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厌闻
（一）
在俄国有一个年老的教授，名叫尼古拉·斯特帕诺维奇，三品的官衔，赐戴勋章的绅士。他有许多俄国和外国的勋章，当他挂戴出来的时候，学生们便称他为“圣隔”。他所有相识都是极高贵的人，少说些，近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间，俄国没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和他相交的。现在他可不同谁有所交往，但是如果一提起以往的情形，那么他那体面朋友的提名单上最末的几个名字，总是比洛果夫、加凡林和诗家涅克拉索夫，都跟他有极诚挚、极温和的交情。他是全俄国的大学和三个国外大学的董事。其余还有许多事情，许多事情，因为这许多事情就造成了我这个年老教授的名声了。
我的这个名字是极普遍的，在俄国凡识字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至于在外国，当讲座上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总要加上‘著名的’、‘尊贵的’等许多字样。这个名字属于少数有幸福的名字一类里面，虽然加以辱骂或纪念，都于公众无益，而在报纸上却认为恶音的标准。这个是应该如此的。因为我的名字与富于天才，和有利世人的著名人的概念是两相紧接的。我极能耐劳，还喜忍耐，仿佛骆驼一般，这是极重要的，并且富有天才，这个更为重要。实话起来，我正是个诚正清洁、受过教育的人。我决不愿与闻文学和政治的事情，也不愿和无礼的人打笔战，更不愿在宾会上，在自己同事的坟墓前，对别人演说。……总而言之，在我的文名上并没有一滴污点，也没有人去埋怨他。他真是个有幸福的名字呀。
戴这个名字的人，那就是‘我’描述自己是个六十二岁的人，头发秃白，牙齿突进，还有一种无从治愈的颜面痉挛病。我的名字如此光荣，如此优美，我自己却如此老耄，如此丑恶。我的头和手因为衰弱时常颤动，我的颈项和屠格涅夫的女英雄的颈项一样，好像一个船舵的柄。我的胸是陷下去的，我的背是窄的。我说话或是读书时，嘴要歪到旁边去，若是笑起来，我的全副面庞全盖着老朽的皱纹。在我那副可怜的脸庞上面竟没有一处可以动人的地方，只在我发那颜面痉挛病的时候，脸上才显出一种特别的模样，无论何人看见我时，终必生出一种严涩动人的思想，说“一望而知，这个人快要死了。”
我讲书讲得依旧不错，还想和原先一样，能够吸住听者的注意力二小时之久。我的热心、讲解的文学化、和滑稽的模样，可以使我嗓音的缺点显不大出来。我的嗓音又严涩、又锐利，说起话来好像乞丐啜泣的声音。我写字写得极坏，脑中一小块管理写字能力的机关已经辞职了。我的记忆力极弱，思想没有秩序，每逢要把这些思想写在纸上的时候，自己总觉得仿佛丢失了对于有机的关系的感觉，文字的结构仿佛是千篇一律的，字句又仿佛沉闷，并且稚嫩。所写的时常不是我所要写的，写到末了，却忘记了头里。有时连极平常的话语都忘记了，所以我必须费掉许多力量，去避免信里面多余的字句和无用的插语——凡此种种，都可以证明我的智识事业已经衰落了。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信写得越简单，我的筋力用得越苦。至于做科学上的文章我觉得到比一封普通道贺的信或报告书自由得多、聪明得多。还有一桩，用德文或英文去写，在我觉得比用散文写的容易得多了。
