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生命”业务
财产和意外保险让美国国际集团习惯了大自然母亲的变迁与浮沉：地震、洪水以及海啸。这些业务的变幻无常，也受制于其他许多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利率的不可预测性以及诉讼行为的不确定性。一家财产及意外保险公司在几年的时间里累积起来的承保利润，可能由于上述的情况，一下就赔个精光。因此，保险企业希望开启不同类型的业务，以不同的模式运作，这样一来即可以实现风险分散。相比较而言，只要公司秉持谨慎态度，把收来的保费用于投资，那么寿险业务就比较稳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寿险的突变性，不管是从类型还是时间上来讲，相比财产和意外保险都通常是不同的。因此，财产和意外险以及寿险便形成了 AIG的两条业务线，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为 AIG提供了一个最佳的业务组合。尤其是， AIG还将其寿险业务在世界各地进行多元化，并且在多条产品线上进行拓展。
20世纪 30年代，科尼利厄斯 ·范德 ·斯塔尔开始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建设小型的寿险业务分支机构。 1949年后，斯塔尔把业务从中国撤离，于是他把亚洲的业务根据地迁往到香港，并命之以新名——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 AIA）。〔1〕友邦保险整个公司上下采用一种特别的业务模式，在该模式下，公司的流动海外人员（ MOPS）被遣往当地，从当地聘请员工，并对员工施以专业培训，这样一来当地员工会把他们的工作当成职业去经营。保险业务员通常是以可变佣金的形式支付，他们前往到全国各地，去帮助人们了解寿险，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量身定制保险产品。 AIG把积累的资本进行再投资，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当地国家经济带去好处。这些项目包括桥梁、水坝、医院、房屋、道路以及学校等。只要可行性存在， AIG的分支公司一定会投入资金，在当地的重要城市兴建公司办公大楼，以表示它将持久存在，并展示其可靠性和规模。友邦保险公司对它的大楼进行了华丽的建筑规划，并辅以先进的工程水准，最终实现了标志性的建筑效果。在大楼的揭幕仪式上，当地的 AIG高管会请求东道国的领导人出席主持——总理、总统、国王或是其他领导人。对于任何一项国外运作的寿险业务来说，保持对当地经济条件的敏感性是至关重要的。公司要确保资本以一种“耐心”的方式在当地投资，要避免投资于高收益方式的诱惑，那样的投资工具往往风险高又不稳定。毕竟，寿险公司扮演的角色是投保人的资金受托人。
在菲律宾， AIG的旗舰公司是菲美人寿，全名是“菲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斯塔尔早在 20世纪 20年代中期便在菲律宾开启了寿险业务，不过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终止。幸运的是，在日军于 1941年 12月开进马尼拉之时，斯塔尔的忠实的同事，区域经理克莱顿 ·L.塞茨和会计师维尔纳 ·斯特塔姆收藏好了公司大部分的业务记录。〔2〕在战争结束后，这帮助公司迅速恢复业务。战后，为了菲律宾的国家重建，不仅美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需要达成合作关系，双方的政府和企业间的协作以及菲律宾公民的认同和承诺也不可少。向来如此，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再次得以证明：斯塔尔跟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和保罗 ·V.麦克纳特成了朋友。当时，麦克阿瑟代表二战战胜国联盟关注菲律宾国家的状况，而麦克纳特则是美国总统哈里 ·S.杜鲁门指任的大使，是一位颇受欢迎的美国外交官。〔3〕在麦克纳特从大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斯塔尔说服他出任菲美人寿的主席。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精明的聘任。要想在战后的国家设立保险公司，应对的第一个挑战是公民保险意识的缺失。战争的混乱及余波使许多投保人遭受了破坏性的劫难，但他们得到的保险补偿却远远不够。这时候，重塑人们对于保险行业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斯塔尔认为麦克纳特大使是该使命的合适人选。