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中国（套装上下册）

《从世界看中国（套装上下册）》收集周有光先生八十五岁退休之后的所有重要作品。
周先生自“离开办公室”后，就告别了语言文字的专业研究，开始撰写大量思想文化随笔，内容涉及中西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经济变革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随笔除来自阅读积累之外，还结合了作者丰富的阅历。
文集还甄选了周先生散见的回忆录，包括首度公开发表的晚年口述的部分章节，回忆亲人师友的短篇及他本人充满动荡与传奇的人生故事。
周先生以其超凡的文字驾驭能力、清通晓畅的语言，论述了诸多深奥的问题。文集荟萃了作者以小见大，微观中显现宏观的晚年代表作。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就读。后任教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并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回国，任职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1955年起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主持制订《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语文学专著有《汉字改革概论》《世界文字发展史》《比较文学初探》等二十余种；文化随笔集有《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另有十五卷本《周有光文集》刊行。

张森根，生于1937年，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策划、编辑周有光别集多种，并出任《周有光文集》编委会委员。

向珂，生于1983年，四川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新星出版社编辑。

★周有光先生自少年时期就服膺民主与科学，矢志不渝，老而弥坚。最可贵的是，他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在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
——于光远

★周老这几年出的文章，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叫做启蒙的教材，是如何认识当代世界、认识我们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启蒙教材，如何能够从神权、君权走向民权，从神学、玄学走向科学的启蒙教材。
——邵燕祥

★周先生是这些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兴起的新启蒙中最年长的尖兵。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卓越的语言学家，更是一位今人敬仰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几年，在知识界和离退休干部中，出现了一股阅读周有光、仰慕同有光、探索周有光的一股暖流。周老“一生有光”的人生境界，被大家视为楷模。作为文化巨匠，他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无可争辩地拥有光辉一页，是当代中国人的骄傲。在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学习、追随周先生正当其时。
——张森根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跟过去不同：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过去的世界观没有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观看到了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由于看到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周有光

