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时间的枝头，最先挂满冰雪，然后是秋天的红色叶片，然后是夏天的几堆绿色和春天的几簇鲜花。我马不停蹄地倒走着，累了就看看电视或倒在席梦思上睡觉，渴了就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止渴。我沉醉在倒走的姿态里，走过二十年漫长的路程。一顶发黄的蚊帐拦住我的退路，它像一帧褪色的照片，虽然陈旧但亲切无比。我钻进蚊帐，躺到一张温热的床上，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我睡在二十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入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蒙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
我对着门口喊牛正国，何碧雪，你们都哑巴了吗？牛正国是我父亲的名字，何碧雪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们的大名。屋外静悄悄的，他们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抓起床头的衬衣，匆忙地穿到身上，把第五颗纽扣塞到第四颗扣眼，用第一颗扣眼套住了第三颗纽扣，胸前的衬衣乱得像一团麻，正如我乱七八糟的心情。呜呜地哭着，我走出卧室，看见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她坐得很端正，双手伏着膝盖，两只耳朵夸张地晃动，认真地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收音机像一只鸟悬在她的头顶，声音如雨点浸湿她的头发和眼睫毛，仿佛有一层薄薄的烟灰慢慢地爬上她脸蛋，她的脸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严肃。她轻轻地对我说：毛主席逝世了。
说这话时，她并不看我，试图从凳子上站起来，但她的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又跌到凳子上。等她终于站稳，我发觉她的双腿像风中的铁丝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对母亲说爸爸不见了。母亲的目光扑闪一下，说他可能去学校了吧，但他从来没走得这么早。我朝窗外望了一眼，夜色在我凝望的瞬间匆匆逃走，白天的光线铺满街道，窗口下那团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依然黑沉沉的，像是夜晚脱下的一堆衣裳。
中午，朝阳广场上聚满了悼念毛主席的人群，我跟随母亲坐在兴宁国营棉纺织厂的队列里。太阳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球，烤干了木器厂的粉末，烧烂了路旁废弃的单车轮胎。许多人把书本和报纸盖在头上，他们的脸膛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撕报纸的声音和放屁的声音混淆在一起。悼念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站在母亲的肩膀上，看见整个广场被黑压压的人头淹没，妇女们结着辫子，男人们留着小平头，偶尔有几个光脑袋夹杂在人群中，像是浮出水面的匏瓜。会场的右角，静静地裂开一道口子，杨美一丝不挂地朝会场中央走来，用一张破烂的报纸蒙住双眼，身上的污垢像鱼的鳞片闪亮。在朝阳路、长青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得这个从不说话从不穿衣服脑子里有毛病的杨美。没有人阻挡他，他所到之处人群纷纷闪开。眼看着他要走进棉纺厂女工的队列了，几个未婚的女工发出尖叫。这时，一位肥胖的公安从人群中闪出，像一座山堵在杨美的面前。杨美撞到公安的身上，就像撞到一只吹胀的气球上被弹了回去。杨美撞了几次，没有把面前的气球撞倒，便扭过身子准备改变路线。
公安用他宽大的手掌扯下杨美脸上的报纸，问他为什么蒙住眼睛？杨美的两颗眼珠望着天空，眼眶的下半部填满了白眼仁。一群小孩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公安说你也懂得害羞，懂得害羞就赶快回家去穿裤子。公安推了一下杨美。杨美突然蹲下身子，大声地哭起来。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参加追悼会。公安伸手去拉杨美，杨美的胳膊拐了几拐。公安说我不是不让你参加追悼会，只是你这样太不雅观。如果你真要悼念毛主席，那么请你先穿上裤子。杨美抬起头，望了公安一眼，说真的？公安说真的。杨美抬手抹泪，从地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穿，我这就去穿裤子。
