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
容忍与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1908）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和《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人间词话》
一、词以境界为最上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注】
① “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稿为“不期工而自工”。
蝶恋花
〔宋〕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二、造境与写境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注】
① 原稿上这段话的大多数字旁边都画了圈。
踏莎行
〔宋〕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谈美书简》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朋友们：
在我接到心向美学的朋友们来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算美，“美的本质”是什么？
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实际上这些朋友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他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确实是丑吗？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一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些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实生活和加强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而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身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法国人往往把“美”叫作“我不知道它是什么”（Je ne sais quoi）。可不是吗？柏拉图说的是一套，亚理士多德说的又是一套；康德说的是一套，黑格尔说的又是一套。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可一分为二，各有对和不对的两方面。事情本来很复杂，你能把它简单化成一个“美的定义”吗？就算你找到“美的定义”了，你就能据此来解决一切文艺方面的实际问题吗？这问题也涉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后还要谈到，现在只谈研究美学是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事例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引起我先谈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老朋友的来信。这位朋友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和我打过一些交道。他去年写过一篇题为《美的定义及其解说》的近万言长文，承他不弃，来信要我提意见。他的问题在现在一般中青年美学研究工作者中有普遍意义，所以趁这次机会来公开作复。
请先读他的“美的定义”：
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相应的理想的那些事物的，以其相关的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的社会性（在有阶级的社会时期主要被阶级性所规定）为决定因素。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
既是客观规律，又是主观理想；既是内在好本质，又是外部形象特征；既是自然性，又是社会性；既是一定人们感受，又是客观价值。定义把这一大堆抽象概念拼凑在一起，仿佛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统一起来了。这种玩弄积木式的拼凑倒也煞费苦心，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根据这样拼凑起来的楼阁，就可以进行文艺创作、欣赏和批评了吗？
“定义”之后还附了十三条“解说”，仍旧是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说来说去，并没有把“定义”解说清楚。作者始终一本正经，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他是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听说搞过雕塑和绘画，但始终不谈一点亲身经验，不举一点艺术实践方面的例证。十九世纪法国帕尔纳斯派诗人为着要突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曾标榜所谓“不动情”（）。“定义”的规定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文章里怕犯“人情味”的忌讳，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不管读者爱听不爱听，他硬塞给你的就只有这种光秃秃硬梆梆的枯燥货色，连文字也还似通不通。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文风改变过来呢！
《新民说》
第十一节 论进步
