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爱情

蚂蜂窝专栏作家。
★《乡关何处》作者野夫半自传体小说，带我们一同追忆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美好时光。
★文学评论家敬文东作序推荐；散才毛喻原专供插画5幅；柴静、章诒和诚挚推荐。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野夫用他深沉的情感、唯美的笔触考验读者的泪腺。

★野夫痴迷于这个故事已经十年，真实抑或虚构，都渐渐在不断的质询里变成了回忆的一部分。回忆也让野夫日渐明白了这个故事的真正意图，他用本书来追忆那个隐约并不存在的年代。

这是一段发生在80年代末期的爱情故事。故事主人翁小关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鄂西利川县一个土家族山寨工作，偶遇了自己的中学初恋丽雯，两人再续了一回纠葛虐心的爱恋。最终，以小关回城作结。时隔多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中，两人再次邂逅，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之后，两人终于无法抑制深藏在内心多年的暗涌。而小关在最终明白丽雯对自己的深情后，将再也无处安放剩下的余生……
野夫回望自己的前世，将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清纯时代的爱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娓娓道来，让人经由暗中泪水透视惨痛的历史之时，明了了作家及一代人心中隐秘的骄傲！

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
他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为了给今天疗伤，还是为了讽刺今天，或是为了给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文学评论家 敬文东