公安护送杨美走出会场。杨美用手掌盖住他的鸟仔，他的双脚已经跨出去几大步，但他的目光还留在女工的队列里。他的嘴角飞出几声傻笑，双手举起来做了一个猥亵的动作。我偷偷发笑，被母亲扇了一巴掌。我用双手捂住左脸，疼痛在我的掌心跳来跳去。这时，我看见兴宁小学校长刘大选朝着我们走来。
刘大选站在我母亲面前，双手背在身后。他说牛大嫂，牛老师呢？母亲说他不是到学校去了吗？刘大选说没有，学校里根本没有牛老师。全校的老师都到齐了，只差他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参加呢？母亲低下头，说也许他病了，他到医院看病去了。刘大选说是真病还是假病？母亲说真病，一大早他就上医院去了。说不定这一刻，他正站在病人的队列里，和大家一起开追悼会哩。刘大选说这样就好。说完，他转身走开，可是我的左脸还在火辣辣地痛。
追悼会的最后一个仪式，每个人都要走过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三鞠躬。白色的头、花白的头、黑色的头、没有头发的头低下去又昂起来，他们脸上挂着泪水，慢慢地离开毛主席像，爬上单位的货车。货车弹了几下，伤心地离开广场。母亲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她用手帕怎么也抹不干。我对母亲说，你的眼泪把你的脸都洗干净了。母亲说你是小孩，懂什么，你的外婆她死得好惨啦。
回家的路上，江爱菊伯妈不停地用衣襟抹泪。她说我怎么哭也哭不过何碧雪，因为我只有一双眼睛，而她和她的儿子共有四只眼睛，你想想两只眼睛怎么哭得过四只眼睛呢？母亲突然破涕为笑，说老江呀，我们家老牛不见了，我真害怕出什么事。江爱菊说不会的，好好的太平世界，怎么会出事呢？母亲说好几个领导人在这一年死了，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了，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了，现在毛泽东也逝世了。他们都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江爱菊说怎么办？我们可不能跟着他们死，何碧雪，你可别想不开啊。母亲说怎么会呢。
我们并没有把父亲牛正国的失踪当一回事，我们包括我的姐姐牛红梅，我的哥哥牛青松。我们想品行端正言行一致胆小如鼠的牛正国，绝对失踪不了，他那么热爱这个世界，何况他的妻子何碧雪风韵犹存，那么美丽动人，更何况他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我们，那么出类拔萃。这样想过之后，我们决定杀一盘军棋。我们在餐桌上摊开塑料棋盘，然后为谁执红子谁执白子发生了争吵。那时候我们十分崇拜红军，连做梦都想当一次红军。我从牛青松手里抢过红色的军旗、司令和军长，牛青松说拿去吧，你把红的都拿去吧，红军也有吃败仗的时候。牛青松很快就把那些棋子竖起来，每一颗棋子都荷枪实弹充满杀气。摆着架势正准备厮杀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没有公证。我们对着牛红梅的卧室喊牛大姐，快来给我们做一盘公证。牛大姐并不答应我们，她原先开着的卧室的门，在我们的叫喊声中嘭的一声关闭。那扇咖啡色的门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晃了几晃，冷冰冰的，像九月里的一根冰棒。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挤到门板前，从裂开的门缝朝里张望。为了争抢门缝，我们彼此动用了胳膊肘子和嘴巴。牛青松骂了一声我操你妈。我骂他野仔。骂过之后，我们又相视一笑。我们说她在换裙子。她在打扮。她又要去会她的男朋友了。
我们同时从门板边退回来，然后同时用肩膀撞过去。我们嘴里喊着一二三，肩膀便撞到门板上，沉闷的撞击声擦过我们的耳朵。门板一动不动。我们说再来。我们于是又喊一二三，又把肩膀撞向门板。门板还是一丝不动。我们便站在门前，齐声对着门里喊：牛红梅，请你给我们做一盘公证，仅仅一盘，我们求你了。我们已经摆好了棋子，现在我们斗志昂扬，开弓没有回头箭，拉开了架势就得杀。希望你认清当前的形势，为我们做一盘公证。我们现在是请你，等会儿我们会强迫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给我们做一盘公证。牛红梅，你听到了吗？
