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伯南克主作】21世紀貨幣政策：伯南克貨幣理論及政策精粹，建構21世紀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框架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本伯南克新作，重磅解讀21世紀聯準會與貨幣政策。從大蕭條到大流行，聯準會走出歷次危機與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獲獎新作
2. 伯南克貨幣理論與政策精粹，建構21世紀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框架
3. 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大通膨、大通貨緊縮是當前全球關注的經濟重點和難點問題。 “在可預見的未來，金融不穩定將是21世紀各國央行行長關注的核心問題。”
4. 伯南克的從政經驗及其任職聯準會以來的政策觀察，將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不僅是經濟學者不可或缺的研究參考文獻，對於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製定，特別是理解全球金融動盪及其政策走向也具有重要藉鏡意義。

內容簡介

近年來全球經濟、金融情勢發生劇烈變化。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經濟面臨高通膨、大衰退，甚至有新一輪金融危機的風險。如何以史為鑑、研判情勢、防範系統性風險，是擺在各國面前的重要議題。
《21 世紀貨幣政策》是一本全面了解聯準會內部運作與21世紀貨幣政策的著作，該書梳理了從戰後早期到現在聯準會的運作與演變，以及歷任聯準會主席的決策，解讀其需要應對的不斷變化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總結聯準會應對歷次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審視當前的爭議，並前瞻性地思考未來聯準會的作用，以及21世紀全球貨幣政策和維護金融穩定政策的前景。

作者簡介

本·伯南克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宏觀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主席。
出生於1953 年，1975 年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畢業，1979 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 1979—1985 年任教於史丹佛大學，1985—200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和公共事務教授，也曾擔任該校經濟系主任。 1987—1996年，先後在費城聯邦儲備銀行、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訪問學者。
2002年，伯南克被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任命為聯準會理事。 2005年6月，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2006年2月，接替葛林斯潘出任聯準會主席，一直到2014年。在任聯準會主席期間，參與應對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因此當選美國《時代》周刊2009年的年度人物。
主要研究領域是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史。
著有《行動的勇氣》《金融的本質》《伯南克論大蕭條》《滅火：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教訓》等作品。 

目錄

前言5

部分 通膨的起落
章大通膨28
第二章伯恩斯與沃克52
第三章葛林斯潘和繁榮的九十年代75

第二部分 全球金融危機與大衰退
第四章新世紀與新挑戰119
第五章全球金融危機144
第六章新的貨幣制度:從QE1到QE2 177
第七章貨幣政策的演變：QE3與縮減恐慌214

第三部分 從升息週期到新冠疫情
第八章升息週期開始250
第九章鮑威爾和川普281
第十章新冠疫情大流行309

第四部分 未來展望
第十一章聯準會2008年後的工具箱：量化寬鬆與前瞻性指引337
第十二章聯準會的工具箱夠了嗎？ 369
第十三章讓政策更有力量：新的工具與架構393
第十四章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434
第十五章聯準會的獨立性及其社會角色475

