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

濒死体验研究之父的经典著作

本书作者采访了150名被临床判为“死亡”却又活过来的人，详细记述且分析了他们所经历的“死后世界”，并首次提出“濒死体验”的概念，开启了之后数十年全世界科学家对于该现象的研究。因此，作者被纽约时报评为“濒死体验之父”，而本书则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创下全球销量超过1300万册的惊人纪录

本书自1975年首次出版，即在美国社会各界引起轰动，很多人因此开始关注生命与死亡的zhongji问题，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之后其不断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向世界各地，至今已在全球销售超过1300万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5周年授权中译本，数位知名科学家联合推荐

本书为25周年特别纪念版，增加了国内外几位知名科学家的推荐序以及21世纪濒死体验研究的进展综述，内容更加丰富。语言方面，也比之前的译本更加准确、生动和详尽。

这是一本探讨死亡与濒死体验的智慧之书。作者听到一位精神病学家讲述自己“死”而

复生所经历的奇特事件，又在大学讲授柏拉图“灵魂不朽”专题时听很多学生讲起类似的故事，大感震惊，遂投入到对该现象的研究中。在本书中，作者直接或间接采访了150名有上述经历者，总结出15个共同元素，首次提出了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NDE）的概念。另外，作者还将其与人类历史上对于死后世界的重要哲学论述加以比较，并列举心理学、自然科学对该现象的解释，逻辑清晰，说理翔实，大大增加了本书的科学性与哲学内涵，引人深思。

本书一经推出，即引起轰动，并开启了全世界科学家对濒死体验的研究热潮。虽然刚开

始很多医学界人士对其冷嘲热讽，但现在科学已经站在了穆迪博士这一边。三十多年过去了，本书仍然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数千万册，实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全书文字生动优美而富有哲理，读后不但能让大家对死亡重新思考，也更加珍惜现有的生命。

第一章 死亡的现象

死亡是什么？自有人类以来，我们始终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过去几年，我也一直有机会在广大观众面前提出该问题。我所面对的人们来自各处，从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课堂，到教会、电视观众、社团乃至医疗协会。基于这些公开场合的经验，我可以说，这个主题总是让人百感交集，无论是有着什么情绪类型或有过什么样的生命历程的人。 尽管死亡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对大多数人而言，却不知从何谈起。原因至少有两个。 其一是心理和文化因素。死亡是个禁忌话题，或许我们只是下意识地觉得和死亡有任何接触，即使是间接的，都会想到自己终究要死，从而感觉死亡近在咫尺。例如说，大部分的医学系学生，包括我自己在内，第一次踏进解剖实验室时，即便只是和死亡远距离地相遇，也会觉得非常不安。就我而言，会有如此反应的原因现在看来简而易见。回想起来，问题不完全在于我所看到的那具尸体当然，它也的确让我很不自在，而在于我在解剖台上看到的是自己死亡的象征。就算只是潜意识，我心里也难免会浮现一个念头：“我也会有那一天的。” 同样的，在心理层面上，人们也将谈论死亡视为间接地接触它。许多人会觉得，谈到死亡无异于在心里召唤它、让死亡现前，并且不得不面对自己难逃一死的事实。于是，为了免于心理的创伤，我们决定尽可能地避开该话题。 难以启齿去谈论死亡的第二个原因则复杂许多，因为它植根于语言的本质。人类语言里的语词大多指涉我们经由身体感官经验到的东西，而死亡却是大多数人意识经验之外的东西，因为几乎没有人见识过它。 如果我们真的要谈论死亡，就必须撇开社会禁忌，以及因不曾经历过死亡而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语言学困难。最终我们总是选择以委婉的类比去谈论它：将死亡类比成生活经验中比较愉快或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事。 最常见的类比，应该是死亡和沉睡的比较。我们告诉自己，死亡就像是睡着一样。这个语言意象经常出现在日常的思考和语言中，以及不同文化和时代的文学里。 即使在古希腊时代，这种类比也相当普遍。例如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将沉睡称为“死亡的姐妹”。在柏拉图的对话录《辩护篇》中，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死刑时，说了以下的话：

（如果说，死亡只是无梦的睡眠）那真是美妙的收获了。如果要一个人找一个无梦、沉睡的夜晚，和一生中其他的日日夜夜做个比较，要他仔细想想，一生中有多少个日子比那个夜晚更幸福的，我想……任何人都会发现那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如果死亡真的就像那样，我会觉得那真的是一种收获，因为如果你如此去看，整个时间也不过是一个夜晚而已。

