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体面妇女与妓女如何吸烟
名妓、娼妓和艺妓的烟草消费
17世纪初，吸烟成为高级青楼提供的商业化招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打茶围”仪式的一部分，向男性客人呈上烟管成为惯例，顾客借此礼节性地拜访房间中的女子，表明他设宴款待的意图，希望最终与她交欢。名妓不仅向其顾客提供烟草，而且由于和他们聊到深夜，名妓自己也与之一道吸烟。许多晚明时期沉湎声色的年轻人在江南风月场所里寻欢作乐，他们很可能从花钱雇来的女性同伴那儿学会了吸烟（反之亦然）。
17世纪40年代的事件使江南名妓文化遭受重创：许多艺妓居住的南京秦淮区被摧毁，直到18世纪末才得以恢复。扬州等其他城市，在清军占领的几年之内开始重建风月场所。随着对城墙的修复、当地名胜的重建，以及官府衙门的恢复，用于娱乐和性消遣的设施也在清代初期重建和扩张。名妓经常出席像王士禛在17世纪60年代举办的那种文学聚会。尽管世事变迁，对于许多士大夫而言，晚明名妓文化还是代表了“一个失落的优雅世界，被残酷的满洲人入侵所破坏”。然而，梅尔清指出，至少在扬州，“欢娱不仅仅是对前明怀旧的简单幻想 ， 而且也是城市重建的非常真实的一面”。随着以江南为中心的奢侈品长途贸易得以恢复，许多在名妓及其顾客中流行的产品，包括优质地方烟草，再次出现。在秀丽的私家园林或扬州风景名胜，当王士禛的朋友和熟人点燃他们的烟管时，他们的女伴可能会一起进行这项消遣。
或许因为美丽而成熟的名妓与她们的顾客一起享用烟草，中国男性和欧洲男性一样，经常将吸烟和性联系在一起。清秀的女子吞云吐雾令一些清初的诗人着迷，其中的几位写了“闺阁诗”，包含美人在闺阁独自吸烟或与情郎一起吸烟的形象。虽然在之前几个世纪美人指的是宫廷女子，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这个词主要指的是理想化的名妓，在人们的想象中，她们具有迷人的外貌，并从事特定的活动，诸如备茶、捕蝶，或者春晨赏花。清初的美人谱录将这些消遣分类编目，将之概括成可以被用在一首诗中的短语。随着“上秋千飞红如雨”，一位美丽的女子也“玉唇[烟杆]含吐亦嫣然”。上述这一行为见诸一段描写吸烟美女的长诗，尤侗（1618—1704年）认为此诗是其友人董以宁所作：起卷珠帘怯晓寒，侍儿吹火镜台前。
朝云暮雨寻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烟。乌丝一缕塞香荃，细口樱桃红欲然。
生小妆楼谁教得，前身合是步非烟。
剪结同心花可怜，玉唇含吐亦嫣然。
分明楼上吹箫女，彩风声中引紫烟。 天生小草醉婵娟，低晕春山髻半偏。
还倩檩郎轻约住，只愁紫玉不如烟。斗帐熏篝薄雪天，泥郎同醉伴郎眠。
殷勤寄信天台女，莫种桃花只种烟。
形管题残银管燃，香奁破尽薛涛笺。
更教婢学夫人惯，服侍云翘有袅烟。
在某种层面上，这首诗可以被解读为一位效忠明朝之士对他的青春岁月的怀念和哀悼，那时尚未改朝换代、山河破碎。从另一个层面讲，这是一首情诗，突出了一个美丽女子对烟草的喜爱，暗指混合了吸烟和性的活动。
吸烟与性之间的联系形成于17世纪，并在整个盛清时期得以延续。18世纪江南风月场的乐趣包括大量旱烟、美味的河畔野餐和不分昼夜的赌博。华广生在19世纪收集了不少关于名妓生活的流行词曲，罗溥洛（Paul Ropp）对之进行了翻译和分析，其中一些诗句显示，在商业化性行为之前的殷勤款待的仪式化表现中，烟草一直非常重要。例如，《叹五更》的作者无名氏表达了她对不得不与醉汉交谈，然后交欢的沮丧和绝望：
二更里，窗前月光寒。
可怜奴家应酬难；
好心烦，人来客往把话谈。
烟茶我亲手递；温存带笑颜。
怕的是：酒席筵前遇醉汉；红颜薄命说不尽羞惭。
不知何日才跳出是非关？我的天哟！咳，为银钱，才吃这碗饭。无论诗歌、叙事散文，还是流行的视觉表现，通常都以色情挑逗的方式，将传统清代“美人”描绘成独自在闺房里吸烟。这样的表现是更为悠久的文学和艺术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传统通常展现一个孤独的女人在奢华的房间里苦苦思念她在外或去世的伴侣。这些“闺怨”传承了16世纪情诗和唐代唱词的主题和惯例。孤独的吸烟美人在清代成了一种常见的隐喻，并最终在20世纪的卷烟广告中被重新定义（参见第九章）。
例如，女诗人朱中楣写于明清更迭之际的《美人啖烟图》就描写了一个孤独却充满欲望的女性吸烟者：
惜惜佳人粉黛匀，轻罗窄袖晓妆新。