他在菲律宾人中间大名鼎鼎，正好可作为斯塔尔的公司的信誉徽章。为了开展业务，斯塔尔和他的人寿保险运营部门的负责人厄尼 ·斯坦普尔共同招募了厄尔 ·卡罗尔。卡罗尔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二战期间他被日本人关押在圣托马斯集中营，最后却成了那帮囚犯心目中的英雄。他的故事在当地传诵。菲美人寿吸引了杰出的、能力不凡的菲律宾人出任高级管理人员。这些高管又聘请了一队出色的保险代理“军团”以及大量的经理人员，并对他们施以良好的培训。这些人员像毯子一样覆盖了菲律宾国的 7107个岛屿，把菲美人寿的业务构建了起来。菲美人寿的保险销售策略定位中产阶级人群，范围从农民到商人。公司的业务员挨家挨户敲门售卖小额保单并收取保费。战后的菲律宾人奋力想让自己和国家摆脱贫穷，走向富裕。他们渴望经济上的安定。但当时菲律宾国内，银行或其他的投资选择不多，比如股票、债券、共同基金这样的产品都很少，因此寿险成了积累储蓄的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方式。许多菲律宾人相当珍视他们在菲美人寿的投资，以至于把保单的副本用相框装起来，挂在他们的客厅墙壁上。
自从成立以来，菲美人寿的一个基本思路便是将其资本投资于那些能够加快菲律宾经济发展的事业。〔4〕除了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菲美人寿也支持农业发展，以及诸如水泥制造、食品加工、炼油和药品这样的行业。这些热心于公益事业的行为，超越了典型意义上的资本投资。菲美人寿免费为保险客户提供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甚至安排 X射线流动工作小组提供免费的结核病检测。斯塔尔在马尼拉建立了菲美人寿的第一栋建筑物。时间是在 1961年，设计工作由当地建筑师卡洛斯 ·D.阿圭列斯来做。该建筑物后来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和《时代杂志》。〔5〕当地人称该建筑物为“储蓄大院”。由于它在公众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它的现实身影也显得尤为卓尔不群：大厅外部是一个环状的大理石通道，大厅向内是一个可容纳 800人的礼堂，有精巧的声学设计。该礼堂时常上演各种公共艺术活动，也常用来安排国家大事；有交响乐和歌剧演出，也有政府活动甚至是联合国的仪式。〔6〕
1965年，费迪南德 ·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不久，莫里斯 ·格林伯格去了一趟菲律宾，之后的 20年里两人在菲律宾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格林伯格与马科斯总统建立的关系是长期的，虽然这关系也穿插了分歧，并且最终分道扬镳。两人相交初期的一次不和谐是关于“储蓄大院”大楼的，该大楼是菲美人寿公司完全拥有的财产（这栋大楼俨然成了“菲美人寿”的缩影，所以菲美人寿公司也被称为“储蓄大院”）。美国和菲律宾之间有一条约定，叫做“劳雷尔—兰利”协议〔7〕，按照协议的规定，两个国家承诺在各自境内尊重来自对方国家的公司的所有权。然而，马科斯却抓住另一条菲律宾国法律限令不放，该限令是关于限制外国公司的不动产所有权的。格林伯格予以反驳，他指出该限令主要针对的是日本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
两人已经为此事讨论了好几个月，格林伯格明白马科斯的动机，但他拒绝让步。不仅是因为不动产资产对于寿险企业的重要性，也因为这座公司总部大楼具有的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格林伯格觉得决议就要达成了。然而，在马拉坎南宫的一场国宴上，马科斯总统竟直接对格林伯格发难，说先前的协议不算数了，菲美人寿公司必须和菲律宾的伙伴分享该建筑物的所有权，这令格林伯格非常震惊。格林伯格脸色阴沉，虽然他竭力避免当场大吵大闹，两人还是很快对彼此提高了声音分贝，在场的许多客人都注意到了。
通常情况下，参加国宴的客人不会在总统离开之前就走。但那天晚上，在充满硝烟味的讨论之后，格林伯格立即离开现场，虽然他尽力保持礼节，但宴会上恐怕没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桥段。随后，格林伯格夫妇驱车前往附近的机场，上了飞机前往香港，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美国大使亨利 ·拜罗德给格林伯格打来了电话，说马科斯总统希望他们返回菲律宾。他们回去后，马科斯提出了一项决议。事情最后以马科斯总统的让步而告终。〔8〕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格林伯格和马科斯总统保持的关系足够和气，马科斯甚至邀请格林伯格玩回力球，那是一种类似于手球的古代宫廷运动。回力球比赛节奏快，玩家的身体不免逼得很近。格林伯格对也加入该游戏的斯坦普尔开玩笑说，必须小心一点，不要太靠近，因为总统身边总有军方保镖相伴左右。〔9〕
