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圣经”

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经济学著作！
政治精英、商界领袖、经济学爱好者案头必备书！
《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圣经”》自1776年出版以来，全世界的学术界都赫然为之所动，甚至于各国的领导者们，都相率奉之为圭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它的出版，世界上每个经济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
财富从何处来？又根据什么在人群中自发分配？《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圣经”》为你全面解读财富增长的奥秘与根源。该书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惊世之作，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综合在一起的书，是一部在任何时代都被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经济学巨著。
亚当·斯密有着强大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他对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取其所有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圣经”》不是为图书馆馆藏而写的，而是对经济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圣经”》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同的人读《国富论：西方经济学“圣经”》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往往还会有意外收获。无论是作为经济学的经典读本，还是作为语言学习的课外读物，它对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对经济学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正如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如果市场太小，就没有谁会完全投身于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
有些种类的产业，哪怕低级，也只能在大城市而非别处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工在城市之外就找不到工作供给自己衣食。对他来说，一个村庄过于狭小；即使是集市也很少大到让他维持稳定的职业。在那些散布在苏格兰高地荒凉地带的独家住宅或非常小的村落中，每一个农民必得为他和其家庭屠宰牲畜、烤面包和酿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能找到一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在20英里以内，更难找到另一个同行。离他们最近的人家也必须到8英里或10英里之外。农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干大量的零活。在人口较多的国家，他们可以叫那些工匠来帮忙。乡村工人几乎到处都要干大体上使用同一种材料的所有不同行业。一个乡村的木匠要做以木材为原料的每一种工作；一个乡村铁匠要做以铁为原料的每一种工作。前者不仅是木匠，他还是细木工、家具制造人、雕刻工、车轮制造者、耕犁制造者以及手推车和四轮马车的制造者。后者的行业更加多种多样。比如，在位于苏格兰高地的穷乡僻壤没有制钉这一行业。专业制钉工人每天能造1000枚铁钉，一年工作300天，按照这种速度，他每年能造30万枚铁钉。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售出1000枚铁钉，即全年中一天的工作量。
水运为每一种行业开辟了陆运无法单独完成的更加广大的市场。因此，在海岸和在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开始自然而然地分工并不断得到改进。但是常常要等待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改进才能推广到一国的内地。一部由2个人驾驭、8匹马拉的宽轮运货马车，在大约6个星期之后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4吨货物。大约在同一时间内，一艘由6人或8人驾驶的轮船却可以在伦敦和利斯两个港口间来回运送200吨货物。可见，借助水运，在同一时间内，6个或8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100人驾驭、400匹马拉动的20部宽轮运货马车所能运送的同样多的货物。因此，用伦敦至爱丁堡最廉价的陆运所能运输的200吨货物就要开支100个人3个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生活费大体相等的400匹马和50部大车的损耗费。而水路运载的同一数量的货物，却只需开支6个或8个人的生活费、一艘载重200吨船只的损耗以及陆运和海运保险之间的差额。所以，如果两地间只有陆运没有水运，那么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其他的货物便不能由一地运至另一地了。受其制约，两地间的商业就会只存在有水运的情况下的一小部分，而这两地对彼此产业发展提供的便利也就只是如今的一小部分，而世界各地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存在，甚或根本没有。在伦敦与加尔各答之间，什么货物才能负担得起陆地运输的开支？即使有，又如何使其安全通过众多野蛮领域？可是，这两个都市现在就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相互提供市场，并可大大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
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改良都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开始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改良总要隔很久才能普及到内地。由于离河海太远，在很长时间内，内地只能在邻近地方销售其大部分产品，而不能运到很远的地方。因此，在长时问内，该国的市场范围必定也只能和邻近地域的财富与人口相称，其改良也总落后于临海、临河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北美殖民地所开发的大种植园都沿着海岸和河岸延伸，很少扩展到离海岸或通航河道很远的地区。
根据最详实的记载，最先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地中海海湾各国。地中海是世界最大的内陆海，没有潮汐，如果没有风则波澜不兴，再加上岛屿众多，离岸很近，对于世界早期航海事业极为有利。那时由于还不知道有指南针，人们不敢离开海岸太远，又由于造船技术还不高明，人们不敢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在古代，航海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长期被看作是最不可思议的、最危险的航行伟绩。就连当时以造船航海事业著名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过了许久才敢尝试。而在很长的时间里，也只有他们才敢做此尝试。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埃及的农业和制造业似乎都取得了重大开发与改良。北埃及的繁华地带都分布在尼罗河两岸数英里内。尼罗河在南埃及的部分发展成了无数大大小小、分布全境的支流；只要略加整修，这些支流不但可在境内各大都市，而且可在各重要村落甚至在村野农家之间形成便利的水上交通网。这种情形与今日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如此广泛和便利的内陆航运正是埃及早期得以兴起的原因。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各省和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的历史也非常古老，虽然其古老的程度没有得到我们这一世界中的人信赖的历史权威的证实。在孟加拉省，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巨大河流形成了大量可以航行的河道，像尼罗河在埃及那样。在中国东部各省分布着几条大河，它们的各个支流形成了一个交错的河道网，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更为广阔的领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古印度人还是古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国的贸易，他们似乎全都从内陆航运获得其巨大财富。
