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直郵】I READING愛閱讀 馬爾克斯:米格爾在智利的地下行動

編輯推薦

★“為未來拍張照片吧”

"一分鐘的黑暗不會讓我們失明"

★馬奎斯的這部非虛構傑作，讀起來就像懷揣時鐘和匕首的偵探劇。

用第一人稱「我」講述，給人以懸念感和即時性，生動再現了陷入困境的智利。它描繪了一個沒有合法化的政府，一個生活在恐懼中的民族，以及一場決心為改變而戰的抵抗運動。 ——《星期日泰晤士報》

對馬爾克斯而言，新聞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他始終堅信「世界是如此混亂，只有優秀的記者才能拯救它」。本書和利廷電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Goodreads書評

★文學大師馬爾克斯和拉丁美洲傳奇導演米格爾利廷

“我是QIANG林彈雨中無可救藥的即興表演家”

★在馬奎斯筆下，一場驚心動魄的地下行動突破新聞的外殼，成為一件藝術品；

而這場地下行動的成果，電影《關於智利的完整紀錄》獲威尼斯國際影展大獎

★由於揭露皮諾切特軍事政府獨裁真相，在智利，首版遭焚毀

海報：

內容簡介

一九八五年，被嚴禁歸國的導演米格爾利廷，經喬裝打扮潛入智利，秘密拍攝了長達三萬二千二百多米的膠片，記錄了他的祖國遭受十二年軍事獨裁統治的現狀。這次地下行動的成果是一部四小時的電影《關於智利的完整紀錄》。

當利廷向馬爾克斯敘說他做了什麼、如何做到的時候，馬爾克斯意識到在他的電影背後還藏著另一部未被記錄的佳作，而它有湮沒無聞的風險。就這樣，馬爾克斯對利廷進行了持續一星期的訪談，根據長達十八個小時的磁帶錄音，寫下了《米格爾在智利的地下行動》。

這不只是一篇新聞紀實，也是一個以感性重構的冒險故事。利廷本人曾說過：“這不是我此生英勇的行動，卻是值得做的事。”馬爾克斯認為：“確實如此，我想他的偉大之處就在這裡。”

作者簡介

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於哥倫比亞馬格達萊納海濱小鎮阿拉卡塔卡。童年與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1936年隨父母遷居蘇克雷。 1947年考入波哥大國立大學。 1948年進入報業。五十年代開始出版文學作品。 1967年《百年孤寂》問世。 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1986年出版《米格爾在智利的地下行動》。 2014年4月17日於墨西哥病逝。

精彩書評

用第一人稱「我」講述，給人以懸念感和即時性，生動再現了陷入困境的智利。它描繪了一個沒有合法化的政府，一個生活在恐懼中的民族，以及一場決心為改變而戰的抵抗運動。

——《星期日泰晤士報》

對馬爾克斯而言，新聞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學，他始終堅信「世界是如此混亂，只有優秀的記者才能拯救它」。本書和利廷電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Goodreads書評

寫得好的新聞報道可以成為藝術作品，馬爾克斯是那一代拉丁美洲作家中為數不多真正做到了的人。

——西班牙《國家報》

馬克斯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抒情旋律，很好地喚起了智利令人難以忘懷的寒冷的秋天，並溫柔地記錄下了流亡者的懷舊和驚喜。

——《紐約時報》

精彩書摘

智利拉德科航空115班機從巴拉圭首都亞松森起飛，延誤了一個多小時，馬上就要在智利聖地牙哥機場降落了。左側，將近七千公尺的高空中，阿空加瓜山在熠熠的月光下宛若一座鋼岬。飛機以嚇人的優雅姿態往左偏斜，繼而在一陣喑啞的金屬噪音中擺正了角度，又袋鼠似的連蹦三次，終於著陸。我，米格爾·利廷，埃爾南和克里斯蒂娜之子，智利電影導演，五千名嚴禁歸國者之一，在流亡海外十二年後，終於再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儘管此時此刻，我仍繼續在自己的身體裡流亡：我的身分是假的，護照是假的，甚至連妻子也是假的。我的臉龐和外表藉由化妝和衣著而改變，甚至幾天以後，我的生身母親也沒能在白天將我認出。