小学·中学·家庭*
小时候我渡过一个摆渡桥到对岸的下塘小学上学。现在我联想起小学的情况，我讲一点。在常州原来没有新式的小学。最早就办了一个小学，这个小学好像名称叫武阳公学。大概是武进和阳湖，同时都在常州城里面，可是是两个县，学校是合办的。那个学校的地方在哪里，我记不清楚，我进的不是那个学校。大概那个学校先办，我们的小学办得晚。我们的小学叫育志，教育的育，志向的志。育志小学大概在下塘，地点是一个庙，庙里的菩萨都被打掉了，改成了一个小学校。在小学校开办之前，我去看过，我记不得是谁带我去看的，人们用一根大的、很粗的绳子套在菩萨头上，许多人用力一拉呢，菩萨就倒下来了，倒下来大家哈哈大笑，这样就把小学校的菩萨都打掉了。收拾以后，这个庙就变成了小学了。我们的小学很有意思，是男女同学。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仅是大学、中学不可以的，小学也不可以的。那么这个小学男女同学怎么办呢？很有意思，这个大门是一个，进了大门里面就完全分开，假如姐姐跟弟弟同进这个学校，一进大门也要分开。女孩子待在一个地方，男孩子不能去的；男孩子待在另外一个地方，女孩子也不能来的。上课呢，男孩子先进课堂，男孩子坐好以后，靠门的一路座位是女孩子的，因为女孩子数量比较少，大概女孩子只有男孩的四分之一左右。男孩子统统坐齐了，然后由一个女老师领了女孩子进来坐在旁边留出来的空的一排座位上，然后老师再上课。上完了课，男孩子不许动，女孩子由老师领了出去，然后男孩子才可以出来。这样子一个办法就算是当时教育的现代化了。私塾就没有了。我记得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常州只有三个小学，一个是我刚刚讲过的武阳公学，一个就是我们的育志小学，还有一个小学的名字我忘掉了，记不清楚了。
那么谈到这里呢我又想起常州的中学，以前常州没有小学，当然更没有中学。常州办中学是在什么时候办的呢？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就准备的，我不知道是哪一年成立的，说不定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成立的，也说不定是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我不清楚，可是这个学校的成立的经过情况我知道。
常州有个名人叫屠寄，屠为尸者屠，寄是寄信的寄，他的号叫敬山，敬为敬重的敬，山是高山的山。屠敬山，屠寄，他是一个穷孩子，可是后来考秀才、举人，又去考状元。考进士，考上了进士，而且是进士当中地位比较高的。他是我们的亲戚，我的父亲年龄比他小，同时他比找的父亲高一辈，所以我们叫他敬山公公，他常到我们家来，他跟我的父亲很好。这个屠敬山后来到日本留学，那个时候清朝末年能到日本留学的人很少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起初主要是来自日本，并不全是直接从西方学来的，而是从日本间接学的。屠敬山他写了一部书。叫做《蒙兀儿史记》，就是蒙古史。为什么叫“蒙兀儿史记”而不叫“元史”呢？元史只讲中国的部分，他的《蒙兀儿史记》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包括了蒙古其他的领士，包括苏联的大部分都在里面。他参考了许多书，外国的书，有好几种文字的书。有的书他不懂那种文字，他就请懂那种文字的人给他讲，所以他这部书里面引了许多古书的材料，不仅有今天所谓欧洲的，还有东欧的、中东的那些书。他引的书里面的材料有些非常珍贵，因为那个原书今天已经找不到了。有人说要把《蒙兀儿史记》放在二十四史里面，变成二十五史，所以它在学术上有很高地位。《蒙兀儿史记》这部书是用木头版刻的，在他家里面我看见过，堆了几间房子的木头版。1949年以后，他的子孙把这些东西都捐给政府。听说现在在中国书店有卖原版书或者原版书的影印本，价钱非常贵。他是当时一个很开明的高级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的一个新式大学叫京师大学堂，地点就在北京沙滩，那里有一条路原来叫景山东街，后来改名叫沙滩后街。巧得很，1955年年底，我到北京来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就住在京师大学堂原来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从京师大学堂到了民国元年就改成了北京大学了，1949年以后把北京大学搬到西郊的原来的燕京大学，合起来就变成今天的北京大学。原来的北京大学在沙滩，城中心。这个地方在清朝来讲房子是非常大的，这里面很大，原来是一个驸马府、公主第。可是从今天看来，地方就太小了，搬出去还是对的。我最早是来开会住过，后来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后来我北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
在这个大门里面住了好多年。我看到大学的教科书，屠寄就是京师大学堂的高级教授，清朝的时候不叫教授，叫“教习”，他是“正教习”，等于今天的正教授或者是一级教授的地位吧。我看过他写的物理学的教科书，不叫“物理学”，叫“格致学”，这个书是用汉字写的，从上而下的，许多公式不是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这个教科书是很珍贵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想找这个书看已经是很难了，现在恐怕不容易找到这个书了。
