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风暴：我的亲历与见证

《会计风暴：我的亲历与见证》朱镕基说：会计信息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不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迟早要向国际会计准则造拢。

《会计风暴：我的亲历与见证》以作者亲身的经历讲述了1988～1993年中国会计改革的全过程。30年前，中国大地吹遍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作为改革的成果之一，15年前，中国终结了沿袭40年的旧的会计制度，实施了同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和新会计制度，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真正跨出了国界，与世界有了共同的商业语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88～1993这五年是中国会计改革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轨，国企正面临着转制，会计制度也正面临着是否与国际接轨的选择。一晃多年过去了，适逢今岁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以各种方式陆续开展纪念活动，财经战线也开始对中国会计改革进行回顾与纪念。

引子 份晋京步入中国会计决策的高层
第一章 风生水起
1.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表
2.变迁：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前40余年
3.破冰之水在深圳渐成涓涓细流
4.有时候，捅破一张纸更需要勇气

第二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1.会计司搞了个“会计改革纲要”
2.两张报表“两张皮”
3.谢明：财务会计制度不改，死路一条
4.副司长主政
5.两个月开了26次座谈会
6.“违规”悄然出行
7.焦处长之急
8.吴邦国：看来与国际接轨不容易，有认识问题，也有具体问题
9.“假山”会议
10.会计准则草案“第一号”

第三章 财务、会计之争
1.“大财务，小会计”
2.“中国不能没有财务”
3.张副部长：一手抓财务、一手抓会计
4.“你们搞的那一套是资本主义”
5.中办通报“二号”文件
6.即将破壳而出的会计准则
7.“会计必须服从财务，我们不动，会计也不能动”
8.王丙乾：“以我的名义写篇文章发表”

第四章 子规夜半犹啼血
1.90岁高龄，仍坚持每年两次下基层调研
2.初识马宾
3.马老突然打断了我的发言
4.“我支持你们搞会计制度改革”
5.“会计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6.上书政治局常委

第五章 1992年7月
1.朱镕基：迟早要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
2.戒台寺会议
3.丁坚铭：“我是新华社记者，能单独采访您吗”
4.部长办公会连开3天
5.《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6.一上班，部长秘书就找到我
7.“再搞一个财务准则，会闹国际大笑话”
8.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一改惯例

第六章 与国际接轨
1.南“娄”北“杨”
2.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会计准则考察团
3.英国伦敦的“临时课堂”
4.国际航班陡降1000米
5.深圳：中国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
6.钓鱼台5号楼
7.飞越太平洋
8.与卡夫卡的较量
9.世界银行334万美元的“慷慨”援助
10.莫德：“我很荣幸成为中国会计准则的咨询顾问”
11.世界六大会计公司纷纷前来投标

第七章 “会计风暴”
1.56个行业会计制度一下子砍成了13个
2.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拉锯”
3.第五号部长令
4.全国企业潜亏500亿元，怎么办
5.全国新财会制度培训领导小组成立
6.会计司：全体总动员
7.台下坐满了各部委的“理财”高官
8.省长和志强请客
9.给大型国企的厂长和经理们“洗脑”
10，京城纸贵
11.“用友”，打造中国会计改革第一套普及会计软件
12.顺利对接
13.1993年7月1日，历史的定格
尾声 甲申年生人
后记

