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名译丛书 鲁滨孙飘流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研究论证选题，翻译更是优选专长译者担纲，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喜爱。
为满足读者的阅读与收藏需求，我们优中选精，推出精装本“名著名译丛书”，收入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杰作。丰子恺、朱生豪、冰心、杨绛等翻译家优美传神的译文，更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多数作品配有精美原版插图。希望这套书能成为中国家庭的必备藏书。
为方便广大读者，出版社还为本丛书精心录制了朗读版。本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先期推出六十种。

鲁滨孙出身于中产阶级，他父亲常用知足常乐的哲学教育他，要他满足现状。但他还是抵挡不住海外新世界的诱惑，几次三番地出海闯荡，终于有一次被困在了一个荒岛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仍然未能阻止他的冒险精神，他凭着坚韧的毅力，在荒岛上造房子、修田地、种粮食、养牲畜，硬是把荒岛建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最后终于脱险，返回了欧洲。

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除享誉世界的《鲁滨孙飘流记》外，还著有《辛格尔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大疫年日记》等长篇。作品擅长描写具体的行动和环境，细节逼真，语言自然、亲切。

徐霞村(1907-1986)，原名徐元度，字霞村。曾任教于多所大学，自1947年起在厦门大学工作。译著有《鲁滨孙飘流记》《菊子夫人》《皮兰德娄戏曲集》等二十余部；著作有《法国文学史》《南欧文学概观》、小说集《古国的人们》、散文集《巴黎游记》等。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购买了一个黑奴。粗呢以及在这地方视为特别贵重和需要的各种东西，我想法子把它们卖了很好的价钱，得到了四倍的利润。现在，就我的种植园的发展来说，我已经远远超过了我那可怜的邻居。因为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替自己购买了一个黑奴和一个欧洲佣人（船主替我从里斯本带来的那个还不在内）。
常言说得好，得意往往是恶运的媒介，我的情形正是这样。第二年，我的种植园非常成功。我从自己的地里收获了五十捆烟叶，除了供应附近一带人们的需要之外，还剩下很多。这五十捆烟叶每捆有一百二十多磅重，我把它晒好了，堆在一处，专等那些商船从里斯本回来，就可以起运了。我这时看到自己的业务和财富一天一天地发展，脑子里又开始充满了奇妄的计划和梦想，这些事情就是对于一个有头脑的商人，都是非常有害的。
假使我把当前的生活继续过下去，本可以获得无穷的幸福。为了这些幸福，我父亲曾经认真地劝过我，叫我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并且把中等阶级生活的好处入情入理地告诉我。可是我却专爱管一些不相干的事情，终于一手造成了自己的不幸，增加了自己的过错，使我后来回想起来倍加悔恨。这些失策都是由于我自己太坚持我的遨游世界的愚蠢愿望，并且太盲目地听从这种愿望，不肯听从大自然与造物的指示，采取明明于我有好处的生活道路。
正像我过去从父母身边逃走的时候一样，我现在又产生了异想天开的思想。我本来大有希望靠我的新种植园发家致富，可是我偏要把这种幸福的远景丢在脑后，去追求一种鲁莽而过分的、不近情理的冒进的妄想，因而再一次把自己投入了人世间最不幸的深渊。假如不是这样，我决不会同安定而健康的生活这样势不两立。
现在让我来谈谈这件事的详细经过。不难设想，我现在在巴西差不多已经住了四年，并且我的种植园也蒸蒸日上，日趋兴旺，我不但学会了本地的语言，并且在一些同行中间以及在当地口岸圣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巴西东部的港口。的商人中间有了熟人和朋友。我同他们谈话的时候，经常向他们谈到我两次航行到几尼亚海岸的情形，谈到怎样同黑人做生意，只要用一些七七八八的小东西，像假珠子、玩具、刀子、剪子、斧子、玻璃器皿之类，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换到金沙、豆蔻、象牙之类，而且还可以换到大批在巴西经常使用的黑人。
他们总是非常注意地倾听我谈论这些问题，特别是有关购买黑奴方面。这种生意，当时还不很盛行，非要得到西班牙王或葡萄牙王的许可才能做，而且带有专利性质，所以黑奴进口数量很少，并且价钱很高。