西方有一本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西方人第一次航海到了中国，听说罗盘针这项科学技术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又听说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这项发明，于是在心中暗暗思考：这个发明传到西方不过几百年，已经被更改了无数次，效用也扩大了无数倍，那么在他的发明地中国已经经过了几千年，更应该变化成什么样子了呢？他航行到中国登上海岸之后，不急着做其他的事情，而是首先进入集市去购买一个罗盘针。这个西方人到集市上就问所谓最新式的罗盘针是什么样子的，结果竟然发现和历史读本上所记载的十二世纪时阿拉伯人传入西方的罗盘针没有一点的差异，这个人只好非常郁闷地回去了。这虽然是一个带有讽刺性的寓言，实际上却描写了中国群体发展严重停滞的情状，所说到的情况十分符合现实。
我以前读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非常喜欢，认为根据这本书可以全面了解维新变法之后的日本的社会状况。等到了北京见到日本大使矢野龙溪，偶然间谈论到这本书时，龙溪说：“想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维新之后的日本，无异于想要通过阅读《明史》来了解如今的中国时局。”我感到有些不高兴，问他详细的原因。龙溪说：“黄遵宪这本书是在日本明治十四年的时候写成的，我国自从维新变法以来，每十年间发生的进步，即使是之前一百年的进步也比不上。所以，这本二十年前的书，不是像明史那样的，又是像什么呢？”我当时还对他的言论有些疑惑。自从到日本游历以来，再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验证，才真正相信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元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到中国游历，回去之后就写了一本书，讲述中国的国情，和今天人们到中国的游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认为岂止是马可波罗的著作，像《史记》《汉书》这些两千年前的旧书籍中所记载的，和今天的中国情形相比，又能有什么差别呢？中国和日本同处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同为黄种人，却为什么一个进步一个停滞，差距如此悬殊呢？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古代是政治清明的治世，而近世则为风俗浇薄的末世，是末世将乱的时代，这些话和西方哲学家们所宣扬的进化论最为相反。虽然如此，这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现实状况确实如此。让我们试着看一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学术蜂拥而起，百家争鸣，有的宣扬哲理，有的阐明技术，之后却没有这样的现象了。再看两汉时代，国家治理的艺术也是光辉灿烂。宰相主持中央事务，地方官管理一方百姓，之后也没有这样的现象了。其他类似这样的现象不胜枚举。进化论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规律，就像是流水一定会往低处流，就像是被抛起的物体一定会朝着地心坠落。只要水流不受到他人的导引，只要物体不受到外力的吸引，就不会发生反常的现象。那么我们中国违反进化论的自然规律，演变出这样凝滞不前的社会现象，一定有原因。找到其中的原因，让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就能够知道这种病症的表现，并找到解除这种病症的解药了。
有的读者肯定会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保守性太强了。”确实是这样。虽然如此，但我们中国人的保守性为什么会如此之强呢？这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况且，英国人以善于保守闻名于天下，而其他国家的进步速度中却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英国的。有哪里能够见得保守一定会成为一个群体的祸害呢？我思考这个现象，我深入地思考这个现象，发现中国不进步的原因出于天然的有两个，出于人为的有三个。
《中国人的修养》
第一章 修己
第一节 总论
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 作者在此处加批注：“仅说到国家而止。”]
夫事必有序，道德之条目，其为吾人所当为者同，而所以行之之方法，则不能无先后，所谓先务者，修己之道是已。
吾国圣人，以孝为百行之本，小之一人之私德，大之国民之公义，无不由是而推演之者，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由是而行之于社会，则宜尽力于职分之所在，而于他人之生命若财产若名誉，皆护惜之，不可有所侵毁。行有余力，则又当博爱及众，而勉进公益，由是而行之于国家，则于法律之所定，命令之所布，皆当恪守而勿违。而有事之时，又当致身于国，公尔忘私，以尽国民之义务，是皆道德之教所范围，为吾人所不可不勉者也。
夫道德之方面，虽各各不同，而行之则在己。知之而不行，犹不知也；知其当行矣，而未有所以行此之素养，犹不能行也。怀邪心者，无以行正义；贪私利者，无以图公益。未有自欺而能忠于人，自侮而能敬于人者。故道德之教，虽统各方面以为言，而其本则在乎修己。
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身不康强，虽有美意，无自而达也。康矣强矣，而不能启其知识，练其技能，则奚择于牛马；故又不可以不求知能。知识富矣，技能精矣，而不率之以德性，则适以长恶而遂非，故又不可以不养德性。是故修己之道，体育、知育、德育三者，不可以偏废也。
第二节 体育
凡德道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
忠孝，人伦之大道也，非康健之身，无以行之。人之事父母也，服劳奉养，惟力是视，羸弱而不能供职，虽有孝思奚益？况其以疾病贻父母忧乎？其于国也亦然。国民之义务，莫大于兵役，非强有力者，应征而不及格，临阵而不能战，其何能忠？且非特忠孝也。一切道德，殆皆非羸弱之人所能实行者。苟欲实践道德，宣力国家，以尽人生之天职，其必自体育始矣。
