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怎一个愁字了得
王宏图
不知从哪一刻起，你置身于一间狭逼晦暗的小屋内，迷蒙不明。你徜徉良久，费力地辨识着前后左右的方位。突然间，一个声音响起来，开头带着几分生涩，磕磕碰碰，渐渐变得顺畅，娓娓道来。它的音调在冷冽的沉静中蕴含着几许淡淡的哀痛，闪烁出一簇簇奇异的光焰。起先你还是仅闻其声，不多久，一个年轻女孩抬起头来，清癯的脸容上挂着浅淡的微笑，而底子里萦回着一股子坚毅、决绝之气，毫不留情地扫视着尘世间的纷纷扰扰蝇营狗苟，而人性深处那众多令人困窘的卑鄙龌龊之处更是逃不过她有时显得过于犀利的目光——这是张怡微作品最初留给我的印象。
在众多才情横溢的文本中，张怡微源源不断地向人倾诉的并不是镀着异国情调光晕的传奇，不是心灵鸡汤般的励志故事，或是皆大欢喜的陈词滥调，她展现的是市井小民的平凡人生，人们像空气一般对这些琐细的悲欢离合熟稔于心。但它们并不禀有田园诗的平和宁静，那些男男女女绷紧了神经，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世事的险恶，人心的无常，青春的焦灼与苦闷，悉数浓缩在字里行间，而家庭成员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则成为回旋往复的主旋律。
远在十八世纪，面对一大群懵懂、心智未开的庸众，法国作家让-雅克·卢梭曾大声呼吁：“跳出童年时代吧，朋友，觉醒呵！”但对于张怡微笔下的少男少女，他们早已走出了纯真年代，踯躅在成人世界曲径遍布的迷宫中。尽管每一代人在青春期的躁动不安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前辈人尊崇的价值、有意无意为后辈规划圈定的生活道路心生鄙夷不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陷入与父辈粘腻腻、欲说还休的对峙中。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幕幕冗长、憋闷的室内剧，几代人游走在这狭逼的空间中，面面相觑，好不自在，但又不能不将自己的耐心撑拉到极限，谁都没有勇气轻易推开大门，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奔突而出。这一主题在张怡微初登文坛的《我真的不想来》中已初露端倪，女孩罗清清在篇尾撕心裂肺地呼喊着，“我真的不想来/我一点也不想来”，这一痛快淋漓的爆发集中表现了一代人的心声：他们面对长辈无休止的纠缠威逼，已臻于忍无可忍的临界点。而在日后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试验》以及近期发表的长篇新作《细民盛宴》中，这一主题得以进一步再现，并拓展、衍化出一系列变奏。
不难发现，罗清清等人陷入的是由细密的血缘关系织缀而成的巨大网络，他们自幼便浸润其间。它那么温情脉脉，为人们在陌生世界的狂风骤雨中筑垒起了避难的巢穴。但它对他们又有一种致命的伤害，张怡微借罗清清之口，道出了它对后辈的束缚：“令她恶心的是这屋子本身，是那种亲密痴缠她的力量，多年来令她无法挣脱，无法遁逃。”在这里，没有独立的空间，没有个人喜好的自由，没有任心灵飞翔的天地——最重要的是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自由，一切都得看长辈喜怒无常的脸色行事，一切都得施展走钢丝的高难度动作，小心翼翼地保持身段的平衡，惟恐不经意间稍有闪失便重重地坠落而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成了一座装着看不见铁栏杆的牢狱，怪不得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纪德会在《地粮》中发出刻毒的诅咒：“家庭，我憎恨你们！”
触摸到这一点，张怡微诸多作品里弥漫着拂之不去的悲郁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几年她旅居台湾求学，宝岛独特的历史经历、亚热带的风土人情与她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她叙写台湾的大量非虚构性文字中同样洋溢着这一耐人寻味、令人陶醉的悲情愁绪。在《试验》和《细民盛宴》对家庭成员间复杂关系的精准描绘中，人们分明看到了心仪已久的张爱玲的流风遗韵，在新世纪的天空中得以传承，弹奏出一曲曲华彩的乐章。它将一切虚荣气十足的粉彩荡涤干净，留存下来的则是人世间赤裸的真相，复杂含糊的恩怨、暧昧不明的躁动、沦肌浃髓的悲凉，以及缓缓流淌的对未来的憧憬。在此，人生成了难解的僵局，绚烂的浪漫之花无法寄生其上，就像张爱玲《封锁》中的吕宗祯、吴翠远，两人一度沉溺于封闭的车厢内白日梦般的恋情中，一旦大上海那个盹打过之后，不近情理的梦也就随风而去。梦醒时分，他们感到的只是悠悠无尽的怅惘，无法用一个愁字了得，而李商隐的诗句则提供了绝佳的佐证：“此情可等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后记：幽谷与过渡
张怡微
我写完《细民盛宴》很久了，完稿后到交付《收获》杂志增刊付梓，相隔两年，如今修改完毕又是两年，我內心其实很感激《收获》对我的鼓励和爱护，毕竟我知道小说本身的问题，也知道它的局限。有批评说我又写回老路上，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从时间上来说，它诞生于我这样的新人都开始“形塑”的“老路”之前。