有一次，我跟几个我所认识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在一块，很起劲地谈论这些事情。第二天早晨，便有三个人来找我，告诉我说，他们对于我昨晚所谈的话，仔细考虑了一下，现在特来对我提一个秘密的建议。他们首先要求我严守秘密。然后对我说，他们打算搞一条船到几尼亚去；并且说，他们的情况和我相同，都有自己的种植园，目前最感缺乏的是佣人；又说，他们并不想长期从事这种买卖，因为他们回来之后，不能公开出售黑奴；所以他们只想走一趟水，把黑奴秘密地运上岸来，分配到各人的种植园里。总之，他们的意思是问我肯不肯做他们船上的管货员，到几尼亚海岸去替他们经营交易方面的事情。他们答应把黑奴同样分给我一份，并不要我拿出任何资本。
必须承认，假使这个建议是向一个没有定居在这里，没有自己的种植园需要照顾的人提出来的话，那实在是个好机会，既有现成的资本，又有赚大钱的希望。然而，我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我的种植事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只要再干上三四年，把伦敦那一百镑想法子弄得来，加了下去，不愁不会挣出一个三四千镑的家当，而且以后还要增加下去。处在我这种情况的人，再要去考虑这次航行，那简直是天下最荒谬的事了。
然而，我这人生来就善于毁灭自己，竟受不住他们这种建议的诱惑，正如我当初控制不住自己的漫游世界的计划，不听父亲的规劝一样。总而言之，我就对他们说，我情愿前去，只要他们肯在我离开的时间帮我照料我的种植园，并且在万一出了事的时候按照我的指示处理它。这些条件他们都满口答应了，并且立了字据。于是我便立了一张正式的遗嘱，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物；遗嘱上说，如果我死了，那救我性命的船主就成为我的继承人，不过他必须依照我的指示处理我的财产，一半归他自己，一半运回英国去。
总之，我非常小心地保全我的财产，维持我的种植园。假使我肯用上一半的慎重精神来注意我个人的利益，来判断一下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我决不会离开这么兴旺的事业，把一切致富的希望都丢在脑后，冒着海上各种风险去进行这次航行，更不用说还应该考虑到我个人可能遭遇到的特殊不幸。
可是，我却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盲目地服从着幻想的驱使，把理智丢在脑后。我把船只准备停当，把货装好，把一切事情都和我的同伴们照着合同办好之后，便在一六五九年九月一日那个不吉利的时辰上了船；八年以前，我违抗了我父母的严命，不顾我自己的利益，从赫尔逃走，也正是这一天。
我们的船载重一百二十吨，装着六只小炮，除了船主，他的小佣人和我之外，一共是十四个人。船上没有什么大件的货，只有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小玩艺，像假珠子、玻璃片、贝壳、新奇的小东西、望远镜、刀子、剪子、斧子之类。
我上船的那天，我们就开了船，沿着海岸向北开，预备在北纬十度和十二度之间，横断大洋，直放非洲。这似乎是当时大家都采取的走法。我们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圣奥古斯丁角，巴西东部突入海内的一块陆地。一路上天气都很好，就是太热。过了圣奥古斯丁角，我们便稍稍离开海岸，朝着斐伦多诺仑哈岛斐伦多诺仑哈岛，在巴西之东。的方向，从西边绕过那些小岛，沿着海岸一直向东北偏北开去。沿着这条航线，我们用了大约十二天的工夫，才过了赤道；根据我们最后一次观测，我们已经走到北纬七度二十二分。不料这个时候，我们忽然碰到一股非常剧烈的飓风，这股飓风起初是从东南刮来，接着转为西北方向，最后成东北风，来势非常可怕，一连十二天，我们一筹莫展，只是随着命运和狂风的支配，被风力卷来卷去。十二天之中，不消说，我每天都准备着葬身海底，就是船上其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指望能够活命。
……

十八世纪一个英国船上的水手在航行中和船长发生冲突，被遗弃在一个荒岛上。他在那里与人世完全隔绝，独自生活了四年多，才被一个航海家带回英国。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兴趣。从未写过什么文学作品、年近六旬的笛福，从这件事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从而创作了《鲁滨孙飘流记》这部不朽的杰作。曾经有人说，笛福不过是取得了这个水手的手稿，并加以增补、修饰、敷衍成书而已。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对文学艺术的特点缺乏认识的表现。笛福自己却又暗示《鲁滨孙飘流记》是他自己一生经历的寓言。这个说法也未必是确当的。但是《鲁滨孙飘流记》确是与笛福的生活和思想密切相关的。笛福是自己阶级的代言人，鲁滨孙也就是按照他的理想创造出来的人物。同时《鲁滨孙飘流记》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
