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她还不够好
今天，女孩们拥有史无前例的成功机遇。我们的女儿所成长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受她们的母亲当年所面临的种种限制的束缚，而她们的外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限制。女孩们是不断打破玻璃天花板，热衷于自拍的世界改变者。在过去的20年里，我的工作就是教她们，研究她们，和她们住在一起，并且聆听她们的倾诉。
在所有这些成功的表象之下，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在酝酿。有些女孩因为学业而焦虑不安，以至于夜里无法入眠。比如，有个年轻的女中学生过分痴迷于刷新学校的在线评分系统—放学后刷，体育锻炼后刷，晚饭后刷，睡觉前刷，早上醒来的时候再刷一次，她几乎每分钟都在计算自己的GPA（平均绩点）。
有些女孩爱在考试结束后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告诉大家自己考得有多差，因为预测失败会让她们感觉更好些，而当她们的成绩低于A-时，她们就会崩溃、悲恸欲绝。有一个女孩发布了一张自拍照，然后就不断地刷新动态，最终因为担心照片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删除了它。还有一个女孩，上课时听不到老师说话，因为她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问：“你午餐是不是吃得太多了？你的大腿搁在椅子上是不是显得太胖了？”
今天，对太多的女孩而言，获得成就的动力来自残酷的自我批评和担心自己会失败的焦虑。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在试卷上或许表现得很出色，但在生活中常常感到焦虑和不知所措的女孩。她们觉得不管她们怎么努力，她们永远都不够聪明，不够成功，不够漂亮，不够纤瘦，不够讨喜，不够性感，或是在网上谈吐不够诙谐。不管她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她们都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帮助你的女儿重新定义成功，并明智、合理地追求成功，而非牺牲她的自我价值感，以便让她在一个往往并不完美的世界中，成长为一个健康、完整的人。
我们的文化正在向女孩们传递关于成功的有害信息，而我们正在见证压力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在内心深处吞噬着她们。这已经悄然成为她们、她们的学校和她们的家庭所面临的一种心理健康危机。如果我们不敲响警钟，这种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
数据令人震惊。根据琼·特温格（Jean Twenge）在其著作《i世代报告》（iGen）中引用的“未来监测”调查数据，在2012～2015年间，女孩的抑郁症状增加了50%，增幅是男孩的两倍多。201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年一度的“合作机构研究计划新生调查”中，来自200多所高校的15万名全日制学生的问卷反馈表明，大学一年级女生的不快乐水平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点。调查报告显示，声称经常或偶尔感到抑郁的女生人数是男生的两倍；表示自己“被必须做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生的人数也是男生的两倍。在短短的15年里，这两类女生的数量猛增了25%。与此同时，认为自己在同龄人中最为争强好胜的女生数量增加了近15%，而男生的数量则几乎没有增长。2017年，一项针对1.2万名五年级到十二年级女孩的全国性调查—“女孩指数”发现，在整个中学期间，把自己描述为“自信”的女孩的数量下降了25%以上。信心指数于九年级时触底，在接下来的中学期间，一直没有增长。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成功并非救命稻草。那些GPA高于4.0的女孩最不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反对他人，因为她们想被人喜欢。由非营利组织“掌控自我体验”的丽莎·辛克尔曼博士（Lisa Hinkelman）领导的这项调查显示，在女孩们的自信心急剧下降的同时，她们改变自己外表的渴望则在急剧上升。
的确，女孩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成功过，但她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痛苦过。女孩们的能力不等于她们的自信，也不等于她们的幸福、适应力或自我价值感。
每年，我在美国各地给成千上万名年轻女性上课。我的大学学前培训课程帮助新生过渡到大学生活，并摆脱中学时代遗留的影响。作为史密斯学院的领导力发展专家，我为女本科生开设了研讨班，培养她们的适应力、自我关怀和自信心。在这一学年中，我花大部分时间前往全国各地的中学与大学，与学生、家长及老师们进行合作。此外，我在纽约休伊特学校担任驻校学者，我的工作是将对女孩的研究纳入课程开发、学生研讨班和家长教育。
我厌倦了那些吹嘘女孩们成功的头条新闻，似乎好分数和上大学就是美满人生的标志。现在也该摈弃所谓的“神奇女孩”的神话了。我们让那些肤浅的标准影响了我们对女孩们表现的判断。当我聆听女孩们谈论她们如何取得成功，为什么取得成功，以及她们的身体、心灵和思想为之付出了什么代价时，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词并不是“成功”。我们早就知道低收入家庭的女孩在健康方面面临多重风险，但新的研究发现，富裕家庭的青春期女孩也脆弱得惊人。根据来自富裕郊区女高中生的报告，她们吸烟和吸食大麻的比率几乎是正常比率的两倍。从抑郁和焦虑到身体羞耻感（body shame），她们比其他任何美国青年群体都表现出更多的适应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跨越了更多的领域，尽管如此，她们仍在逼迫自己取得成就。