这些年我一直有个写作计划叫做“家族试验”，简而言之是想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这里面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也消耗大量的经验。这一组小说里，《细民盛宴》是重头戏，其它都是短篇。2014年年末，我在海豚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试验》中收了两篇，2017年安排要出版的短篇集将是剩余的故事。已发表的《细民盛宴》、《不受欢迎的客人》（《上海文学》，2014。3）、《春丽的夏》（《山花》，2014。5）写“离异”，《试验》（《创作与评论》2013。11）写“无后”、《故人》（《萌芽》，2015。4）写“失独”、《又一年》（《芙蓉》，2016。1）写的是“迁徙”、《过房》（台湾《短篇小说》，2015。12）写的是“过继”，未发表的还有诸如独身老人、老年再婚之类的十几个小故事，我花了三年时间，已经写的差不多了。这缘起于我2012年写作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时遇到的种种困难。
在上海，我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我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都是住在新村里，但能表现上海工人阶层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是很少的。只要说到上海，人们想起的都是旗袍、背头，老洋房、石库门，但这些意象我都很不熟悉，我也是看来的。和我一样经历的上海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们的父母有的是知青、有的是支内，有的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淘金，像我的父亲是海员，海上的工人，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当然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自己对父辈的认识，我们有自己的审美、自己见过的一生一世。这些成长、变迁的故事是我最熟悉的，但我同时也知道，我们的父辈即使费一生辛苦也很难在文学上代表上海。所谓“细民”的“盛宴”，我就是细民中的一员，而所谓“盛宴”，不过是我所见过的婚丧嫁娶的团圆、饮食起居的人生要义。对普通来说，离散总是大型的，团圆却很小，这种反差很能打动我。
可惜的是，中国工人的自觉始终是不够的，更不用说我这样的年轻人对他们人生的把握。我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因为他们受了很多苦，表面上这一生走过了无穷无尽的善恶冲突、善善冲突，裹挟无穷尽的遗憾、心酸、无奈，但好像就是没有“自觉”。我离他们太近了，血肉相连，实际上对于写作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际上面，正因为工人对与自己的认识是不够的，这种遗憾本身是他们最大的悲剧。张定浩曾说我的这些故事具有“世情小说”的特点，实际上是界定了我选择的这个题材。“世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常见的分类，从明代开始就有了大量的这样的作品，鲁迅称之为“世情书”或者说“人情小说”，也有学者称之为“家庭小说”。我自己在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就是明代的通俗小说，所以多少也有一些判断。我的看法是，世情小说的落脚点并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
比方《金瓶梅》写暴发户的日常，《醒世姻缘传》里农村的破产，《歧路灯》中种种黑幕。而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拍了那么多婚恋，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他其实拍的都是战争，及战后的日本家庭如何一点一点瓦解，人如何在阴影下继续生活的。《早春》作为一个说婚外恋的故事，已经发现异状的原配在丈夫带着两个喝醉的战友回家时说了两句话很耐人寻味，第一是“原来你真的和战友喝酒啊”，还有一句说“有这样的人打仗日本才会战败吧。”我的作品当然不值得这么讨论，但我毕竟意识到了这件事，我想要去接近这个“真相”。当然，如果看《金瓶梅》、看《早春》只看到婚姻，那就是婚姻吧，如果能看到世情小说牺牲格调背后的那个意图、同情，那便是更有趣的事。
正是由于工人新村的没落，令我越来越感到这个资源的可贵。尤其“二胎”开放以后，实际上也意味着独生子女以集体的形式走入历史，这一代人在历史脉络中是暂时性的，这种暂时也是伦理性的，是很特殊的，所以有了“家族试验”。《细民盛宴》中有一个细节我很喜欢，就是“我”听到了继父转达继母对“我”的评价。日常生活中，继父继母这两个人其实是不用见面、不用说话的，但在小说里他们可以说话。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少男少女时期就想好了，未来我要当一个好继父、好继母，这也是我到了而立之年才有的体会。命运的强力、伦理的无奈促使这些小型的团圆是那么摄人心魄，又看似是那么平常。
我一直觉得在写小说方面，我是一个勤勉却不足具天赋的人。我依然只能从感性出发，接近我所要抵达的部分。像《新约》里写，“此时此地的生命不过是个流泪的幽谷，或只是个过渡。”令我想到人生在世，总有我们一定要走完的缘分。人与人的缘分是或长或短的时间，如我们与父母、恋人、或说不清是什么却难以割舍的伦理，都有看得见的尽头。但无论多短暂、多像流泪的过渡，到底也是要日复一日的度过。
《细民盛宴》就是这样的幽谷与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