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界奇人：林纾传（平）

林纾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尤以翻译闻名于世，近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周作人等都曾痴迷于林译小说。林纾之为译界奇人，在于他本人不懂外语，是由合作者口译、他落笔成典雅的文言译文，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炮打响后，一生共译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许多是世界名著，如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德》、托尔斯泰《恨缕情丝》、塞万提斯《魔侠传》、司各特《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迪福《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也确立了林纾是中国近代文坛开山祖师及译界泰斗的地位。

林纾早年是维新派，民国以后对尽废古文不满，虽遭新文化运动很多人物猛烈攻击而不悔。他以翻译为生计，以桐城派古文创作为性命，因其顽固保守，不合时宜，他的贡献和地位并未得到公允的对待。

本书以林纾生平为线索，用文学笔法讲述了林纾一生的丰富经历，力图还林纾真面目，并还他应得的历史地位。

顾艳，女，原名顾志英，1957年12月生于杭州。1980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初赴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被评为浙江1949年至1999年当代作家“五十杰”之一。1989年诗集《火的雕像》获杭州市第三届文学奖，1993年短篇小说《黄莺小唱》获浙江省1988年至1992年优秀作品奖，1998年中篇小说《无家可归》获浙江省1993年至1997年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获2003年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入围）奖等。2009年至201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演讲和生活。已出版著作27部，代表作有《夜上海》《辛亥风云》等。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今日年过八旬的文化人，未读过林纾小说者几希，但林纾竟不懂外文；他极力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充当封建卫道士，为时人侧目。何故如此？请看本书作者娓娓道来。

——文史专家 王春瑜

林纾九岁入村塾，十一岁习古文，入县学，领乡荐，中举人，读儒先之书，观天下之事，文字所出，皆有不可磨灭之光气。他译著甚丰却不懂外文，为近代译界所罕见。如此奇人，却屡试落第，只能靠译书、执教、著述、作画维持生计。

作者以鲜活的语言，真实再现了林纾在晚清王朝崩塌前后孤独无奈的悲剧人生。

——文学专家 程步涛

001引言/林纾——多彩多姿的一生

004第一章/寒门中的童年（1852—1866）

024第二章/别处一个世界（1867—1869）

042第三章/贫病交迫（1870—1873）

063第四章/初为人父（1874—1876）

074第五章/义侠狂人中举（1877—1882）

094第六章/礼部不第（1883—1893）

120第七章/维新思想和诗歌（1894—1898）

141第八章/客居杭州（1899—1901）

154第九章/希望之乡（1902—1908）

184第十章/巨变与惊恐（1909—1911）

206第十一章/共和之局（1912—1913）

235第十二章/耆旧与遗老（1914—1915）

248第十三章/宣南烟云楼（1916—1917）

268第十四章/遭遇人生滑铁卢（1918—1919）

309第十五章/孤寂者的超然（1920—1921）

334第十六章/好名之心（1922—1923）

347第十七章/终结与肇始（1924年）

357尾声

359附录一/林纾年表

370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373后记/林纾：一个孤寂的老人

第六章 礼部不第（1883—1893）

穿杨力尽独无功，华发相期一夜中。

别到江头旧吟处，为将双泪问春风。

——唐·赵嘏《落第寄沈询》

一

一八八二年秋，林琴南中举后就想着第二年春天赴京城参加癸未科会试。因此，入冬时他把自己的本名林秉辉改成了林纾。报名时，他第一次用了林纾这个名字。他知道进士考试比举人更难，需要在八股文上花更多力气。所以，他在大量阅读李宗言家的藏书时，也尽量多选一些八股文用来应付礼部考试。

正当林琴南满心准备礼部会试时，李宗言和李宗祎兄弟俩在他们家成立了一个文学社——福州支社，即诗社。福州支社的成员共十九人，除李氏兄弟和林琴南外，还有周长庚、陈衍、高凤岐、郑孝胥、方家澍等。诗社每月活动四次，一周一次，专赋七律互相唱和。林琴南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学活动，一方面朋友之间加深友谊和感情，另一方面又可各自施展才华，而他自己呢，则仿佛从矮屋陋巷中崛起，出现在福建省的文坛上了。这阵子，林琴南忙着赴京城应试之事，但诗社的活动他必定每次都参加。他喜欢李家园林中的“吟台”，那真是结交士流、交谈肺腑的好地方。