引子 份晋京步入中国会计决策的高层
1988年12月26日上午9点，西宁火车站人头攒动。
我曾经向着不同的目的地一次一次地从这里出发，又一次一次地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出发却是一次告别，列车将带我告别这湛蓝得伸手可及的天空，告别这块我曾经为之奋斗了20年的地方，告别这眼前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
“老张，到北京别忘了多联系！”
“老张，有时间还是多回西宁看看！”
我握着伸过来的一双双热情的手，眼前闪过一张张熟悉和亲切的脸庞。
高原的隆冬，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20多度，但是为了这次送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赶来了。
冻得通红的鼻孔里呼出一缕缕的白色雾气，像一股股暖流紧紧地把我包围；当我登上了扶梯站在车门里再回头望去，禁不住两行热泪溢出眼眶……
那一年，我44岁，已过不惑之年。
早在3年前，也就是1985年，财政部就向青海省财政厅提出要调我进京，省财政厅认为我是一名专业型的干部，并且具有培养前途，便婉言拒绝了。
那时我还是省财政厅的办公室主任，深得财政厅领导的器重，之后不久他们便向省委推荐，省委安排我进人中央党校学习，4个月学习结业我回到青海，被青海省委任命为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那一年我41岁，不熟悉我的人，认为我官运亨通，熟悉我的人说：“这是老张十几年来从基层一步步地干上来的。”
1988年，财政部再一次面临着老千部退休、中层干部短缺、整个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矛盾，王丙乾部长经过党组研究后作出决定，向下级财政部门调入专业性强、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充实财政部。于是，我再一次进入财政部的视野。
1988年7月，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大印的商调函被送到了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的案头。
尹克升找来组织部门一碰头，说：“本来像张汉兴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把他留在青海干一番事业，但是考虑到能为中央国家机关输送优秀干部，也是我们青海的光荣；何况，汉兴到了财政部，也会为我们青海省作贡献的。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有了省委书记“放人”的表态，财政部的调令同年10月就来了。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我从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调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列车从青藏高原出发，一路沿着陇海线向东到了郑州，再沿着京广线向北，整整两天两夜48小时，1988年12月28日早晨8点多，我来到北京——我生命里的又一个驿站。
从北京站出来，坐上财政部会计司来接我的汽车，我很快就汇人到了京城早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在青海工作了20年，对于这座城市，我已是如此陌生；但是作为这座城市曾经的过客，我极力地想从这个城市的某一角落找回20年前的那一份熟悉，也许这个城市改变的只是她的容颜，而她在我心中的那一份情怀却是始终被我珍藏在心底。
1964年9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当时，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怀里揣着一份中央财经大学当时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千里之外的唐河县投入到了这座城市的怀抱。
唐河，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县城，它隶属于河南省南阳地区，跟当时许多县一样，它只是一个农业县，但是人口却有80万之众。
从唐河县城东行60多里，在它与社旗、泌阳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下岗乡李庄的小村子，那就是我的故乡。
从唐河县城到李庄，每个星期我都走上60多里乡间小道，回家担上一些米和面，交给学校的食堂，作为一周的伙食。
就这样，3年过去了。高考来临，老师首先发给我们一张表，让我们先填志愿。
村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外面的信息也知道得少。面对高考志愿表，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我当时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北京去念书。
于是，我按图索骥，首先就填上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嘛，肯定是在北
京，不然就不应该叫“中央”，至于对这个学院更多的了解就谈不上了。县里有财政局，所以对财政只有一点朦胧和抽象的认识。金融是何物，请教老师，老师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所选专业一栏中，我琢磨了再三，还是填上了“会计”，因为那时我也只有从“村会计”那里去大概估计一下会计专业是干什么的。
进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之后，我才知道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隶属于财政部，也才弄明白“财政”、“金融”究竟为何物。
1968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感召下，我去了青海，并且带上自己大学时期的恋人，踏上西去的列车。
1989年元旦，法定休息两天。