笛福的一生正是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正是处在资产阶级政权逐渐臻于巩固的时期，也是手工场工业发展到机器生产的前夕。资产阶级在一六四○年以暴力取得政权，在笛福出生的那一年，即一六六○年，代表封建反动势力的斯图亚王室却又在英国复辟，在笛福二十八岁的时候资产阶级才又赶走了斯图亚王室，迎立了奥伦治的威廉。此后英国资本主义就走上了更为顺利的发展途径。在这些王室更替的同时，英国的工商业迅速地发展着。纺织业、造船业、制造业和煤铁的开采的生产量增长得很快，海外贸易空前发达，新的工商业城市在兴起，殖民地的种植业也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却是连年进行殖民战争，国内政治腐败，党争激烈，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许多自耕农沦为贫民，同时对殖民地和未开化地区进行压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以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妥协而终结。贵族、地主仍然可以不必费心劳力坐享巨额收入。比如欧尔蒙德公爵地产收入每年达两万两千镑，白金汉公爵一万九千六百镑。这是社会上最反动的阶级。贵族、地主中有许多是资本主义化了的，他们也经营工商业，笛福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周游记》中在记述伦敦的股票交易时谈到差不多全国有产者都买卖南海公司、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等企业的股票；股票交易把宫廷和商业区联系起来，也使许多外地贵族与乡绅地主集中在伦敦。参看《英格兰与威尔士周游记》（ATourThroughEnglandandWales，J．M．Dent，1948）卷一，第336页。还有一些贵族与地主的次子、幼子因为遗产是传给长子的，也从事起商业来。当时有名作家阿狄生在他的“旁观者”第108号上就提出名门的幼子可以从事商业，而且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产业不多的人开始经商，后来比长兄还富有。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的上层。被人看不起的小商人、小企业所有者等构成资产阶级下层。此外就是农民与工人了。
笛福是属于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他的父亲是个小油烛商人。这个阶层大多不属于英国国教，而信奉新教的其他教派，因此他们不能担任公职。他们有自己的教会，有自己的学校。允许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允许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当时一直是个斗争的焦点。他们在社会上是不为人所重视的。笛福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上这样的学校，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已是个小商人了，做过内衣业的中间商人，经营过烟、酒等贸易。一六八八年威廉来到英国时他已是个较体面的商人了，但到一六九二年就遭到破产。他只好做点零碎的小事。后来得到威廉的赏识，开办了个砖瓦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切的希望都建筑在我在艾塞克斯开的制造厂上。先王给我的一切恩赏我都用在那里了。我雇用了百户贫家工作。一般情况下我每年可获利六百镑。我开始兴高采烈地生活着。弄到一所好房子，再次买了车和马。致罗伯特?哈莱函，见《笛福书信集》（LettersofDanielDefoeed．byG．H．healey，1955）第17页。他在经营商业的同时从事政治活动，写了不少小册子。一七○二年十二月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待非国教徒的最简便的办法》，讽刺政府对非国教的其他新教教徒的限制与压迫。这时威廉已死，政府下令逮捕他。他一面上书求赦，一面躲了起来。终于在次年五月被捕入狱，七月九日被判处的刑罚之一是枷刑示众三次。七月二十九日第一次枷刑示众，他在这天出版了“枷刑颂”作为抗议，他说他被判刑是不公正的，他说应该受这种刑罚的是无能的将军、争权的政客、贪婪的财政家、骗人的掮客与股票经纪人、邪恶的律师和市政官、压榨穷人的地主、酗酒的牧师、放荡的公子等人。人民知道他是无罪的，向他欢呼，为他干杯，并且献上花环。直到十一月他才因大臣哈莱的疏通得以出狱。但他因此又一次遭到破产。此后他一直办报纸替政府大臣在新闻报刊方面出力，同时常到苏格兰调查动向，制造舆论。他办的刊物最重要的是一七○四至一七一三年的“评论报”。此外还写了不少政治、经济小册子。一七一三年四月他曾被捕两次，一七一四年八月又被捕一次，都是因为言论关系。他到五十九岁时写了《鲁滨孙飘流记》，得到很大成功，接着就写了许多小说，比较有名的是《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伦敦大疫记》《杰克上校》《罗克查娜》等。晚年他也写了一些政治、经济的著作，如《不列颠岛周游记》《商人手册》《英国商业计划》等。他几乎一生都是在负债中度日，他临死前为了避债不得不离家藏起来。他于一七三一年死在异乡。
