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

历史中的偏执狂
不仅是历史，还是延续的生活现实
日常的轻度偏执与妄想
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精神病院中
20世纪可以被称为“邪恶的世纪”。在其最突出的代表——希特勒与斯大林身上，偏执狂病理与道德的邪恶几乎难以区分。著名心理分析家鲁格·肇嘉，通过严格的史实分析、专业的心理分析，深度剖析偏执与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览邪恶之本质。
而邪恶的蔓延，可以发生在任何历史时代。我们必须对怀疑及暗示不断说“不”。它们是现实的诱惑，是仅有的永恒再生者。它们穿越我们每个人，也穿越历史的邪恶。

对一个低劣种族的战争
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本加厉的继续。然而，在太平洋进行的则是另一场战斗。以上两段引言的第一段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布莱梅是澳大利亚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边疆冲突、印第安战争和种族之间战争的继续，它在全体人民的无意识中，经常调动起一种偏执的不信任及种族灭绝的冲动。今天，这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但是在战争期间，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同意。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William F. Halsey）曾经说：“仅有的好日本佬是一个已死了6个月的日本佬。当我们到达东京，我们将在东京的曾经所在（“where Tokyo was”，暗指东京届时已消失）举办一场小型庆祝会。”[1]他从不曾放过任何机会，称日本人为“愚蠢的动物”或“猴子”。[2]
不断向西推进边疆，曾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不变的特点。当针对日本的战争开始时，美国的外围已经到达夏威夷（这场战争之后它确实被归入美国，成为联邦的第50个州）。凭借战斗，边界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逐渐逼近日本群岛。
不同于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日本人被描述为这样一个种族：[3]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与文明甚至人性格格不入。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期间，不同于德裔或意大利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全体被限制到集中营里，正如保留区里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是承担个人责任，而是承担“遗传”责任，对他们的拘禁是一种预防措施。从太平洋寄给菲尼克斯市（Phoenix）女职员的日本人颅骨，[4]以及战后收集人类遗骸的习俗，都有直接的先例，像华盛顿军医博物馆（Army Medical Museum）这样的官方机构收集“印第安人”颅骨。19世纪后半期，它从驻守边疆地区的士兵那里得到了2000个。[5]
在西征期间，剥头皮（scalping），即从被击败的敌人脑袋上割下一部分带头发的皮肤，是惯例，土著人和白人都这样做。通过割取敌人身体的一部分，使其去人性化，意味着他如同一个动物，其遗体是战利品，可以用来做家具。在太平洋战争中，人体部分的清单变得特别冗长：美国人割取手掌、眼睛、颅骨、带发头皮、金牙，以及死亡的日本人的其他东西，有时甚至取自活人。[6]骨骼被制成饰物。用日本人骨骼制做的一把裁纸刀被作为礼物送给罗斯福总统（他拒绝了）。[7]
同盟国在欧洲前线的宣传，主要谈及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不攻击任何德国人或意大利人，但在太平洋战争中，则使用贬意措词“日本鬼子”（Jap）。[8]欧洲的宣传招贴画所描绘的是纳粹—法西斯主义领袖或希特勒本人或墨索里尼本人，而在太平洋战争中，则用非常显著的种族特征描绘“日本鬼子”。这种讽刺漫画故意混淆人类形象与猴子形象。[9]
……

偏执狂研究的现实意义
日内瓦的万国宫（Palais des Nations），原来是国际联盟总部驻地，现在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2年6月，在这里举行了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生平纪念大会，而《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一书便是对大会的献礼。
莱姆金是一位波兰法理学家，1943年前后他创用了“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帮助推动联合国正式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公约，即“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12月9日）。大约70年之后，鲁格·肇嘉博士继承了莱姆金的工作，正在进行艰巨的努力，探索种族灭绝过程及种族灭绝心理的现实意义。这本书就是其努力的结果之一。如今，对于种族灭绝研究领域来说，它无疑是一部杰作。书中，肇嘉通过严格的史实分析，展现了“偏执狂”对大众的影响效应，以及各种意识形态是如何把偏执妄想用于创造一种“正义战争”的信条。
