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供给侧”可说是2015年年末以来的中国经济热词。2015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然而，许多人可能对“供给侧”了解并不多。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济要强调“供给侧”改革呢？
“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在2013年和同道者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对经济学界关于“供给侧”的认知变化感触颇深。
在过去的需求管理理论中，掌握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就认为可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动力问题。金融危机冲击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一些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做出预警？相关的反思中，首先要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应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仅将“三驾马车”放在需求侧看待，这一认识并不完整。比如，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就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和认识局限，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比如以手机产品为例，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前，是完全没有这一块消费需求存在的。在这种新兴产品投放市场后，直接的表现就是供给侧变化使需求侧产生了相应增量，这仅从需求侧无法观察到。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总体而言，政府的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则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给问题，把物质生产力要素与人际生产关系变革打通来寻求优化方案，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如何组织实施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
当前，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境界，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我们迫切需要以创造新供给来引领释放新需求，通过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供给侧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前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
003004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制度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
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经济生活供给侧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形成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在政府履行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是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紧密结合“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
经济学是一门与实践密不可分的致用学科，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中抱着“经世济民”的情怀与追求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很期待这样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避免走“空谈误国”的迷途，而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本书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简明读本，在中信出版社乔卫兵副总编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宝贵支持、共同努力下得以较快面世，在此深表感谢！我与合作者苏京春博士也衷心期待着在“供给侧”改革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思考与深化研讨中，得到各位读者的指教！
结 语
“供给侧改革”现已成为各方热议的一个主题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我们如何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增长“新常态”而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这一全局。
从概念上讲，“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社会中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就在于怎么样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在调控的“技术路线”上，过去就已很清楚地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而现实生活中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它属于总量型，指标是单一可通约的，就是掌握整个市场中的流动性，以对银根的抽紧或者放松、总需求的抑制或刺激来实施反周期操作。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也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调控经验。
然而过去中外从理论到实践，应该讲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虽然必定会有所涉及，但是认识很不系统。过去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已多次强调过“定向宽松”，所谓“定向调控”，这说的是什么？绝对不是讲需求管理，而是属于供给管理的命题。供给管理中的结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指标复杂得多，绝对不是需求管理中单一货币供应量值和有效需求量值的指标，涉及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和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权衡问题。尽管理论界过去的分析认识还相当薄弱，但可观察到的调控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经验总结却不可回避——事实上，美国人在自己的金融创新走过了头，引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最后冲击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之后，在应对危机中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框架而实行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措施，最关键的是运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对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极大地扭转了市场预期，带来了以后使全局稳定下来的走向复苏的新阶段。现在美国已告别量化宽松，进入了升息轨道。中国这几年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的所谓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结构化运用方面，也体现了过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够解释的政策要点，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别注重和多次强调结构优化问题。
从基本原理来说，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恰恰才是划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以供给侧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从人与物关系形成的生产力角度和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生产关系角度，都可以合乎逻辑地看出，实际上人类社会一步步发展起来，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满足这样一个原生动力之下，在供给侧会不断对需求做出响应，而这种响应机制必然在创新中间一步步地向前走，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所以一开始人类脱离动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供给特征的最初阶段，后来上升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后又经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而现在我们是处于信息革命的高新技术时代，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时代，这都是供给侧的创新，使我们一个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特征，依学理分析，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生产力里面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都是供给体系中不同要素的结构性划分，更有现实生活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等——我们必须处理好诸如此类的结构问题，而生产关系，更是所谓结构性改革要处理的制度供给如何有效与优化的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转轨的经济体，要实现现代化，关键的供给首先就是制度供给，改革就是要解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我们过去在需求管理中有“三驾马车”这样的认识，其一定意义上的积极贡献，就是把需求这个总量型管理问题开始结构化了，但是结构化的逻辑在需求侧无法展开和完成，必然要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完成供给机制和整个供给体系构建问题。过去人们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内含的理论假设是供给侧环境为完全竞争，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但恰恰实际生活表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必须做矫正还原，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怎样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结构优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进资源配置优化——这一新认识框架客观上所要求的，总体而言，是既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遏制政府失灵，这当然就复杂得多。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在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与结合处理好——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发展理念、排在第一动力位置的创新驱动，实际上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结合，而三层互动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
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直接对应了对现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的新常态怎么样认识、适应和引领的问题。在这个引领方面，我们主观可为的有统领意义的事项，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一路走来，依据最高决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体系化的现代发展理念，如何通过供给侧创新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解放。所以，从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讲，所谓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系统工程。经济增长中间“中高速”的直观表现到底是7%左右，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虽然“十三五”规划期间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才能对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但真正关键的是在底线守住的时候，还一定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还要形成长期发展的后劲。这样的供给侧视角，又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视角，必然追求短期与中长期的衔接、追求实现长期的战略性的目标。所以我们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层的精神实质，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还必须使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顶层规划中的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换句话说，相对容易实现的全面小康，如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全面小康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全面小康只是中国梦实现过程的一个节点，关键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以上这些应属于对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解。具体分析有更丰富得多的内容：本书中我们已说明，供给侧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与制度。