笛福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他属于资产阶级，他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政治见解是带有两重性的。
他一生最关心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他极力称赞的是资产阶级，他认为一个国家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展贸易。“给我们贸易就是给我们一切”笛福：《评论报》卷六，第1页，转引自潘恩：《评论先生》第74页。“贸易是世界繁荣的生命”笛福：《英国商业计划》第24页。。——这就是他最根本的主张。因为他以为贸易使制造业和航海业发展，使人民有工作，有衣穿，有饭吃，物资也因此能保持高价，并且可以维持高的地租，所以上层社会也得到好处。只要有勤劳的人来发展贸易，任何地方都会繁荣起来。他的一切经济论著与部分政治论著都发挥这个主张，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笛福关于发展经济的主张是有利于英国社会发展的，但是，他热烈地支持殖民制度，提出夺取、经营殖民地的办法，提出与落后民族扩大贸易的办法，并且拥护黑奴买卖。这一切都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
笛福对于那些因门第而骄傲的贵族、绅士抱有很大的反感，他尽力颂扬并非上层阶级出身的资产阶级。在《英国商业计划》第一卷第一章里，他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驳斥“关于门第的胡说”。笛福抨击了那些看不起“平民”的“绅士”。他说人的始祖就是做工的。他强调商人是有用的人，而绅士变商人，商人变绅士则又是合理的事，等等。对自己阶级的称赞，他在《罗克查娜》里有一段话说得最明显：罗伯特男爵和我对商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罗伯特男爵说——我觉得他说的完全正确——一个地道的商人是全国最好的绅士，无论在知识上、在仪态上还是在判断能力上，商人都比许多贵族强。他们一旦控制了世界，虽然没有地产，也比有地产的绅士富有。《罗克查娜》第148—149页。笛福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是有两个方面的。他认为犯罪的根源是贫穷，富有的人是不会犯罪的。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查娜之所以走上不光荣的道路，就是因为贫穷，所以他对这两个人物也是抱有同情的。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使人民有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把当时工人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未成年的孩子就要做工等残酷剥削现象视为固然。这是雇主的观点。
笛福接受了洛克的政治思想，反对专制，主张民权。一七○一年肯特郡派了五个代表到伦敦向议会请求加强该郡对法国的防御工事。议会认为是少数党有意捣乱，就把请愿人下狱。笛福带人把一份备忘录交给议会，舆情沸然，议会不得不把代表释放。接着在一七○二年他写了《论英国人民集体之原始权利》。他在“备忘录”里指出议会，尤其是下院，应该是“人民的仆人”，“你们（议员）的主人是选你们的人民”，他接着指出任何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就是专制，人民可以起来用非常的办法加以制止，可以取消他们的议员资格，“如果下院违背了法律和人民的自由权，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而玩忽职守或任意胡为，那末英国人民有无可置疑的权力质问他们，用国会大会或暴力反对他们，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叛徒。我们认为应该说明，这些是你们所侍奉的英国人民不可辩驳的权力。”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再一次强调人民的权利，他说“你们（议员）可以死去，但人民永存”转引自费兹哲罗《笛福评传》第114—115页。。当时英国的议会是上层社会的政客明争暗斗的场所，贿赂和种种肮脏手段公行。