为什么女孩们会陷入痛苦的挣扎？心理学家认为原因是“角色超载”（role overload），即一个人要扮演太多的角色，以及“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即你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义务发生了冲突。众所周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高水平的压力。在所谓的女权时代，我们未能打破那些倒退得最厉害的女性成功标准，代之以更进步的标准。相反，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期望添加在我们希望女孩们拥有的、已经不胜枚举的一大堆品质之上。
杜克大学的苏珊·罗斯（Susan Roth）写道：“今天的女性必须按照传统男性的成功标准在教育和职场方面取得成功，她们也必须按照传统女性的美丽标准（更不用说母亲标准）取得成功。”女孩们必须成为超人：雄心勃勃，聪明上进，身体健康，漂亮性感，社交活跃，擅长运动，友好体贴，人见人爱。正如考特尼·马丁（Courtney Martin）在《完美的女孩，饥饿的女儿》（Perfect Girls, Starving Daughters）一书中所写的：“女孩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告知她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也被告知她们必须做到所有事。”
因此，美国女孩那种“凡事皆有可能”的心态最终演变为一场心理健康危机。一门心思致力于让女孩们能够获得所有机会似乎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在抑郁、焦虑和自信指标方面高达两位数的性别差异。 2016年，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大学新生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描述为低于“平均水平”。自2011年以来，同意“我做不好任何事”这一说法的青少年人数激增。我们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追求成功的文化促使女孩们不惜以牺牲其他的一切为代价去获取成就，其中包括能赋予她们自尊和适应力以滋养她们心灵的重要人际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奉成就而非情感依恋不仅威胁着女孩们的心理健康，也威胁着她们取得成功的能力。不懈地追求成功使女孩们不愿去冒合理的风险，不能成为富有创造力和独创性的学习者。这剥夺了女孩们的勇气，遏制了她们弄清楚自己是谁以及什么对她们而言最重要的能力的发展—恰好就在这一发展任务必须完成的人生阶段。
此外还有性别差异的问题，其中许多差异会在青春期加剧。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琳达·萨克斯（Linda Sax）将性别差异定义为不同的“价值观、自信心、抱负和行为模式”，它们使女孩和男孩的人生迥然不同。这些差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大多是社会化的产物，来自女孩们每天从同龄人、媒体和家庭那里获得的非正式的课外教育。这些规范事无巨细地指导一个女孩应该如何行动，如何装扮自己以及如何说话。
大量研究告诉我们，女孩和男孩不同的培养方式导致女孩的行为、感受，甚至是思考方式都不同于男孩，而且这些不同可能使女孩的青春期具有独特的挑战性。
到六岁时，女孩的焦虑情绪将是男孩的两倍。当一个女孩进入青春期时，她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她的兄弟们的两倍。她将比自己的男性同龄人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她的睡眠时间会缩短。她的自尊心会在一系列领域中下降，比如运动、外表和自我满意度。
她的一些抑郁情绪将源自她对自己的一举一动想得太多（我应该在课堂上说那些吗？她生我的气了吗？），这会分散她的精力，限制她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些抑郁情绪将由自我批评引起，女孩更倾向于进行自我批评。还有一些抑郁情绪将由羞耻感导致，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青春期出现并会伴随她进入成年期。到了青春期晚期，她的自我同情将下降至所有青年群体中的最低水平。
在此期间，她的身体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令她感到不适并自我挑剔。男孩的青春期会赋予他多肌肉、少脂肪的理想身材，而这正是社会文化对他的要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女孩在青春期平均会增加40磅体脂。她将被无情地剥夺纤瘦的理想身材，而她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她合乎这一理想。她将会进行自我物化，或是过度的身体监控（我看起来还好吗？瞧我肚子上的肉），而这一切又与饮食失调、抑郁、身体羞耻感、学业问题、人际关系受损息息相关，甚至会令她减少参与大学校园政治活动。
如果她出身富裕家庭，那么她对身体的不满意程度将超过同龄人三个标准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她将更可能陷入抑郁、焦虑、具有攻击性和青少年犯罪等问题当中。此外，她对任何一个青年群体表达出来的羡慕程度也是最高的，据研究人员推测，这是由“总是做不到尽善尽美的挫败感”引起的。专门研究这些女孩的研究人员称他们的发现“特别令人不安”。