林琴南赴京礼部会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虽然他饱读诗书，也特别对八股文下了苦功，但能不能考中心里无底。不过，他想历代那些大诗人屡考屡败的也比比皆是，就权当自己去京城见见世面吧。出发前，好友高凤岐还为他置酒饯行，希望他能及第而归。朋友的一番心意，令他非常感动，也激扬了他的斗志和信心。

第一次独自赴京城会试，虽然带足了盘缠，但那里举目无亲，只能独自去闯荡了。妻子刘琼姿告诫他：“路上小心。”林琴南道：“吾十六岁已独自去台湾；现在三十二岁，还有什么好怕的？”说着哈哈大笑起来，道：“去京城是我的梦想，我要去看看皇宫。”

大约十来天后，林琴南一路颠簸地来到京城宣武门外的宣南地区。这里有几百家会馆，居住着全国各地来京城参加会试的考生。有些考生落第后不想回家乡，就客居在此地待来年再考。林琴南选了一家“春莱”会馆。这家会馆附近有家小饭馆，一日三餐就在那里解决了。这会儿，林琴南要抓紧复习，以便后天会试时能考出好成绩。

两天后，林琴南第一次走进了京城礼部会试考场。一种气场无形中萦绕着他，让本来放松的他忽然紧张起来。因为，这会试考场能中“进士”的只有几人，大部分都得落第而归。想到这点，林琴南不免有些胆战心惊。试卷发下来时，他全身颤抖了起来。他的哆嗦着的双手，在节骨眼上一点儿不听使唤。真的要砸锅了，这如何是好呢？然而着急也没有用，终究要面对落第而归的现实。好在考试没有年龄规定，今年不行，积累些经验，来年可以再考。只是回去面对诗社的朋友们，不免有些尴尬和难为情。

走出考场，林琴南知道自己肯定落第，索性扔掉书本在京城玩几天。于是，他先在宣南会馆附近逛店铺。店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除扇子、丝绸、鼻烟壶外，还有很多首饰。在一家店铺，林琴南讨价还价地买了几把扇子、几个鼻烟壶，想着回去后分送给朋友们。

接着，林琴南就去前门。去前门的目的，就是从那里进入皇城，看皇宫。一路上，林琴南有些激动，毕竟他要去看的是皇帝住的屋子，据说那屋子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而且都是黄色的屋顶。三四个小时后，林琴南终于来到了前门。从前门走去皇城时，林琴南遇到一队人马，远远望去几个人抬着一把黄布椅子，并由几名骑马人护卫。有人说坐在黄椅上的人是皇帝的钦差，替皇帝去某座寺庙办事。因为，只有皇帝和钦差才能坐黄色椅子。林琴南一边看一边道：“啊，钦差大人。”

后来，林琴南上了景山。在景山看皇宫，真是太辉煌了。这是多么奇妙的建筑啊！从景山下来，林琴南参观了国子监。国子监是一座巨大的亭式建筑，有座很漂亮的拱门。它自隋朝以后就是中央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也是元、明、清的最高学府。在明朝时期由于首都的北迁，在北京和南京分别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叫“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就叫“北监”或“北雍”。明代永乐、正统年间曾大规模修葺和扩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又增建“辟雍”一组皇家建筑，形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

林琴南从琉璃牌坊、彝伦堂、敬一亭，一直走到辟雍殿。辟雍殿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形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殿内有彩绘天花顶，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林琴南在辟雍殿流连忘返，梦想自己能成为国子监的一名监生。

从国子监出来，林琴南去了雍和宫。这是一座非常有趣的建筑，一个庭院接着一个庭院，所有的喇嘛都穿着黃色的“斗篷”，戴着黃色的帽子。法事还在进行中，一个喇嘛站在院子里用低沉的声音念着奇怪的咒语，并用劈开的两个木片伴奏。其中一座大殿中有座非常巨大的镀金佛像，站立在挂满唐卡的圣坛之上。

