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丛书：罗振玉评传

罗振玉孙女罗琨伉俪以独特的人生见闻为祖父撰写个人传记。

追述罗振玉对中国考古学和现代农学开辟草莱的重大贡献，回顾“罗王之学”兴起的始末。

按迹循踪，以大量第一手史料廓清“罗王失和”、“王国维之死”等问题的历史迷雾，还原罗王关系的本来面目。

《国学大师丛书：罗振玉评传》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记述罗振玉的家世与学术活动。他毕生殚力国学，致力于搜求、整理、刊布古代史料。其中甲骨、简牍、敦煌文书等经其倡导研究，于今俱成显学。他们与王国维共同开创的“罗王之学”打开了国学研究新天地。从“罗王之学”的形成过程，展现了一代学人的成长、交往与感情经历。

罗琨，研究员，1963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要学术专长是甲骨文，现从事先秦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军事史·夏商西周》（上、下篇）（合著）、《从〈世系〉探索武王伐商日谱》（论文）、《国学大师丛书·罗振玉评传》（合著）、《甲骨文“来”字辨析》（论文）等。

总序张岱年／001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钱宏（执笔）／004

序言李学勤／001

英文提要／001

第1章家世／001

1.1上虞罗氏分支／001

1.2祖母和母亲／003

第2章植基古学的青少年时代／006

2.1启蒙读书／006

2.2应童子试／007

2.3承乏家事／009

2.4劬学与交游／011

第3章开拓现代农学／017

3.1创办学农社与《农学报》／017

3.2编辑出版《农学丛书》／021

3.3从总理农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026

第4章究心教育／030

4.1创办东文学社和《教育世界》／031

4.2从参议学务到创建师范学堂／036

4.3海外视学／039

4.4进入学部／043

第5章殚力国学／049

5.1从倡议建立国学馆到创办《国学丛刊》／050

5.2大库档案的抢救、印行／059

5.3古籍佚书的搜集、刊布／064

5.4金石考古辟新途／076

第6章甲骨学的奠基人／090

6.1甲骨四堂／090

6.2雪堂与两部最早的甲骨学著作／092

6.3甲骨出土地和王朝占卜遗物的确认／096

6.4甲骨的搜集、整理与刊布／100

6.5甲骨文的考释研究／105

6.6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公案／109

第7章敦煌学的最早倡导者／118

7.1抢救国宝／118

7.2致力刊布／123

7.3见微知著／126

第8章罗振玉与王国维／133

8.1流沙坠简研究／134

8.2罗王之学的形成／140

8.3观堂之死与《遗书》的辑印／150

结束语／161

附录一罗振玉学术活动编年／165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181

后记／184

家政的重担不能窒息对学业的追求，十六七岁的罗振玉，白天要应付债主，奔走衣食，只有在夜晚读书。每天准备好满满两盏灯的油，总要用尽才睡。由于每日睡眠太少，一年后，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后来迎娶了比他大一岁的范氏入门，生活比较有规律了，失眠症才渐愈，但在贤淑妻子的支持下仍经常夜读。《集蓼编》中写：当时小仅方丈的书斋，别置小榻，每夕夜读，妻子总要先帮他整理书案，自己持衣在旁缝纫，“儿啼则往抚之，予丙夜就寝，淑人必为予整书卷、理衾枕，始伴儿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语，恐妨予读也”。

在淮安的那些年，读的书大多是借来的，而引他入门的一部书，却是父亲以三十千钱给他买的《皇清经解》。光绪八年（1882年），他与兄长同赴乡试，归途绕道江宁省视父亲，于书肆见到《皇清经解》，引起很大兴趣。书中汇集清代学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千余卷，是摹勒《石鼓文》的阮元辑刻的。当时自己无钱购买，父亲知道后，满足了他的愿望。书到手，他如获至宝，归后，按计划每天读三册，一年间一字一句地将书读了三遍。他在《集蓼编》中回忆说：“闻先辈言，读书当一字不遗”，所以“虽观象授时、畴人诸书读之不能解，亦强解之。予今日得稍知读书门径，盖植于是时也”。

在读经史的同时，他深感古碑刻对经史考订的意义很大，因而很重视这些物质文化资料。十七岁乡试之行的另一项重要收获，就是在扬州买到仪征张氏榕园藏石拓本十余纸，这是他一生收藏墓志拓本的开始，对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并将其用于经史考订之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首先校勘《金石萃编》，这是清代重要金石著作，王昶著，共一百六十卷，收录秦至宋、辽、金碑刻达千五百种，还有一些铜器和其他铭刻。内容包括：铭文、考释或前人题跋、按语。内容丰富，但有一些讹文、误字、漏字。当时家无碑刻拓本，又无力购买，就赁碑校读。当时山东碑帖商人刘金科常带山东、河南、陕西碑刻拓本到淮安贩卖，租赁每份二十钱。从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1885年）共赁碑八百余通，与长兄振鋆共同研读。罗氏后来回忆说：当时兄弟二人各居东西二舍，每夜在青油灯下疾读，煤染于手，十指尽黑，摩挲倦眼，面目亦黝然而墨，二人相顾不禁哑然失笑，就这样涤荡了平日的抑郁忧愁。在长兄去世的第五个周年，他曾请人画《赁碑图》，自己写了《赁碑图记》，编入《面城精舍杂文》甲集，追忆这一段生活经历，寄托对长兄的怀念，“且以志寒士为学之非易也”。

在这几年中，长兄完成了《碑别字》五卷。长兄去世后，随着所见碑志的增多，又一再进行了校补，罗振玉曾让三子福苌随时将所见新字补于书眉，后成《碑别字补》五卷。1928年将正续两编十卷合刊为《增订碑别字》五卷时，距离长兄著作《碑别字》已四十三年了。而他自己，通过赁碑校读完成了《金石萃编校字记》，对照碑文将《金石萃编》失录的字补上，讹文误字予以补正。还有《寰宇访碑录》是清代大经学家孙星衍和邢澍合撰的历代石刻目录，收录周秦到元代碑刻八千余种，注明书体、立石年月等，是很有用的目录书。后来赵之谦又作《补寰宇访碑录》。罗氏通过赁碑校读，作《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二十八岁再作《补寰宇访碑录刊谬》一卷和《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以后还有学者不断续补、校勘，使《寰宇访碑录》逐步得到丰富和完善。

……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张岱年—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