世上只有幾個人知曉這個秘密，其中一個正與我坐在同一架飛機上。她是埃萊娜，一名智利抵抗運動激進分子，年輕而富有魅力，受自己的組織委派，負責與國內地下秘密網絡保持聯繫、安排私下接觸和會面、選擇恰當碰頭地點、評估形勢，並保障我們一行的安全。假如我被警方揭穿或失踪，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未能實現事先約定的聯絡，那麼，她就得將我秘密潛回智利的情況公之於世，引起國際社會的警覺。雖然我兩人的身分證件並無關聯，但先前還是從馬德里一道出發，足跡遍布半個地球的七座機場，儼然一對和睦的夫妻。不過，在這最後一段一個半小時​​的旅途中，我們決定分開就座，彷彿互不相識一般各自下飛機。她必須在我之後過海關，如此一來，萬一我遇上任何麻煩，她好通知地下組織的人。倘若萬事順利，我們就重新扮作一對普通夫婦，從機場出口離開。

我們的目標在紙面上顯得簡單明了，但實踐起來風險巨大：秘密拍攝一部講述十二年軍事獨裁統治後智利現狀的紀錄片。這個想法盤踞於我腦海，是我思量已久的夢想，因為祖國的形像已在鄉愁的迷霧中漸漸模糊。而對一個電影人來說，還有什麼方法能比重返祖國拍攝一部電影，更精確地恢復失落的記憶呢？當智利政府開始公佈幾批獲準回國的流亡者名單時，這個夢想變得更加緊迫了，而我的名字卻沒出現在任何一份名單上。後來情形愈發叫人絕望：又公佈了一份嚴禁入境的五千人名單，我反倒赫然在列。這項拍攝計畫最終得以實現，純屬偶然。我本來已放棄兩年多，不敢再奢望了。

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聖塞巴斯蒂安。為籌拍一部長片，我與妻子艾莉和三個孩子已經在這裡住了六個月。計畫中的影片，就像影史秘聞裡許多夭折的影片一樣，在開拍前一周就被製片人否決。一時間我不知何去何從。影展期間，有一次跟朋友們在當地一家著名餐廳共進晚餐時，我又舊夢重提。席間，朋友們饒有興味地聽著，不時穿插議論，他們覺得這個拍攝計畫不僅政治意味明顯，還能把獨裁者皮諾切特不可一世的模樣嘲弄一番。但除了將這一夙願權當流亡者的幻想，沒人另作他想。然而午夜時分，當我們沿著老城沉睡的街道散步回家時，此前在餐桌旁幾乎未曾發言的意大利製片人盧西亞諾·巴爾杜奇牽住我的胳膊，貌似不經意地把我拽離人群。

“能幫你的人，”他對我說，“正在巴黎等你。”

的確如此。我需要的那人在智利國內抵抗運動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原先的計劃跟我的想法僅有形式上的細微差別。在巴黎穹頂餐廳的社交場上，我與他深談了四個小時，盧西亞諾·巴爾杜奇也在旁邊積極出謀劃策。這足以讓心底醞釀已久的夢想變為現實，有些地方甚至精確到了細節，而原先，它不過是流亡者在難眠之夜輾轉反側時不切實際的空想。

第一步是向智利派去三支攝製組，為拍攝做基本的準備：一組義大利的，一組法國的，最後一組可來自任一歐洲國家，但須持荷蘭證件。所有團隊都應合法，持有許可證，並照例獲得各國使館的保護。義大利攝製組最好由女記者領隊，名義是拍攝一部義大利移民在智利的紀錄片，著重於建築大師華金·托埃斯卡的傑作—智利總統府拉莫內達宮就出自他的設計。法國攝製組應對外宣稱要拍攝一部有關智利地理的生態紀錄片。第三支小組則以考察最近發生的幾場地震為掩護。任何一組都不該知道還有另外兩支攝製組；任何小組成員也不允許知道實際目標是什麼，以及誰是幕後主使，除了每組的負責人。負責人應是自己領域內足夠知名的專業人士，有政治修養，能意識到眼前任務的風險。這是最簡單的部分了，為了提前佈置，我先對每個小組的所在國來了一趟短途旅行。三支攝製組辦妥了審批手續，也簽署了合同，早已在智利境內準備就緒，只待我抵達智利的那一晚下達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