野夫笔下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章诒和

野夫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
——柴静

1.
80年代初，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
下坡的尽头，是一棵古树，古树的后面隐约看见一些瓦脊——通常这就是一个街口，街身则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后。
客车沿坡冲下来，很早就开始踩刹车，发出吱呀的怪叫。甚至刹车片被摩擦出黑烟，像一个打屁虫似的连滚带爬地滑下，很臭地弥漫在山路上。但它仍旧准确地停靠在了小街头，最后停稳前一刻的晃动，把车上所有人都摇醒了。
我怀抱吉他最先下车，在路边放下吉他。同行的乡民和街头的闲散老少，都好奇地盯着这个奇怪的乐器打量。我从车后爬上车顶的货架，掀开网绳拎起行李跳下来，一脸迷惘地问路，然后迟疑地走向乡公所。沿街的皮匠铺、理发店和端着碗吃饭的大人小孩，都古怪地看着我这个形貌时尚的外乡人。
那是1982年的秋天，大学毕业的我，就这样被分配到了一个名叫公母寨的乡镇。
2.
公母寨是鄂西利川县最偏远的一个土家族乡镇。
镇子被铁桶般的高山围住，一条来历不明的河流，嘻嘻哈哈地迤逦在街边。临河的房屋，都是土家人典型的吊脚楼——看上去似乎一半的木楼，都被几个柱子斜撑在河面的石础上。这些老屋年久失修，次第层叠的瓦顶，俯瞰多是歪歪斜斜的，仿佛一群戴着斗笠的醉汉，依偎在一起取暖似的。感觉如果抽掉其中哪一个房子，也许整条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塌。
作为“文革”结束之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生，毕业之后却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我的内心不免郁闷至极。我看见那时的我，扛着和整个乡镇完全不和谐的行李，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趾高气扬地找到了乡公所——这个画面令我惭愧至今。
乡公所在上街的一个老院子里，除了门口挂着几块木牌，注明了这是基层政府之外，基本看不出来这还是曾经的土司衙门。只有门口蹲着的两个傻大粗的石头狮子，缺胳膊断腿的满身伤痕，提示着这个院子的曾经威仪。
我进去打听，经人指点走向后院深处的党委办公室，给书记递上介绍信。书记先是打量了一下我那一身不合时宜的着装，然后低头看县人事局的介绍信。我略略有些局促不安地王顾左右，不知道我人生的第一位上司，要将我如何发落。
书记看完，起身很稳很重地握手，看似热情地说，欢迎欢迎，小关，你可是来我乡的第一个大学生！人事局早就给我们来电话了，说你是回乡的才子啊。
他回身对门外叫道：老田，那间招待室收拾出来没得？这是新来的宣传干事。
那个被唤作老田的老头，应声从厨房钻出来，搓着手点头哈腰地说：这就到了么？我马上去马上去。
书记略有不豫地嘀咕了一句：早就喊你弄好的，日马又喝麻了忘了吧？
老田也不言语，急忙帮我把行李拿着，走向了后院的一个木楼。我跟书记点点头答谢，就跟着老田来到了我的新家。
房间很小，隐隐有一点霉味，木楼板走着咯吱咯吱作响，就像是和一个哮喘病人在同居。屋里恰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床板上已经铺上了新收的干枯稻草，老田咕哝说刚换的，没有臭虫。他帮我把我带来的棉絮被单等铺好，推开那唯一的狭小的窗户说透透气。我听见了窗外的哗哗声，俯身过去，看见了那条唯一让我顿时感到亲近的无名河流。翡翠般的清波，蠕动在大小不一的卵石上，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使生活顿现温软。
老田一看就是那种近乎木讷的老实人，浑身油腻邋遢。后来知道，他是唯一的伙夫，同时还是整个乡公所的杂役，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和看守院落，等等。他面对我这个县里派来的后生干部，依旧有着拘谨和敬畏的表情，微笑里既有传统乡民的质朴，还有一些惶然。
他帮我收拾行李时，不小心一下子碰到了吉他的琴弦，琴声大作，他似乎被吓了一跳。他紧张不安地看着这个不明所以的响器，惶惑得有些不知所措。我那时还有着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傻逼德行，我装模作样地说：没事，这是“给它”。老田疑惑地重复一句——给它？还是不解地苦笑了。他让我先休息休息，一会儿饭好了，再来叫我。
那时的乡公所，办公室内没几个人。乡干部们几乎每天都要下乡。由于辖区在深山老林之中，面积很大，下乡的人通常一走就是几天，不是开大会，很少能见到全镇的干部。
我这个所谓的宣传干事，是一级基层党委必需的配备；实际上没有正事，就是帮领导起草各种文案和讲话报告。顺便还要负责书写横幅标语之类，拿去小街上悬挂。
书记是基层老吏，文化不高，但经验丰富。明显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我这种城里来的所谓知识分子。但是，他能立马洞穿我这种城里长大的官宦子弟，是他不必得罪的对象——我既不会是他的权位竞争者，更可能很快调走，甚至未来变身成为他的领导。因此，他对我的工作安排，显得不卑不亢，不像对其他吏员那样，可以经常呵斥臭骂。
