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的创新驱动力
公元11世纪，在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新技术应用。这是一个13米高的时钟，不仅可以报时，而且还可以显示天文测绘结果。这个由优秀学者、政治家、科学家和博学者设计的装置，以水为动力，采用链传动结构和先进的擒纵机制，技术上远超过当时欧洲的任何一种装置。
苏颂的时钟只是中国早期的众多发明之一：中国发明的铸铁和炼钢技术比欧洲早1000多年。在14世纪之前，中国的发明还包括水利工程、铁犁、肥料、手推车、马轭和兽医等农业技术。中国人还发明了纸、炸药、漆、医药、活字印刷，以及罗盘和装备有浮力舱、方向舵及机动帆的船只等先进航海设备。
不知是何种原因，中国的创新能力在14世纪之后开始趋弱。然而，当下的中国不仅决意追上西方，而且还决意重建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前沿优势。在本书中，我们描述了两种驱动中国创新浪潮的力量。一种是基于需求的驱动力量——中国亟需解决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无数国内问题。一种是基于中国公司新战略方向的驱动力量：涉足国际市场，进军竞争激烈的高价值、高利润领域，并通过不断创新，赶超全球公司。目前，这种新的驱动力量主要通过并购成功的西方公司来实现，意在获取它们的品牌、技术和市场。
图1.1：
苏颂设计的“天文钟”，建于公元1094年。
资料来源：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中国台北：敦煌书局，1986年）。图片由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提供。
本书概述
当下，西方公司的每一位高管都需要了解源于中国的、将会席卷西方市场的创新浪潮。中国公司的管理人员也需要了解创新在其公司发展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认为，这是全球经济中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比20世纪70年代来自日本的挑战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我们还认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唯一方式就是融入中国的生态系统。那些尚未进入涉足的公司也需要了解这种新现象，因为它会影响到原本被视为避风港的本土市场。我们通过翔实证据展示了中国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并向首席执行官提供了相关战略建议，即通过在中国开展创新活动应对这种挑战，当然这种创新也是争夺中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
什么是创新？《奥斯陆手册：创新数据的采集和解释指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共同体，2005年）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定义：创新是指在商业实务、工作场所组织或外部关系中，推出的新的或显著改善的产品（货品或服务）、流程、新的营销方法或新的组织方法。在本书中，我们采用同样宽泛的创新定义。我们认为，创新是以产品、流程、服务或商业模式等形式实施的新理念，前置条件是这些产品、流程、服务或商业模式具有商业价值。虽然创新有时被认为只与世界范畴内新理念的商业化有关，但我们的定义也包括（如同《奥斯陆手册》中的定义一样）国家或公司范畴内的新理念，而这些理念在世界范畴内未必是新的。该定义既包括现有产品、流程或服务的改善，也包括向新的用户群体或客户群体提供相关产品、流程或服务。事实上，在对中国境内公司的研究中，我们确定了8种不同的创新模式，这会在第二章中作详细描述。
图1.2：
中国创新的4个驱动因素
中国创新；客户、能力、现金、文化
在本书中，我们详细讨论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从四个因素方面描述了中国创新型公司的发展。为便于表述，我们将这四个因素称为“4C”。这四个因素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客户和文化（从宏观层面解释了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同时也解释了中国公司成长的前两个发展阶段；下文会有详述），二是能力和现金（解释了在第三及最新发展阶段进入全球市场的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对4C架构进行详细描述；这里只是作简单介绍，图1.2为概括示意图。
客户是指中国公司在规模庞大的和充满活力的中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对客户的深刻理解。这种强大的力量对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及其竞争强度的提升起着基础性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二和第三章中论述。
文化不仅包括中国商业领导者的创业驱动力和愿景，也包括中国政府远大抱负，即通过持续投资，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以期实现技术自主。中国政府旨在建立资助创新生态系统的宏大战略以及其他支持性战略，对中国企业通过创新满足客户需求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我们会在本章详细论述这一战略及其影响；在第六章讲开放式创新时，我们还会谈到该战略。
这两个因素（客户和文化）解释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下文将会详述。但现在，中国企业已经进入到第三个成长阶段，而在该阶段，它们将会从寻求新资源转向寻求新知识。这个阶段与知名跨国公司的经历似乎是完全相悖的；在进入新市场时，跨国公司具有源于经验的竞争优势。对于后起的中国企业，在中国之外市场面临知名跨国公司竞争者时，它们可以运用何种优势？