当她点击手机时，她将更有可能访问Instagram或Snapchat这样的视觉平台。在那里，她将感受到一种压力，即必须通过精心策划的视频和图片流构建一个身体上完美、社交上超级活跃的数字生活图景。
如果她被认为是一名高成就者，她就更容易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失败解读成她不聪明的标志。这种心态会促使她逃避合理的风险，把挫折视为重大灾难，甚至诉诸作弊的手段。随着她的GPA上升，简历逐渐变得更丰富，她可能会患上“冒名顶替综合征”，认为自己是一个骗子，只是还没被发现而已。
当她进入大学以后，她将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几乎所有智力指标上都低于男性（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实际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在整个大学期间，她将得到较少的锻炼机会，但是会比男性同龄人更多地进行心理咨询。在大学里，她有1/4的女性同龄人会受到性侵犯。
当她走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去领取毕业证书时，她不仅可能比排在她身后的男生更没有自信，而且也可能比刚上大学时的她更没有自信。2012年，波士顿学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校女生毕业时的自信程度低于进校时，男生则变得更加自信。焦点小组告诉管理者，外貌压力、勾搭文化（hookup culture）以及住宿抽签（倾向于以“刻薄女孩”的方式将女性驱逐出宿舍套间）是罪魁祸首。毫不奇怪，管理者对这些发现表示震惊，因为“这不像”他们在课堂上和校园里接触到的看似自信的女性。
我们早就知道，随着女孩们进入青春期，她们的自尊会下降。心理学家称之为全球性“失声”，这是一个通常出现在青春期到来的前一刻的残酷事实。在她们还是小女孩时，她们可能异常顽强、充满活力、性格固执、有说服力，但在关于年轻女性的不成文规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这些一度勇猛激烈的声音弱了下来，甚至陷入沉默。她们懂得了做一个“好女孩”意味着什么：取悦他人，保持“友善”，以及遵守规则。在课堂上，“我认为是这样的”被一种“我不确定这是否正确”的踌躇取代，“哦，是的！”被不温不火的“我猜”取代，“我想要”被“我不知道”取代。曾经喜欢跳跃和跨坐的她们变得内向收敛。
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她们学会把愤怒、失望等强烈、真实的情感给锁起来。要友善，要多多微笑，要多交朋友；用你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交换人际关系。结果，正如《复活奥菲莉亚》（Reviving Ophelia）和《在十字路口相遇》（Meeting at the Crossroads）等书在20世纪90年代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她们失去了自信心，并更加努力地追求完美。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确信这是阻碍女孩们充分发挥潜力的原因。如果女孩们能打破内心的“好女孩”枷锁，如果她们能直抒胸臆、自我推销，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2009年，我在《好女孩的诅咒》（The Curse of the Good Girl）一书中写道：“仅仅为女孩们打开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给她们信心，让她们迈过门槛。”
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告诉女孩们她们需要培养更多的自信心，这只是强加给她们又一条准则：她们必须解决它，必须为之努力，必须做得比别人更好。同样地，说女孩们感到痛苦是因为她们“太完美主义”了（我在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论断，不仅来自成年人，还来自女孩们自己）这只是一个简单化的借口，可以让所有人都摆脱困境，除了女孩们自己。这两种思维都会让女孩们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事实上我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学招生热潮的到来，以及越来越残酷的瘦身压力，以近乎惩罚的方式使女孩们的成功规则变得更为严苛。作为一名教育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了这些文化力量向女孩们传递的一系列有害信息，它们与女孩们独特心理中最脆弱的部分发生冲突，破坏了女孩们的自信、真实自我的发展。
今天，一种新的、同样有害的交易正在被提供给女孩们，尤其是那些能获得学校教育、父母养育以及其他资源以争取进入四年制大学的女孩。如果说她们曾经以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为代价换取人际关系，那么现在她们会以与同龄人的亲密关系为代价换取比同龄人表现得更优秀的快乐。她们放弃了好奇心和真正的兴趣，以换取狭隘的、外在的成功标志。她们知道，她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看似手到擒来、水到渠成，需要帮助就意味着无能，同龄人都是她们的竞争对手，成功意味着在所有领域成为明星，并站到最高处。如果说女孩在接近青春期时曾被告知“要做一个‘好女孩’必须如此”，那么她们现在又被告知“要成为一名‘超级女孩’就得这样”。“超级女孩”是新的底线：如果当不了超级女孩，你就什么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