这天晚上回到会馆，林琴南已经非常疲劳，但他仍然筹划着第二天的行程。于是，早上一起床，他就有了目标：先去十三陵（长陵），再去长城。到达十三陵时，他走进一座巨大的陵墓，地宫阴森森的，但庄严肃穆。于是，在地宫里走了一圈后，林琴南坐马车去长城。去长城的路上，浓绿成荫，景色宜人。到达长城脚下时，林琴南先在小饭馆里饱餐一顿，然后才拾阶而上。因有多年练武的功底，林琴南轻轻松松就到了八达岭。他站在八达岭上感慨万千，想起明代《长安客话》：“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现在看来，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好的一段，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是明代长城的精华，是长城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和杰出代表。林琴南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伟哉，长城。”

第二天一早，林琴南去了天坛和地坛。这两个地方，很少有女人被准许进入，林琴南见到的是清一色的男性。天坛是明清两朝帝王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是中国现存古代规模最大、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而地坛呢，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地坛呈方形，从整体到局部都是遵照古代“天圆地方”“天青地黄”“天南地北”“龙凤”“乾坤”等传统和象征传说来构思设计的。

……

后记 林纾：一个孤寂的老人

二〇一五年四月五日，我终于把写了近两年的《译界奇人——林纾传》完成了。这天正好是清明节，以这样的方式祭奠这位孤寂老人，仿佛是冥冥中的缘分。现在书稿虽已完成，但林纾的故事，乃至整个命运，仍然魂系梦绕地牵动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又回到了他曾经画画、翻译、写作的“春觉斋”。这首先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通过写作大纲，给予我撰写《林纾传》的机会。近两三年来，我一直与林琴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林纾由来已久，不仅因为他是我祖父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传奇的一生和独立的人格与品德。

说实话，林纾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他幼年勤奋好学。好学的态度使他二十七岁考取秀才，三十岁中举人，但此后六次赴京礼部考进士不果，连番失败，饱受挫折，最终放弃仕途发展，安于教学。一八九九年因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举成名，随即移居杭州，在东城讲舍教书。三年后，由杭州迁家至北京，任金台书院讲席、五城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翻译。一九〇六年即废科举制的第二年，林纾受聘京师大学堂任教员，一直到一九一三年辞职。这期间，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林纾，被桐城派最后一位名家吴汝纶赏识，赞扬他的古文风格。后来，有人指出，林纾的古文比吴汝纶的写得更好。

林纾出身微寒，与家庭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家庭在他感情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社会关系中表面上的要求。十九岁那年，林纾的祖父、父亲、祖母相继去世。父亲病重时，林纾按迷信习惯，在露天里焚香磕头，请求身代父死。结果，因操劳和悲伤过度，患上肺痨，大量咳血。二十七岁那年，唯一的弟弟病死于台湾。四十四岁那年（1895），林纾母亲病重，林纾一连九天四鼓起床为母亲拜祷，大雨倾盆亦俯伏祈求，立誓愿以自己的科名之籍来换取母亲安息。他真诚的祈求得到了回报，母亲逝世时十分平静，喉咙里找不着丝毫血迹。在守丧六十天里，林纾每夜哭祭亡母，经常患病晕倒。

因为家庭接连遭受不幸，又因为悲伤过度，林纾逐渐变成了放荡文人。他在习武与诗歌中寻找慰藉，由于心境比较烦躁郁闷，与人争辩往往不能自拔，被同乡称为“狂生”。对传统的儒家学者来说，在浓重的封建礼教下，能放纵自己的个人情感，实属异类；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亦是非常罕见的。

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温柔贤淑的妻子刘琼姿患上肺痨病逝。随后两年，长女和次子相继病逝。这晴天霹雳的打击，最终并没有让林纾倒下，而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沉醉西方小说世界。一个不会西文的人，靠别人口述成为中国首位重要的西方文学翻译家，创下了拥有一百八十多部译作的纪录，至今仍然无人能及。

林纾的翻译，二十多年坚持不懈。最早他是通过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表达自己的感情世界。在自传《冷红生传》中，他详述了自己感情丰富的个性。移居杭州后，林纾在杭州求是书院认识了他翻译事业中最好的搭档——魏易。一九〇三年，林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翻译，随后魏易也赴京到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工作。但是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杭州，仅两个多月就译完了《黑奴吁天录》。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好评如潮，就连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友人寄来的《黑奴吁天录》时也高兴地道：“乃大喜欢，穷日读之，竟毕。”接着，鲁迅给蒋抑卮的信中又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