在第二章中，我们讨论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以特别成功的公司为例进行了说明。在第三章中，我们解释了中国企业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来源，详述了其与西方公司的10个不同。中国企业在国内的盈利能力为它们提供了进军国外市场的资金，而政府也提供了相应支持，这种扩张方式与传统跨国公司是不同的。
4C的威力有多大？跨国公司能否学到中国企业在其本土市场的成功经验？它们能否将这些经验运用到中国市场？我们认为它们能够做到；同时也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参与到中国的创新生态中去。在第四章中，我们详细讨论了在华跨国公司创新活动的演变：从成本驱动型研发到市场驱动型和知识驱动型研发。我们认为，时下外国公司必须把中国视为先导市场，而在这个市场，它们是不能缺席的。它们需要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要为日益成熟的中国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且还要利用中国本土快速增长的知识和技术。通过参与这一生态系统，并植根于中国，致力于新知识的创造，它们就可以利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的机会。但同时，它们也需要有效的组织方式。在第五章，我们着重讨论了这一重要问题，并描述了跨国公司在华组织创新活动以增强其全球竞争力的方式。
在第六章，我们着重论述中国企业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已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中也越来越常见：开放式创新。对中国企业来说，这种自然而然出现的开放式创新还处于初始阶段，但为了开展这种创新活动，很多中国企业现在都已经建立了综合平台。开放式创新为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获取创意和技术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而在中国大地，这类创意和技术随时都会出现。不过，对跨国公司来说，在走进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时，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在第七章中，我们会单独论述这个问题，并提供了一系列有助于公司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策略。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中国企业，它们都可以通过了解领先的创新动议，应对中国不同的客户和市场。在第八章，我们为这些领先动议提供了一些建议，着重强调外国公司如何改善创新流程以及管理的其他诸多方面。
我们在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公司，其所形成的“对中国足够好”的思维模式，已经创造出了适用于它们开拓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创新能力。这些能力很快也会适应先进国家的细分市场，并最终会让中国成为世界级跨国公司的家园。任何公司都不能忽视在中国的动态学习机会，因为这对它们的全球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在本书中，我们并没有论述如何管理政府关系。关于这个话题，相关著述已经很多。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中国政府的干预也经常被视为外国公司开展创新活动的壁垒或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在中国无法开展创新，也不意味着它们应该忽视政府关系。恰恰相反：这就好比是在西方国家，每家公司都必须制定一个非市场战略，用于应对股东而非客户。我们通过大量实证阐述了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并为公司如何建立和维护这些关系提供了相关建议。事实上，在对外国公司高管进行的广泛采访中，我们并没有听到关于政府干预会成为创新壁垒的说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而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正在不断演进。我们在第七章中会着重强调这个问题，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批评中国的政府体制或其对创新的影响。我们谈论现实生活中的中国政治体制，并为外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经理人提供相关建议，意在帮助他们在这一体制内成功开展创新活动。
我们重点阐述的，是所有大公司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国迅速提升的创新能力。对于那些希望更好了解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运营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的读者，我们也推荐了其他很多著作。比如，曾鸣和彼得·J·威廉森（Peter J. Williamson）合著的《龙行天下》（Dragons at Your Door）就是非常适合经理人阅读一本书，同时也是将成本创新作为中国创新一个方面来单独论述的第一本书。一些书以宏观经济政策或政府政策为视角，其中也谈到了教育体制对中国创新的阻碍等话题。还有一些书为学术读者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视角，其中傅晓岚的综合性研究就极具代表性。在《善用中印并进战略称雄全球》（Getting China And India Right）中，作者阿尼尔·古普塔（Anil Gupta）和王海燕认为，跨国公司需要制定针对中国和印度的战略。虽然也有少量适合公司管理层阅读的图书，但作者并没有从战略角度阐述相关话题。另外一本非常适合经理人阅读的图书是维杰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和克里斯·特林布尔（Chris Trimble）合著的《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重点论述新兴市场的创新活动，而非仅仅局限于中国。