他也懒得派我下乡，知道我下去，不仅于事无补，甚至更是农民的负担。于是就叫我守办公室，或者偶尔说，小关，你先看看这几份文件，结合党报的提法，回头起草一个关于“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动员报告。
我通常起身接过，点头，坐下无聊地看报纸写文件，也无须格外地搭讪找话说。某次内急，我冲进乡公所那没有隔栏的公厕，发现书记正一脸愁苦地蹲在那里，白花花的屁股有些触目惊心。但我不能退出，只能也哗啦一下蹲在边上，喷薄而出。两个大男人屁股几乎挨着屁股，在那儿各自锣鼓喧天地排泄——这情景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尴尬。
书记真是人情练达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打破这种沉闷且臭气熏天的局面，率先关心起我的私生活——小关啊，你谈朋友没有啊？
那时，似乎恋爱这种话题，特别适合在厕所研讨。我憋红了脸嗫嚅说：谈是谈了一个同学，人家在省城，天知道能不能走到一起。
书记在艰难挤出了一截便秘之后，断续而语重心长地劝慰我——个人大事嘛，还是要依靠……组织。晚婚晚育好，计划生育很重要。你别看不起我们这个乡镇，呵呵，其实也还是有些好姑娘的，我看街上小学就有一个，可能适合你……
我一边道谢，一边赶紧屁滚尿流地起身提裤，落荒而逃。无论如何，和顶头上司如此亲密地裸裎相对，我还是不免尴尬。我甚至担心，我还未婚，他就要动员我结扎。
3.
乡公所的干部，家都在街上或周边乡里。到了晚上下班之后，院子里只有我和老田住着。也就是说，晚饭只有我和老田自个儿吃。中餐人多，伙食稍有一点油水，晚餐基本就是吃中午的剩菜剩饭。老田寡言少语，每天也确实很累，收拾完就回屋睡觉。他和我虽然熟络了，但基本也不巴结说话。剩下我孤零零地在寂寞空院中弹吉他、看书或打拳。
这样的日子一月下来，就不免有些厌烦。好久没收到女朋友的回信，心中更是多了惆怅。周六下班早，干部们都回家团聚了，斜阳还在山头那高悬的寨子上晾着。我在简陋室内，一脸苦相，掐掉烟头，找出一个杯子然后出门。我似乎是想起了老田说过的那个供销社，有酒，还有一个他某次酒后认为配得上我的姑娘。
我让老田准备饭菜，我要他等我回来喝酒。他看我拿着大瓷缸，就说下街头上，拐角处就是供销社，就那一处。那里有散酒卖，苞谷烤的，很纯。
街上的人，渐渐都认识了我这个城里人。和他们的土著对襟服装比，我的“港衫”和直筒小喇叭裤，显得很有些奇装异服。一街的嫂子大婶，往往在我上街的时候，会交头接耳地盯着我看。我端着大瓷缸往供销社走去的路上，似乎全镇都在观望，仿佛我是一个单刀赴死的愣头青，要去挑战一个盘丝洞似的充满了悲壮。
那一刻简直万籁俱寂，我甩落一背的目光，懵然不知地迈向下街。远远看见供销社的简陋门脸，像一个破落户一样横躺在街面上。门洞黢黑，简单的货架，各种蒙尘的日用品，没有一个顾客。似乎对乡民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来此奢侈消费的。
那个传说中的女孩，果然背对着门窈窕着身姿。她正踮着脚，努力伸手从架上取下蒙尘的一瓶白酒，仔细地擦灰。她的麻花辫随着身体的波动而摇摆，她淡蓝碎花的薄薄衬衣陈旧而合体。就算是从背地看，依旧看得出某种气质和态势，使她区别着本地的乡民。
我悄然进门，独自陶然于这样鲜有的背影，生怕惊扰了她的沉静。我又太想立即看见她的面容了，只好紧张地说：同志，打一斤酒。——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公家人，都是互称“同志”的。
在我话音之后，她忽然凝伫在那里了。有那么一刻，我感觉她似乎犹豫着不敢回身，像一幅壁画钉在那里了。我手上的表嘀嗒嘀嗒，仿佛和心跳在赛跑一样地轰鸣在那寂静的一刻。多么漫长的一瞬，她挣扎着像从前生转世一样，艰难脱胎地回过头来。四目相对之际，彼此皆一脸惊讶。她如白日见鬼般惊骇，手中的酒瓶落地，一声碎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陈年老酒的芬芳和沉醉。一根火柴便能点燃的空间，使得两个人不敢轻易动弹，我们刹那间陷入深深的沉默。片刻之后，我颤抖着发问——
怎么会是你？丽雯！
你怎么会在这里？——转瞬她似乎已恢复沉静，故作淡然地问道。
我尽量克制住激动，说：大学毕业，县里向省里要人，分回来了，在县委，又派到乡下锻炼半年，一个月前刚来。你呢？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她有些回避似地说：你住哪儿？
我说我住乡公所。你一直没复读再考吗？
她很克制地苦笑了一下，说：山里凉气大，你刚来，多注意冷暖。
她边说边去墙角拿出扫帚，回身扫地，并无老同学重逢应有的热情。她似乎毫无惊喜，也无意深谈的漠然样子，令我突然有些失望，失望中还有一点隐隐受伤的疼痛。
我只好强装平静，也有些负气地说：谢谢，那给我来瓶酒吧。
她温婉地说：你打这散酒吧，山里人自酿的，不上头。
我有些不理解地看着她打酒、收钱，找我零钱的时候，她翻遍柜台下的抽屉，咕哝说还差五分钱。我说不要了，没事。她严肃地说那怎么行，然后进里屋去拿出她自己的五分钱给我。我忽然很扫兴也很落寞，无趣地道别，黯然走出了供销社。
……