而在我们当代语言里，也埋藏着相同的类比。让我们看看“put to sleep”一词。如果你带狗去找兽医，要他“put him to sleep”，你的意思应该完全不同于和你的妻子或先生一起去找麻醉科医生时所说的话。 有些人比较喜欢另一种相关的类比。他们说死亡就像是遗忘。当人死去，他会忘记一切悲伤，所有痛苦和烦恼的回忆都会被抹去。 但是无论“沉睡”和“遗忘”的类比再怎么古老和普遍，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时，终究不够恰当。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讲同一件事，而即使是比较愉快的说法，其实都是在说，死亡是意识经验的永远湮灭。若真是如此，那么死亡的确没有任何沉睡或遗忘的好处：沉睡是正面而愉快的经验，因为人们总会醒来。一夜好眠，醒来以后会更愉悦，工作也会更有效率。但如果一觉不醒，那么睡觉就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了。同样的，所有意识经验的消灭，不只会抹去所有痛苦的回忆，那些快乐的回忆也会被擦掉。如此说来，这两个类比都不足以在我们面对死亡时给我们安慰或希望。 但是有另一个观点，并不认为死亡是意识的消灭。根据这个或许更古老的传统，在肉体功能停止而终至毁坏以后，人类的某个方面仍然继续存在。这个持存的方面有许多名字，例如魂魄、灵魂、心灵、精神、自我、存有和意识。不管你叫它什么，肉体死亡后，我们都会踏入另一个存在国度，这个观念是人类最神圣庄严的信仰之一。土耳其有一座十万年前尼安德塔人的坟冢。考古学家透过化石痕迹发现，古代人类将死者葬在摆满鲜花的坟墓里，意味着他们或许认为死亡是个该庆祝的时刻，死者正要从此岸渡到彼岸。的确，地球上各地早期坟墓的遗址，都证明古代人们相信在肉体死亡后，人类生命继续存在。 简言之，我们原本关于死亡性质的问题，有两个源自古代传统的对立解答，直到现在仍然很流行：有人说，死亡是意识的消灭；也有人坚信，死亡是灵魂或心灵到另一个实在界的历程。在本书里，我并不想驳斥任何一个答案，而只是讲述我个人的研究。 过去几年，我遇到无数经历过我所说的“濒死体验”的人们。我在许多不同的机缘下和他们相遇，虽然起初只是偶然与巧合。1965年，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念哲学研究所，遇到一位医学院的临床精神病学教授。我一开始就被他的亲切、友善和幽默所折服。后来我知道了他的许多趣事，更是感到惊讶：他曾经死过一次，前后约十分钟。他向我描述了自己“死去”的精彩故事，后来我还听到他向一小群有兴趣的学生讲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震撼，却无从判断这类经验，所以将它“归档”在自己心里和他的谈话录音带里。 若干年后，我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北卡罗莱纳州东部的一所大学教书。在一门课里，我要学生读柏拉图的《斐多篇》），那是一篇以灵魂不朽为主题的对话录。我在讲课中强调的是柏拉图的其他学说，并未着眼于死后生命的讨论。有一天，一个学生在课后跑来找我。他问我说，我们会不会讨论到灵魂不朽的主题。他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是因为他的祖母在手术当中曾经“死去”，醒来后讲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经验。我要他告诉我她的故事，出乎意料的是，他所说的事件始末和几年前那位精神病学教授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 我开始主动去搜寻个案，也在哲学课程里要学生读一读关于人类在肉体死亡以后继续存在的主题。不过我尽量不在课堂上提及前述的两次死亡经验。因为事实上，我仍抱着观望的态度。我在想，如果那种说法是普遍的，那我也许会听到更多的故事。于是，我继续在哲学的讨论里提到死后存在的问题，并且静观其变。结果令我讶异，一堂约莫三十个学生的课里，总会至少有一个学生在课后跑来跟我说起濒死体验。 自从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以来，最让我惊讶的是：尽管叙事者有着不同的宗教、社会和教育背景，说法却非常类似。1972年我进入医学院时，已经搜集了相当可观的濒死体验的描述，于是我开始对医界朋友说起我非正式的研究。结果一个朋友说服我在医学会发表论文，随之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同样的，每次讨论结束后，都会有人跑来跟我谈他自己的经验。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渐渐广为人知，有些医生甚至会告诉我哪些人死而复生，又有哪些人提到了不寻常的经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提及我的研究之后，也有人写信告诉我他们的经验。 