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中在不大一块地方的几十万人，虽然极力毁坏了他们聚居的那片土地：把石头砸进土里，叫它草木不长；把刚出土的小草铲个干净；用煤炭和石油烟熏火燎；砍伐树木，赶走所有的鸟兽。但是，甚至在这样的城市里，春天也仍旧是春天：阳光普照大地，不论在林荫道上，还是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被除尽的地方，到处都长出绿油油的小草，显出勃勃生机。桦树、杨树和稠李抽出了清香的、黏糊糊的嫩叶，椴树鼓出了一个个绽裂的幼芽，寒鸦、家雀和鸽子，随着春天的来临，欢快地开始筑巢建窝，就连墙边的苍蝇，也在温暖的阳光下嗡嗡地飞舞起来。花草树木、鸟雀虫鱼，以及孩子们，全都生机盎然，兴高采烈起来。唯独人，唯独成年人还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相互倾轧。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也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赐予的世间的美，即那个能引向和平、和谐和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统治他人的种种手段。
正因为这样，省监狱办公室里的那些官吏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动物和人们享用的那种春意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前一天收到的那份编了号、盖了印、写明了案由的公文。它要求今天，4月28日上午九时之前，务必把在押的受过侦讯的三个犯人——一男二女，解送法院受审。两名妇女中，有一名是主犯，必须单独押送。今天，4月28日上午八时，看守长根据这道命令，走进又黑又臭的女监狱的走廊，跟着他一起走进走廊的还有一个面容憔悴、卷发花白的女人，她身穿袖口镶有金边的制服，腰间系一根蓝边饰带。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提玛斯洛娃吧？”她问道，同值班看守走近一间门朝走廊开着的牢房前。
值班看守哐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扑鼻而来。看守吆喝道：
“玛斯洛娃，过堂去！”接着又把门关上，站在一边等着。
在监狱的院子里，还可以呼吸到从田野里吹来的新鲜的、使人清爽愉快的空气，而这走廊里的空气却是令人难于忍受，里面充满伤寒病菌，充满着粪便、焦油及腐烂的臭味，任何人来到这里，都会立即感到沮丧和难受。女看守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臭气，但刚从院子里进来时，也还有这种感觉。她一走进走廊，就觉得全身困乏，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一阵乱哄哄的女人的声音和光脚的走路声。
“喂，听见没有，玛斯洛娃，快点儿，别磨蹭了！”看守长对着牢门大声喊道。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身材不高、胸部很丰满的年轻女人，跨着大步走了出来，很快地转过身子，在看守旁边站住。她身穿白色上衣，白色裙子，外面套一件灰色囚服，脚上穿的是麻布袜，套一双囚鞋。女人的头上还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要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出来。她的整个脸显得特别苍白，就像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嫩芽一样。这是长期被关押的人常有的脸色。她那双宽宽的小手和从囚衣的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种颜色。特别是由于这张脸暗淡无光，她那双眼睛便显得惊人的乌黑明亮，虽然有点浮肿，却十分精神，其中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视。她直着身子，挺起丰满的胸部，来到走廊里，稍稍昂起头，直视着看守长的眼睛，然后停下来，做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正要关上牢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满是皱纹的苍白而又严厉的脸来。老太婆要对玛斯洛娃说些什么，看守长却冲着她的脑袋，把门推上，她的脑袋便缩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笑声。玛斯洛娃也微微笑一笑，朝牢门上装有铁格栅的小窗口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凑近小窗口，用沙哑的声音说：
“最要紧的是别说废话，咬住一点不改口就行了。”
“好歹有个结论也比现在强。”玛斯洛娃晃一下脑袋说。
“结论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摆出官员的架势，自以为说了一句俏皮的话，“走，跟我来！”
老太婆的眼睛从小窗口消失了。玛斯洛娃走到走廊中间，踩着急促的碎步，跟在看守长后面。他们顺着石阶梯下来，穿过比女牢房更臭、更嘈闹的男牢房。在这些牢房的通气窗口里，处处都有许多盯着他们的眼睛。后来他们走进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两名持枪的押送兵站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被烟熏黄了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士兵，指着女犯说：
“把她带去！”
那个押送兵是尼日尼城的农民，红红的麻脸，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的翻袖口里，笑眯眯地向自己的同伴——高颧骨的楚瓦什人挤挤眼睛。两个士兵便押着女犯下了阶梯，朝大门走去。
大门上的一个小便门打开了，两个士兵和女犯跨过小门槛，来到院子里，出了院墙，便到了用石块铺砌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商贩、女厨子、工人、小官吏都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些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与众不同，行为不正，就得到这种下场。”孩子们则是吃惊地瞅着这个女强盗，不过看到有两个兵押着她，她已经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才感到有点放心。一个已经卖完煤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的乡下人走近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感觉到有许多目光投向她，她没有把头转过去，而是悄悄地斜视着那些看她的人。大家注意她，她感到高兴。春天的空气也使她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新鲜多了。