工人、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代表。笛福主张人的基本权利是任何人，包括国王、内阁与国会，都不能够侵犯的，“英国人既不是国王的，也不是国会的奴隶”。笛福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当时英国虽然没有像法国、西班牙那样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极端专制，但是对国教以外的新教教派和天主教信徒也是有种种限制的。他是非国教的新教教徒，这种人多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要求合乎“革命原则”的政治体制，要求信仰自由。笛福是这一派的代言人。他主张人民应受到较开明的教育，主张给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在经济问题上，他一方面觉得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等一类大企业是必要的，称赞它们的活动，但是他却反对这些大公司实行垄断。他也提出过应该按照财产征收所得税，因为当时许多富人交税不多，赋税主要落在穷人身上。他也曾提出过进行海员登记，工厂主不要因一时定货多就不适当地扩大生产等等保障工人职业的意见。
总的看起来，笛福的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也是很大的。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进步的阶级，还在进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保守的贵族、地主不事生产，坐享巨额地租收入，资产阶级组织着规模日大的工商业推动了社会发展。中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大资产阶级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又与统治阶级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有矛盾，要求更开明的政治。所以笛福种种发展资本主义的意见，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政治不民主，反对垄断等主张，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受到时代和阶级偏见的限制而拥护殖民制度和种族歧视，这却是与大资产阶级一致，是反动的。对劳动人民，他所关心的只是使他们有工作，能生产财富，这又与资本主义的要求相吻合。笛福思想上这种两重性，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笛福的长篇小说都是在晚年写的。他在写《鲁滨孙飘流记》以前也许从来没想当个文学家，他是一个事业家，是一个活动家。他经营商业，屡次失败，屡次开始，直到老年还未死心。他从事政治活动，仆仆于伦敦与爱丁堡的路上。他参加过的报刊不下四五种，仅那些已判明确是他写的文章，就已达到惊人的数量。他的精力是极端旺盛的。他一切经历都给《鲁滨孙飘流记》准备下了思想和技巧的条件，这部书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鲁滨孙飘流记》严格讲，应该为《鲁滨孙飘流记》初集，因为还有不为人注意的续集。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滨孙离家三次航海经历，在巴西买了种植园；第二部分，也就是小说的主体，是鲁滨孙在荒岛上的经历；第三部分是叙述他从荒岛回来以后的事情，主要经历是由陆路从葡萄牙回英国途中遇狼群的故事。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没有什么可取。鲁滨孙这个典型人物的一切特征主要是在第二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这一部分是全书最吸引人的，是全书的精华。
这部小说写的人物不多，除了鲁滨孙以外只有星期五还有些性格，其他人物不过是不重要的陪衬。小说主要的价值在于鲁滨孙这个典型性格。