偏执狂心理经常受到一种自相矛盾效应的感染。偏执狂在“相信被敌人包围”的同时，却没有认识到，这些敌人实际上是他自己偏执狂的“朋友”（准确地说，是无意识的合作者）。这些“朋友”中的一部分，是休眠的偏执者，被他的偏执狂“唤醒”并皈依于他的胆怯。偏执狂的另一些“朋友”是那些“潜在的敌人”，并作为对其敌意立场的一种反应而变得活跃。偏执狂，借助采取一种倾向冲突的立场，而使冲突几乎现实化。
今天的世界广泛充斥着偏执狂。因此，要有效预防暴力冲突，以及更广泛地根除任何群体所认为的“以灭绝敌人作为仅有的问题解决方案”之需要，对偏执狂的理解便是基础。本书写给这样一群人：他们作为“国际预防种族灭绝及大规模暴行基金会”的人员，为减小大规模暴行再三发生的危险，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绝不再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是一个迫切的要求，要阻止“自认为的群体优越性”所促成的大规模暴力。
恩佐·玛丽亚·李·费尔·塞尔维尼
（Enzo Maria Le Fevre Cervini）
国际预防种族灭绝及大规模暴行基金会 副会长
www.genocideprevention.eu
偏执狂，人类的噩梦
“偏执狂”，普遍而又特殊的精神疾患，已带给人类无限灾难。
说其普遍，偏执狂之偏执与妄想确属常见，即使对于尚不明了的“偏执狂”，人们也早已不以为然；说其特殊，是因为临床诊断称其为“罕见”，病因不明但又早已侵入至人格失调（偏执性人格失调）、精神紊乱（偏执性精神病）和诸多妄想症（偏执迫害妄想）之中。
于是，普遍而又特殊的偏执与妄想、迷失性偏执与迫害妄想，以及过度的强迫、恐惧、嫉妒、猜疑、自恋、自欺、自大等，衍生为一种“偏执狂”。然而，偏执狂，又不仅仅是个体的临床疾病，一些典型的偏执狂，例如希特勒、斯大林，其个人的偏执与妄想已祸害人间，如恶魔乱世，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噩梦降临。
不管怎样，我们都需要对其进行了解。不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都可能受偏执狂的奴役，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成员。
而这正是鲁格·肇嘉在其《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中的努力。作为资深的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从临床入手，去探索偏执狂的心理原型，溯本求源，以揭示其在文化与历史深处的存在，同时面对现实，剖析偏执狂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偏执狂”（paranoia），来自希腊语“παρ?νοια”（疯狂），由古希腊语的“παρ?”（para）和“ν?ο?”（noos）组成，前者具有“偏离”“旁边”和“超出”的意思，后者表示“心智”和“思想”。于是，所谓“paranoia”要表达的本义，是“心智的偏离”。后来，“paranoia”成为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的专业术语，也即我们目前所用的“偏执狂”。
鲁格·肇嘉在书中的“自序”，是从古希腊的剧场开始的。“借助神灵，无名小卒也能凯旋；既无神灵，我自信也能获得荣耀。”这是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在表达其超凡壮志。正是埃阿斯，成为鲁格·肇嘉分析偏执狂的重要原型。由狂妄自大折射自卑，滋生嫉妒和猜疑，激发报复之心，导致滥杀无辜，在自恋中迷失自己，以至于精神错乱而自杀身亡。
在《埃阿斯》的悲剧中，已在酝酿后来偏执狂的雏形。自我欺骗，一意孤行，偏执狂的陷阱也由此形成。
希特勒与斯大林，是书中所分析的重点个案。他们有着偏执狂的共同特点：自恋、自大，嫉妒、猜疑，僵化、冷酷，充满偏执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貌似适应良好但内心总是阴影笼罩。然而，本书不仅是对其个体病理的分解，而且是对其“主义”与社会影响，或称之为群体偏执狂的剖析。在鲁格·肇嘉看来，相对于个体偏执狂，群体偏执狂更属一种变态行为，类似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疯狂破坏文化与文明，残酷消灭臆想中的敌人，不管是其作为一个种族还是一个阶级。例如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斯大林要消灭地主或资产阶级，波尔布特要消灭其红色高棉的反对者，手段残忍得无以复加，都几近种族灭绝，犯下极端的反人类罪行。然而这种社会的偏执狂行为，往往披上貌似被群众认可的仪式或群众运动的形似，遮掩其本来的罪恶。偏执狂的妄想也被称之为迷失与蒙蔽，一种自欺欺人的迷失与蒙蔽。希特勒曾提出“千年德国”的展望，极力宣传其存在与延续的合理，但所谓千年只是画饼充饥与自我欺骗。鲁格·肇嘉在书中说，“他没有时间去等待时间，并且，他凭借暴力而泯灭了时间。他的12年统治只是1小时，白痴的1小时。”如同所有的说谎者，偏执狂似乎也知道等待和时间终会暴露其欺骗本性。斯大林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偏执狂是有临床背景的。1927年，斯大林曾约见当时俄国最著名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khterev），会谈后别赫捷列夫告诉其助手：他极为忧虑，因为国家领袖患有一种严重的偏执狂。悲哀的是，从那以后，别赫捷列夫便消失了，不仅莫名死去，而且从书籍期刊上消失，不仅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已有的也被替换，从此被销声匿迹。