提起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最先应该记得我近来正犯着不眠症。如果别人问我：现在什么是你生存上重要并且根本的事情？我一定要回答说：不眠症。按着规律，原先我总在晚上十二点钟脱了衣服，躺在被服里面，一会儿我就睡熟了。可是一到两点钟便醒转过来，还生出一种仿佛完全不能睡觉的神气。那时候就须从床上起来，点上灯，在屋里走来走去。总要走一两个钟头，浏览一些久已熟识的图画和照片，走得一厌烦，就坐往桌子那里。我坐着一点也不动，心里面毫无思想，也不感出任何的愿望。有时前面摊着一本书，我像机械似的用手乱翻，毫无趣味地读将起来。不久前的时候，一天晚上，我机械似地读了一本小说，题目的名称十分奇怪，名叫《燕儿唱些什么》。有时候我为占据自己的注意力起见，强使自己从头数到一千，或者想象同事中某人的脸容，回忆他在何年，为何种事实，才开始办公？我又爱静听各种声音。一会儿在离开我的两间房屋那里，我的女儿正唠唠叨叨说着谵语，一会儿妻子提着灯儿，走过大厅，拍挞一下，把火柴盒儿扔往地下，一会儿干硬的厨柜门响了，一会儿灯上的瓦斯管出人不意地放气了，——所有这些声音不知为甚缘故，都能惊扰我的心灵。
晚上睡不着——那就是每分钟都承认自己是不正常的人，所以我总是不耐烦地等待着早晨和白天，当我有不睡的权利的时候。过了许多死沉沉的时间，院子里才听见鸡儿叫了，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报告福音的声音。鸡儿刚叫着，我已经知道过一点钟的时候，楼底下的看门人便要醒了，但听见他很生气地咳着，顺着扶梯走将上来。之后窗外的天色渐渐开始发白了，街上人声也渐渐传扬开去……
妻子一进来，我的白天就算开始了。她穿好裙子，走到我房里来，头发还没有梳好，可是已经洗完脸，身上洒了许多香水，并且装出一种仿佛不经意进来的神气，每次总说着同样的话句：“请恕罪，我一刻儿就出去，……你又睡不着么？”
于是她便把灯儿灭掉，坐在桌子旁边说起话来。我并不是先知，但是能预先知道她说的是甚么话。每天早晨总是这一套话，时常在很惊慌地询问我健康情形以后，她会忽然忆起自己的儿子，在华沙城服役的军官。每月二十号之后，我们就寄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两人谈话的题目了。
我妻子时常叹道：“自然，我们这种担负是很重的，但是当他还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帮助他。这个小孩子住在异乡，薪水又小。……不过你如果乐意，下月可以寄给他四十卢布，不必再寄五十卢布了。你认为怎样？”
每日的经验使我的妻子深信支出并不会减少，因为我们时常提起的缘故，但是我的妻子不承认经验，每天早晨还是谨谨慎慎地讲我们那个军官儿子，絮絮叨叼地说面包侥幸便宜起来，糖却贵了两个戈比，——说话的那种嗓音仿佛是将新闻传给我听似的。
我听着，机械似地答应着，奇怪且无用的思想占据住我，大概是因为晚上睡不着的缘故。我看着自己的妻子，不禁像婴孩似地惊奇起来。我惊疑着自问道：难道这个又老、又肥、又呆笨的妇人，带着一种琐碎的挂念和对于面包块的恐惧的迟钝的态度，为债务和穷迫的普通思想所掩塞的眼神，并且仅只能够说着支出和笑着贱价的妇人，就是当初我最亲爱的、最美丽的、最聪明的、最诚洁的、并且向我的科学表示同情的那个瓦丽么？难道我的妻子瓦丽就是给我生那个儿子的么？
我竭力望着那个又老、又呆笨的老妇人的脸，想要在她脸上找出那个瓦丽来，但是她的脸上只存留着对于我的健康的恐怖心，和称我的薪俸叫我们的薪俸，称我的帽子叫我们的帽子的那种态度。我看着她，不由得觉得很痛苦，为安慰她一点起见，我也只得听凭她说去。当她极不公道地判断别人，或者呵责我不着手做实际的事业，不去发行教科书的时候，我竟默着声不说一句话了。
我们的谈话到了终结常是一样的。她忽然忆起我还没有喝茶，便惊惧起来，立起身来，说道：“我坐着做什么？火壶早就放在桌上，我却还在那里唠唠叨叨，说个不住。唉，我这个人真是没有记性呵！”
于是她便匆匆地站起来，走在门那里，却又说道：“我们又应该给叶郭尔五个月的钱了。你知道这个么？不必叫仆人预支薪水，我说了多少遍呀！每月发给十个卢布比每五个月发五十卢布容易得多哩！”
她走出门儿，又站住了，说道：“我谁也不可怜，只可怜我那不幸的丽萨。那个小姑娘在音乐学校里学习，时常在上等社会里走动，可是衣服穿得真不像样子。那种大衣穿了到街上去实在是害羞。如果她是别人家的女儿，那还不要紧，可是大家都知道她的父亲是有名的教授，三品的高官呢！”