因为临近春节，京城的人们忙着采购各种各样的食品；而我却是在等待火车托运的行李、安置新家的忙碌中度过的。
元月3日，正式上班。
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大门。当时，位于月坛南街的财政部办公大楼还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古朴中透出几分神秘。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这幢楼又经过了一些加盖，会计司就位于加盖的南配楼。
在南配楼的四层，会计司拥有十几间办公室，在这一层楼里，除了会计司，还挤着预算、综合等其他几个司。
先是把组织关系等报到手续交给财政部人事司，然后我去见会计司的司长魏克发。说心里话，我这次能调进财政部，魏司长和蒋岗没少费心。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简单地攀谈了几句，魏克发便热情地带着我到会计司的十几间办公室一间一间地转，让我与大家认识，并且简单地熟悉一下司里的情况。
当时的会计司有50多个人，分7个处。 ．
一处是综合处，负责起草会计司的一些文件和材料，处长王军、副处长高一斌；
二处分管工业、外贸、粮食、文教的会计制度，处长是冯淑萍，副处长刘玉廷、
肖书胜；
三处分管基本建设、施工企业及对外承包企业，处长是贾谌，副处长陈琦；
四处负责管理外商、中外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处长是鞠新华，副处长沈小南；
五处主管会计人员职称评定和考试；
六处是函授学校；
七处就是司办公室。
跟财政部的其他司局一样，会计司主要力量是一些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富有朝气和活力。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大都已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当时的处长冯淑萍同志已是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副部级），王军同志已是财政部的副部长，刘玉廷是会计司的司长，贾谌是企业司司长。
会计司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国宝级”的老人，他们是杨纪琬、莫启欧和吕从文。
杨纪琬是当时财政部的两个顾问之一，时年76岁，我国著名的会计专家，他一方面在财政研究所带博士研究生，一方面在会计司进行业务把关。
莫启欧比杨纪琬还长几岁，十分精通会计制度的具体业务，诸如一些会计科目的设置，有问题找他绝对迎刃而解。莫老干了一辈子会计，1952年参与到人民政府的财政工作中。莫老是南方人，口音很重，没有人翻译，我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在会计司工作几年，我和同事们常登门拜访莫老，发现莫老家里保留不少解放前的那些“古董”；家用电扇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通电，这老“古董”居然还呼哧呼哧地转起来了。莫老是一个奇人，就连他和老伴的去世也叫人称奇，1994年老两口同一天去世，中间只隔了两个小时。
我刚到会计司吋，莫启欧已不到部里上班了，有了什么问题，我和司里的同志们都会登门求教。杨纪琬老先生却是常来司里上班，并且在会计司也有他的办公室，还是因为办公室紧张的原因，我被安排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共设置了三张办公桌。
杨纪琬老先生的桌子临窗，他对面的办公桌是会计司司长老魏的，我的那张办公桌是靠门边放着。老魏病休期间，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基本上属于杨老我们两人的。虽然办公条件今非昔比，但是，与中国会计界的大师杨纪琬能同处一室，一直被我视为人生的一大幸事，更何况，从杨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中，从他对会计改革的关注与支持中，我也受益匪浅。
元月4日，魏克发司长主持召开全司处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他宣布我担任会计司副司长，并对今后工作进行了分工：我分管二处三处、四处和办公室，而他自己除了全面负责之外，还分管一处和培训处。
会计司共分7个处，我一下子管了4个处。这些处室的工作主要涉及会计制度，包括工业、商业、外贸、建工、涉外会计制度的设计、修订和解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几个处的工作，基本上代表了会计司管理会计制度的主要工作。
分工结束，我当即就非常诚恳地表了态：“虽然我是学会计出身的，也干了20多年财务会计方面的工作，但是长期呆在基层，对全国的情况还不是十分熟悉；同时，全国范围的工作也不同于一个省的工作，点多面广，政策性强。这样的分工让我确实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
没等我把话说完，魏克发司长就把话接过去了：“老张啊，担子确实不轻。部里这次从基层调你上来，就是让你来挑重担的。当然，你也有一个适应和熟悉的过程，我们有这么多老同志，也还有这么多年轻的同志，我们会共同来做好会计管理工作，共同来完成会计改革的工作。同时我也还要帮助你，这些工作我相信你可以做好。”
我环顾了一下整个会场，在大家众多目光的注视下，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倒也是，在会计司，魏克发是司长，副司长蒋岗刚办退休手续，副司长除了我之外，已经别无他人了，这些重担我不担，谁又来担呢?
散会后一回到办公室，就有人送来签报请我批阅。
我仔细地看完后，认真地写上我的意见，并郑重地签上我的名字：“张汉兴，1989年元月4日。”
第一章 风生水起
1．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表
1988年，刚刚步人财政部会计司，我就被两件棘手的事所困扰。
第一件事发生在北京。
会计司接到铁道部的一个请求：让会计司主管工业会计制度的同志帮助他们设计有别于现行工业会计制度的一套会计报表。