且体育与智育之关系，尤为密切，西哲有言：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身体。不我欺也。苟非狂易，未有学焉而不能知，习焉而不能熟者。其能否成立，视体魄如何耳。也尝有抱非常之才，且亦富于春秋，徒以体魄孱弱，力不逮志，奄然与凡庸伍者，甚至或盛年废学，或中道夭逝，尤可悲焉。
夫人之一身，本不容以自私，盖人未有能遗世而独立者。无父母则无我身，子女之天职，与生俱来。其他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亦各以其相对之地位，而各有应尽之本务。而吾身之康强与否，即关于本务之尽否。故人之一身，对于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皆有善自摄卫之责。使傲然曰：我身之不康强，我自受之，于人无与焉。斯则大谬不然者也。
《人生与读书（套装共2册）》
何谓“文化危机”
《群言》编辑部以“文化危机及其出路”为题向我约稿。我对这个大题目没有发言权，一是由于无知，多年因衰老几乎足不出户，“闭关”何能谈世事？二是由于不懂，不明白文化指的是教育、知识、技能，还是文学、艺术，还是社会心理、风气，还是其他。也不明白怎么叫危机。1966年一声广播，战鼓齐鸣，全国学校一律停课，书刊差不多尽被扫除，有文化的人全搅进一股洪流，演种种角色。那时没有人说是文化危机。后来“复课闹革命”，得一个“闹”字，“师道尊严”大受批判，仿佛文化更加高涨、深入。再以后，都说是“浩劫”过去，文化勃兴，学校增加，书刊繁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怎么好说是危机呢？若指文盲增加，教育经费短缺，报刊常见错字病句，那也不自今日始。至于“刘蕡下第”、“雍齿且侯”、茅屋秋风、箪食陋巷，那更是多年痼疾，“没什么了不起”，大厦不会由此倒塌。如果危机指的是危在将来，那就只好先救燃眉之急，顾不得后代。“儿孙自有儿孙福。”文化究竟不是生活第一需要，有十年“破”文化的历史足可证明。既然不明白危机，自然也就说不上出路。因此我想，文化危机，不论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必须老百姓和领导人都感觉到危险，那就不用愁没有出路。若是知识缺乏，无妨赚钱；文化降低，地球仍转；教育贫困，不伤纱帽；那么，若干知识分子痛哭流涕长太息又有何用？打不动人心就引不起行动。唠叨多了，结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当前文化情况，我虽无知，也略有所闻。仿佛是旧“纲常”已去，新“名教”未除。“立”字传统已亡，“破”字传统仍在。治文似治武，建设如作战。惯于“亡羊补牢”，不信“曲突徙薪”。看起来，文化核心在思想。我们的目标是现代化或超现代化，而思想是古老的，只信直接经验和实用，要求“立竿见影”。这好比以成汤、周武的思维软件装入电脑，以刻竹简方式打字，越着急越慢。外国的新旧思维套不进我们的头脑，“合资”不易。而且恐怕还有世界性的文化危机，外国人同样在伤脑筋。有日本人和欧洲人谈话，要拯救人类。看来历史需要重温，不能回避。两次世界大战中强者失败的结果，使中央突破和歼灭战思想要让位于费边战略。如果不出现适合中国现代化的思维，文化矛盾怕难以解决。但是，中国文化的大变革正在出现，危机也未必不是转机吧？
文化问题断想
一
有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另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还会这样。有个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是中国人说的好，把两个外国人的话都包括了。“师”，既可以是照样效法，也可以是引为鉴戒。学历史恐怕是两者都有。二十年前发生过连续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既有前因，又有后果。我们不能断言，也不必断言，以后不会再有；但是可以断言，以后不会照样再来一个“史有前例”了。历史可能重复，但不会照样，不会原版影印丝毫不走样，总会改变花样的。怎么改变？也许变好，也许变坏，那是我们自身天天创造历史的人所做的事。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对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趋向，但无人能打保票。
《一轮圆月耀天心》
初到世间的慨叹
在清朝光绪年间，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庵前有一户人家。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名字叫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也因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但是，他为官不久，便辞官返乡了，开始经商。在晚年的时候，他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被人称为“李善人”。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是光绪六年（1880年），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生我时，我的母亲只有二十岁，而我父亲已近六十八岁了。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也正是如此，虽然父亲很疼爱我，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妾的地位很卑微，我作为庶子，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给我带来的压抑感，然而只能是忍受着，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
在我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没有了父亲的庇护，我与母亲的处境很是困难，看着母亲一天到晚低眉顺眼、谨小慎微地度日，我的内心感到很难受，也使我产生了自卑的倾向。我养成了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终日里与书作伴，与画为伍。只有在书画的世界里，我才能找到快乐和自由！
