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判断（套装共2册）

张旭东采访詹明信：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政治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讲座教授。1934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博士论文以萨特研究为题。詹明信教授曾执教于哈佛、加利福尼亚、耶鲁等美国著名高校，1985年秋季学期担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国际政治系访问教授。1985—2003年任杜克大学文学项目威廉·莱恩讲座教授、系主任。2003年至今任杜克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主任。詹明信教授著作丰富，所著被翻译为中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2011年获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终身成就奖。
詹明信是当今公认的英语世界处于引领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也是当代批评理论大师。他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现代主义文学和思想研究、电影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哲学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科幻小说研究等领域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他坚持“总体论”的立场和方法，通过对各种文化媒质的分析，批判性、历史性地研究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通过对种种异化、物化现象的分析，探讨当代人类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内在的乌托邦向往。詹明信教授长期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抱有强烈兴趣和热情关注，多次访问中国，同中国知识界保持密切接触；他领导下的杜克大学文学项目，培养了多名如今活跃在国内外学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他目前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教授；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学术顾问。《文汇报》委托詹明信教授的学生、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对其进行了学术访谈。
“现代”一词成了影响力和霸权的工具
从您27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到今天，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延续不断的中心话题的话，首选一定是“现代性”。但这个概念又恰恰是最含糊不清的，常常包含自相矛盾的内容，它只是在概念上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统一性，只要追问下去就会发现种种问题。
比方说，大部分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谈“现代”时仍旧假定我们谈的是“现代化”，而这个概念内在的假定是中国以前是、如今仍是一个落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所以现代化就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历史任务，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为它服务，甚至“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科学”、“民主”都可以说是“现代化”概念的演绎、派生概念，只不过在过去30年来，“现代化”的中心从物质生产层面逐步转移到了社会系统、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观念，甚至“生活品质”等领域，但总的指向仍然是克服落后。
比如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挨饿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需要解决的则是挨骂的问题。现在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挨骂，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在“普遍价值”方面仍然落后，还有待进一步的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所以追赶西方自由民主和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还很长。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现代化”理解持怀疑态度。
也许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已经要求对“现代”这个概念做出新的历史化的理解，但因为它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笼罩性概念，而且在经济、技术、社会制度、道德心理结构、文化和艺术表现等领域都有极其丰富、极其多样、极其复杂的展开，所以在一个理论高度上，反思“现代”对于许多中国学人来说又是一件很困难甚至很痛苦的事情。对现代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您所有的著作。能否就这个问题和中国读者交流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首先指出，“现代”（modern）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而它开始具有“现代”的形态，是从所谓“古今之争”开始的。“古今之争”，是将当时的文学和古代人的尤其是古希腊人的文学相比较，也是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历史性的滥觞。我认为，“现代”一词有三种形态： 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在最近这几十年，其意义更加多变。而我仍然使用“现代主义”一词来作为一个分期概念。我觉得我们的确可以辨识出一种现代主义艺术： 它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瓦格纳、马奈、福楼拜甚至波德莱尔等为代表，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种种重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在“二战”后，我认为现代主义变得更具自反性。我愿称之为晚期现代主义。同时我认为到了1980年代，现代主义的各种预设已经被学院化，或者说被物化、常规化，这些预设也受到各种各样的批判。一种不同的艺术实践开始出现，那就是我称之为后现代的实践，或至少是我称之为后现代性的时期。
在工业化、交通通讯手段、国民教育、国家行政效能等方面，中国“现代化”的追赶已经完成了。但眼下“现代”的标准似乎由晚清以来中国人所谓的“器物”层面转移到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领域。这也造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新的紧张。
我注意到，近些年，也许是最近20年，或至少最近10年，“现代”一词迎来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回潮。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谈论，我们需要完成现代性，或者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现代性。而正如我指出的，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人们号召一种带有明确的民族或文化特征的现代性。所以，现代成了一种新的理想范式，而这在我看来是和旧的现代化观念很不一样的。
现代化曾是美苏两国外交政策提供的承诺，它意指重工业。它们提供给第三世界和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是针对新工业生产的，同时毫无疑问也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今天的问题则是，重工业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我们有了一种建立在信息科技之上的新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重工业都首先被外包，然后被新生产体系替代。在我看来，如果说这一切在1980年代发生于美国，那么显然在今天，正发生于中国。所以，这个过程是经济发展到了特定阶段后的普遍进程。
因此，“现代”一词成了过去时。而恰逢“现代”一词什么也提供不了的时候，今天西方的各种宣传开始使用“现代”一词。首先，今天已经不再有“冷战”竞争。那么当然，我们转而提供民主，即所谓议会民主——虽然此时此刻，这个国家的第二号政党（按： 指美国共和党）正把剥夺各类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作为其战略。但不管怎样，议会民主，当然还有自由市场，现在被又一次附加于现代性的口号之中。当我们向所谓追求现代性的各色国家提供帮助时——我说的其实就是投资——我们要求至少有一个议会民主的外表，有一个市场体制的实际运作。我认为，对这一切而言，“现代”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用词。
您是说“现代”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判断，是一种面对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自居“前现代”和“落后”的姿态？过去20多年里，中国学界出现过几次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讨论，尽管中国后现代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但“现代性”仍旧处在思想讨论的中心，而“现代”的定义其实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所以，我认为“现代”一词成了虚伪的工具，成了影响力和霸权的工具。所以在思想层面，使用这个词是不妥的。至于后现代性，我认为在文化意义上，后现代是和信息科技相关的，那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存在的。在其他国家发展它和在西方发展它一样容易。
我还想说，从西方最开始设想何谓现代时，它就意味着一个分为两个等级的体系，在其中，非现代和前现代者是不算人类的；只有现代的、自省的人群才配得上成为现代人。这一断裂，在知识上可以联系到笛卡儿、伽利略、路德，但它就出现在帝国主义本身的开端。所以，当人类学家说，“现代”这个口号不允许我们和所谓原住民族具有同时代性（coevalness），因而是一种霸权概念，是一种制造贱民的概念，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基本正确的。我不会像拉图尔（Bruno Latour）那样极端，但他的书名，《我们从未现代》，至少是一个邀请，让我们思考用其他方式和用词来处理同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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