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传：一个利他主义者的七面人生

我们发现，有一种热情激励着凯恩斯驾轻就熟、成竹在胸地周旋在白厅和白宫的公务中，与针线街上的银行家打交道，在剑桥的高台餐桌上谈笑风生，和布鲁姆斯布里小组的成员们挥斥方遒……

传记背景横跨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期和战争间歇期。本书展现的是一幅令人惊叹的肖像，描绘的是一位20世纪知识分子中的巨擘，他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海报：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生中两次帮助并拯救英国免于陷入财政危机。在他死后的35年间——这段时间也经常被称为“凯恩斯时代”，他的思想左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然而在经济之外，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在这本令人眼花缭乱的原创传记中，作者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书写了凯恩斯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寻找着真正的凯恩斯。通过七篇色彩绚丽的描写：利他主义者，少年英才，官员，公众人物，爱人，鉴赏家和使者，展示出凯恩斯不仅是一位学者，还是行动上的巨人。

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的首本书《达德利·多克》（Dudley Docker）就获得了沃尔福森历史学奖（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他写过W. H. 奥登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传记。他的上一本著作是备受赞誉的关于普洛夫莫丑闻事件的作品《英国事件》（An English Affair）。他是《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顾问，皇家历史学会以及皇家文学会会员。他定期为《卫报》、《观察家》及《文学评论》发表评论。他居住在伦敦。

“谦逊”之人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举例来说，不管哪个学科的教授，他的首要要务是对他的学科的重要性和他在这个学科里的重要地位进行一番夸大。谁要老是问“我做的东西值得吗？”或者“我做这个合适吗？”那他们自己就会变得没有效率，也让他人失望。这时，他必须稍微闭上会眼，多想想自己的学科和自己本人，比应得的还要好得多。——G. H.哈代（G. H. Hardy）

我认为，经济学阐述的基本属性就是，它给出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即便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叙述，也会冗长不堪、复杂无比，而是一个说出了所有能说的东西的示例叙述。这么说吧，其目的是为读者启发一系列相关的想法。也因此，读者如果能得窥全豹，就丝毫不至于被作者写下的那些纯文字的技术不完备性困扰。这也是说，一方面，一名经济学作家要求他的读者有着充分的善意和智慧以及大量的合作；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反对者都能列出一千个虽然无用但是在文字上完全合理的反对意见。在经济学中，你不能因你的对手犯错而定他的罪，你只能让他确信他犯错了。——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

我们能做什么？补救措施又是什么？让我站在这里告诉大家凯恩斯会怎样想是极不合适的一件事。上天知道，他能想到的要比我能想到的有价值得多。——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

题词

译者序

图片目录

第一章利他主义者

第二章少年英才

第三章官员

第四章公众人物

第五章爱人

第六章鉴赏家

第七章使者

鸣谢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全才的7个生活场景：

● 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知识分子，身处剑桥大学的教室之中。他时而躬身前倾专注聆听，时而慵懒地往后一靠陷入沉思，继而站到火炉前的地毯上陈辞。他的语调迫切、试探、挑衅，却总是说出激昂明晰的段落。他的听众是所谓“使徒会”（Apostles）的秘密讨论组的成员。他提出了新的知识或道德体系。之后，他遵从着自己“不道德的美德”的信念，精力充沛而频繁地与各个阶层的男人发生非法且危险的性关系——这些人是他在博物馆、桑拿浴室、火车站和街上找来的。

● 1914年8月3日，一名31岁的男子，坐在由他妹夫驾驶的摩托车边斗里。摩托车正急速驶在剑桥通往伦敦的路上。滚烫的路面上尘土飞扬。这位年轻人是剑桥的经济学家。他被财政部召唤，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引发的危机出谋划策。这么一个“异端”、“局外人”以一己之力说服财政大臣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财政部，不要听取银行的建议去采取他们认为必要、实际却致命的一步：终止英格兰银行条例（Bank Charter Act）。他的建议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内，对避免金融恐慌和财政崩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过了不到4年，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阶段。这位负责政府外部财政的财政部官员说服了刻板而对视觉艺术没有感觉的财政大臣博纳·劳——他的家素以单调乏味著称——在政府财政中拨出2万英镑，为国家美术馆竞拍德加艺术馆的藏品。他参加了巴黎的竞拍。其时德军炮火隆隆，层层推进，买家信心动摇。他给自己买下了塞尚、安格尔、德拉克罗瓦和德加的作品。他将塞尚的作品放在行李箱中返回英国，藏在苏塞克斯某个农场道路边的壕沟里，因为那时他正要拜访一位朋友，而画又太重，不方便带到朋友家中。