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石板路，而且又穿着笨重的囚鞋，所以感到难受。她瞧着自己的脚下，尽量使步子迈得轻一些。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口有许多鸽子，东摇西晃，走来走去，没有人去打扰它们。女犯差点儿碰着一只瓦灰鸽。鸽子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正好在女犯耳边飞过，扇起一阵风。女犯微微一笑，随即想起了自己的处境，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斯洛娃的身世很平常。她是一个没出嫁的女农奴的私生子。女农奴在乡下跟喂牲口的母亲一起替两个地主老姑娘干活。这个没出嫁的女农奴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按照农村的惯例，孩子受过洗礼后，母亲便不再给这个多余的、违反她的心愿而生下来的不速之客喂奶了，因为这要妨碍她干活。于是孩子很快就饿死了。
她的前五个孩子都死掉了。他们都是洗过礼后，不给喂奶而死去的。她的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姑娘。本来她的命运也是一样的，可是事有凑巧，那两个地主老姑娘中的一个正好到牲口棚走了一趟，她是为责骂女饲养员没有把奶油的膻味去掉而来的。当时产妇和她那健康可爱的婴儿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姑娘既为奶油的事，也为让产妇进入牲口棚的事大骂一通。她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了小孩，心便软下来了，并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她真的给小姑娘施了洗礼，后来由于怜悯自己的教女，又常给她母亲一些钱和牛奶。这样，小姑娘就活下来了。两个老姑娘从此就称她为“幸运儿”。
孩子三岁时，母亲便病死了。喂牲口的外祖母嫌外孙女拖累，两个老姑娘便把小孩领回家里抚养。这个黑眼睛的小姑娘长得分外活泼可爱，也给两个老姑娘带来不少的乐趣。
这两个老姑娘是姊妹：妹妹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心地比较善良，是她给小孩洗了礼；而姐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比较严厉。索菲娅·伊万诺芙娜要把小姑娘打扮起来，教她读书，并想收她为养女。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说，应把她训练成为一个很好的侍女，所以要求苛刻，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责罚她，甚至打她。这样，小姑娘就受到两方面的影响，长大后就成了半是侍女，半是养女。她的名字也是高不攀低不就，既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倩卡，而叫卡秋莎。她缝补衣服、打扫房间、拭擦圣像、烧菜、磨咖啡豆、调咖啡、洗洗衣物，有时也坐下来陪伴两个老姑娘，给她们读读书、念念报。
有人向她提亲，但她谁也不肯嫁。她觉得同那些向她提亲的劳动者在一起，日子会过得很苦，她已经过惯农奴主家的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生活到十六岁。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子、一个大学生，即富有的公爵来到她们家。卡秋莎竟暗自爱上了他，但却不敢向他说，甚至连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一点。过了两年，这个侄子在出征的途中顺路来到姑妈家，在这里住了四天，在临走的前一夜，他诱奸了卡秋莎。第二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五个月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感到心烦意乱，只想着怎样才能摆脱即将降临的耻辱。她不仅不好好服侍两个老姑娘，竟然还对她们发起脾气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对两个老姑娘说了许多无礼的话，事后自己也觉得懊悔，就提出了辞职。
两个老姑娘对她很不满意，就让她走了。从她们家里出来后，她到了一个警察局长家里当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这个警察局长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老头，但还是对她纠缠不休。有一次，老头逼得她特别厉害，她便发起火来，骂他是混账和老鬼，在他的胸前使劲推了一下，把他推倒了，为此她被解雇了。现在再找工作已经不可能，因为她很快就要分娩。于是她便搬到乡下一个寡妇家里去住。这个寡妇是个接生婆，同时做酒生意。卡秋莎分娩很顺利。由于接生婆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生时，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她只好把男孩送到育婴院去。据送孩子的老太婆说，孩子刚送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在到接生婆家里之前，总共有一百二十七个卢布，其中二十七卢布是她做工挣的钱，一百卢布是诱奸者给她的。而当她离开接生婆时，身边只剩下六个卢布了。她不会省钱，不仅自己花钱，别人向她要，她也有求必应。她支给接生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饭钱和茶钱；雇人送孩子的费用是二十五卢布，接生婆为买牛向她借了四十卢布，其他二十卢布是制衣服、送礼用掉的。这样，在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已两手空空了，因此必须去找工作。她在林务官家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个林务官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头一天起就纠缠卡秋莎。卡秋莎对他很反感，极力躲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经验，更狡猾，当然主要因为他是东家，他可以随意支使她。终于等到了时机，占有了她。这事被他的老婆知道了。有一次，她看到丈夫单独跟卡秋莎在一个房间里，就扑上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便厮打起来。结果她连工钱也没有拿到，就被赶出来了。于是卡秋莎便到了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先前生活不错，现在主顾都跑了，便酗起酒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换酒喝掉了。
