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托尼·朱特
当蒂姆·斯奈德在2008年12月第一次找到我，提出一系列对话题目时，我还抱有些疑虑。在这3个月之前，我被确诊患上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我对自己未来的计划殊无把握。我本打算开始写一本新书：一部关于20世纪社会思想的智识史和文化史，这本书我已经考虑多年了。但该研究所牵涉到的—更不用说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已不再是我能够驾驭的了。这本书本身我已经打好了腹稿，而且很大一部分都已做了笔记，但我是否能完成则尚未可知。
此外，这样一种持续性交流的概念也不是我所熟悉的。和大多数公共作家一样，我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但几乎都是关于我已出版的某本书，或者是某个公共议题。斯奈德教授的提议则很不一样。他所建议的是一个漫长的系列访谈，它们会被录音并最终整理成文，这些访谈将涵盖多年来主导我的研究的多个主题—包括我构想中的那本书的主旨。
我们就这一想法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我被说服了。首先，我的神经系统疾病是好不了了，如果我想继续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进行工作，我需要学会“谈论”自己的想法：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对头脑没什么影响，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所以人还是可以自由思考的。不过四肢瘫痪了：写作最多也成了一项二手活动，即口授。这极有效率，但确实需要一些适应。作为过渡，录音访谈似乎是一个相当实用甚至是很有想象力的办法。
但我之所以同意这项计划还有另外的原因。采访和对话并非一码事。即便是记者最愚蠢的问题，你也能够阐发出一些有见地的东西；但你没法跟一个对所谈内容一无所知，或不熟悉你试图表达的想法的人进行一场值得记录的对话。
不过我早就知道，斯奈德教授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不属于同一代人—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还是布朗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我当时正在那里做一个讲座。我们也来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出生在英国，中年才来到这个国家（美国）；蒂姆则来自俄亥俄的腹地。但我们有着非常多的共同兴趣和关切。
蒂姆·斯奈德是我1989年之后一直期待的那类人的典范：研究东欧的一代美国学人。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英语世界的东欧与苏联研究基本上是从该地区来的难民的分内之事。这本身倒不是一流学术研究的障碍：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缘故，我们时代的一些最优秀的头脑成为了德国、俄国（苏联）和其间各国的被驱逐者和流亡者。他们不仅改变了对其母国的研究，也改变了经济学、政治哲学和其他诸多学科。任何研究过从维也纳到乌拉尔、从塔林到贝尔格莱德这片广袤欧洲地区的历史或政治的学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有幸在这些人手下工作过。
但他们是一笔渐渐流失的财富：他们大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都退休了，而且似乎不可替代。美国（欧洲略好些）语言教学的缺乏，前往东欧国家的困难重重，在那里进行严肃研究的不可能性，以及或许最重要的，西方大学对这些地方的缺乏重视（导致职位很少），都挫伤了本土出生的历史学家的兴趣。
虽然蒂姆在东欧无亲无故，与之也无情感联系，但他还是到牛津攻读波兰史的博士学位—受蒂莫西·加顿·阿什和耶日·耶德利基（Jerzy Jedlicki）的指导，并求教于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几年下来，他在中东欧语言的学习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天分，而且他对这些国家和该地区历史的熟悉在他那一代无人能出其右。他出版了一系列独到的著作，最近的一本是《血色大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今年刚问世。而且，由于其处女作《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中欧：卡齐米日·凯勒斯-克劳茨传》［Nationalism， Marxism， and Modern Central Europe： A Biography of Kazimierz Kelles-Krauz (1872—1905) （1998）］，他不仅熟稔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史，而且对中欧政治思想史也不陌生：这对大多数欧洲读者来说，都仍然是一个过于宏大也过于晦涩的题目。
如果我想要“谈论”20世纪，显然需要一个人，他不仅有能力就我自身的专业领域进行提问，还能够将相应的我自己只是间接了解的一些领域的知识带进对话中来。我对中东欧做过颇为详尽的论述，但除了捷克语（和德语），我不敢称自己对该地区的语言有任何了解；我也没在那里做过第一手研究，尽管往来频繁。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最初限于法国，后来才扩展至西欧大部和政治观念史。斯奈德教授与我因此是理想的互补。
我们共有的不仅是对历史的兴趣，还有对政治的关切。尽管存在着代际上的差异，但我们都怀着类似的不安经历了后1989的“蝗虫年代”（locust years）：最初是乐观主义和对“天鹅绒革命”的希望，然后是克林顿时代令人沮丧的自命不凡，最后是布什—布莱尔时期的灾难性政策和做法。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上，自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这几十年在我们看来是被挥霍掉的：在2009年，尽管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激起了一些乐观情绪，但我们对未来都忧心忡忡。
20世纪的教训、记忆和成就是什么？哪些东西留存下来了，又有哪些需要挽回？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是，当代人和研究者们都认为20世纪如今已成过往：这是一份最好忘却的关于独裁、暴力、专制与压迫的污秽记录。人们称21世纪会更好一些—即便只是因为它将建基于某种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一个所有人都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扁平的世界”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的话。
随着我们对话的展开，出现了两个主题。其一是更狭义的“专业性”主题：一份有关两位历史学家讨论新近的历史，并试图在回顾中对其加以理解的记录。但另一系列的关切层出不穷：将20世纪置诸身后，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些新近的过往中有哪些是最好被抛到脑后的，又有哪些是我们期望挽回并用于建设一个更好未来的？这些都是更为介入性的论辩，在这里，当代关切和个人喜好都必然会闯入学术上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专业性更弱，但同样重要。其结果是一系列颇为热烈的交流：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了。