对这五大要素，国际经验分析和中国实践都可以认证，在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阶段，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过程中间，前面三项更容易体现出支撑力，更容易发挥动力作用——中国就是这样：一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低廉劳动成本一直支持我们发展到世界工厂；传统体制下土地资源开发没有与市场对接，而一旦对接，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物质利益驱动下，展现了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发展进程；再看资金与资本，原来我们自己严重匮乏，靠引进外资，同时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于是支撑了我们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来，现在规模已相当可观——但这些在后来又迎来了一系列挑战：劳动力方面现在看到了原来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变成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劳动成本不断升高——这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中低端劳动者收入这几年比总体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说是好事，但负面说，同时必须注意到这也就是我们原来一个重要的相对优势的丧失，因而我们的传统制造业不得不往外转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等方面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自然资源粗放使用已不可持续的问题等等接踵而来，在这前面两项因素的支撑力明显下滑的同时，现在中国资本运用的突出问题变成了大量资本在寻找什么是合适的投资对象，常规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递减已经普遍化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要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打后两项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邓小平的判断到我们的学理论证，都可知科技是以走创新型道路产生生产力乘数效应的供给侧最重要动力来源之一；同时中国特别要以制度方面的变革，打开千千万万的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聪明才智与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最大制度红利”命题。从这个意义来讲，制度这个要素甚至要高于技术。总之，五大要素后面这两项的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动力体系支持我们冲破一系列供给约束、供给抑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整体跃升新境界，是支持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关键的动力机制。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为深刻的体会，是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供给经济学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所抱有的家国情怀与创新追求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致力于不负时代呼唤而有所作为，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以有质量的学术研究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基于这样情怀创立的新供给经济学，其理论框架和相关研究远非完美，而且就“供给侧”改革所针对的结构性问题，放眼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尚有太多复杂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尽管如此，我们仍欣慰地看得见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科学决策已形成的参考价值，以及世界范围内经济学者对其的关注与研讨。我们期待着怀抱“经世济民”情怀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以及学界所有有志、有识之士，能够在合作研讨中继续将经济学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层面和更具“学以致用”水准的境界，努力实现更多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服务的夙愿。附录1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
附录1 关于新供给经济学五问五答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年，你一直在研究、倡导新供给，我们很想知道，你个人如何看待此事？
贾康：应该说，这次会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概念，不仅对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个人，而且对于我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
客观上，这当然也是对于新供给研究群体多年来研究努力的一次充分肯定，和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新供给群体理应更加努力地做好智库研究工作。
2011年初，你和其他六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开始探究、构建新型经济理论。当初你们的动议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研究供给？
贾康：当时，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引起全世界瞩目。而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20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世界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经济学理论和调控经验的反思中，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与“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创新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未来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
从内部因素看，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已经开始表现为走向“新常态”。
从外部因素看，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历经数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但总体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这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侧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需要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一方面，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式风险叠加。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个时期，尤其是未来十年，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和所具备的巨大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特定转轨、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龙头的接续增长动力，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没有洞悉规律、“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做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改革是人心所向，但怎样改革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为此，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构建促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战略部署，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创新贡献。
因此，我们组建研究团队，并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目的就在于构建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期望我们的研究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
2013年，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成立。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的研究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是由我和白重恩、王庆等12位学者发起设立、经政府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于2013年9月的民间智库组织，现任理事长为民生银行洪崎董事长。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等都是研究骨干。研究院旨在推进“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秉承“求真务实融合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的精神，基于全球视野和时代责任感，以“责任、专业、团结、创新”为文化，以“人才是核心，研究是基础，社会效益是追求”为理念，践行勤勉奋进的“梅花精神”和开放包容的“牡丹精神”，打造学习型组织和创新型团队，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努力建设具有高学术品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有百余位经济学家、实业家、金融界精英和媒体人士加盟的新供给研究院的研究团队，通过新供给双周学术研讨会、《中国2049战略》圆桌、新供给金融圆桌以及新供给年度重点课题研究等活动，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予以理论阐释和提出积极建言，持续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竭尽所能。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两年多来的发展中，一方面体会到社会各界对新供给研究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和支点，聚合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努力，促进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迈上更高台阶。
除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外，国内还有哪些主要的新供给学派学者？你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有无分歧？
贾康：目前，“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已经通过论坛成员、特邀研究员等方式，聚拢了除我们新供给研究小组早期七位专家之外，包括决策机构、知名高校及智库学者、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投资机构负责人等在内的诸多学者，总人数已经超过百人的规模。较早提出“新供给主义”的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也是我们的成员。
我们通过新供给研究院和论坛等开放平台，以公开讨论、邮件沟通、微信群交流等多种形式交流互动，还不定期出版成员研究成果形成的文集，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开放式的讨论和学术活动。
这个平台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显示出较好的凝聚力，也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同时，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接受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方向和主要思路，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根本上、理念上的分歧，但不排斥学术观点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也能够更好地推动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发展。
这些年，你们是如何与高层互动并最终影响到高层决策的？
贾康：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成立以来，基于努力深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一直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主动向中央决策层、各主要部门上报研究成果，同时在公众媒体、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在研究院成立以后，保持每月至少举办一到两场公开的研讨会，通过公众渠道发出我们的研究信息和呼吁。我们还有“新供给”书系的多本著作陆续出版。
我们深知自己的努力和研究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决非急功近利和浮躁之举，而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恪尽研究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对已有的和将有的研究成果的质量抱有信心。所以，我们的成果与主张如能为决策的优化起到一些参考作用，是合乎逻辑的，也是令人欣慰的。当然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是希望起到研究者的建设性促进作用，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伟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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