姨妈经营一家小洗衣铺，靠它养活孩子，也支撑着潦倒的丈夫。姨妈请玛斯洛娃到她的小铺里当洗衣工。但玛斯洛娃看到姨妈那里的女洗衣工们生活过得很苦，不大想干，就到用人介绍所去找女仆的工作。她在只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儿子的家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进去才一个星期，那个嘴上已经长髭的读六年级的大儿子便丢下功课，纠缠起玛斯洛娃来，使她不得安生。他母亲认为这全是玛斯洛娃的过错，便把她辞退了。她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便又到用人介绍所去，在那里意外地碰到一位手上戴满宝石戒指、裸露的胖胳膊上戴满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了解到正在找工作的玛斯洛娃的情况后，便给她一个地址，约她去找她。玛斯洛娃来到了她的家。那位太太热情款待她，请她吃小馅饼和甜酒，并打发自己的女仆到什么地方去送一张条子。晚上有一个留着花白长发和花白胡子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房间里来。这个老头一进来就挨近玛斯洛娃坐下，眼睛闪着亮光，并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开玩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去，玛斯洛娃听见女主人对他说：“刚从乡下来的，新妞儿！”然后女主人又把玛斯洛娃叫去，告诉她，这是一位作家，很有钱，如果她能招他喜欢的话，他是不会吝啬钱的。作家果然喜欢了她，并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住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几天以后作家又一次派人来接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要她搬到一个单独的寓所去住。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住在同一个院里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了作家，并搬到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了。店员答应同她结婚，但后来却不辞而别，到尼日尼城去了。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身一人。她想一个人在这个寓所里住下去，但人家不允许。派出所长对她说，只有当她领到了黄卡[2]并经过体检之后，才能住下来。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就热情地接待她，再也不叫她干洗衣工了，以为她已过上了高级生活。对玛斯洛娃来说，她根本没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以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瞅着前屋那些脸色苍白、胳膊干瘦的洗衣妇。她们过着苦役般的生活，有的已经得了肺痨病。她们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水蒸汽里洗烫衣物，不论冬夏，窗户总是开着。她一想到她自己也可能要干这种苦活，便不寒而栗。
就是在这个时候，即玛斯洛娃处在无依无靠、特别困难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妓女的牙婆找到了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早就学会了抽烟。而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以及被他抛弃以后，又越来越厉害地酗酒了。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可以让她忘记所遭受的一切苦难，可以得到一时的解脱，得到一点尊严，而这些感觉，她若是不喝酒是不能维持的。她清醒的时候，总觉得有一种羞耻感，总是抬不起头来。
牙婆请姨妈吃饭，并灌醉了玛斯洛娃，要她到城里一家顶好的最优惠的妓院去当妓女，并历数了在这家妓院做事的种种优点和好处。玛斯洛娃必须作出抉择了：要么做下等的女仆，那样必定也要受到男人的纠缠，也少不了暂时的和秘密的私通；要么索性取得一个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地位，在法律的许可下公开地长期地卖淫，还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还想借此来报复一下诱奸她的人、店员以及所有欺侮过她的人。驱使她作出这种最后决定的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牙婆告诉她，她可以随便想做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罗缎的、绸缎的，以及露臂裸肩的舞衣都可以。而当玛斯洛娃想象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露背、滚着黑丝绒花边的艳黄色的绸缎的连衣裙时，她就按捺不住地把身份证交出去了。当天晚上，牙婆就雇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去了。
从此，玛斯洛娃就开始了漫长的、违反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有千百万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允许，而且还受到它的保护。这些妇女十个中有九个最后都要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并过早死亡。
夜里狂欢暴饮，早晨和白天沉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无精打采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接着是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宽大的罩衫、短上衣或睡袍，懒洋洋地在各个房间里走动几步，透过窗帘往外眺望，有气无力地同别人对骂几句，然后是洗澡，抹油，在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穿衣服，为此还经常同老鸨吵上几句；然后是照镜子、抹脂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穿上袒身露胸的发亮的丝绸衣服；最后走进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客人们到了，接着便是音乐、跳舞、吃糖、喝酒、抽烟、通奸。其中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小孩，也有衰朽老头，有光棍，有结了婚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人，有穷人，有健康的，有生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一切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都有。