为了说明鲁滨孙这个人物，我们不妨看一看鲁滨孙的原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水手。他是苏格兰水手，名叫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塞尔柯克是在一七○四年九月被船长遗弃在距智利海岸约五百海里，周围约三十六英里的于安?菲南德岛上的。这个岛上无人居住，只有来往南美的船只偶尔到这里补充淡水或修理船只。岛上的气候、出产大致如《鲁滨孙飘流记》所叙述的。塞尔柯克在这里住了四年零四个月，才被有名的航海家渥地士?罗吉斯发现。塞尔柯克参加了他的船队，在一七一一年回到英国。罗吉斯所写的，记载塞尔柯克在岛上生活情形的《环球巡航记》的第一版、第二版分别在一七一二、一七一九年出版。根据罗吉斯的记载，塞尔柯克在岛上最初的八个月（斯梯尔说是十八个月）心情忧郁、恐惧，甚至想自杀。在饿得不能忍受时才枪杀一只山羊。后来他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情绪才渐渐地稳定下来。他们只给他留下一磅火药，等到火药用完了，他就追捕山羊。到罗吉斯发现他的时候，他赤着脚，跑得比狗还快，“我们派了几个跑得最快的人，带着我们那条猛犬，去帮助他捉山羊。狗和人都被他拉下好远，疲累不堪，他却捉到羊，把它们扛回来。”因为没有盐和面包，最初他吃不下东西，后来也就习惯了，但他从来没想到用海水晒盐——这一点他还不如一六八一年在这岛上住过的一个印第安水手。他用钉子做针，用破袜子拆丝，用铁钩做过刀子，用木头和羊皮盖过两个小房，小的用来做饭，大的供他睡觉。没有事时他就唱《赞美诗》，读《圣经》，和小羊、小猫嬉戏，或用刀子把姓名刻在树上。罗吉斯初见他时他“穿着羊皮，看着比羊皮最初的主人的神气还要犷野”。
笛福同时的作家理查?斯梯尔也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他会见了塞尔柯克，把这件事写下来，发表在他主持的期刊“英国人”第26期（1713年12月3日）上。在文章的最后，斯梯尔说这个平凡人的事迹正可以说明：“要求仅限于生活必需品的人是最快乐的，而欲望超过这个限度，所得愈多，要求也就愈多；或用他（塞尔柯克）的话来说，‘我现在有八百镑，但我永远也不会像我一文不名时那末快乐了。’”斯梯尔：《英国人》（1955）第109页。几十年后，诗人维廉?库柏假想塞尔柯克在荒岛独居的情形，模拟他的口气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感叹离群索居的寂寞、痛苦后，以这样两节来结束全诗：
海鸥回到巢里安栖，
野兽回到穴中酣卧，
就是在这里也有休息，
我也回到我的茅舍。
什么地方都有慈悲，
慈悲，这鼓舞人的概念，
它甚至给苦难以恩惠，
使人们安于一切事变。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对政治活动极为热心的斯梯尔，还是笃信基督教、过着退隐生活的库柏，都只从塞尔柯克的经历得出老生常谈的、基督教宣传的教训，即：知足常乐。
塞尔柯克在荒岛上确实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颂扬的英雄事迹，他只不过做了一些为了生存必须做的事。整个说来，他在岛上的行为是消极的而不是进取的。但是笛福却完全用另外的眼光看这件事：有这末好的自然条件，有这末丰富的物产的地方，不属于任何人，在这里可以开辟天地，不受限制，没人竞争。如果真有这种地方那就太好了实际上这个岛离西班牙殖民地很近，塞尔柯克有一次几乎被西班牙人捉走。。他宣传的不是知足常乐，而是要发展、要劳动、要占有。
笛福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内心似乎都有一股力量使他们不能安静下来，使他们不满足，不停的行动、追求。杰克上校、辛格顿船长，甚至摩尔?弗兰德斯、罗克查娜都是这样。这种特征在鲁滨孙身上更为明显。鲁滨孙的父亲是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的，这种人既用不着劳力劳心，为每日的面包去过奴隶生活，困难不堪，弄得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也用不着被欲望和发大财、成大名的野心所苦，心劳日拙；只不过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品尝着生活的甜美滋味。但是鲁滨孙内心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厌恶平凡中庸的生活，一定要到海外去。父亲的劝告，船破的教训都不足以使他回头，后来他从摩尔人手里逃出，在巴西置了庄园，本来可以定居下来，平稳地发财，但他还是经人一提议就欣然同意再次航海，终于遇难，只身到了荒岛上。最初的困难被他战胜了，他的生活已经相当安适了，但是他还是不知疲倦地扩充自己的事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呢？鲁滨孙自己认为是神秘而有力的天数。显然不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如果说马洛的浮士德的内心不宁静是因为想认识世界，想了解宇宙，那末促使鲁滨孙航海的力量就是想开辟世界，想占有世界。这正是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不满足于守成的新兴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表现。