前言

前言

2020 年1 月29 日，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快步走上演講台，開始了他擔任聯準會主席第三年的首場記者會。他掀開一個白色的活頁夾，向在場的記者點頭致意，然後低頭讀他準備好的演講稿。他舉止低調，甚至讓人感到有些憂慮，但他傳達的信息是樂觀的：美國經濟已經創紀錄地進入長時間擴張的第11 個年頭，失業率保持在半個世紀以來的水平，低薪工作者在經歷了多年的薪資停滯之後工資正在上漲。過去兩年影響金融市場的貿易緊張局勢已經減弱，全球經濟成長似乎正在穩定下來。
他順便提到了影響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包括新型冠狀病毒帶來的不確定性”1。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唐娜·博拉克（Donna Borak）在全長54 分鐘的新聞發布會開始21 分鐘後才提出有關該病毒的後續問題，當時全球病例數量不多。鮑威爾謹慎地承認“該病毒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可能“會對全球的活動造成一些幹擾”。 2
5 週之後，也就是3 月3 日，鮑威爾走上同一個演講台，以同樣平靜的語調向記者宣讀了一份沉重得多的聲明。他對世界各地被病毒感染的人表示了同情，同時指出它擾亂了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並預測遏制該病毒傳播的措施「肯定會在一段時間內對國內外的經濟活動造成影響」。他說聯準會正在降息，以便「在面臨新的風險時幫助經濟保持強勁的動力」3。他同時暗示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措施。世界情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聯準會的政策也會隨之改變。
在1 月29 日至3 月3 日的記者會期間，新冠肺炎疫情已演變為一場初露端倪的全球危機。據報道，這種後來被稱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傳染病，其病例已從不到1 萬例增加到全球範圍內的9 萬多例。義大利已經隔離了倫巴第地區的城鎮，伊朗也報告了感染病例激增。 2 月29 日，美國通報了首例因感染病毒而死亡的病例，死者是西雅圖附近一名50 多歲的男子。從那時起，美國的病例和死亡人數呈指數級增長，這有可能使紐約市和其他熱點地區的醫療系統不堪重負。
同時，疫情引發了美國金融市場的恐慌，使其經歷了2007年至2009 年金融危機以來為糟糕的一周，也預示著經濟將面臨的困境。道瓊工業股平均價格指數（DJIA）在2 月初創下了歷史新高，但在截至2 月28 日的一周內暴跌逾12%。到了3 月，動盪已經蔓延至債券市場。即使是超級安全的美國國債的賣家也很難找到買家，買家對持有現金以外的任何東西幾乎都沒了興趣。由於貸款機構和投資者正努力應對新冠病毒帶來的不確定性，企業、購屋者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借債的私人信貸市場有可能會完全凍結。
事實上，市場的恐慌預示著經濟將會受到較大的創傷。隨著企業和學校關閉（要么是自願關閉，要么是地方政府強制關閉），經濟活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萎縮。 2020 年2 月，從大衰退（Great Recession） 中長期復甦之後，失業率只有3.5%。而在兩個月後，也就是4 月，官方公佈的失業率為14.8%，這項令人震驚的成長數據可能低估了疫情對勞動市場的破壞。 4 月有超過2 000 萬個工作機會流失，這是自1939 年該系列數據有史以來的跌幅。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商業週期測定委員會是衰退和擴張時間的裁定者，該委員會後來將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的起始時間定為2020 年2 月。
我曾在2007 —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擔任聯準會主席，我對鮑威爾和他的聯準會同事承受的壓力感同身受。但是與我們十多年前面臨的那場持續了近兩年的危機不同，這次的危機似乎是突然發生的。基於「在可能的情況下提前應對危機」的原則，鮑威爾領導下的聯準會迅速採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行動來平息金融動盪以保護經濟。它將短期利率目標維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並承諾只要有需要，就會繼續維持下去。為了幫助貨幣市場和國債市場恢復正常運行，聯準會向資金緊張的金融公司放貸，並在公開市場上購買了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它重新制定了金融危機時期的計劃，以支持商業和消費信貸市場。它也與各國央行合作以確保全球市場有充足的美元供應，因為美元是世界性儲備貨幣。聯準會終承諾繼續大規模購買證券，即推行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直到經濟狀況大幅改善。
所有這些措施都藉鑒了2007 — 2009 年金融危機期間擬定的那個“劇本”，但鮑威爾和美聯儲並未止步於此。聯準會與國會和財政部合作，建立了支持企業和市政債券市場的新計劃，並為銀行向中型企業和非營利組織發放貸款提供融資。 2020 年8 月，聯準會宣布對其貨幣政策制定框架進行重大調整，這是疫情爆發前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結果，其目的是在利率已經很低的情況下提高政策的效力。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聯準會更加明確地承諾只要有需要就會將利率維持在低位，從而鞏固了貨幣政策。
當然，聯準會無法對危機的源頭以及疫情的傳播進程產生任何影響，也不能像政府和國會那樣，透過徵稅和支出來支持受疫情影響嚴重的民眾和企業。但它可以利用貨幣政策及其信貸能力來穩定金融體系，暢通信貸並使其流向實體經濟以支持消費者和企業支出，並創造就業機會。在這過程中，它將在疫情後的經濟復甦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
正如我在領導聯準會時經常說的那樣，貨幣政策不是靈丹妙藥，但它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鮑威爾和聯準會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反應表明，21 世紀的貨幣政策以及更廣泛的央行政策一直被顯著的創新和變革所定義。聯準會在疫情期間採取的多種舉措以及決定和宣布這些舉措的速度在過去似乎是不可想像的，這不僅對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美聯儲的位領導人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來說是這樣，甚至對歷有影響力、領導20 世紀90 年代美聯儲的中央銀行家之一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也是如此。正如鮑威爾本人所承認的那樣：「我們越過了許多以前從未越過的紅線。」4
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讀者理解聯準會作為美國貨幣政策的製定者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它從面臨的各種挑戰中學到了什麼，以及它未來會如何演變。雖然我主要關注的是我了解的央行聯準會，但我也藉鑒了其他主要國家央行的經驗，它們同樣面臨著許多挑戰，也做出了重要的創新。我希望這本書能對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和他們的學生有所幫助，但我也努力讓任何對經濟政策、金融政策或央行感興趣的人都能讀懂這本書。正如鮑威爾所領導的聯準會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表明的那樣，理解聯準會的目標以及它為實現這些目標而使用的工具和策略，對於理解當代世界經濟是至關重要的。