非洲内陆、黑海和里海以北遥远的亚洲地区，古代的塞西亚、现今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一直都处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现在还是这样。鞑靼海是不能通航的冰洋，虽然也有若干世界著名大河流过鞑靼，却终因彼此距离很远而大大限制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欧洲有波罗的海与亚得里亚海；欧亚之间有地中海与黑海；亚洲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及暹罗诸海湾，这些海湾把海运和河运连接起来。非洲没有这样的大内海，也没有大的港湾，境内诸大河又相隔太远，较大规模的内地航行很难实现。另外，一国虽有大河穿过，但支流很少，其下游和出海口又属他国，这也是它商业不能大规模盛行的原因，因为上游国能否到达海洋不是自己单独能决定的，而要受到下游国的限制。这就是多瑙河对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各国作用甚微的原因。如果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一国独自拥有该河流入黑海之前的流域，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1776年，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它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因此《国富论》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西方经济学圣经”，而亚当·斯密本人也赢得了“现代经济学之父”的美誉。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是一个逻辑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其基本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增长。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基本是用亚当·斯密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富论》也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理论；马克思则从中看出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提出用计划经济理论解决的思路；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宏观调节的方法。目前的经济理论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尚没有任何一种尽善尽美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发展的方法，但《国富论》仍然可以看作是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对经济学研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发展它或反对它。今天，《国富论》中的许多学说虽已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突破，但亚当·斯密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影响深远，他富有预见性的洞察和诸多明确、实用的见解也总能引起后人的重新思考。
《国富论》不仅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而且还广泛涉及经济学以外的诸多领域。在经济学各主题下，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亚当·斯密的论述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涵盖了劳动史、货币史、银行史、制度史、贸易史、教会史、教育史、哲学史、军事史、殖民地史等诸多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如今或许要被分门别类的领域在亚当·斯密那里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对这些复杂的论述对象，亚当·斯密往往有着清晰明了的透彻分析。只是通过常识性的眼光和判断，有时再加上详尽的统计数据，他就使自己的论点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作为道德哲学和经济哲学教授，同时在文学、修辞学、法学、语言学和科学等学科都有深厚造诣的亚当·斯密在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智慧和理解力。因此，《国富论》作为一部经典的经济学专著，具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厚魅力。《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综合在一起的书，是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深邃见解的人所撰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能力，能对他所收集到的所有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他对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仿佛全身装着天线的超人，能收到并吸取其所有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馆藏而写的，对经济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因此，不仅不同的人读《国富论》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往往还会有意外收获。
通常说，写《国富论》的只是“半个”亚当·斯密，因为他还写下了另一部传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中，亚当·斯密用同情的基本原理来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原则以及各种美德的特征，并对各种道德哲学进行了介绍和评价，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长期以来，关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认为两部著作对比悬殊、相互矛盾，前者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后者则把“利己”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其实这两部书在大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国富论》主要讲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那么，《道德情操论》主要讲的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和保障要求问题。具体点说，《国富论》讲的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其机制条件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尽可能地避免因政府权力的干涉所导致的扭曲；《道德情操论》讲的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国家富强和以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的生活幸福，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基本保障是道德，是生活在市场经济制度中的人们需要普遍地具有一种被他称之为“合宜感”的美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道德情操论》，就无法真正理解《国富论》，因为，离开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问题，谈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条件问题就丧失了意义。可以说，面对现代社会，亚当·斯密通过《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建造了理解社会生活的两根支柱，它们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的：“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因此，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国富论》的内涵，更全面地了解亚当·斯密的思想，我们将《道德情操论》作为“附”的部分与《国富论》一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