屠敬山的大儿子叫屠元博，元是公元几年的元，博是博士的博、广博的博。由于他父亲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人，是清朝末年的革新派，屠元博很早就由父亲送到日本去读书，所以屠元博是很早的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屠元博就认识了孙中山。北洋政府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国会，国会中有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代表。根据外国的办法，同盟会组成一个党团，党团由一个人领头的，我想不起党团的领头人的名称，屠元博就是同盟会的国会议员党团的头头，所以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很可惜，他喜欢喝酒，据说是人家在酒里放了毒药把他毒死的。他呢，是常州中学的创办人。他创办常州中学的故事我常听到我们家里人和其他的老辈讲起。他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就学着日本人把辫子剪掉，可是他常常秘密回常州，回常州时就装一条假的辫子，戴着一顶瓜皮帽。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要坐小轿。那个时候出门到哪里去都是坐轿子的，叫青衣小轿，很小的一顶轿子，四面都是蓝布围起来的。他就是这样晚上装了假辫子、戴了帽子出去活动的，如果被清朝抓去了要杀头的。常州中学是他创办的，起初当然是很不容易，要捐钱，要找老师，地点是在玉梅桥。在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时，我到常州的时候特别去看了一下，看到纪念屠元博的一个碑，不很大，它还在。从前这个学校是靠近城墙，比较冷落的一个地方，从学校出来四周都不大有人家，人家很少。这个学校是屠元博办起来的，这是常州地方向现代化前进的一个步骤。屠敬山、屠元博都跟我的父亲非常好，因此我的父亲受了他们的影响，他的思想在旧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比较开明的。
屠元博的夫人跟我的母亲是好朋友，又是亲戚，原来就是亲戚。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是，她们两个人肚子里有小孩子，就“指腹为婚”，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是一男一女呢，就给他们配成夫妇。结果屠元博家生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的三姐。由于我母亲生的笫一个第二个女儿没有长成，三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姐。后来屠家在北京，屠元博在北京做国会议员，他们一家离开常州了。屠元博的儿子也去日本读书，叫屠伯范，伯仲叔季的伯，模范的范。屠伯范在日本时与郭沫若是同学，他们在日本很熟悉。可是后来郭沫若走了政治道路，屠伯范一直从事化学工业，他们两人虽然是很接近的同学，由于职业的不同，后来就疏远了。屠伯范后来就成了我的三姐夫。当时屠伯范在日本，我的三姐在常州，两人都受了新式教育，那么这种“指腹为婚”还算数吗？我的三姐在常州的师范中学毕业以后，到北京进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当时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男子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分开的，后来很晚才合并的。那时屠元博的儿子在日本读书，我的姐姐在北京读书。屠元博的太太生了这个儿子，在月子里面生病死掉了，所以后来屠元博娶了第二个太太，姓朱，是北京很有名的人家的女儿，也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思想相当开明。她就提出，我的姐姐人在北京，虽然没有结婚，但是可以到他们家里面来玩玩呀，原来就是老亲戚嘛！有一个夏天，她把我的姐姐留在北京多待一阵，同时把日本的儿子召回来。她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两人见见面，谈得来将来做夫妇，谈不来解除婚约就是了，她很开明。屠元博从日本回来，跟我的姐姐一见面就觉得非常好，因为我的姐姐受到很好的教育，同时我的姐姐也非常漂亮。我们兄弟姐妹当中最漂亮的就是我的三姐，三姐像我的妈妈，而我的妈妈在宜兴是有名的美女。这样子他们两人见面后感觉很好，屠元博提议我的姐姐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完，到日本去继续读书。得到我家里的同意后，我的三姐也到日本去了，他们在日本结婚，第一个孩子在日本生的。
这些都是我家庭里的一些故事。在我讲述自己的情况之前，先讲讲与家庭有关系的事情。我认为这许多背景材料有当时的历史，特别是当时常州的历史。