● 一名40岁出头的男人，身为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成员之一、艺术品收藏家、藏书家、杂志老板、芭蕾舞迷以及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的丈夫，代表自由党候选人在全英格兰巡回演讲。他向布莱克本的棉农解释税收，向巴罗的船坞工人说明衰退，向剑桥的店主解释俄罗斯贷款，在黑潭被铁路工人团团围住。他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的文章被同步转载到纽约、柏林、巴黎、米兰、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和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从而成为一个形成国际性意见的人。

● 随着英国陷入衰退，美国笼罩在大萧条之中，一位剑桥的学者主导了一次非正式的、历时若干天的讨论会，邀请了政府财政和工业委员会的成员、一头雾水的银行家、制造厂商、官员、工会主义者。讨论会提出了具有洞察力的新见解（如投资和储蓄的区别）和一些激进的提案（政府进行公共设施开支以打破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通过低利率得到廉价的资金，设立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市场，关闭低效或者过剩产能的工厂）。“你完完全全是个戏剧家。”委员会主席麦克米兰爵士带着崇拜之情对他说。他那一丝不苟、精确明晰的演讲抓住了委员会的心，并使其发表了1931年麦克米兰报告，呼吁进行某种类型的计划经济。这种类型日后将以凯恩斯主义而闻名。

● 一位50岁出头的男人，深谙“无常”的创造力。他对具有完美一致性的人的定义是“不管下不下雨都撑起雨伞的人”。他修正了他的思想，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这一关于宏观经济的基础性文字——即便不完全是原创——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在开创新的经济纪元方面，它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一样重要。“我们想象力匮乏，也许还有一点自鸣得意。”剑桥资深经济学家庇古说道。而庇古通常是反对此人观点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功地打破了对这一教条的后知后觉。不管你同不同意他，讨论和异见同时兴起，并在全球范围传播。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活过来了。平静的年代业已终结。迎来的是一个……创造性思维的时期。”

● 一位不屈不挠、年逾花甲的老人，一位疲惫的巨人，还在日夜战斗着。他在冗长无比、争辩激烈、令人精疲力尽的各个会议中发言，为的是拯救穷困潦倒、满目疮痍的英国，使之不会因为美国要求偿还战争贷款而陷入破产的境地。他深知他是用自己的性命来做此努力。接着，在大西洋上，他坐在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中。此时他的同事们已经精疲力竭地沉沉睡去，他通过过道来到无线电收发室，收到的消息都是他的英美财务解决方案在英国本土受到怎样的非议。他回到自己的特等舱中，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做准备，而这次演讲会使那些攻击他的人仓皇逃避、无所适从。

上面的7个场景，展现的都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个姿态：一个自律的逻辑学家，具有令人欢欣的能力来说服人们、诱惑人们，从而推翻旧观念，树立新思想。此人的伟大光芒不会令人眩晕，反而可以澄清并扩展人们的视角。此人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

20世纪英国公众生活受到来自知识界的影响，凯恩斯的影响是最主要的。他是英国学者中最出色的“行动上的巨人”的典范。他独处书房的时候构思了他的经济理论，并在讨论中加以精简、推进，随后说服两个洲的政客和金融家们加以实施。以赛亚·柏林战时与华盛顿和凯恩斯共事，认为凯恩斯是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对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弗布鲁克身为报界大亨，深谙舆论操纵之道，在1945年称凯恩斯为英国“最好的活着的布道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凯恩斯列入“20世纪缔造者和推动者”名单。名单中其他人物包括列宁、斯大林、罗斯福、希特勒、丘吉尔、甘地、毛泽东、胡志明、戴高乐、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在他之前，经济学家都是与恐龙化石碎片体系相提并论的。诸如“凯恩斯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这样的说法证明他在经济理论和政府政策上的影响力。事实上，对这个世界而言，“凯恩斯经济学”的决定性还不如“凯恩斯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达35年的时光里，他的各种版本经济理论主导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今看来，其间创造出的繁荣，是史上持续最久的快速扩展时期。凯恩斯主义主张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它做出的承诺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全民就业。而在英国，这一做法主导了工党和保守党的经济政策，从1945年艾德礼开始，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止。

凯恩斯被提及、受敬仰、受谴责，都因为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名望建立在他的著作和他对经济政策的干预上。罗伊·哈罗德在1951年出版了凯恩斯的官方传记，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从1983年开始为凯恩斯撰写三卷本巨著，唐纳德·莫格里奇编辑了凯恩斯的文章，达30卷之多，并在1992年出版了权威的《梅纳德·凯恩斯：一个经济学家的传记》（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一书。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将经济作为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斯基德尔斯基的著作有1758页，莫格里奇的书有990页。这样的做法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对每一个读者来说都是适宜的。“经济学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确实是一个技术性强又极为复杂的课题，”凯恩斯于1930年写道，“谁都可以用类常识的方式来做出一个约略的论述，而且表面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但如果有人开始提出一个有见解且尖锐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用上复杂得多的东西。”我们这本书，省略了技术性的东西，而选择性地将重点放在描述凯恩斯本人身上。这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译者序