门哗的一声拉开，牛红梅像一只母狮子从卧室里冲出来，吓了我们一个倒退。牛红梅说听到了听到了我听到了，你们要拿我怎样？她把手里的木梳子当作武器，在我们眼前劈来劈去，然后劈到她的头发上，开始认真地梳头，把我们给彻底地忘记了。她突然变得温驯起来，一边梳头一边说，我没有时间给你们当什么公证，我还得出门办事。我们说办什么事？你一定又是去会那个男人。牛红梅笑了笑，脸上的两个酒窝像两个句号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她说会男人又怎么样？你们长大了还不是要会女人？这时，我们才发现牛红梅已经换上了一套裙子。淡蓝色的裙子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点。我们说你打扮得像一只花母鸡。牛红梅把头一甩，长长的头发飘起来又落下去。她丢下梳子走出家门。我们对着她的背影喊牛红梅牛红梅。她根本不理我们。在我们的呼喊中，她显得很得意，屁股一扭一扭地，就像现在舞台上的那些时装模特儿，一扭一扭地走向大街。
母亲突然从我们的身后钻出来，对着走向大街的牛红梅喊道，你给我回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去约会。牛红梅转过身，眯着眼睛望了一眼西斜的太阳。我们发觉那一刻的阳光全部落在她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她的脸蛋了。几秒钟之后，她的脸蛋又才从阳光里露出来。她说不就是下午四点吗？为什么不能约会。母亲说不能约会就不能约会，你给我回来！
牛红梅穿着那身漂亮的裙子走回家中。我们对她做了一个鬼脸，说给我们做一盘公证吧。她说去你妈的。说完，她把我们餐桌上的棋子全部掀翻。我们只好跨出家门，跑到巷子里打架。牛青松鼓足气，先让我在他的肚皮上打一拳，然后我再鼓足气，让他在我的肚皮上打一拳。我们像两位气功大师，你一拳我一拳地打着。母亲的声音从家里飘出来，她在叫我们的名字。我们肚皮下的气一下子就漏光了，像泄气的单车轮胎，懒洋洋地滚回家里。母亲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打架。我们说不就是四点半吗，为什么不能打架？我们想下军棋，但又没有人给我们当公证。我们不打架我们干什么？母亲说你们就知道打打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失踪了？
母亲的脸上布满了乌黑的阴云，她刚刚哭过毛主席的眼睛，现在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牛红梅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说完，她用手拍了拍裙子，准备继续去会她的男朋友。母亲说你给我好好地待着，这不是大事什么才算大事？母亲只说了半截话，眼泪便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我说爸爸没有失踪，他的单车还放在车棚里。我的发现像一丁点儿火星，照亮了母亲的脸膛，她双目圆瞪，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母亲说真的就好。母亲一边说着真的就好，一边跑出家门扑向车棚，我们紧紧地跟在她身后。
父亲的那辆旧单车乖乖地站在车棚里，单车的坐包已经掉了一半，车头的铃铛锈迹斑斑。很难想象就在昨天，我们的父亲还骑着它穿街过巷，到兴宁小学去上班。我用手接了一下铃铛，铃铛被铁锈紧紧卡住，没有发出声音。我用脚踢了一下单车的前轮，前轮一动不动，像是焊牢在铁架上似的。牛青松返回家里，从父亲的书桌上找来一把钥匙。他把钥匙插进车锁里，扭了好久都没把车锁打开。我们每个人都试着扭了一次，车锁像一口咬紧的铁牙纹丝不动。我们的手上全都沾满了铁锈。
牛青松说再扭不开，我就把锁头砸了。他的话音未落，锁头嗒的一声自动弹开，我们都大吃一惊。牛青松想把单车推出车棚，但单车的轮子根本不能转动，车刹、泥巴、铁锈已经把车轮黏死，看上去，它就像一辆几年没有人动过的单车，它仿佛在一夜之间衰老了，显得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可是就在昨天下午，我分明看见父亲踩着它回家，清脆的铃声犹在耳畔。
母亲像一个受骗上当的人突然醒悟，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单车不能证明你们的爸爸没有失踪。牛青松把单车丢回车棚。然后，我们跟在母亲的身后，她走我们也走，她停我们也跟着停。但是我们没有跟着她哭。她搬过一张板凳拦在门口，像一位英雄坐在板凳的中央，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家门半步。我们待在各自的位置上，耐心地等候父亲归来。