她用我的名字和官位责备了我一会儿才走开了。我的白天便从此开始，可是继续得终不大好。
我喝茶的时候，我的丽萨走到我那里来，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腋下夹着乐谱本，作预备到音乐学校的样子。她年纪二十二岁。看那样子年纪很轻，容貌亦颇美丽，有点像我妻子年轻时候的模样。她极柔和地亲我的额和手，说道：“爸爸，你好呀，你康健着么？”
小时候她很爱吃冰果子，我也时常带她到果子店去。冰果子在她看来是一切美的标准。如果她打算夸奖我，一定要说道：“爸爸，你是李果。”她的一只手指叫做榧果，第二只手指叫做覆盆果，第三只手指叫做李果。每逢早晨当她到我面前来请安的时候，我就把她按坐在自己膝上，一面亲她的手指，一面说道：“李果……榧果……柠檬果……。”
现在我按着老记性亲丽萨的手指，喃喃地说道：“榧果……李果……柠檬果……。”但是所生的结果却完全不是这样。我冷得像冷果子一般，我不由得害羞起来。当我那女儿走到我面前来，用嘴唇触我的头额的时候，我哆嗦了一下，仿佛一只胡蜂刺我的身体一般竭力含着笑，回转着自己的脸。自从我害着不眠症以来，在我的脑筋里总在想一个问题：我的女儿时常看出我这个老头儿，是个有名的人，竟因为要用仆人，便很受苦地脸红起来。她又看出对于零碎债务的顾念，时常使我抛弃工作，整时地踱来踱去，不住地思想，但是为什么她没有一次瞒着她母亲到我面前来轻轻说“爸爸，这是我的表、腕饰、耳环、衣裳。……你要用钱，请你把这些东西当去了罢。”呢？又为什么她既看出我同她母亲行施着虚伪的情感，竭力遮掩自己的贫穷，不使别人知道，却不去拒绝那从事音乐的高尚快乐呢？我决不去接受时表、腕饰，和各种捐物，随他去罢，——我是不需要这个的。
我不由得意起自己的儿子——华沙的军官来。他是一个又聪明、又正直、又清醒的人。我想，如果我有这么一位老父亲，并且知道他正在害羞自己的贫穷的时候，那么我一定要把军官的位置交付给别人，自己去做仆人了。这种对于儿女的思想使我心里十分难过，要他们做什么呢？只有心地狭窄或发怒的人，才能够把对于平常人的恶毒的情感隐藏在自己心里。但是讲了这些也就够了。
到了九点三刻钟的时候我必须要到我那些可爱的小孩那里读讲义去。我当时穿上衣服，走到街上，这条街我已经认识了三十余年，对于我，自有一种历史的关系。那不是灰色的大房和一爿药房么？原前在那里有一所小屋，小屋里有一间存放黑麦酒的屋子，我就在那间屋子想自己的毕业论文，并且写第一封情书给瓦丽。我是用铅笔写的，写在有卷头题目“Hietoriamorbi”的那张纸上。那不是杂货铺么？那时候铺子的掌柜是一个犹太人，曾赊过我买纸烟的帐，后来掌柜又换了一个肥胖的妇人，很爱学生们，因为“他们中间每人都有母亲”。现在却坐着一个蓝脸的商人，露出极冷淡的神气，从铜壶里喝着茶。那不是颜色黯淡，历久不修的大学校的大门么？没精打采穿着皮裘的仆人呀，扫帚呀，雪堆呀……。那来自世间，想象的科学的庙宇——实在就是庙宇的大门，活泼的儿童对于这样的大门是不能生出健全的印象来的。总而言之，大学校建筑的朽旧，回廊的黯淡，墙壁的烟黑，光线的缺乏，台阶、挂架和长凳的发愁的模样，在俄国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可以占领第一把交椅。……那不是我们的花园么？自从我当了学生以来，这个花园大概既不能算好，也不能算坏。我并不爱它。在那里如果用高大的松树和好的橡树代替害痨病似的菩提树、黄澄澄的金合欢树和剃去头发的丁香树，那么也许还能好些。学生的心理大半受着环境的支配，在他们所受教的地方，每步路都在自己前面看出那又高、又强、又美的来……
我一走近台阶那里，门儿便开了，我那老同事，看门人尼古拉出来迎接我。他和我又是同岁，又是同名。他一面让我进去，一面咳嗽着说道：“天冷呢，大人！”如果我的大衣湿了，他又说道：“下雨呢，大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