1966年，格林伯格访问菲律宾，马科斯总统邀请他到马拉坎南宫共进早餐。当时格林伯格对马科斯有一种咨询义务，需要向他提供实用的建议和意见。在宫殿里，很难不注意到餐桌中间延展出来的超大的花簇，实在不雅致。格林伯格走近餐桌时，他的菲律宾籍同事塞萨尔 ·萨拉梅阿把食指靠近嘴唇，并且点了点头，示意格林伯格注意。格林伯格及时警惕到了暗里藏有的录音机，于是说话时格外注意。马科斯也进来了，房间里的人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过了片刻，马科斯轻描淡写地说：“我考虑为菲律宾引入共同基金，你怎么看？ ”
“关于共同基金是否对菲律宾民众有吸引力的问题，我们已经评估过了。”格林伯格说，“我们的结论是，至少在目前，菲律宾国内还没有足够的需求可以促使这样的公司成功。您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
“是一位特别的商界人士的提议，我心里总想起这回事。我想知道，你与菲美人寿公司是否有兴趣跟他合资或者合伙。”“我们通常不倾向于合资或合伙关系。”格林伯格解释，“不过，您说的人是谁？”
“伯尼 ·科恩菲尔德。”马科斯总统回答。
正吃芒果的格林伯格几乎呛了一口。
马科斯继续说道，“他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地区出售共同基金，他也希望进入我们的市场。 ”“我们不想跟这扯上任何关系。”格林伯格回答说，“您也不该想。 ”
科恩菲尔德是当时全球金融领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通过一个叫做投资者海外服务（ 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简称 IOS）的公司，在全世界各地兜售美国的共同基金权益。〔10〕投资者海外服务面向的是小型投资者，但科恩菲尔德似乎已经让这个公司成长为价值上 10亿美元的大企业了。然而该公司最终的结果还是垮掉，被另一个臭名昭著的金融家罗伯特 ·韦斯科夺了过去。科恩菲尔德被以证券欺诈的罪名进行调查。他最终同意终止或者出售他在美国的所有业务，才得以平息对他的控告。科恩菲尔德在国外设立的企业兴盛了几年，却终究于 1970年开始衰落。在他的余生里，法律纠纷一直缠身，他再没能够东山再起。〔11〕马科斯相信格林伯格的判断力，听取了他的意见，和科恩菲尔德保持距离。
格林伯格始终不知道，谁在宴厅里对他安装了窃听器，也不知道那是出于什么目的，但他和随行人员对被窃听的事情早已经习以为常。在旅程中他常常使用的防卫手段便是：在最后关头，和 AIG的飞行员或其他机组人员更换酒店房间。
20世纪 70年代，菲律宾国内腐败丛生，法纪失灵，经济岌岌可危。
马科斯总统自知十面埋伏，仍然拼命固守权力，即使已经无力回天。为了保持控制权，马科斯的工作人员允许一个谣言蔓延，即一个反叛组织在图谋不轨，要发起一场共产主义起义。由于这沸沸扬扬的流言，马科斯称要考虑发布戒严令。这次马科斯总统派出了他的一位近亲，也是他的一位高级助手，马科斯要他就戒严令的事情听听格林伯格的意见。马科斯希望凭借格林伯格在华盛顿圈子的人脉和资源预测美国官方的反应。格林伯格告诉这位联络人，说他无法作出这样的预测，建议他自己去咨询美国政府。随后，格林伯格及时向美国国务院官员上报该消息：菲律宾总统即将实行专制。第二天，马科斯宣布戒严，该戒严令在 1981年持续了整整一年。
马科斯总统刚度过一个国家危机，还没站稳，又一个危机来袭。 1981年戒严令取消了不久，马科斯参加总统竞选，并成功连任，部分原因是由于反对党抵制了大选以表抗议。在马科斯的第三届任期里，菲律宾的经济问题再成他的痛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983年，马科斯令菲律宾比索大幅贬值，此举恶化了菲美人寿的资金状况，减少了它的收入，并使多年来盈利的该公司一下转盈为亏。但 AIG人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使得当时 AIG的业务在世界范围内更加多元化，这足以弥补该事件给 AIG带来的净损害。到 1983年，这样的业务多元化已经减少了菲律宾业务在 AIG整个业务总额里的相对权重。〔12〕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局势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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