迄今为止，我了解了大约150个关于该现象的个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被医生宣告临床死亡而后复活者的经验； 二、在意外事件、重伤或疾病中差一点死去者的经验； 三、有些人在临终时将他们的经验告诉其他人，而我辗转得知他们的死亡经验。 面对150个案例的庞大材料，我显然必须加以选择。例如，虽然某些第三类的说法和前两类相似，而且可以补其不足之处，但是我经常基于两个理由而不将其归入进来。其一是我必须控制研究的案例数量，其二是我尽量采用第一手的说法。于是我访谈了将近五十个人，以便报道他们的经验。其中，第一类个案（在临床上显然死亡的）显然比第二类（和死神擦肩而过）更戏剧化。的确，每当我在演讲时提到该现象，“死亡”的桥段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而媒体的报道则有时候会让人以为他们是我研究的唯一类型。 但是，在挑选本书的案例时，我不想只提及“死亡”事件真正发生的情况。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第二类个案和第一类个案并不相悖，反而是第一类个案的延续。再者，尽管每个濒死体验都非常类似，但是发生的环境以及叙事者却大不相同。因此，我会试着举一些能够反映这些多样性的例子。明白了这些先决条件，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就我所知的，在死亡经验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让“注意力”（attention）的研究变为科学界令人尊敬的议题；另外一位更大牌的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则在80年代以后，让“人类意识”不再是学界的禁忌题材。同样的，雷蒙德•穆迪（Raymond A. Moody）在1975年出版《死后的世界》一书，并第一次定义“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 NDE），从而开创出一个过去一直因事涉神秘而被科学界搁置一旁的研究大领域。 NDE以及与其相关的自我离体经验（out-of-body experience，OBE），已是当代意识科学与医学研究中的标准题材之一，我最近就看到一本由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与朱利欧•托诺尼（Giulio Tononi）在2009年编辑的大部头专著《意识的神经学》，其中已有讨论OBE与NDE的专章。 死亡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也是科学界最后未知的领域之一。雷蒙德•穆迪显然不认为目前有任何可信的科学方法，可以证明有死后世界。但他在三十多年前即有洞见，认定临床死亡后经急救而复活者，或生命在一瞬间遭受严重威胁但仍幸存者，他们所讲述的濒死体验有助于对人类生命最后几分钟之真正了解。穆迪以150个案例为基础并实际访谈50人，由此定义出NDE的15个共同元素：不可言状、听到有人宣告其死亡、平静的感觉、听到不寻常的杂音、看到黑暗隧道、有离体经验、与灵物相见、见到亮光、人的一生一闪而过、经验到所有知识存在的领域、经验到光之城市、经验到奇妙的灵、经验到超自然的救赎、感觉到边界或极限、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之内。 其中的OBE是目前神经医学、临床研究、认知科学研究较多的课题，其对产生自我离体经验之不正常的大脑运作机制或相关的脑区损伤，皆已有初步的研究。OBE不只可能伴随NDE发生，也会发生在不同场合，研究者估计一般人在其一生中可能有5%的几率有过此种经验。NDE则因其所包含的内容更广，科学界的争议与疑虑也更多，但其仍应与大脑功能在濒死当时的受损或异常运作有关。由临床上濒临死亡或生命曾遭受严重威胁者之相关资料，据当代较保守的估计，在这些人身上发生NDE现象的比例约为6%—12%。 我二十几岁时，曾因误食超量的亚硝酸钠昏迷十多个小时。当我在急救室睁开眼睛时，就有隧道式视觉，并看到极强的亮光。这虽与本书所写的不尽相同，但有类似之处，对此我自有一套解释方法，不在此赘述，但若将它说成是类似感觉被长久剥夺后所造成的幻觉，那是太过简单了。每个人对NDE的体验不同，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在内，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可能性而已，因此需要像穆迪这样多访问有类似经验的存活者，才能勉强拼出一个图貌。麻烦的是，对这类现象做过度引申或加入主观想象的惯性经常存在，从而使该类经验的科学事实难以追索。但好在穆迪是有警觉性的人，他尽量设法避免掉入这个困境。 在38年（1975年）前出版这本书，需要勇气与运气，现在则需要大量的科学证据再加比对，但也不能以科学之名过于局限这类经验的解释。不过不管如何，在写下一本书之前，先看看这本三十几年前的经典之作，是非常必要的。

黄荣村

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