媒體評論

更多的政策制定者或許應該嘗試這種來自核心參與者的歷史評價。它讓讀者和伯南克一起做出判斷，並思考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他們再次與通貨膨脹作鬥爭，可能會學到什麼。
——大衛‧萊昂哈特，《紐約時報》
這是一本獨特的實用書籍，在供應鏈緊縮和需求飆升的情況下，公眾試圖更好地理解聯準會和國會在推動或放緩經濟方面的權力。
——安德魯‧羅斯‧索金，《紐約時報》
伯南克是我們這個時代有影響力的中央銀行思想家和實踐者。他的這本書清晰地描述了央行和聯準會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70年和80年代初的「大通膨」到今天以及未來的演變。
——馬丁‧沃爾夫，英國《金融時報》
這本書充滿了高風險的戲劇性場景以及清晰的思路，是迄今為止對聯準會近年動盪歷史的好描述之一。
——《出版人週刊》
這本書清楚地解釋了資金如何從國家的中央銀行系統流入更大的經濟體。
——《科克斯書評》
伯南克是解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各國央行（尤其是聯準會）政策背後的經濟力量和政策理念的合適人選，這本書的論證很有特色。
——英國《金融時報》

線上試讀

導讀
一本了解聯準會貨幣政策決策歷史演進的好書
 

徐 忠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副會長

《21 世紀貨幣政策》一書的作者是202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伯南克。伯南克與其導師史丹利·費希爾（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長和聯準會副主席）均是學者兼中央銀行家。伯南克在其導師啟蒙下對大蕭條的成因特別感興趣，提出了金本位下貨幣緊縮導致了大蕭條的觀點；正是對大蕭條的深入研究，使伯南克充分認識到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和波動中的作用，很早就提出並探討了「金融加速器」理論。 2002 年，伯南克加入了聯準會理事會，2008 年金融危機發生時他剛好擔任聯準會主席，結合大蕭條與貨幣史的研究，伯南克果斷實施QE（量化寬鬆），推出前瞻性指引，帶領美國走出了危機。儘管書名是《21 世紀貨幣政策》，但是本書內容涵蓋了美聯儲的產生、運作和演變，以及歷任美聯儲主席的決策，同時作者作為資深的學者， 在書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討論了自然失業率、中性利率、奧肯定律、長期停滯、全球儲蓄過剩、菲利普曲線扁平化等學術概念。總之，這本書內容非常豐富，對於了解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演變非常有價值，適合不同背景人士閱讀。
除了受貨幣政策理論和認識的變化，以及客觀環境變化的影響，聯準會主席在貨幣政策決策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聯準會的百年歷史來看，其中既誕生了沃克、格林斯潘等獲得世界讚譽的中央銀行家，也有伯恩斯等產生較大爭議的聯準會主席。不同聯準會主席的風格不同，對貨幣政策的認知不同，很大程度上決定美國不同時期貨幣政策的成敗，有幾個線索可以關注。

一、聯準會主席的理念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貨幣政策操作的方向

從聯準會百年貨幣史來看，貨幣政策決策要有理論基礎，聯準會主席對貨幣政策的認知至關重要。大蕭條時期聯準會沒有很好地認識到，金本位下可能導致貨幣緊縮與經濟通貨緊縮。伯恩斯時期將通膨成因認為是成本推動的， 而非需求推動，認為通膨和貨幣沒有關係，在貨幣緊縮和寬鬆之間採取“時斷時續”的政策，這樣既沒有實現低通脹，也沒有實現持續的低失業率。沃克認為通膨是和貨幣有關係的，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格林斯潘在1996 年推遲了緊縮政策，因為他認識到更強勁的生產力成長將緩解通膨壓力。伯南克充分借鑒了大蕭條的分析，在全球金融危機時間實施QE 政策並取得了成功。