偏执狂大多标榜自己的优越性，不管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以及波尔布特都是如此。但是，这些偏执狂，受其系统性偏执妄想，尤其是迫害妄想和自大妄想的驱使，都几乎绝望地纠缠于自己所臆想的敌人或敌对势力。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所臆想的敌人，则自己和自己所攫取的权力就不复存在。所谓“阴谋论”，凡事存在阴谋，便是典型的偏执狂逻辑。同时，偏执狂也有其“迫害妄想的投射”（persecutory projection），一种分裂性的投射，将其自身的恶行归咎于其臆想的敌人，试图证明自己的正当以逃避罪责。于是，所谓阶级斗争甚至种族灭绝便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以至于人性泯灭、良心尽失、灾难无穷。从鲁格·肇嘉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临床范畴扩展至历史事件，我们将恐怖地发现，在最近的百年中，整个世界都不时遭受“偏执狂大流行”的影响，不管我们是否看到，是否意识到这种影响。
尼采在其《善恶的彼岸》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个体中，疯狂是一种罕见事物，但是在团体、党团、人群、时代中，它是惯例。”或许，类似的疯狂，偏执狂的疯狂，唯有放大或凸现的时候，才会如此触目惊心，犹如人类的噩梦。
然而，更需要当代人反思的是，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将不把偏执与妄想视为一种疾病，而是视为一种“在场”于每个人之中的可能性。这个心理特性或许也能够出现在任何日子里、任何人身上。它是我们内心的“小希特勒”。
作为荣格心理分析师，鲁格·肇嘉在这里是将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原型理论作为剖析偏执狂的方法与应用。如同开篇就描述的埃阿斯，以及书中重点剖析的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这种与“原型”（Archetype）有关的表现。而所谓“小希特勒”，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阴影”（Shadow），可能隐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由于我们（意识自我）不愿意面对它，不能正视它，或没有勇气面对它，甚至没有勇气承认它的存在，于是，它就成为我们内部的阴暗存在，阴暗心理的聚集，伺机而动。也如鲁格·肇嘉在书中的分析，轻度的偏执与妄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实属常见，它就在大街上而并非是在精神病院中。这样的偏执与妄想潜伏于很多人的内心，比如凡事找借口，拒绝承担责任，总是把错误与恶行归于别人，还比也如缺乏信任、凡事猜疑、自恋自大、自欺欺人……其背后，都可能与潜在的偏执与妄想有关。
鲁格·肇嘉在其著作中要梳理与分析西方历史与文化中的偏执狂起源与影响，他也坦承，对于有关的东方背景他尚不十分了解，为此我们也多有交流。我告诉他，既然用了荣格的原型，那么，《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心理分析，同样适应于东方背景的社会与文化。在我看来，从夏桀、商纣到秦始皇、朱元璋……类似的偏执狂本来也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同样具有滋生偏执狂的土壤。历史中的偏执狂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延续的生活现实。于是，我们也就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去面对内部的“小希特勒”或“阴影”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两头狼，一头代表贪婪、强迫、嫉妒、猜疑、自恋、自大、偏执与妄想，另一头代表责任、勇气、宽容、善良、自知与自觉、理解与智慧。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哪一头会长大呢？曾有智者回答：“长大的是你去喂养的那一头。”
据说，这是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在向其子孙传授人生的真谛，其中已包含了心理分析的奥秘。
若是说压抑和束缚导致了精神疾患，正如精神分析早期个案所揭示的事实，那么，表达与自由（例如自由联想法）便是治疗的努力；若是说冷漠、贪婪、恐惧导致了人格分裂，那么，亲情、宽容、勇气便是一种治愈；若是说自恋、自欺、自大孳生了偏执与妄想，那么，自知、自觉、自明便是疗愈的希望。
在我的微博（@荷永）上，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置顶：“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战场就是人心……”何去何从，唯其自己。
我与鲁格·肇嘉是挚友，曾一起在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演讲，旨在发挥心理分析之社会文化的意义。我也曾为其《父性》撰写序言，自其出版以来已产生广泛影响。他的这本《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是对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纪念。莱姆金以其对“种族灭绝”（genocide）的研究，促使联合国通过历史上第一份人权公约（1948）。维护人权，尊重生命，防止极权暴力的灾难，鲁格·肇嘉是在心理分析领域继续了莱姆金的努力。《偏执狂：“疯子”创造历史》的出版，就是为了防止人类偏执狂噩梦的重现。在这种意义上，这本《偏执狂》便是一部醒世录。
申荷永
心理分析师（IAAP）
沙盘游戏治疗师（ISST/STA）
IAAP 暨ISST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