又是叫喊，又是谑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又是抽烟喝酒，又是喝酒抽烟，音乐从傍晚一直响到天亮。只有早晨，他们才散场、睡觉。天天如此，每周那样。到周末她们便坐车到政府有关部门，即警察局去，那里有政府的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严肃认真，有时则轻薄猥亵，绝灭大自然所赋予的不仅是人类而且动物也具有的那种防止犯罪的羞辱感，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允许她们与自己的同谋犯继续犯罪一个星期。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因此，不分冬夏，不分平时还是节日，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过了七年这样的生活。这期间她换过两个妓院，并住医院一次。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初次失身的第八年，即当她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发生了使她蹲监狱的事。她已经同杀人犯和盗窃犯们一起，坐了六个月的牢，现在被押去受审。
三
当玛斯洛娃在两个士兵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程，精疲力竭地来到地区法院大楼时，她养母的侄儿，就是那位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留多夫公爵还躺在高高的羽绒垫弹簧床上，被单已经被揉皱。他解开他那前襟褶痕熨得很平很干净的荷兰睡衣的领口，吸着香烟。他那凝滞的目光望着前方，思考着昨天发生过的事和现在要做的事。
昨天晚上他是在有名的富豪柯察金家里度过的。大家都推测他会同这家的小姐结婚。想起这一点，他不禁叹了口气。他扔掉烟头，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烟，但又改变了主意，从床上伸下了光滑而白净的双脚，找到拖鞋穿上，拿一件绸罩衫披在肥硕的肩上，迈出又快又重的步子，跑进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整个盥洗室都散发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气味。他在这里用特殊的牙粉刷洗他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带香味的漱口剂漱口，然后是洗个全身澡，再用各种不同的毛巾把身体擦干。他用香皂洗完双手后，又用心地拿小刷子拭净长指甲，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洗脸池里洗完脸和粗壮的脖子后，再走进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已经为他准备好淋浴了。在这里他用凉水冲洗他那肌肉发达、脂肪很厚的白净的身体，用松软的褥单擦干后，便穿上干净的、熨好的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黑色卷曲的小胡子和脑袋前半拉已经变得稀疏的卷发。
他使用的一切化装用品，衬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全都是第一流的、最贵重的，都很雅致、大方、坚固、名贵。
涅赫留多夫以前对领带和胸针都很感到新鲜和有趣，而现在却完全无所谓了。他随手从十几件中拣了一条领带和一个胸针，并把已经刷干净的放在椅子上的衣服穿上，虽然不很鲜艳，倒也干干净净，芳香馥郁，于是来到了长方形的饭厅里。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洗得光光亮亮，上面放一个巨型栎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大的活动的餐桌，四条叉开的桌腿，雕成了狮爪形，颇有气派。桌面上铺一张浆得硬挺的、绣有顶大的由花体字母组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盛满香喷喷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罐，盛着煮过的奶油的银凝乳罐和装着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及脆饼干的银篓子。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最近一期的杂志《两个世界》。涅赫留多夫刚要拆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悄悄地进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女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饰，头饰把她头上的分发缝都遮住了。这是不久前就在这所房子里去世的涅赫留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如今她就留下来做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跟随涅赫留多夫的母亲先后在国外住了十年，很有点贵族妇人的风度和派头。她从小就住在涅赫留多夫的家里，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留多夫打趣地问道。
“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还是公爵小姐写的。她家的女佣人送来好久了，她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把信交给他，会心地笑一笑。
“好，等一等。”涅赫留多夫接过信，发现了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笑意，便皱皱眉头。
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微笑的含意是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在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看来，涅赫留多夫已准备同这位小姐结婚了。而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的微笑所表示的这种推测却使涅赫留多夫感到不快。
“那我就去叫她再等一等吧。”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拿起那放错了地方的饭桌刷子，把它放到另一个地方去，便悄悄地离开了饭厅。
涅赫留多夫拆开阿格拉芬娜·彼得罗芙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袭人的信，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