二、貨幣政策究竟是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

抑制通膨一直是聯準會重要的目標，但不同時期的聯準會主席在這個問題上的策略有明顯差異，早期主要是採用先發制人的策略。 1950 年代，時任聯準會主席馬丁說：「當聚會漸入佳境時收走大酒杯。」葛林斯潘也提出，貨幣政策對通膨產生抑制效果是有時滯的，需要一年或更長時間的時間，如果無法在出現通膨苗頭的初期就果斷採取措施，那麼必然會付出更高的政策代價，從而抑製成長。這意味著，貨幣政策要走在市場曲線前面。從馬丁到沃克、葛林斯潘，先發制人是幾位聯準會主席比較堅持的，在通膨治理層面效果顯著。
之後聯準會主席的策略發生了轉變。伯南克和耶倫的貨幣政策從強調先發制人控制通貨膨脹，過渡到貨幣政策重視風險管理，再到鮑威爾逐步轉向平均通膨目標的新框架。伯南克和耶倫強調風險管理，認為危機後風險是不對稱的，通膨暫時起不來，但就業的問題很難解決。耶倫認為，即使出現通膨，進程也是緩慢的，不需要採取快速的措施；同時，其任期內還有貨幣緊縮過急對經濟產生衝擊的經歷。在沒有過多財政刺激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強調風險管理有一定的合理性。鮑威爾在2020 年8 月提出了平均通膨目標的新框架，不介意通膨暫時高於目標，採用更積極的政策來確保充分就業；應對通貨膨脹實際上結束了先發製人的策略​​，走在了市場曲線的後面。儘管耶倫時期通膨沒出現什麼問題，但在鮑威爾時期，美國通膨開始起來時，鮑威爾一直對外宣稱通膨是暫時的，直到2021 年底才改口，但通膨預期已經形成。
美國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在一年多時間內從2021 年2 月的1.7% 漲到2022 年6 月的9.1%。

三、貨幣政策是遵守規則還是相機抉擇

貨幣政策是遵循規則，還是相機抉擇，不同聯準會主席的風格也不一樣。格林斯潘喜歡含糊其詞，是個“講廢話的能手”，希望保留自由裁量權， 認為央行不可能比市場更聰明。沃爾克不是純粹的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既是科學，也是藝術，需要隨時隨地根據情勢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調整，在實踐檢驗中不斷完善，機械僵化的做法並不可取。許多人習慣性地認為，沃爾克的成功，實際上就是1976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理論的成功；沃爾克倡導的「限制貨幣供給數量」的實踐做法，完全就是佛里曼所倡導的「固定貨幣供給成長率規則」的現實版本。但沃克認為：「貨幣主義的政策建議——找到的貨幣供給增長率且不論發生什麼都要嚴格盯住——充其量只能說是天真的且危險的誤導。」實際上，沃爾克上任後採用貨幣數量目標抑制高通膨，一個重要原因是轉移公眾對短期利率的關注，防止遭到對20% 高利率的批評，到了1982 年，沃克放棄了貨幣數量目標，回到了聯邦基金利率目標。
而伯南克和耶倫更強調規則，重視透明度。他們相繼引入顯性的通膨目標，發布《經濟預測摘要》，每年進行幾次溝通，推出前瞻性指引，規定失業率到了多少就要出台政策。伯南克時期大幅擴充《經濟預測摘要》，包括對經濟變數和政策利率本身更長期的預測。此外，伯南克、耶倫時期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後召開記者會的頻率是每季一次，鮑威爾時期增加到每年八次。與市場保持良好的溝通，可以引導市場預期，更好地穩定通膨。但溝通有利有弊，市場並不傻，如果聯準會沒有兌現承諾，就會有信譽的損失，反而起到負面的效果。
在決策方式上，葛林斯潘偏向數據及市場人士資訊驅動的決策。葛林斯潘被稱為「藝術大師」的經典案例是對1996 年經濟情勢的判斷。按照當時模型的估計，失業率已經低於自然失業率，按照先發制人的策略應該加息，但格林斯潘根據市場數據與小道消息判斷，技術與生產率提升將有助於抑制通脹，因此延遲了加息，事後證明這是對的。相對於格林斯潘的數據資訊驅動，伯南克和耶倫更偏向模型驅動的決策，這與他們強調規則和透明度是一脈相承的，但模型畢竟是抽象的結果，其是否與實際一致往往是需要驗證的。 1970 年代伯恩斯時期對自然失業率的估計就出現了偏差，實際上可能在6%，但估計成了4%，央行不斷實施刺激性政策，導致了大通膨。目前，鮑威爾從模型驅動的決策再次回歸格林斯潘的方式，對模型和基於經濟數據、來自商業聯絡人以及真正「接地氣」的人士的小道消息進行深入研究。