我刚才讲到屠元博创办常州中学，就联想到常州中学的许多事情。后来我进了常州中学，我在那里读书。常州中学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上午是上课的，下午没有课。我记得上午上三堂课，九点到十点，十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十二点。吃了饭以后，下午没有课。下午做什么呢？下午呀另外有游艺课，因为古代孔夫子讲的游于艺嘛，游就是旅游的游，艺就是艺术的艺。这个游艺课不知道是谁创意的，屠元博还是校长童伯章创意的，我不清楚。大概这个学校最早是屠元博担任校长，后来就是童伯章担任校长，他也是宜兴一个有名的学者。游艺课有各种各种的课程，让学生自己选，特别注重艺术、劳动等等课程。比如讲艺术课程有音乐课，而且音乐课还分为中国的国乐课、西洋乐。西洋的音乐主要是军乐，当然也包括弹钢琴、拉小提琴，可是以军乐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音乐老师是从日本回来的，今天是大名鼎鼎的，叫刘天华。刘天华是在日本学军乐的，所以他的音乐课里军乐很重要。军乐课大概是下午两点到四点，游艺课通常是两小时。到四点钟上完的时候就要排队了，排队时就吹军乐进行曲，在学校里面绕一个大圈子，这很有意思的，这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特点。在华东几省的中学每一年或两年开一次什么评比会，我记不清楚了，开会的时候军乐队都是我们学校的，非常出风头的。还有图画课，图画课里有中国画、有西洋画。有书法课，由书法家来教你写字。有武术课，教拳术，而且有两派，一个老师教北拳，一个老师教南拳的。还有读古书的课，主要是读《左传》。因为我家里说，我从小进洋学堂，老国文底子不够好，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游艺课上我就选择读《左传》。还有好多其他课，我已经记不清楚还有哪些了。总之，他们只要能请到好的老师就开班。下午的课程都是自选的，如果你不想选任何课程也行，可是这两个小时你要待在自修室里面，自己自修，不能到外面去游逛。上午上课是规定的，下午很自由，这种教育方法很好。刘天华原来学军乐的，也会一点钢琴、小提琴，但是他不会国乐。国乐课是另外请了有名的教师来教，他借在学校之便，他就学，一面做教师，一面做学生。我记得他最早就学二胡，后来他的二胡拉得非常好，还创作了有名的二胡曲子，像《空山鸟语》呀等等，后来他从常州中学到北京来，在北京教书。刘天华是刘半农的弟弟，他们有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还有一个老三，叫刘寿慈，寿是做寿的寿，慈是慈爱的慈。刘寿慈比我大几岁，可是他跟我好得很，他也是常州中学的学生，现在不知道哪里去了。所以说，这个学校有很大的特点，当时常州府有一个中学，无锡没有中学，无锡的学生到常州中学来读书，宜兴也没有中学，也要到常州中学来读书，江阴、丹阳都没有中学。镇江府有中学，南京府有中学，扬州府有中学，苏州府有中学，我知道的大概就是这几个，一个府有一个中学。起初叫常州中学，后来改名叫第五中学，后来很晚又改回来叫常州中学。中学校只要老师好，可以培养出很好的学生来。当时的中学，一进去就要住在学校里面，不能出校门的。如果你的家庭在本地，礼拜六下午四点以后，可以回家，礼拜天下午再回学校，非常严格。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要培养一个青年，特别是在他中学时代必须住校，住读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书就可以读得比较好，而且人品可以教育得比较好。住读虽然跟社会隔断，但是可以不受社会的坏影响，我想这个住读制度还是值得提倡的。
今天暂时谈到这个地方，以后再谈。
……

尾声
这部书稿出版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以前说过这是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在我这个年纪仍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保持着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但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所记忆的历史依然在前行之中。
这部口述史是在宋铁铮先生的建议和协助下，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当时还录下了30余盘磁带。最终完成时已经接近1997年年底了。我原想把我自己和家庭故事通过口述的方式保留下来，让我的后代和有兴趣的亲属了解我这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也是个人的一种历史性记忆。口述记录成文后，有人就劝我将书稿整理出版。如今，我年事已高，已经无法再回溯到过去，讲述更多的内容，补充更多的资料，也无法将1997年以后我所经历的生活再逐一进行补充。
自从85岁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这是我退休以后，以我自己的方式履行一个世界公民的职责。我希望我一直关心的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有许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共同规律可循，追求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是各个国家不可抗拒的现代潮流。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
我的口述史并非是一个完美、完整的作品，但我觉得出错是正常的，批评可指出作品的错误，还可以增加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反对的意见或可成为成功的基础，所以我不仅不怕别人提出批评，相反更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我的口述如果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从中辨识出谬误和光明，那是我期望看到的。
201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