这本书描绘的是最为我们所熟知（也许还是最为我们所误解）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事迹。

经济是国之大事，也是民之“小”事。翻开一位经济学家的学术专著，有基础的读者自然能顺藤摸瓜理解或者试图理解一套理论的起承转合及实际应用；而对经济没有足够掌握的读者往往在浏览了一两个章节之后就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利率又是如何驱动了国内需求？货币数量的上升（下降）会刺激（压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因此提升（降低）了生产和就业？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美联储宣布加息又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如何的影响？……

这样的问题和疑问往往需要用比阅读这些文字本身多出几十倍的时间，并在借助其他资料以及自我逻辑思考的前提下，才能获得令自己满意的解释。

所幸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作者也明确地说：“我们这本书，省略了技术性的东西，而选择性地将重点放在描述凯恩斯本人身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凯恩斯的七面人生：利他主义者，少年英才，官员，公众人物，爱人，鉴赏家和使者。

这七方面互相交织，为我们描绘了经济学家凯恩斯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丰富人生，也让我们了解了他的思想、行为的形成原因，以及是怎样的准则在起根本作用，这些都是更好地了解凯恩斯经济学体系的根基。

写历史有小的写法，也有大的写法，写人物传记也是如此。小的写法，无非何时何地何人做了何事（出生、入学、恋爱、结婚、学术研究……），可能再加上一些作者的评述，这是很典型的编年体传记的做法。而本书是从大处，也是从更根本处来描绘凯恩斯。

正如凯恩斯对经济学家的定义：

伟大的经济学家必须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各项才能的综合。他必须在若干不同的领域达到极高的标准，而且必须综合那些不经常同时具备的才能。他必须是某种程度上的数学家、历史学家、政客、哲学家。他必须懂符号又能用文字表达。他必须以一般概念来考量特例，在思考中同时接触抽象和实在。他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研究现在，并为未来着想。任何人类的本质和制度都不能完全游离在他的考量之外。他必须同时保持目的明确而又不偏不倚的状态。他像一名艺术家一样冷漠而廉洁，但有时也要像政客那样接地气。

对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已经不能只从他的学说及其应用和效应来加以评判，更不能只是泛泛而论其生平。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某人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提出一个见解时，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这样做又是基于怎样的规则？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基地》系列中的“谢顿模型”，以及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出的文明发展公理，都是结构异常简单却又异常严密的公理体系。从这些体系出发，我们才能看到作者为我们构建的宏伟宇宙。

而在我看来，凯恩斯所有的判断、行为都是出于“利他”精神这一“公理”，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如果（梅纳德）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并需要就实际事务的推进选择方法时，合理的原则总是选择最慷慨的路线。”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需要理解规则，更要理解“元规则”（meta rule）。除了工作之外，这样的元规则也指导着一个人的家庭、生活、爱好、处事、交友以及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还想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使得他在那个时刻采取这个规则而不是那个规则？这里必然有元规则的存在。只有理解了元规则，我们才有可能摆脱细节的缠绕，而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这样做也许还能激发我们凡人的一丝想法：一位伟大人物就是如此炼成的，而“我”也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自我修炼，而完成自我的提高。

凯恩斯的“利他”精神根植于他的家庭，在三个对他有着终身影响的组织（伊顿学院、国王学院和布鲁姆斯布里小组）中得以培养，在其作为官员、公众人物、使者、鉴赏家（和艺术恩主、自然保护主义者）、情人时得以体现和贯彻。简而言之，家庭、生活和工作使得他必将采取那样的一个利他立场。而从另一方面出发，他的利他立场也促进了他能获得那样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是凯恩斯的写照。“无私是凯恩斯的死因。在1944—1945年，他可以选择延续生命，或者因过劳而牺牲自己。他心中充满了利他主义，选择了耗尽最后一份力量从事公务。他为了国家利益而签署的系列文件，正是他自己的死亡证明。他的一生是英雄般的一生。”

本书英文名是Universal Man，拉丁原文是homo universalis。在维基百科的解释中，和polymath，renaissance man是同一词条，专门用来指称一位在不同的领域都有着出色成就的人物，一个“只要他愿意，就能做所有事情而且做得很好的人”。此类人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达·芬奇、伽利略这样的全能人物。作者选用这一词汇来描绘凯恩斯，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对这位“英国学者中最出色的‘行动上的巨人’的典范”的景仰之心。

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性时期。而经济发展本身也日渐和地域、文化、政治、军事、人口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又应该采用怎样的准则（公理），获得人类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当今试图给出各自的分析和方案，它们是否有着各自的公理，这些公理在本质上是否协调？基于这些公理（如果有的话）推演而来的系统是否一致而完备？这是我作为一名非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期望和质询。

任颂华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