鲁滨孙是个新人，是中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他不是有教养的贵族中间的人物，而是一个平民。他出身于中产阶级，到荒岛以前是个经营海外贸易、经营种植园的商人。塞尔柯克用完了火药就用“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有的手脚去猎取食物，到罗吉斯发现他时，他已经和土人差不多了，神气甚至比野生的山羊还要犷野。但是笛福的英雄人物，就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也尽可能地保持了资产阶级的体面。他有足够的火药和枪支使他能免于用最原始的办法猎取食物，也使他能用这种当代文明的产物征服可能危及他本人和他的“领土”的土人。除了衣服和一些小用品外，他几乎享有一切当代文明的产物。这样他始终维持了“文明人”的生活而没有变成野人。他在岛上一方面等待离开荒岛的机会，一方面积极开发这个小岛。荒岛上一旦出现了第二个人，他就俨然以岛的“总督”自居了。鲁滨孙离开人群达二十八年之久，但是无论从物质方面和精神状态方面，他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这与“返回自然”或“知足常乐”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鲁滨孙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得到了大量的产业和财富，这就是这个阶层英雄人物向往的归宿。
鲁滨孙是喜爱劳动的人。这样阶层的人物没有什么遗产可得，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维持中等地位，才能爬到上层去。鲁滨孙父亲的观点也许只能代表旧时代，代表保守力量，而不能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笛福就是强调勤勉的人。他说：“……我要尽全力而为，只要我还能划水，我就不肯被淹死，只要我还能站立，我就不肯倒下。”《英国商人手册》，转引自苏则兰：《笛福传》（1952）第43页。在《英国商业计划》里他写道：“因循懒惰的生活不是快乐与舒适；有工作就是生命，因循懒惰就是死亡，忙碌就是愉快、高兴，没事做就是颓丧、失神。”《笛福传》，第52页。这里应该说明，笛福或资产阶级所说的勤恳是指经营管理，而不是指体力劳动，虽然他也把工人的劳动称作“诚实的劳动”。这种思想说不上是劳动人民的思想，但比之于坐享巨额地租的地主，或食利者的作为，还是先进一些的。他在《鲁滨孙飘流记》中更进一步地突破了这种局限，给予体力劳动以极高的颂赞。
对鲁滨孙来说，“一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空想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是没有用的”，这就是“绝对真理”。他凭一个人的力气，又没有小船，把破船上的东西往岛上搬，是有困难的。但是他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是不怕困难的哲学。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搬运东西，把两手搬得动的东西统统搬了下来，而且“倘使天气继续这样良好，我一定可以把全船一块一块地搬到岸上来”。他没有坐失时机，所以当破船终于为风暴摧散时，他可以觉得坦然，因为他没有偷懒。他说：“我生平没有使用过任何工具，然而久而久之，运用我的劳动、勤勉和发明才能，我渐渐发现，我什么东西都可做得出来，只要我有工具。话虽如此，即使没有工具，我也做出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本书第63页。这样鲁滨孙用自己的双手，凭着开辟新天地的热情，创造了整个自己的小王国。
鲁滨孙是坚毅的人。他说：“因为我的脾气是只要决心做一样事情，不成功决不放手的。”本书第157页。他没有助手，工具不全，缺乏经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花很大的劳力，费好长的时间，比如做一块木板就要四十二天。他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白费了劳力，没有成功，但他从来不灰心失望。他总结了失败的经验又重新开始。他用五六个月的时间做了一只独木舟，做成之后却发现要挖条河把它放在海里需要用十二年的工夫，他只好放弃它。但他接受了教训，在入海较方便的地方伐倒大树另造一只，前后花了两年时间才有船可用。他偶然发现一点稻、麦种子，播种了一些，但种的不是时候，毫无收成，他只好再重新种过。他最后有船用，有面包吃，有陶器用，有种植园，有牧场，有两处住所……这些没有一件不是费了很多力气，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得来的。他对任何事情都不灰心，因此也就不厌烦劳动。他就是这样与自然进行斗争，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我们可以说他的作为说明了劳动在他的小范围内能作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当然笛福认为勤勉、劳动的终极目的是创造私人占有的财富，其动机是个人主义的。