本来，会计司是行业会计制度的国家最高主管部门，设计会计报表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是，当会计司二处了解事情的原委后，也开始犯难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8年前后，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务院制定了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方针政策，由于资金短缺，铁道部决定向世界银行申请100多亿元的贷款，用于铁路建设。在经过前期的几番磋商之后，世界银行初步同意了这笔贷款，但是在接下来的洽谈中，却“卡了壳”，这“壳”卡的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卡在铁道部提供给世界银行的会计报表上。
按照国内通行的做法，铁道部以“资金平衡”的模式做了一套报表，但世界银行的专家却不认这个“账”。老外一脸茫然地说：“我看不懂你们的会计报表，我们要的是按资产负债表方式做的会计报表。”
在当时，除极少数行业外，资产负债表对许多国内的会计人员来说，这是从未过的事情，也是当时会计制度所不允许的。100多亿元的世界银行贷款一下子成了无从下口的刺猬。
铁道部不愿意丢掉这100多亿元的贷款，只好向财政部会计司“求救”。
不要资金平衡表，而要资产负债表，这也给会计司提出了一个难题。资金平衡表是财政部主持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在中国执行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外国人就把它推翻了呢?这个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呢?关键是按资产负债表模式改革会计制度，是我们准备做的，一下子改过来，会涉及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和现行所有行业会计制度。
尽管在思想上想不通，也尽管有诸多的顾虑，但是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100多亿元的贷款因为一张报表而“泡汤”吧！无奈之下，会计司和铁道部想了一个“辙”：按照资金平衡表的数字再搞一个资产负债表。
毫无疑问，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一个临时拼凑的东西，许多数字的来路不明，归类也不科学。
尽管后来这份临时拼凑的会计报表几经修改，通过了世界银行的审查，最终得到了这笔贷款，但是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也催生了我们改革会计制度的决心。
无独有偶，第二件这样的事在上海也发生了。
上海飞乐公司是上海最早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公司的业绩不错，几年内生产规模也得到了扩大。为了追求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决定发行B股，在香港上市。
但是，当上海飞乐公司将自己的资金平衡表提供给香港方面时，香港方面对此也不认同。
又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上海飞乐公司请来美国安达信会计公司来给自己按照香港方面的要求编制一套会计报表，当问及报酬时，安达信会计公司开的价钱让飞乐公司的人直咋舌：“320万港元。”
后来，几经谈判，以180万港元成交，这就是一张“资产负债会计报表”的价值，另外，这又何尝不是“资金平衡会计报表”的损失呢?
当时，在中国，这样的例子远不止这两起。
高尚全同志在他的《中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文中就十分关注此类问题。
高尚全在文章开篇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形成的。这种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启动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暴露出来。其弊端主要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政企不分，企业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排斥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在分配上是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近日，张汉兴同志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写的一本书就要在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听了，为他感到高兴，也为立信会计出版社感到高兴。他的这部书稿我曾经看过，我被书稿流畅的文字、动人的故事所吸引，从字里行间读到了一种情绪，一个老会计工作者对中国会计工作的热爱之情。我与汉兴因会计改革而相识，并有过较多的交往。他那时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主抓全国的会计改革，也为之而殚精竭虑；多年之后，我从书中仍然能感受到他昔曰的情怀。
《会计风暴》以作者亲身的经历讲述了1988～1993年中国会计改革的全过程。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88～1993这五年是中国会计改革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轨，国企正面临着转制，会计制度也正面临着是否与国际接轨的选择。作为财政部会计司主抓会计改革的副司长。张汉兴十分尊重会计界同仁的意见和建议，他和他的同事们克服重重阻力，极力主张中国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那时，我便有所耳闻，这次读这本书稿，更进一步了解了会计改革中的许多细节．也进一步了解了汉兴的许多不易。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会计改革的最终成功．是由于许多会计工作者的努力，这其中也有汉兴的努力。