四、央行與財政的關係

央行避免短期的行政幹預並獨立制定執行貨幣政策，是實現各種政策目標的前提條件。大多數國家早期財政部和央行是在一起的，聯準會成立的時候跟財政部也在一起，後來，聯準會理事會從財政部的辦公地點搬到了位於華盛頓憲法大道上的新總部。 「二戰」時期，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沒有獨立性，必須維持低利率支持政府發債。 1951 年，財政部和聯準會達成一致，同意聯準會逐步取消盯住利率的政策，使其可以自由地使用貨幣政策來推動宏觀經濟目標，為現代貨幣政策奠定了基礎。儘管如此，聯準會主席保持獨立性仍然面臨許多困難。馬丁時期承認長期赤字和貨幣寬鬆可能造成通膨， 當1965 年底失業率降至充分就業的臨界水平時，馬丁先發製人對付通脹， 宣布將美聯儲的貼現率提高50 個基點；美聯儲決議宣布後，約翰遜總統把馬丁叫到德州的農場，把他狠狠訓斥了一頓；馬丁面對外部壓力，聯準會在提高利率方面經常前後矛盾，而且常常為時過晚。伯恩斯時期之所以出現了通膨，與其屈服於政治壓力、喪失獨立性是有關係的，伯恩斯曾擔任尼克森的競選經濟顧問，貨幣政策確實在選舉前放鬆了。沃爾克對獨立性堅持得很好。 1984 年夏天，沃克被召集到白宮圖書館面見雷根總統，雷根總統沒有說話，而總統辦公廳主任詹姆斯貝克對沃克說：「總統命令你在選舉前不要提高利率。」沃爾克的反應是：一句話也沒說，直接走了出去。川普打破了過去總統不公開批評聯準會政策的慣例，但鮑威爾透過與國會發展良好的關係來制衡總統的攻擊，保持獨立性。
貨幣與財政的關係非常重要，格林斯潘及之前的主席馬丁經常評價財政政策，但之後沒有延續。在馬丁與伯恩斯時期，政府因為越南戰爭和「偉大社會」計劃大幅擴張財政支出，不願輕易退出刺激性的財政政策，這導致了通脹，這時僅通過貨幣政策解決是有問題的，馬丁也與政府進行了政策上的博弈，但不夠堅決。葛林斯潘經常評價財政政策，在有關財政政策的辯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參與制定了削減赤字的法案，並公開主張聯邦政府要勒緊褲腰帶。儘管因此遭受了來自國會等方面的許多批評，但他認為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付出一些代價是值得的。而到了伯南克、耶倫、鮑威爾時期，出於擔心聯準會的獨立性，他們一般都主動避免葛林斯潘式介入財政政策評價的做法。危機後，美國財政部雖然實施了TARP（不良資產救助計畫），但財政有些困難，投入不多，導緻美國遲遲不出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後，美國經濟在已經轉好、只是暫時出現經濟停滯的情況下，拜登政府實施創紀錄的財政刺激，並要求貨幣寬鬆政策配合。後來美國出現通膨，貨幣政策就面臨兩難：如果不升息，通膨會高企；反之如果過快升息，財政可持續性就有問題，同時股市泡沫可能破裂，貨幣政策就成了替罪羔羊。另外， 貨幣政策沒有其他政策的配合，單兵突進也解決不了太多的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後伯南克實施了QE，但由於缺乏結構性改革與財政支出的配合，只能不斷擴大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新冠肺炎疫情後，拜登政府剛上台時，聯準會新的政策框架以及寬鬆政策取向並沒有立即與新的財政行動相匹配，終的效果都不好。為了維持央行的獨立性，處理好財政與貨幣的關係，增強政策間的協調配合，格林斯潘、鮑威爾等聯準會主席經常要去和國會溝通，向市場公開發聲，爭取程度的支持。