我认真看着每个从我家门前走过的行人，他们的面孔有的陌生有的并不陌生。夕阳已经从高楼的另一面落下去了，世界寂静得可以。我的胸口像一只老鼠在蹦蹦跳跳，生怕天突然塌下来，地突然陷落下去，害怕高楼被风刮倒，汽车撞死行人，害怕冬天打雷，夏天落雪。那一刻我像被雨淋湿的病孩，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地守望我家的大门。母亲一声不吭，牛红梅和牛青松也一言不发。他们不时地朝大门之外望一眼，什么也不说心中有团火。渐渐地我有些困倦了，像一只猫伏在母亲的膝盖上睡去，把那些重要的事情，全部丢到了后脑勺的后面。
睁开眼，天已经全黑。我想怎么一眨眼工夫，天就黑了呢？天黑了，我的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忽然，母亲推了我一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地喊道，快来看，你们的爸爸他回来了。我们全都挤到门口，朝巷道张望。我们看见父亲正从巷道的那一头走来，昏暗的路灯轻轻地落在他的头发上、衣服上。他时而明亮时而阴暗地走向我们，我们已经听到他那亲切而又熟悉的脚步声。我甚至提前享受了一下父亲迈进家门时的喜悦。
母亲急不可待地扑出家门，把头偏向左边又偏向右边，她好像要仔细地看一看，来人是不是父亲。看了一会儿，她便迈开大步咚咚地迎上去。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冲出家门，紧跟在她的身后。远远地，我朝着那个人叫爸爸。那个人没有回答，越走越近，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他说谁叫我爸爸？然后友善地低下头，伸出他的右手扣在我的头顶。母亲说你不是他们的爸爸。他们的爸爸今早出门，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等了他一天，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他的妻子，他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没有跟他吵架，也没有跟他过不去。他工作积极，身体健康，尽管家庭收入一般，但日子还过得下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突然就失踪了。我想了一天都想不明白。母亲一边哭着一边跟那个陌生的男人倾诉。我们都觉得她说得太多了，但没有人阻拦她。那个人说问题也许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也许他到亲戚家办事去了，也许他喝醉了酒，正躺在朋友家睡大觉。母亲说不会的，他从来不喝酒。那人说可惜我不是他们的爸爸，我得先走了。
那个人从我们的身边离开，愈走愈远，快要走到小巷尽头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朝我们挥了挥手。这时的小巷空无一人，路灯依旧昏黄着，风扫动着地上的废纸和几块白色的塑料布。母亲不停地揉着她的眼睛，说我怎么就看花了眼呢？我分明看清楚了，他是你们的爸爸，可是走近一看，他不是。我们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不停地揉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有气无力地往回走，所有的激情从我们的脚板底溜走了。牛青松说睡觉吧，也许睡一觉起来，爸爸就回来了。
牛青松和衣倒到床上，只一分钟便鼾声四起。母亲在他的床板上拍了几巴掌，说起来起来，你怎么能够这样。你们想一想，你们的爸爸有没有不回家的时候？我们说没有？爸爸从来没有不回家的。母亲说现在他不回家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的爸爸死了。牛青松从床上弹起来，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不会的，人又不是蚂蚁，说死就死。母亲说怎么不会？你起来，你们都给我坐好了。
