊令古今万众敬仰的关圣帝君。这是为什么？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破解这个历史难题的思维钥匙：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这是陈寅恪先生洞悉中国史学传统而为治史者指明的一种治学路径与治学方法，即“伪史料中，有真历史”。
早在孔子著《春秋》时，夫子看重的是书中的“微言大义”，即背后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全部的客观事实，故晚明思想家李贽认为，《春秋》三传都以解释、凸现“春秋大义”而非提供历史真相为目的。司马迁著《史记》在为人作传时，其叙事重视传说资料，富有传奇色彩，甚至有意追求传奇性效果，从而使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具有超越现实人生的想象性创造性质。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内篇》中说：“古之国史，闻异则书。”又说：“旌怪异……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因此，清初曾任荆州太守的杂剧家袁于令总结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
按照这一理路，解析历史流传下来的从关羽到关公、到关王、再到关帝的各种传说和灵验记录，就会眼界洞开，迷雾廓清。为此，我在检视这些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和参阅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学科视域，经过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由人变神：关羽的神化进程；下篇，护国佑民：关帝的诸种神职。上篇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缕述了关羽的英雄事迹及其对后世战将的深远影响，二是梳理了关羽的神化轨迹，三是阐释了关羽走上祭坛的诸种表征。下篇分为九个部分，其中，前八个部分解读与阐述了关帝作为战神、财神、科举神、治水神、司法神、送子神、移民神、会党神的诸种社会功能；第九部分向世人推荐作为关帝崇拜与时俱进产物的“关帝文化节”，在当今华人世界所发挥的凝聚人心、团结奋进、振兴中华的重要作用。
从事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对已经面世的相关成果，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并在参阅的过程中，向这些成果虚心学习、积极借鉴，从而融会贯通，力争成一家之言，为人们留下一些“经世致用”的思想启示。为此，我搜集了所能见到的“从关羽到关公到关王再到关帝”的各种文献资料、研究著作与学术论文。这是一项学术基础性工作，耗时长、费力多，然而使用之后，藏之己手，秘而不宣，不是我的做人做事原则。为此，我在本书末特设一个附录，将我曾经阅读、掌握的关羽研究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成一个“关羽研究论著目录（1929—2019）”，以便于有志于关帝文化研究的各界朋友按图索骥，共同享用。
四
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或文明共同体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开创并拥有独立贯通、绵延五千多年而不绝的文明历史和文化传统。古埃及文明的悄然消遁、古印度文明的昨是今非、古巴比伦文明的过早夭折，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幸存绵延的文明共同体和文化传统。世界文明史和文化传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学为主导、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悠久而宏大、多样而融贯、古老而常新的文化体系，是人类文明和文化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之一。 其中，关帝文化所承载的“忠义仁勇”的道德精神，所彰显的“护国佑民”的责任担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不会因为社会与文化的浅层次与短时间的变动而出现基本存在形态的根本变更。因此，我们不仅要尊重、激活这一优秀文化传统，而且更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为只有这样善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做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