我们认为我们的这本书会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们在书中采用了全面的研究方法，从战略和国际商务的角度，为从事管理工作的读者而非学术读者提供参考建议。总之，我们这本书是从商业领导者的视角，基于我们自己深入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创新进行了详细描述，旨在为首席执行官应对和管理中国的创新挑战提供全面指导。
就本书研究方法而言，我们采访了数百名负责研发和创新及相关领域的管理人员以及一些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首席级别的高管；他们来自几十家中国企业和外国公司，其中大多数公司的总部都设在中国，也有一些设在欧洲本土。此外，我们还开展了深层次的案例研究，所挑选的案例公司都是走在中国创新前沿的从业者。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公司并不代表统计平均值。经理人需要从实践者身上学习，而不是向平庸的公司学习。最后，我们还对过去20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广泛审议，并对2010年至2014年在媒体出现的创新报道进行了监测。在本书的第三章至第六章，我们详细描述了针对公司的实地调查。
创新：中国提升全球竞争力的路径
在中国，对需要创新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产生了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方案，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空气质量、水、能源、食品安全、卫生和退休保险等等。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创新是解决这些问题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追求世界级竞争力的选择，已经展示了它们对创新的进一步依赖。最近一份调查显示，相比于在华开展业务的西方公司的高管，中国企业高管更看重创新。在开拓国际市场、面临拥有深厚技术和经验储备的成熟竞争者时，这种理念会进一步深化。而最优秀的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对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持异常开放的态度，以期最大限度发挥创新潜力。
以家用产品制造商海尔为例，目前该公司正尝试新的“人单合一”组织，以支持其成长战略。据海尔表示，目前公司已经创建了2000个自我管理的事业部，旨在“让每一名员工都成为他/她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进而推动创新和创业。基于这种“愿景领导”（visionary leadership），海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色家电（大型家用电器）制造商。但这种新的组织是否适合海尔下一阶段的发展，目前仍不得而知。不过，重要的是，公司领导层已经决定进行重大组织创新，培育应对全球竞争的创业和创新环境。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和经济的成熟度一直表现卓越，尤其对照“二战”前中国极低的工业化程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创新能力不会持续提升。在某个节点上，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事实上也已经开始放缓。但用不了几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它的企业，在创新方面即便成不了全球领导者，也会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
这又让我们想到了苏颂的时钟。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开发出现代版的、可与蒸汽机、电力或青霉素相媲美的革命性创新成果，但就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它在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比如适应性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等。中国国内的批评者以缺乏可与苹果手机相媲美的消费者创新成果为证，表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但这样的根本性创新通常出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国家。目前中国较低的收入水平是一个制约因素，但它迟早会摆脱这个束缚。中国企业也早已开始抢占机遇，通过渐进式创新满足当前中国的需求，而这，也是根本性创新的必要先导。
中国已经将宇航员送上太空，建造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高铁网络，还创建了很多成功的公司——这些公司从重工业领域一直延伸到互联网领域。如果美国过去多年的做法一样，中国现在也加大了对研究机构和公立大学的创新扶持力度。在西方，很多根本性创新都源于政府机构资助的开拓性研究，而中国也决定拷贝这一模式。
苏颂设计的时钟，某种意义上就如同11世纪的苹果手机，表明过去的中国在创新方面是领先世界的。现在中国企业不断涌现出的渐进式创新预示着未来将会出现更加激烈和无序的竞争。这个未来并不遥远。对于这股即将到来的、发轫于中国的竞争浪潮，受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中国市场，而是知名全球企业的传统高价值市场。中国将会在其竞争者的本土市场展开争夺战。中国的成功案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