随风暗度悲茄曲，馥馥轻烟漫点唇。朱中楣的作品表明，这是一首描写某位吸烟女子真实形象的题诗。笔者并未找到任何17世纪描绘吸旱烟女性的画作，但此类图像后来变得颇为常见，尤其在19世纪年画之类的商业画中。例如，一幅嘉靖年间在苏州桃花坞作坊制作的印刷品，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位独处华丽闺房的美人，端庄地吸着一支银质水烟管（参见图4）。
最终，人们普遍认为，可吸食的鸦片是一种性事的辅助品，在“房中术”中配合烟草使用。事实上，从18世纪末开始，名妓就经常将鸦片烟枪和烟草一起提供给她们的顾客。19世纪，中国许多地方的妓院被称为“花烟间”，而“烟花”则是妓女的委婉称谓。在清代医学文献中，烟草被建构成具有强烈的温补特性（参见第四章），被认为能够激发身体的阳气，这种治疗功能对增强男女两性的生殖力都有好处，而对患有阳痿的男性特别有益。此外，烟草的阳恰好抵消了鸦片的阴性，这被认为可以防止早泄并延长性耐力。在发生性关系之前，烟草和鸦片通常以不同的烟管被一起吸食，两者被混合起来或者相互交替。
因此，对于生活在明清时期的精英男性而言，一些女性烟草消费的形式从很早开始就与性有关。无论是在普通妓院还是上等青楼，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所与男性一起吸烟的女性都被认为可以和不止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尽管如以下章节所讨论的，女性吸烟也有许多其他的意涵和关联，然而，公然吸烟和滥交之间假定的联系是清代烟草文化中持续不断的一股
潜流。
在整个晚期帝国时期，高尚贞洁的妇女可以在隐蔽的地方与亲朋乃至男性宾客一起吸烟，而不用担心有伤清名。吸烟行为本身并没有被视为女人行为不检的标志；重要的是女性吸烟的地点和方式。
盛清时期“体面”妇女的吸烟
到18世纪，男性知识分子恢复了研究经典文本的兴趣，加上清朝的国家政策聚焦于妇女和家庭，以致出现了曼素恩（Susan Mann）所说的盛清时期的“人伦道德”（familistic moralism）。17世纪的浪漫主义渐行渐远，色情的“闺阁诗”也变得不太常见。虽然从17世纪开始，吸烟就在妓院和青楼的社会交际和性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吸烟从来都不是只有“堕落”的妇女才做的事情。事实上，在整个18和19世纪，对于不同社会出身的妇女（包括上流士绅的妻子）来说，吸旱烟都是一种得体的女性行为。
精英家庭的妇女通常在隐蔽的房间里，或在府邸内的园林中私下吸烟。卧室是许多女性吸烟者最喜欢吸烟的地方，无论是独自吸烟，还是和丈夫或女性密友一起。一位只知是静海（天津附近）吕氏之妻的无名女诗人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梳妆台前独自吸烟的形象，她曾描写在一个如此狭窄的地方不便使用特别长的烟袋：“这个长烟袋，妆台摆不开。伸时窗纸破，钩进月光来”。
如前文所述，描写妇女独自在闺阁吸烟的文字可能被指责是色情的。事实上，“长烟袋”这首诗是以闺怨风格写的，令人想起一位思念在外丈夫的女子。然而，有时候，孤独女性吸烟者的形象仅表示，和男人一样，吸烟也是女人在闲暇独处时享受的日常娱乐。许多妇女似乎一觉醒来就要吸上一管烟。例如，金学诗（18世纪）描写了17世纪苏州小姐在中午下床前抽一筒烟的嗜好。女人刚醒时可能独自吸烟，但白天她们通常聚在一起吸烟。在家里，良家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其他男女家庭成员，甚或男宾一起吸烟。吸烟作为女子同性交际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文康（1798？—1865？）的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其中一个场景是主人公安学海的妻子与另一个妇女坐在炕上一起吸烟、聊天。而在另一章中，女主角张金凤和她的母亲饭后一起吸烟。这部小说还对男人和女人在家里一起抽烟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一次，张金凤的丈夫安骥试图让她和二房何玉凤（又称十三妹）都加入一场喧嚣的饮酒游戏，当时张金凤正在吸烟。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妻子都对安吉的行为不满，而在何玉凤斥责他时，金凤静静地坐着吸烟。事实上，一起吸烟并不总是和谐的：戴真兰（Janet Theiss）讲述了（1740年）一个嫁入河南随州富裕士大夫家庭的进士女儿的故事。
