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精选集

对着人类的愚昧
小说编
王阿嫂的死
生死场
小城三月
呼兰河传
散文编
欧罗巴旅馆
雪天
饿
最末的一块木柈
黑“列巴”和白盐
度日
当铺
几个欢快的日子
夏夜
一个南方的姑娘
蹲在洋车上
镀金的学说
祖父死了的时候
感情的碎片
回忆鲁迅先生
海外的悲悼
一条铁路底完成
失眠之夜
“九一八”致弟弟书
天空的点缀

呼兰河传
第一章
一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地，圆滚滚的。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使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检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地。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水缸被冻裂了；井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地。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那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明其妙，怪害怕的。
……

对着人类的愚昧
季红真
萧红本名张迺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女作家，20世纪30年代以表现东北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篇小说《生死场》震惊文坛，被称为抗日作家。她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体，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至今仍然激动着读者，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具有维新倾向的乡绅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张廷举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出任过小学校长等多种职务，是个兼容新旧、善于变通的矛盾人物。萧红从小在祖父的溺爱中长大，和家族中其他人感情都很疏远。她受惠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思潮，呼兰的小学刚一设立女生部，就被送进学校读书。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升学和父亲发生了最初的冲突。经过一年的持续斗争，她得以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她在这里接触到有着新的知识结构与思想背景的教师，也接触了鲁迅等一批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域外左翼作家的许多著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她在课外练习写作，学习绘画，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喜欢和有思想的男同学交往。她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大都市中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对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有了切肤的感受，获得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她立下独立自主的人生理想，向往富于创造的艺术生涯，由于接受了更激进的左翼思潮而和父亲发生了思想的分歧，终于因为婚姻问题爆发为不可调和的对抗。
萧红离家出走，和表哥陆宗舜到北京，进北平女师大附中学习。由于家庭的经济制裁，萧红被迫退回家中，被软禁在阿城的张家老宅中达十个多月，后趁“九一八”之后的混乱逃了出来。经过一段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在寒冬来临的时候，萧红陷落在未婚夫汪恩甲的情感圈套中，和他在旅馆中同居。其间曾经再次出走，独自一人到北京，想恢复学籍，终因经济原因而未果。汪恩甲追到北京，把萧红押回了哈尔滨。两个人在旅馆中住了多半年，欠下老板数百元的食宿费。汪恩甲说回家取些钱，离去后再没回来。老板断绝了对她的供应，扬言交不出钱就把她卖到妓院。临盆在即的萧红，在万般无奈的处境中，投书《国际协报》，得到萧军等左翼文化人的同情与帮助。后来，趁着哈尔滨发大水，她乘一只送柴草的小船出了牢笼。
她和萧军结合，将生下的孩子送了人。为了纪念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邂逅相爱，朋友在《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上，发表了他们的爱情诗专刊。萧红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也走上了左翼文化的道路。她在病痛中参加赈灾画展，参加话剧演出，为爱国报纸《东北民众报》刻钢板。她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中，结识了职业革命家、武装抗日的壮士和前卫的艺术家，对于她的思想和艺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她的创作。1934年中秋节之后，她和萧军出版了合集《跋涉》，很快就被日伪当局查禁。在精神的大恐怖之下，他们逃离“伪满洲国”，投奔时在青岛的朋友共产党员舒群。在他们离开一周以后，他们的朋友共产党员罗烽被捕。在此后残酷的斗争岁月里，他们的不少朋友为国捐躯。