本书“谈论”的是20世纪。但为什么是一个世纪？简单地将这一概念斥为老生常谈，并根据其他因素—经济创新、政治变革或文化变迁—来重订我们的纪年表，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有一点点不诚实。正因为它是一项人类的发明，所以按十年或百年来编排时间在人类事务中至关重要。人们很看重转折点，结果这些转折点便赢得了某种重要性。
有时候，这纯属机缘巧合：17世纪的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转变，因为它恰好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詹姆士一世登基之时—在英国政治中，这是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时刻。1900年也大抵如是。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是如此—1900年后不久便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后者在位64年，并以其名字定义了一个时代—不过对法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文化的变迁，这些变迁本身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世纪末（the fin-de-siècle）。
但即便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事后看来，这些世俗的里程碑也几乎总是形成了一个参照点。当我们提到19世纪时，我们清楚自己所谈论的是什么，这正是因为这一时代呈现出一些独有的气质—并远在其结束之前便已如此。没有人认为，世界在“1800年左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人便十分清楚，是什么让他们的时代区别于他们18世纪先辈的时代—而这些区别对人们理解他们的时代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那么，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对之说些什么—或如据传的周恩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妙评，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不能迟迟不做回应，因为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要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新近关于它的最知名论述—著者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暂的20世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形容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一关于20世纪诸多事件的颇为阴郁—或至少发人深省—的解释回荡在许多年轻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马克·马佐尔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将其关于欧洲20世纪的论著取名为“黑暗大陆”。
对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所做的这样一种可信概括，其问题恰恰在于，它们太执拗于人们在当时对这些事件的经历。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从我刚写的那部分内容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
这或许可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某种矛盾性：在许多业已成立的国家里，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国家间冲突的空前高涨，与战争和占领相关的风险也急剧增强。因此从一个视角来看，20世纪只不过延续了19世纪所引以为豪的进步与发展。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来，这是向17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60年）让国际体系稳定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前—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的令人沮丧的回归。
事件呈现在当时人面前时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看待它们的方式似乎有极大的不同。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俄国革命和之后共产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铸就了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叙事；在这一叙事里，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某个未经明确指明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对这一前景感到绝望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绝非没有可能，并且其影响塑造了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的—1989年尚未遥远到我们已然忘记，共产主义的前景对那么多人来说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们经历过之前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忘却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产主义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强调了威权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公开抛弃（直至1938年）了纳粹版本的种族主义。到“二战”爆发时，认为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自法西斯主义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后—的人，比我们今天所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得多。
由于这两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如今都已经（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识上的话）烟消云散了，我们很难回想起某个时刻；在那时，跟为它们所共同鄙视的宪政民主比起来，它们更有望获得成功。而这样的文字则无迹可寻，即宪政民主会赢得人心，更不用说赢得战争了。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各个不同制度基础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时代发展之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证明了它惊人的适应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书的主旨之一。