五、央行的銀行監理與金融穩定職責

聯準會的銀行監管、金融穩定職責在成立之初就確定了，並在一系列重大危機的處置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聯準會初成立的時候，主要的目標不是實施貨幣政策，而是為了承擔後貸款人的角色，以回應19 世紀90 年代到20 世紀20 年代銀行體系的擠兌潮、恐慌潮。為了更好地維持銀行體系的穩定，聯準會被授權審查成員銀行的帳簿，與貨幣監理署、州銀行監管機構共享銀行監管權。在沃爾克時期，1984 年，伊利諾伊大陸銀行差點破產，該銀行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救助，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進行出資，美聯儲向該銀行提供貼現窗口貸款，並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以及其他監管機構在救助行動中密切合作，「大而不能倒」的概念由此誕生。同一時期，儲貸產業在利率上行階段，許多機構資不抵債，產生了1 240 億美元的損失，聯準會也參與了紓困。 1994 年，墨西哥政府面臨無法履行其國際義務的違約風險，聯準會無法獲得國會批准直接救助。在葛林斯潘的支持下，美國財政部利用外匯穩定基金為墨西哥的一攬子救助計畫提供資金。在全球金融危機時，聯準會援引《聯邦儲備法》第13 條第3 款，該條款允許聯準會在“異常和緊急的情況下”，也就是正常信貸管道受阻時，向銀行系統外的機構放款。同時與財政部協調，動用外匯穩定基金創建一個保險計劃，以保護貨幣基金的投資者。危機後推出的《多德- 弗蘭克法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聯準會、財政部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危機期間用來穩定金融體系的緊急權力，但保留了銀行監管的權力。
貨幣政策做得再好，如果監理不到位，也實現不了金融穩定。一個重要的例子是，2008 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幾年，貨幣政策沒出現什麼問題，在2004 — 2005 年房價大漲期間，房屋抵押貸款的利率保持在6% 左右，總體水平並不低，但對借貸行為和風險承擔的監管不足，未能阻止「耍花招」似的抵押貸款氾濫，監管存在空白與重疊，後誘發了次貸危機。格林斯潘多年來經常批評房利美、房地美資本不足以及風險操作行為，但沒有任何效果。
在美國，股市的財富效應對經濟成長作用較為重要，也是聯準會金融穩定領域關注的重點。在葛林斯潘時期，1987 年股市崩盤，10 月19 日「黑色星期一」道瓊斯指數一天暴跌23%。為了控制股市崩盤的後果，防止金融和經濟系統崩潰，葛林斯潘在股市大跌的第二天早上迅速聲明：隨時準備提供充足的流動性。 1990 年代，葛林斯潘對股市的估值有著強烈的負面看法，透過升息和呼籲等手段來多次減緩股市的非理性繁榮。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伯南克實施QE，由於房地產不斷下行，只能透過推動股市的上漲來恢復經濟，但在退出量化寬鬆政策時也不得不考慮對股市的衝擊。

六、央行的信譽取決於行動而非口頭喊話

通膨的預期很重要，央行穩定預期的能力取決於央行的信譽。如果能穩定預期，央行可以透過付出很小的政策代價來控制通膨，並且有更大的刺激就業的政策空間。 20 世紀70 年代伯恩斯與今天鮑威爾未能控制通膨，一個重要原因是預期失控了。沃克與葛林斯潘對通膨控制得很好，形成了20 世紀80 年代後二三十年的大緩和時期，這就是央行信譽的作用。但信譽是透過行動取得的，不是透過口頭喊話得來的。不能簡單地割裂流動性效應和預期效應的關係，尤其要避免言行不一致，損害央行信譽，終造成預期管理失效。央行的信譽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央行總裁的個人聲譽和溝通技巧。當然，央行在短期政治壓力下的獨立性和市場機構廣泛認可的政策框架也有利於提高央行的信譽。前瞻性指引對央行信譽的影響，在不同央行總裁和決策環境下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