萧红在青岛主编《新女性周刊》，并且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原名《麦场》）。不久，青岛的党组织被破坏，舒群全家被捕，他们再次陷入精神的大恐怖之中。他们怀着侥幸的心理投书鲁迅，在迷惘中请教革命文学的方向。鲁迅很快回了信，这对于他们是极大的鼓舞。年底，他们坐在四等舱的杂货堆里，离开青岛奔向上海。他们初到上海的日子是贫困的，在鲁迅的帮助下，他们逐步叩开文坛的大门，并结识了茅盾、聂绀弩、叶紫和胡风等一批左翼作家，和他们保持了终身的友谊。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和叶紫组成了奴隶社，自费出版了“奴隶丛书”，包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和萧红的《生死场》。两萧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日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抗日文学的经典。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胡风为《生死场》写了后记，高度评价了她的思想与艺术。在鲁迅身边，萧红受到了多方面的熏陶和启迪，思想和艺术更加成熟，完成了记叙自己在哈尔滨艰难生活的《商市街》。她结识了冯雪峰、史沫特莱和鹿地亘等左翼文人，增进了对中外文化的了解，这对她文学观念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和萧军的情感纠葛，1936年夏天，萧红独自东渡日本。她在东京安顿下来，一边学习日文，一边坚持写作。她受到了日本刑事的无理骚扰，对于这个民族有了更切近的观察。不久她又经受了鲁迅逝世的巨大悲痛，这是继至爱的祖父去世之后，对她最大的精神打击。“西安事变”的爆发，又使她惊惶了一天。由于与萧军“没有结果的恋爱”，她改变在日本居住一年的计划，于1937年1月离开日本回到上海。由于和萧军的关系，她一度出走，进入一家犹太人开办的画院学习，但很快就被萧军找了回来。春天到来的时候，她又独自到北京小住。她和在北京搞学生运动的老友舒群一起，登上长城，被雄伟的景物和精美的艺术震撼，缓解了个人的悲伤情感。回到上海之后，她和萧军的关系有所改善。时局的迅速变化，也使她很快从个人的情感创痛中解脱出来。“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历史帷幕。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的第二天，她就写下控诉日本法西斯轰炸闸北的散文《天空的点缀》。为了援救日本友人鹿地亘，她置生死于度外四处奔走。她和朋友们一起，支持胡风创办以抗日为宗旨的文学刊物《七月》，这个名字就是她起的。在组稿会上，她结识了东北来的青年作家端木蕻良。
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到香港。这里是她人生的终点，也是她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她参加了文化界的各项活动，用自己的笔呼应着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写下了一生中许多重要作品。她为纪念鲁迅先生，创作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长篇小说《马伯乐》的第一部；写出了《小城三月》《北中国》《后花园》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正当创造力旺盛的高峰期，她却被病魔缠上，《马伯乐》的第二部刚刚写完第九章，就一病不起。她辗转病榻，住在英殖民地的医院里，备感被人冷视的凄凉。而战争的炮火又催逼而来，使她的精神也备受惊吓和折磨。1942年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在炮火中仍然和照看她的友人骆宾基探讨文学，计划着胜利以后约上几个朋友，重走红军长征的路线，完成冯雪峰表现长征而没有写完的“半部红楼”。可惜法西斯的魔爪撕碎了她的文学之梦。由于日军占领后的军管，她颠簸在频繁迁移的路途中：从自己的家到医院，从医院到旅馆，从旅馆到朋友家，再到另外的旅馆；从英国的医院到法国的医院，从私人医院到临时的医疗站……终于还是死于庸医误诊，终年才三十一岁。临终前的遗言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的一生是逃亡漂泊的一生，也是反抗战斗、充满创造精神的一生。她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最终还是死于战争的炮火；她反抗父权制的精神奴役，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陷落在男权文化的话语陷阱中，感叹作为女人的不幸。她把自身的解放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人民的苦难、屈辱、悲愤与抗争。她在遍布荆棘的不归路上跋涉一生，生命转换在神奇的语言文字中，焕发出超越时空的灼人的艺术光彩。
二
萧红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作家。她生活的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历史的多事之秋。阶级压迫的惨烈与民族危亡的紧迫，法西斯战争的巨大灾祸，都影响着她的生活与创作。她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以战斗的姿态进入民族乃至人类争取解放的行列。