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亲身经历过人们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处的。时间的流逝造成了许多障碍：物证可能不足，我们主人公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而习以为常的范畴（“中世纪”“黑暗时代”“启蒙”）给人们的误导可能比解释更多。距离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对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奋者，也会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或许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比当地人更为深入，但他们也并非永不犯错。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历史学家可能会让传记性的洞见影响其冷静的分析。我们被教导说，学者应与其作品保持距离，而且大体上这是审慎的建议—看看当历史学家变得比历史更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时会有何后果。但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着我们自身一生中的偏见和记忆，而且有时候这些偏见和记忆会派上一些用场。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就我自己来说，无论在《战后欧洲史》还是在更晚近的回忆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视角立基于我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我的教育、家庭、阶级和世代。这些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更不是对与众不同的阐释的一种辩护；它们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它们进行评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当然，没有人完全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时而紧跟思想和学术的动态，时而与之偏离。由于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对我同时代左翼人士的狂热无动于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两年时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让我只是间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热情的影响。我很感谢蒂姆揭示了这些变化：它们于我而言颇为朦胧，而且我承认事实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
在剑桥—在观念史和英国史学史领域，这里是新学术的温床，但在当代欧洲史领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对法国史的研究，让我学会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结果是，我从未像那些跟剑桥的约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过事的同龄人那样，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动地成为了我天然感到亲和的那一类人：对专业化的学院史学界来说，我差不多是个局外人。
这有一些弊端，正如从外部加入一群社会—学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其一是始终对“局内人”抱有一些怀疑，包括他们的文献、方法和传承的做法。这被证明在美国更为不利，在那里，专业上的因循守旧比在英国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问，对我年轻的同行们为之倾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诚自己从未听过：我从未借助“该领域的文献”来开展研究。相反，这些同行们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读政治哲学，而我正式的“职位”却是社会史。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这让我很没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却成了一种骄傲。
回顾过去，我很高兴自己坚守历史的领地，而拒绝了从小到大各位老师们劝我成为一名文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者的诱惑。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强调通过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当我最终找到时间来写一部关于我自己时代的叙事史时，我十分确信这是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确信。
一位在剑桥给我授过课的老教师曾因为我迷恋自然界和地质的构造（我当时正在研究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并对风景和气候的重要性很感兴趣）而对我横加训斥。“地理，”他告诉我说，“是跟地图（maps）有关。而历史是跟伙计们（chaps）有关。”这句话我从未忘记，既因为它不言而喻是正确的—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也因为它如此明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事实上，地图与伙计的区别，虽然不言而喻是真实的，但也是误导性的。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我童年时的地理—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事物—对我个人的塑造不逊于我的父母或老师。我青年和少年时的“地图”同样十分重要。其独特的既犹太又英伦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南部—仍弥漫着爱德华时代的习俗（mores）与社会关系的气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来自普特尼，而非毗邻的富勒姆）：若没有这些坐标，后续的事情便难以解释了。60年代的剑桥，及其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与精英向上流动的混合；70年代的学术界，衰败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化的狂热之间不稳定的结合：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来学术轨迹的背景，任何有兴趣了解这些的人很可能发现，那幅地图是个可用的指引。
我若是没有写过十几本著作和数百篇特立独行的文章，可能还会担心，这些对话和反思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唯我论。我还没写过自传，尽管最近几个月里我发表了回忆录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确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恰当的默认模式便是修辞上的隐身。不过在得到鼓励而透露了我个人的些许过往之后，我承认这对理解我个人在关于其他过往的研究上的贡献很有帮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2010年7月5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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