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若干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大，却出现了不少重复的章节。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比《子罕篇第九》多出十一个字。还有意思相同，文字却有异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有下面这个推论合理：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论语》的作者有孔子的学生。《子罕篇第九》：“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相吻合。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又，《宪问篇第十四》之第一章：“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是原宪，字子思。显然，这也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的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的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如《泰伯篇第八》的第三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一章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这一段又像子张或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我认为这一章是闵损的学生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这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到“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有后了。这点，在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后才称“夫子”。只是在《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夫子”，都是当面称“夫子”，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论语》着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论语》一书的最后编定者，应是曾参的学生。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较孔子其他弟子为多。《论语》中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共有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前436 年），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记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着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订，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答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就是这些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着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1）《鲁论语》二十篇；（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先学习了《鲁论》，后来又讲习《齐论》，于是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但是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号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其时极为尊贵，所以他的这一个本子便为当时一般儒生所遵奉，后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古文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当时并没有传授。直到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照《齐论》《古论》，作了《论语注》。在残存的郑玄《论语注》中我们还可以略略窥见《鲁》《齐》《古》三种《论语》本子的异同。今天，我们所用的《论语》本子，基本上就是《张侯论》。
《论语》自汉代以来，便有不少人注解它。《论语》和《孝经》是汉朝初学者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今天的《诗经》《尚书》（除去伪古文）《易经》《仪礼》和《春秋》。看来，《论语》是汉人启蒙书的一种。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基本上全部亡佚，今日所残存的，以郑玄（127—200，《后汉书》有传）注为较多，因为敦煌和日本发现了一些唐写本残卷，估计十存六七；其他各家，在何晏（190—249）《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就是用何晏《集解》和宋人邢昺（932—1010，《宋史》有传）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以参看清人朱彝尊（1629—1709，《清史稿》有传）的《经义考》、纪昀（1724—1805）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唐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吴检斋（承仕）师的《疏证》。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作《集注》。从明朝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另外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故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清代儒生多不满意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后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为刘宝楠父子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昔日的好书，今天亦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小。
（4）程树德（1877—1944）《论语集释》，征引书籍达六百八十种，虽仍有疏略可商之处，因其广征博引，故可参考。
（5）杨树达（1885—1956）《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时出己意，加按语。值得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