萧红开始写作的30年代初，正是左翼文学方兴未艾的时期。革命文学基本的宗旨是从社会学的角度，以阶级论为基础，关怀底层民众的苦难、促进社会的变革。她感应着这样的潮流，一起步就是一个左翼作家，对于底层民众的关注贯穿她的一生，用自己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也是她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她主要是以乡土为基本视角，表现普通农民悲惨的生活，他们的反抗、失败与屈辱，他们麻木的精神状况，他们在严酷的自然力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双重压迫下卑微的生存。这一点使她和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也自觉地和民粹主义区别出来，思想的源头更接近“五四”开创的启蒙理想。
萧红同情革命，在早期的小说《看风筝》中就涉及了职业革命家，《生死场》出版的时候署名“萧红”，也是为了和萧军联名隐喻“小小红军”的意思。但是她不愿意参与党派斗争，不肯进入任何主流话语的腹地。在政治上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立场，这和“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潮相通，而区别于一般的革命文学主张。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面对法西斯暴力的摧残，萧红明确提出作家不是属于阶级的，而是属于人类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代，作家都要对着人类的愚昧。这样的思想深度，是她得以超越时代的重要原因。
萧红成长在一个文化震动的时代，战争的炮火也摇撼着严密的体制，这使她可以在新的意识形态背景中洞察历史与文明。她的主要作品中，都表达了对于父权制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的怀疑乃至嘲讽与批判。对于乡土社会所维系的传统文化价值是她主要审视的对象，生命的沉寂、卑琐，情感价值的荒凉，以及迷信、保守、自私、势利、愚昧到残酷的程度等，《呼兰河传》是典型的代表。对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缔造的现代大都市，她的批判也是犀利的，《生死场》中的乡村女性金枝，为了生活勇敢地走进城市，在令人恐怖的底层，得到的是更难堪的被强暴的屈辱。马伯乐的洋奴家庭是以基督教为背景，体现着殖民文化的特征，而自私、虚伪与吝啬则同样表现了精神的空虚腐朽。萧红通过他一路逃亡的遭遇，写出了都市社会中各种无耻之徒的丑恶嘴脸。她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陈述了自己对于日本的印象，认为是比中国还要病态的民族，没有“健康的灵魂”。她揭露着封建文化熏陶出来的男性，也嘲笑了外来文化教育出来的新式知识者，发现了他们共同的虚伪。这些都属于她所谓“人类的愚昧”的范畴。萧红的思考因此超越了种族与文化，达到了人类性的高度。
所有这一切，又是基于性别的立场。萧红是从女性的经验洞察历史，追问女性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她作品中感人至深的是女性的文化处境及其命运，所有的女性人物几乎都是悲剧的结局。在阶级压迫下的乡村妇女是最悲惨的一群，《生死场》中的王婆是一个典型，“她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文化性格，遭逢文化冲突的时代，在闭塞的小城保守的风气中，只能被旧的婚姻制度吞噬，《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是典型。而大都市中的知识妇女，则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忙碌挣扎，《烦扰的一日》是直述态的表达。处于进步文化阵营中的女性，仍然要受到主张维新的朋友嘲笑，这是萧红自己的切身感受。她的女权思想是明确的，来自她从小到大的艰难抗争。这也是她至今启发着女性文学的走向，影响着不少后来人的重要原因。
萧红写作之始，就经历了挚爱的祖父的死、生产的痛苦与失去孩子的悲伤，这使她特别敏感生殖与死亡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是她创作的母题，一以贯之地存在于阶级、民族的表层叙事中，体现着她独具的女性敏感。她早期的短篇《王阿嫂的死》，就是写一个贫苦的佣工孕妇，丈夫被地主烧死，独自带领一个养女生活，被地主殴打之后，在地头早产身亡，五分钟以后，刚出生的婴儿也随即死去。《生死场》中为乡村女性的生殖专门设了一节《刑罚的日子》，几个不同的场景顺序出现，表现了女人像动物一样悲惨的境遇。在生物学与文化学的不同层面上，揭示了女性生存的特殊苦难，也揭示出蒙昧的生存中，生命没有价值的毁灭，人生没有意义的循环。在战争的环境中，生命的脆弱就更加明显。萧红晚期的作品中，充满了“人生何如”的疑问。在短篇《后花园》中，把这个疑问借助一个贫苦磨倌之口表达出来，寄托自己的探索。这是旷古的忧愁，生命的原始悲哀，萧红以女性独特的敏感，追问人生与人性的终极价值。尽管如此，在民族解放的斗争时代，萧红始终都在寻找民族精神的健康力量。《呼兰河传》结尾的第七章，在一个承受着苦难命运的磨难、无声地抵抗着恶俗世风的压迫、又满怀希望地生活着的贫穷磨倌身上，发现了平实的生命力量。这是萧红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倾注一生寻找的结果。
三
萧红在艺术上也是一个拓荒者。