林纾每翻译一部书都会写序跋，阐释他的观点或述说自己的奋斗。因此，林纾不同的序跋，可以看出他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心路历程。魏易到北京后，林纾与他继续合作，仅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间，就翻译出版了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贼史》《块肉馀生述》和《冰雪因缘》这五部作品。可见，林纾是非常喜欢狄更斯小说的。他曾在译作的序言中称自己喜欢狄更斯的文学技巧，将其与司马迁相比。他认为狄更斯是一个时常带有悲剧性的社会评论家：“迭更斯，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笔舌所及，情罪皆真。爰书既成，声影莫遁。”当然，林纾最欣赏并发掘的是狄更斯的道德世界。他们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是重感情的道德家，而林纾更看重狄更斯以自己泛滥的道德情操来支持对社会公义的诉求。他们的不同之处，是身处不同的社会和环境。

在整个翻译生涯中，林纾翻译最多的是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计二十五部，从中不难看出林纾道德观的延展。与哈葛德同时期的林纾，看到了哈葛德作品里帝国主义的意识，便挪来加以利用，表达了一些更有建设性的观点和见解。也就是说，林纾在哈葛德作品里看到了早年他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里所具有的“活力、独立，富有冒险精神，敢与死亡搏斗，有实用的知识，懂得发明又能随机应变，即使面对最恶劣的环境，都能一一解决”的英雄主义世界。因此，林纾的爱国思想，就像哈葛德的帝国主义思想一样；而这样的思想，林纾与严复却是殊途同归。只不过严复在斯宾塞的格局中，看到的基本概念是“能量、活力、斗争、自主以及对所有人类潜能的无畏的实现”。

晚年的林纾，一是极力反对使用白话文，二是十一次拜祭清帝光绪的陵墓；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如果我们站在林纾的角度来阐释这些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林纾的经历对中国十九世纪的儒家学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压抑太久、屡遭挫折的老人，祭拜清帝光绪的陵墓就像在精神上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当光绪陵墓正式竣工时，林纾不顾大雪纷飞，冰冻三尺，竟第二次路远迢迢地去谒崇陵。在临近崇陵望见“红墙浓桧杂立于万白之中”时，他心里的悲伤油然而生。刚至宫门，遥望数十丈外的饔殿，情不自禁匍匐陵前；及至陵下“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九顿首后，伏地失声而哭”。

早年丧父，中年丧妻及两个儿女，晚年要养小妾和一大群子女，并且所从事的又是儒家传统不大承认、不大尊重的营生，却还要让生活颇为富足——由此，这一伏地失声恸哭，就让林纾从内心身处淋漓尽致地释放了作为儒家弟子压抑太久的挫败感，从而使他的身心得到了调整和减负。然而，这些外界并不清楚。外界看到的完全是一个顽固的、保守的、不合时宜的林纾。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个越来越反对儒家思想的时代，林纾不仅要表现他的儒家思想，而且还要捍卫儒家思想，并且与新文化运动激战，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新思潮吞没。可是林纾的翻译，无疑也给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作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学幻想的来源。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越来越可以感受到，林纾无论生命还是工作，都与感情密不可分。感情占据了他生命的首要位置，无论是翻译、诗歌和古文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内心浓郁的、生命激烈的主观情感的潮汐。为此，林纾的典型意义被后来的学者视为最后的儒学者与首个西化者。当然，这样的说法只是一个单纯的象征。

事实上，大量西方文学被林纾翻译进国门，而他在译作中着手解决西方的“体”，那么他的这些行为，必然会影响着当时中国社会某些体制的改革，比如君主政体、考试制度、传统的诗体和章回小说等。所以，林纾在翻译上的成功，不仅大大地超越了他自己的期望，亦留下了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遗产。

透过岁月的薄纱，回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林纾就是在“文学革命”中跃然而出的人物。我特别钦佩林纾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所具备并表现出的正直、独立和批判精神；以及他在翻译序跋中所体现的学者的敏感和犀利。我由衷地感谢他把我带进了他生长的家庭、社会、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一片迷人的西方文学世界；还有他思想的星空。

2015年4月21日

写于杭州大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