代·序
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
敬文东
土家人野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文革”中当过少年樵夫，“文革”后，上过一所三流大学和一所名牌大学，当过公务员，做过像模像样的警察。身为体制内前途一片光明的干部子弟，后来却被时代风暴吹打成了“牢头狱霸”。在狱中，他奇迹般地和一些狱卒结为朋友，在劳改队导演春晚，并在当年首创犯人图书室。出狱后，他为谋生而成为著名书商，兢兢业业战斗在民间出版发行的渠道。
他还干过很多职业，经历过太多江湖生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与他交往有很长一段时间，只看出他纵酒贪杯，热情豪迈。但都不知道，野夫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也许，这才是他被遮蔽多时的老本行和旧身位。
新世纪以来，野夫写下了一批力透纸背、光彩夺目的文章——《地主之殇》《组织后的命运》《坟灯》《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运偏消》《别梦依稀咒逝川》《革命时期的浪漫》……这些文章旨在通过自己与家族中人或友朋的遭际，揭示曾经的时代是如何摧残宝贵的人性，如何在矢志不渝地蚕食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价值观念。
这是一种惹人深思、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文字，这是一种催人泪下，却只能让读者一个人向隅而泣，并经由暗中的泪水透视惨痛历史的文字。汉语的光芒在野夫笔下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张扬；诚实、诚恳，而又无比节制。但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述说惨痛至极、压抑至极的故事，野夫的文字也无比灵动，毫无凝滞之态，有一种风行水上的感觉，顶多是飘逸、向往自由的风被故事拉拽了一下而已。
沉重和土地有关，飘逸则同天空连在一起，这是汉语当仁不让的两个极点。野夫充分展示了汉语的土地特质与天空特质，他的文字是土地与天空按照某种比例的神奇混合。中国的历史太沉重，土地特质因此始终是汉语的焦点；汉语的天空特质则必须受制于它的土地特质，汉语的天空始终是同尘世相混合的天空，是被土地震慑住的天空。
野夫深谙汉语的两极性，而汉语的两极性则为他的写作对象提供了绝好的对称物和衍生物。听命于语言，但更应该听命于情感，尤其是情感中沉重的历史成分：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蹂躏了多年的语言。
熟悉野夫传奇生涯的朋友或许都知道，完成于德国科隆的中篇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过是对一个真实故事有限度的加工、改写和润色。诗人赵野和野夫相交甚深，他在他写野夫的散文中，曾经旁证过与此相关的那个原型。在他看来，现实中的那个女主人公，“虽然岁月沧桑，韶华已逝，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
1980年代的青涩青年如今已到霜鬓中年；1980年代的初恋如今早已成为回忆的对象：它是那个年代过来人记忆深处的隐痛。辛波丝卡有一个非常好的诗句，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沧桑感是时间给予有心人的馈赠品。
野夫在德国科隆访学的不眠之夜，回望遗留在祖国的青春和初恋，仿佛是在回望自己的前世。过来人都愿意承认，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在1980年代，拉手、在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则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因此，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那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他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为了给今天疗伤，还是为了讽刺今天，或是为了给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显然，野夫算不上虚构能人，他仅仅是一位非虚构叙事的大内高手。幸运的是，他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小说，在贫乏无味、缺少故事的我辈眼中，已经是结结实实的虚构。
《1980年代的爱情》之所以感人至深，很有能力挑逗读者的文学味蕾，考验读者的泪腺，仰仗的不是故事情节的复杂（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而是野夫对汉语两个极点的巧妙征用：在需要天空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绪飘忽起来，沉浸在对初恋的回忆之中，轻柔、感伤和对远方的思念统治了读者。在需要土地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情向下沉坠，沉浸在对那段荒诞历史的思考之中，漫无边际的沉重统治了读者；野夫在小说叙事中，对天空特质和土地特质毫不间断地交错使用，按摩着读者的心绪，让他们从头至尾都处于坐过山车的状态，肾上腺素居高不下，配合着、应和着速度加快了二分之一的心跳。
对汉语两极性的重新确认和巧妙使用，是野夫迄今为止全部文学写作的最大特色，是他有别于所有其他中国作家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他以区区数篇文章和少量小说，就彻底征服许多读者的秘密之所在。放眼中国，或许找不出第二个人会像野夫那样，如此看重和依靠汉语的两极性，甚至是过度开发和使用汉语的两极性。这让他的文字像书法中的魏碑，古拙、奇崛、方正、守中，从表面上看毫不现代，但无限力道却尽在其间，以至于能够寸劲杀人。
《1980年代的爱情》取得的成就溢出了小说的边界，它让读者越过故事，直抵语言的核心部位——让读者欣赏的是语言本身，而不仅仅是过于简单的故事。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钱锺书的《围城》，如果没有语言自身的狂欢、撒野和放纵，《围城》恐怕连三流言情小说都算不上。如果没有魏碑式的语言从旁压阵、助拳，作为小说的《1980年代的爱情》该会多么单薄。和《围城》一样，《1980年代的爱情》也以对语言自身的开采，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2013年5月8日·北京紫竹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