她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感觉，对于汉语的神奇魅力具有独特的感悟。她的语言生动单纯而又形象饱满，具有生命的质感。她以儿童般的想象力，创造出非她莫属的灵活句式，完成自由地表述。《商市街》中，她细腻地记叙了寒冷、饥饿、孤独、寂寞等感觉，创造出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她对于细节的捕捉尤其敏锐，所有的作品中都充满声音、色彩、线条、画面、形象，在白描中浑然一体，产生多维的视听效果。她富于直觉的联想，以最朴素的形象转喻出象征的意义，比如磨倌的形象在她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是旧日北方农村中最寻常的职业，使人联想到时间的循环与不断重复的人生。她的作品中，就是人与物之间，也形成质朴的互喻关系。《生死场》中“老马走进屠场”一节，以一个简单的陈述句，概括了底层民众像动物一样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以身体的隐喻为中心的修辞手法，推动着叙事的发展，这是萧红以诗歌的任意性原则，突破了一般性的语法规则，也是她的作品具有诗性效果的原因。从现实主义以人物为中心的美学原则出发，可以批评她的人物面目不清性格不明，但是正是这种模糊性有效地传达出一种蒙昧的生存状况，暗合于世纪之交的美学潮流，体现出她前卫的艺术姿态。
萧红是一个自觉的文体探索者。她曾经一再地对朋友说，有一种小说学，说小说一定要写得像契诃夫，像巴尔扎克；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就是对她崇拜的鲁迅先生，她也怀有超越的艺术抱负。她认为有出息的作家不应该屈从于权威，艺术上要走自己的路。她以自己的艰苦实践，完成了文体的创造性建造。《呼兰河传》是一个典范，她综合地运用了各种文体。从电影、风俗画、自叙传的抒情诗，到可以独立成章的短篇小说，以互相勾连的场景与人物，传达出整体的文化氛围，使分散的细节获得内在的联系。她的散文也以文体的自由见长，像《回忆鲁迅先生》这样的长文，全部以琐琐碎碎的细节和断断续续的一些场景组织起来，却生动地写出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的家庭气氛，以及所有成员的性格。萧红运用过各种文体，也可以看出她驾驭文体形式的超群能力。这种充分个性化的文体自觉，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文体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也可以看出萧红对于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萧红具有诗人的气质，不仅创造出了一些诗篇，就是在叙事性的作品中，也富于抒情的节律和复沓的节奏感。比如《呼兰河传》的第四章，从第二节起，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或者“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形成复沓的节奏，以一唱三叹式的情感旋律，强调基本的语义，将各种细节关联在统一的语义场中，使以前和以后的叙事都渗透了悲凉的意蕴。它因此常常被论者当成抒情小说，有的研究者甚至极言《呼兰河传》是不可分析的。以荒凉为主题，以凄美的情感为基调，几乎是她晚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体现在所有的作品中，使写实的风格中渗透了抒情的诗魂。这种风格化的诗性特点，体现着她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她的创作从根本上说是汉语文学在文化震动的时代，成功的创作性转换，而美学的源头是古代的诗文传统。
萧红对于汉语写作的杰出贡献，还体现在她对于传统叙事文学的借鉴与发展，由此带来原型置换变形的效果。《小城三月》中的爱情悲剧，可以追溯到《红楼梦》中宝、黛的婚姻悲剧。小说主人公翠姨的性格是中国经典的女性文化性格的一种类型，它的原型就是林黛玉。萧红通过这样一种文化性格的悲剧性命运，表达了对于新旧杂陈的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特殊的文化处境与心理的分裂，也从一个角度表现了四分五裂的中国灵魂。她赋予这个经典的原型以崭新的文化难题，这就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个体的心灵所遭遇的沉重负荷，以及抗争的无力。
萧红的讽刺才能也是卓越的，特别是在女作家当中尤其显著。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但是除了正面的揭露以外，也夹杂着犀利的嘲讽。其中包括了对于各种残酷的文化制度虚伪性的揭示，对于文明创造者男性的揶揄。特别是晚期的《马伯乐》，最集中地发挥了她的这一思想激发出来的讽刺才情。她通过对于马伯乐逃难过程的叙述，讥讽了都市中各种各样腐朽、罪恶、堕落的无耻之徒，衔接起由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讽刺传统。而对于主要人物马伯乐的塑造，从他的洋奴家庭到社会交往范围，从他的形体到话语方式，从他一无所能又自视甚高的种种荒诞之处，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没用人的形象。这也是一种文化性格，也是新旧杂陈的时代生长出来的一种人物类型。从中可以看到高尔基《没用人的一生》的影响，看到萧红对于20世纪文学潮流的广泛汲取。把罪恶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历史演变，深化到性格的内在分裂，这是她区别于高尔基的独特发现与表达。
萧红是20世纪汉语写作的典范作家，她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她的探索被一代一代的读者接受理解，她的著作不断地再版，她的思想成为重要的资源。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的女性文学，受到她启发与影响的作家不乏其人。她所开辟的女性话语空间，她所创造的女性表达方式，她所发挥的汉语魅力，都在激发着新的跋涉者的精神光芒。她的血肉融进了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同时也成为新文学的传统之一。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