鲁滨孙又是一个殖民主义者。罗吉斯船队的水手曾经戏称塞尔柯克为“总督”。但是笛福却把鲁滨孙塑造成真正的殖民地的“总督”。鲁滨孙到荒岛来以前就是个殖民者，而且是因为要到非洲买黑奴才离开巴西的。荒岛上还没有别人出现的时候，鲁滨孙踌躇满志地说：“这一切都是我的”，而且如果可能，他还要把它传诸子孙。他用先进的技术——火枪——赶走了正要吃星期五的土人，也凭着这个使这个土人惊服，“甘心”为他的奴仆，他用基督教来“开化”他——新式武器和基督教文化正是当时殖民者用来征服殖民地土人的物质与精神武器。星期五被文明人开化了，同时也就成了文明人的奴隶。在鲁滨孙眼里，或者说在笛福眼里，世界的中心是白种人，他们想也没想到什么“人权”、“自由”等等也适用于未开化的民族。后来鲁滨孙又救出了一个西班牙人和星期五的父亲，他满意地说：我这岛上现在已经有了居民了，我觉得我已经有不少的百姓了。我不断地带着一种高兴的心情想到我多么像一个国王。第一，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具有一种毫无疑义的领土权。第二，我的百姓都完全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本书第226页。最后，一只英国船来到了这个荒岛。在答应帮助船长制服叛变的水手之前，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在你们留在这岛上的期间，你们决不能侵犯我在这里的主权……同时，必须完全接受我的管制。第二，万一那只大船收复回来，你们必须把我和我手下的人免费带回英国。本书第240页。回到英国以后他又来“视察”他的“领地”，把岛上的地分租给新移去的居民，给岛上送去了一些必需品。所以从鲁滨孙对落后民族的态度上，对领土的占有观念上看，他都是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这表现了笛福的阶级局限性。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笛福并没有把土人描绘成邪恶凶顽的人。在小说里鲁滨孙想攻击吃人的土人，但他也想到他们吃人是因为没有开化，在他们看来吃人就像文明人吃牛羊肉一样。星期五最初也是吃人肉的，后来鲁滨孙才看出他是忠实、诚恳、可爱的。他还认为他们与文明人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理性、同样的感情、同样的善意和责任感、同样的嫉恶如仇的心理，他们同样知道感恩图报、诚恳待人、忠贞不渝，同样有能力相互为善”，他们有机会使用这样能力时，甚至比文明人还好一些，他甚至觉得上帝欠公正，但他最终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既不了解，更无权过问，就这样勉强说服了自己。这实际上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这部小说的具体描写上看出笛福并没有像一些种族主义者把未开化民族描写成邪恶的劣等民族，他认为没开化的应受治于文明人，区别在于有无物质和精神文明。他没有对殖民国家对待落后民族灭绝人性的杀害、压迫、残酷剥削，对殖民主义的非正义性作过任何的揭露和批判，似乎这样事情是不存在的，或是不值一提的。在这一点上他的同时代作家斯威夫特要比他进步得多。
我们已经在上面简单介绍过笛福的世界观的两重性，他的世界观使他把鲁滨孙塑造成资产阶级开辟世界的英雄，而不是像斯梯尔或库柏从塞尔柯克的经历得到完全与笛福相反的结论。《鲁滨孙飘流记》形象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的气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它（资产阶级——笔者）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以及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与民族大迁移以及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鲁滨孙飘流记》就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在进行这样事业时候的精神状态。《鲁滨孙飘流记》颂扬了劳动，颂扬了人对自然的斗争。但是《鲁滨孙飘流记》也明显地说明鲁滨孙为了生存同时也为了私人占有而进行劳动，把殖民主义合法化。这表现了作者的时代与阶级局限。资产阶级就是在上升的时期也同样是缺乏人类高尚的情操，把一切关系变为物质财富占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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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耀民
一九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