听我母亲后来跟我讲：在我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而我后来也一直将这根橄榄枝带在身边，并时常对着它祈祷。由于我的父亲对佛教的诚信，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经典，受到佛法的熏陶。我小时候刚开始识字，就跟着我的大娘，也就是我父亲的妻子，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而我的嫂子也经常教我背诵《心经》和《金刚经》等。虽然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佛经的含义，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等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
我小时候，大约是六七岁的样子，就跟着我的哥哥文熙开始读书识字，并学习各种待人接物的礼仪，那时我哥哥已经二十岁了。由于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又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商世家，所以一直就沿袭着严格的教育理念。因此，我哥哥对我方方面面的功课，都督教得异常严格，稍有错误必加以严惩。我自小就在这样严厉的环境中长大，这使我从小就没有了小孩子应有的天真活泼，也疑我的天性也遭到了压抑而导致有些扭曲。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承认，那就是这种严格施教，对于我后来所养成的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风
是起了决定作用的，而我后来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是得益于此，也由此我真心地感激我的哥哥。
《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
——一篇在北京东方社宣读的论文
首先，请允许我来说明一下今天下午所要探讨的内容。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的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对中国人的性格或特征去泛泛而谈。之前，已经有很多对中国人特征的描述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虽然对中国人的特征有过很多描述或是列举，可至今尚未勾勒出一幅中国人内在本质的清晰图像。此外，若论及中国人性格或特征时，我们很难加以概括。正如大家所了解的，中国北方人的性格不同于南方人，就像德国人的性格不同于意大利人一样。
我说的“中国人的精神”，是指中国人的生存精神，也就是中国人心灵、性情、感情综合体，它赋予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性，尤其是对于现代欧洲人和美国人而言。或许我们所议之题，最恰当的表述为“中国式的人性”，或者通俗一点——称为“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怎样才算真正的中国人呢？我确信大家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妙趣横生的话题，尤其是在当今的情况下。环顾当今的中国，我们似乎会发觉，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在真正的中国人于世界上全部消失之前，我提议对他们做最后一次的认真审视，看看我们是否能从他们身上发现某些鲜活、独特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形成了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并有别于中国现在的新型人性。
我认为，传统的中国式人性最能打动人心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内心没有野蛮、凶恶或者残暴。借用一个适用于动物的术语，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比如，一个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与欧洲社会同样阶层的人相比，他身上少了几分兽性，也就是动物性，德国人称之为Rohheit（动物野性）。我相信各位会赞同我的观点。事实上，以我之见，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式的人性”给人的印象，那就是英语中的“gentle”这个词，即“温良”之意。我所说的“温良”并非天性温柔，或者软弱顺从之意。已故的麦高文（D. J. Macgowan）博士说：“中国人的温顺，跟被阉割了的、伤心欲绝的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所说的“温良”，是指不冷酷无情、尖酸刻薄、粗野鄙俗或者暴戾恣睢，也没有任何使人不快的地方。可以说，真正的中国式人性有一种从容、冷静、练达之气，就像你偶然找到一块锻造精良的金属。如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身体上或道德上存在缺陷，即使无法挽回，也至少会被他温良的性格所弥补。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粗糙，但粗糙并不粗劣；真正的中国人可能长相丑陋，但丑陋并不丑恶；真正的中国人也许庸俗，但庸俗并不黩武，也不喧闹；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愚蠢，但愚蠢并不荒谬；真正的中国人也许狡猾，但狡猾并不恶毒。实际上，我想说明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即使在身体、心灵和性格上有缺陷或污点，也不会令人厌恶。你会发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很少叫人反感，即使那些守旧派，甚至底层人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