当她反对丈夫纳她的一个女仆为妾时，遭丈夫掌掴，丈夫还想将她正在抽的烟管塞进她的喉咙，借此杀了她。撇开变态行凶不谈，男女一起吸烟一般被视为家庭稳定的象征。男人通常前往女人的寝房吸烟。苏珊曼和白馥兰（Francesca Bray）都曾指出，男人在复杂而竞争激烈的世界压力过大，安静的“内室”房间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根据记述清代习俗的日文汇编《清俗纪闻》，白馥兰特别关注在隐蔽的女性空间内，男性与他们的妻子一起享受“惬意的亲昵行为”，指出他们会经常“去妇女的寝房饮茶和吸烟”。良家妇女的交际性吸烟也扩展至与男性宾客一起吸烟。在《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拜访一位老当益壮的昔日高手邓振彪，小说中他是何玉凤的师父。当邓振彪的姨奶奶被邓振彪的女儿（诸大娘子）唤来帮客人上茶点时，她将长烟袋（她已经在抽的）递给安学海和诸大娘子。而两人都不愿吸。农村小妾向社会地位更高的人递上自己的烟袋和她所谓的高级烟草，她的粗俗使一个妇女在客人面前吸烟的虚构故事变得更加幽默，而且这个故事与来华外国旅行者的观察相类似。例如，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记述了1824年他（还是个男孩时）在到达广州后不久参加的一个新年宴会，宴会上大多数妇女都吸着“细长精致的”烟管。妇女在家庭空间里与家人朋友一起抽烟袋的视觉形象经常出现于杨柳青等作坊制作的流行年画中，这表明此类形象在19世纪末相当常见（参见图5）。各方史料都表明，似乎在清代的大多时期，只要在恰当的家庭场景中，妇女在男人面前吸烟就不会与行为不检联系在一起。
在结束讨论清代妇女吸烟的主题之前，有必要提到一类妇女，对她们而言，烟草不仅与性、社交或休闲有关，而且与脑力劳动和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至少有一些清代早期和全盛时期的女作家吸烟，而且她们和士大夫都认为烟草可以净化心灵，并激发作诗的灵感。与男性同行一样，描写烟草的女性吸烟者（至少作品流传至今的那些）往往通过各种文学网络相互联系。袁枚（1716—1798年）的一位女弟子骆绮兰（1755—1813年？）不经意间提到，她在作诗时吸烟。在袁枚的另一位女弟子归懋仪（大约1762—1832年）描写烟草的一首诗中，将创造力和吸烟联系在一起：
谁知渴饮饥餐外，小草呈奇妙味传。
论古忽惊窗满雾，敲诗共讶口生莲。
线香燃得看徐喷，荷柄装成试下咽。
缕绕珠帘风引细，影分金鼎篆初圆。
筒需斑竹工夸巧，制籍涂银饰逞妍。
几席拈来常伴笔，登临携去亦随鞭。在这首诗中，归懋仪挪用了男性士大夫的情感，将烟草和烟袋作为学者生活的必要装备。其他名气稍逊的女诗人也描写了在写作时吸烟的乐趣。例如，沈彩（18世纪末）写道：“自疑身是谪仙姝，沆瀣琼浆果腹无。欲不食人间烟火，却餐一炷淡巴菰。”无论是高级妓女还是名流夫人，精英妇女一般都被描绘为在隐蔽的地方吸烟。相比之下，普通妇女势必在公共场所吸烟，要么在市场上，要么在田地里。即便在家，她们也不一定在私下吸烟，因为逸出小房子或庭院的烟味会让邻居或路人察觉主妇在里面吸烟。无论在前文讨论的士大夫文化中，还是在鬼故事之类更为通俗的文化形式中，一个独自吸烟的女人通常意味着性欲没有得到满足。有时这样的行为被视为卖弄风情的挑逗。在戴真兰分析的几起18世纪的强奸案中，一个女人在家门口甚或在自己家里独自吸烟的事实，也被所谓的强奸犯（错误地）解读为一种女子愿意发生不正当关系的信号。保拉巴德妮（Paola Paderni）描写了一起1735年的谋杀案，案件中丈夫因怀疑他的兄弟和妻子有奸情而杀了他们，他将妻子不同寻常的夜间吸烟举动援引为她行为不检的证据。包捷指出，袁枚几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将向吸烟的妇女借火作为搭讪的一种伎俩。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受雇劳工使用了这一策略，1735年他被宣判谋杀了他女友的另一个情人。这个情人以借火抽烟袋为借口走进年轻女子的家门，开始了这桩风流韵事，嫉妒的劳工割开他了情敌的喉咙，这段不正当关系以暴力的方式收场。因此，早在卷烟被等同于自由而轻浮的20世纪“摩登女郎”之前，一个公然抽烟袋的女人就在某些方面与淫乱放荡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