我们严肃认真地坐在母亲的面前。她严肃认真地扫了我们一眼，说现在你们三个人，加我一起共四个，我们一起来举手表决，看你们的爸爸死了没有。你们认为你们的爸爸死了，就把手举起来。你们认为他还没有死，就不用举手。大家都沉默着，眼珠子转来转去。牛红梅东瞧瞧西望望，双手突然掩住嘴巴想笑。母亲说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如果你爸爸真的死了，你还笑得起来？母亲说着，把她的右手缓慢而又庄严地举过头顶。母亲像举一把沉重的铁锤，脸上的五官全部扭曲，仿佛铁锤的重量全部压在她的脸上。没有人跟着她举手，母亲很失望。她把目光落在我的脸上，说牛翠柏，我算是白疼你了。你爸爸对你好不好？我点点头说好。我对你好不好？我继续点头说好。那你为什么不举手？我说爸爸也许还没有死。母亲说现在不是他死不死的问题，而是你的立场问题。你是站在牛红梅一边呢？还是站在我这一边。我说我站在你这一边。我把我的右手呼地举起来。母亲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但是牛红梅和牛青松仍然没有举手的意思。母亲举着手臂对他们说，这是你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举或不举你们自己考虑。我和母亲举着手臂等待他们的手臂。他们的手臂一动不动。母亲说两票对两票，打平。母亲准备收回她的手臂，我忙举起我的左手。我说三比二。牛青松说不算，一个人只能算一票，你把两只手举起来，好像是向我们投降。我说我双手赞成妈妈，我百分之两百地相信爸爸已经死了。牛青松说我弃权。母亲说既然你弃权，那就是两票对一票。现在我们再来表决一次，看去不去找你们的爸爸？同意现在去找你们爸爸的，把手举起来。我和母亲几乎是同时举起了手臂。牛青松从凳子上站起来，准备溜走。母亲说你要干什么？牛青松说我弃权。母亲说弃权并不意味着放弃责任，你得跟我们一同出去找你爸爸。牛青松朝门外望了一眼，说黑不溜秋的，我们去哪里找他？母亲说牛红梅先到省医院，去问问那个医师，那个医师叫冯什么？我说叫冯奇才，在内科门诊。母亲说对，你就去找冯奇才，然后到各大医院查一查，看你们的爸爸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事故住院了。牛红梅，你明白了吗？
牛红梅从凳子上站起来，双腿一并，说明白。母亲说牛青松，你到兴宁派出所报案，把你爸爸失踪的情况跟他们说清楚。牛青松说好的。母亲最后指着我说，你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让任何人踏进家门，除非是你爸爸。我要到你舅舅家姑姑家以及所有的亲戚家和你爸爸的朋友家去，听明白了吗？我说明白了，但我有点儿害怕。母亲说怕什么？我摇着头说不知道，反正我有点儿害怕。母亲用手在我头上摸了摸，说坚强一点儿，邱少云被火烧了还一动不动，黄继光敢拿自己的胸口去堵敌人的枪眼，董存瑞敢手举炸药包炸敌人的桥，你守一下家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你真的害怕了，就不停地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主席语录的鼓舞下，我向母亲坚强地点了点头。我说人在阵地在，我在家在，妈妈你放心。母亲说好样的。
他们都出去了，我像一只孤单的羊在家里走来走去。我的头顶上悬着一只十五瓦的灯泡，灯光像西下的夕阳，照亮我家的客厅。有许多细小的虫子，围着夕阳翩翩起舞。窗外黑咕隆咚，路灯仿佛在一瞬间熄灭。我决定找一把刀捏在手里。刀在何方？刀在厨房里。我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菜刀泛着寒光冰凉我的手掌。一阵敲门声传来。我说谁？是我，江爱菊伯妈说，是你妈叫我来的，你妈说就你一个人在家，要我来给你做伴。我说我妈说了，除了我爸爸，谁也不能踏进我家半步。江伯妈说那你一个人怕不怕？我说不怕，我有菜刀。江伯妈说牛翠柏乖乖，把门儿开开。我说不开不开，爸爸没回来。
江伯妈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了。我突然记起我父亲有一把匕首，那把匕首长年锁在父亲书桌的左边抽屉，它和父亲的日记、备课本以及考试题锁在一起。走进卧室，我碰了碰书桌的锁头，锁头无声地弹开了。父亲没有把锁头锁好，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拉开抽屉，我看见父亲珍藏的那把匕首和匕首下面压着的一张纸条，它们像两把铁锤，锤向我的眼球。一瞬间，那白纸上的黑字，全变成了匕首，戳向我：
碧雪、红梅、青松、翠柏：
永别了！希望你们好好生活，珍惜家庭。青松、翠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红梅要学会自强自立。碧雪，这个家全靠你啦。我爱你们！
牛正国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